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將出現穩定的世界新格局
【文/ 林毅夫】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100年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是為了民富國強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共產黨領導下，經過28年艱苦奮鬥，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發展保持着平均每年9.2%的增長速度，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瞭如此長的時間，這在人類經濟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奇蹟，中國人民也