賀海波：為了糧食安全，鄉村幹部被逼成了種田大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賀海波】

前段時間，筆者在中部A省D鎮調研，鎮委書記反饋，鄉村幹部現在都被逼成了種田大户，最多的種了100多畝，少的種了30-40畝。

A省種早稻是承擔了國家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今年國家給A省下達了早稻種植面積1800萬畝的硬指標。截至四月底，A省全省累計安排早稻扶持資金15.6億元，早稻種植已達1833萬畝。

任務已經圓滿完成了，但就基層調查來看，讓農民種植早稻存在諸多困境。與一般幹部訪談，他們就多次提到動員村民種早稻很難。

講政治只能動員基層幹部，無法動員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農民。而農民不動，只依靠鄉村幹部種地，也很難持續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

一個鄉鎮早稻種植的現狀

A省D鎮屬於早稻種植推廣的重要地區，去年和今年全鎮都將早稻種植作為三四月份的中心工作，鄉村兩級幹部全力以赴推廣早稻種植。

下面是三個村莊的不同情況。

水村，共計1430畝耕地，其中種油菜700多畝、徵地200多畝、污染80多畝，還剩300餘畝地需要種早稻。

經過大力動員，今年全村村民種了100多畝。主要有三類村民種了早稻：一類是與村幹部沾親帶故、關係還不錯的村民；一類是為人憨厚的村民，村幹部上門做工作，不好意思推遲；最後一類是隨大流的村民，看見別的村民種了，自己也跟着種。剩餘的130畝左右，實在動員不了村民耕種，由村幹部中的“三大頭”（書記、主任和會計）聯合耕種。

溪村，去年經過走村入户做工作後，仍有80多畝地的種植任務無法完成。這些地大多是冷水田、冬閒田和長期拋荒田，最後由駐村幹部、村幹部以及村民小組長聯合耕種。

駐村領導帶頭，每人拿出5000元，共計7萬餘元作為耕種成本。由一名村支委委員專門負責，全程市場化運作，請人育秧、插秧、抽水、翻耕、收割、打藥等，最終拿回成本後，每人分了300斤穀子。

賢村，約2800餘人，30%的人口到縣外務工，有200-300人在附近打工，大多數是老人，在家種地。全村共計1800畝土地，被徵200多畝，實際耕種1500多畝，最後有100多畝由村幹部代耕種植早稻，主要是請人種植，人工費先欠着，等收穫後兑現。駐村幹部表示，在去年早稻種植期間，村裏“三大頭”天天從早到晚忙抽水。

筆者調研的村莊（作者供圖）

由此可見D鎮動員村民種植早稻的工作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動員比較困難。主要靠關係動員，無法使用行政命令，在外務工的村民基本不會返鄉種植早稻。

二是大多數村幹部會代耕。在最大限度動員之後，村莊內部仍然存在大量無人耕種的劣等田，鄉村幹部因此不得不代耕那些無人耕種的土地。

三是村幹部種地大多數實施市場化操作。幾乎在各個生產環節均僱工完成，至於市場無法解決的抽水環節，則由村幹部兜底。

四是村幹部處境尷尬。鄉村兩級幹部處於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的銜接處，在上壓下頂的環境中，既要講政治，向上不能討價還價，又要維護農民權利，向下不能採取強制措施來改變基層社會“半工半耕”的穩定結構，因此動員空間有限，不得不向自身尋求解決辦法。

動員村民種植早稻的多重困境

大部分農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講政治，他們在乎的更多是自己的總體收益。而農村基層社會很難動員，主要原因正是在於一些結構性困境會降低農民的總體收益。

首先，水利困境。

D鎮位於A省西部，年降雨量充沛，每年降水集中在5-8月份，正是中稻種植和生長時期，“種中稻靠天收”，已經成為當地農業生產的密碼。也正因此，當地水利體系早已破敗。

現在要求種植早晚稻，早稻前期和晚稻後期均處於枯水期，需要抽水澆灌，而年久失修的水渠體系無法承擔灌溉重任，要想恢復並非易事，短期內無實現的可能，必須依靠種植者自己解決用水問題，比如可能要拉幾里長的水管才能夠得上水源，但這需要投入當前農業生產無法承受的巨大勞動力成本。

其次，家庭勞動力配置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餘年的發展，我國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勞動力可以在全國市場上自由流動。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當前已形成“半工半耕”這一比較穩定的家庭勞動力最優配置。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獲得相對豐厚的務工收入，老弱勞動力在鄉務農，獲得相對基礎性的務農收入，兩者相互補充，共同支撐起農民相對充裕的生活，也為城鎮化提供了資源。

種植早稻晚稻，尤其是在七月份雙搶時節，僅靠在村的老弱勞動力無法完成任務，需要投入大量青壯勞動力。若讓青壯勞動力返鄉參加雙搶，從經濟來看，一畝地收益兩三百元，僅相當於在外務工一兩天的收益；從就業來看，城裏工廠生產和商業運轉不能停，青壯勞動力回鄉雙搶再返城，極可能會失去原來的崗位，需要重新找工作。

換言之，讓農民種植早晚稻，會打破農民家庭勞動力最優配置結構，給農民造成巨大損失。

最後，不同種植結構的比較收益困境。

就種植結構來看，農民也不願意改變原有種植結構。農民本來種植中稻和油菜，中稻每畝可收穀子1000斤，1.3元/斤，毛收入在1300元/畝；油菜每畝可收65斤左右，17元/斤，毛收入為1105元/畝。兩者收入相加，毛收入為2405元/畝。

如果種早晚稻，一季每畝可收700斤穀子，1.2元/斤，毛收入為840元，雙季的毛收入為1680元。比較來看，一畝地毛收入就少了700~800元；如果考慮到種雙季稻勞動力投入更大，比較收益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

簡而言之，種早晚稻，沒有種中稻油菜收益高，且存在灌溉困境，還要打破家庭勞動力最優化配置，降低家庭的生活質量。

坦白説來，雖然種植早晚稻，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但這年頭比起講政治，大多數農民還是更看重現實比較收益，更願意先算算經濟賬。

鄉村幹部被逼成種田大户，但並不可持續

處於科層體制壓力下的鄉村幹部必須得完成上級下達的種植任務，但是農村基層社會在比較收益沒有吸引力和不可能使用強制手段的情況下，並不容易動員。當動員能力發揮到極限後，鄉村幹部為了完成政治任務，不得不自己種地。

鄉村幹部本來有自己的生產生活，沒有多餘的時間種地，為此不得不走市場化路徑，僱工種植，但眾所周知，農業收益基本上就是村民投入的勞動力收益。

現在村幹部將耕種環節——育秧、插秧、抽水、翻耕、收割、打藥等——全部市場化後，每畝收益僅為50元左右，基本上是組織生產的勞動投入的收益。這還是風調雨順、沒有出現任何自然災害情況下的正常收益，如稍有差池，就可能虧本。

除了市場化耕種外，收益有限還與土地質量及細碎化有關。

鄉村幹部種的地，都是村民不願耕種的劣等地。這些地是所謂的冷清田、低窪地等，有的甚至是長年拋荒、剛剛投入大價錢用挖掘機改造過來的生田。種這些田，投入大產出少。另外，這些田都是村莊土地的邊角餘料，位置偏僻，嚴重細碎化，耕種起來極不方便，需要投入更多機械、人工等，效率極低。

因此，鄉村幹部被逼成種田大户，是當前經濟社會條件下為了完成國家政治任務的權宜之計，並不可持續。若長久如此，無疑會使鄉村治理體制和主體不堪重負，從而削弱基層治理力量。

可能的解決辦法

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我國人口已超過14億，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 9億餘人，佔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 5億多人，佔36.11%。城鄉人口變化表明，我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主體和農村的人地關係均發生了變化。農業生產，尤其是大田作物生產，已處於維持型生產狀態。

動員進城農民返鄉種地，改變當前的城鄉關係，很難也還沒有必要；單靠村莊內部老弱勞動力，也很難完成種糧的政治任務；而將鄉村幹部逼成種田大户，只能是權宜之計。

無論是從眼前計，還是長遠來看，要解決動員困境，達成種糧指標，都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

隨着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深入發展，我國農村生產力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勞動者來看，原來以青壯勞動力為主，現在以老弱勞動力為主；從生產資料來看，原來是靠人畜使用犁鋤鐮等傳統勞動工具為重，現在以旋耕機、插秧機和收割機等機械化工具為主。

在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兩個要素髮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勞動對象——土地卻仍然是四十年前按遠近肥瘦高低等搭配的插花地，甚至將大田拆分為小塊。現在即使機械化耕種這種土地，仍然需要消耗大量勞動力，從而降低了機械化規模生產應有的生產效率，增加了機械化生產的成本。

因此，當務之急是在穩定家庭承包權的基礎上，通過放活經營權調整土地，實現“小田並大田”。在插花地上耕種，只能使用小型機械，“小田並大田後”，就可以使用中型甚至大型農機等。

此外還可以提高打藥、灌溉等日常管理的時效，從而解決土地細碎化帶來的耕種不便利和低效率問題，讓老人也可以耕種一定數量的農田。

第二，進一步完善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

自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在很多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組織逐漸放棄了維修水利設施和生產道路，當前這情況已成為農村生產的巨大障礙。

筆者在全國各地調查時發現，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近幾年通過項目化運作有很大推進，但是遠沒有建立起完善成體系的農業生產設施。

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渠硬化，主要是為了應對鄉村振興的檢查，在大路兩邊就修建得比較好，而偏遠農田仍然是土渠；在一些山區，生產道路還沒有修到田頭，機械無法下地，而造成田地拋荒。

國家需要投入資金完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至少達到水通路通，為小農户生產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樣才可以改變當前的人地關係，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第三，發揮市場調控的槓桿作用。

農業生產並不是一個孤島，而是鑲嵌於全國整體市場之中，當前農民種糧沒有積極性，主要是在當前種地比較收益遠低於務工收益。在糧食出現安全問題時，通過適當提高糧食價格，增加實際耕種者的補貼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民種地積極性。

總而言之，通過講政治迫使鄉村幹部成了種田大户，這是對鄉村治理體制的過度消耗，透支了未來的治理資源。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不能長期靠增加基層的壓力，更多要從促進農業生產的角度出發。而時至今日，講政治固然依舊重要，但不能也不宜完全忽視市場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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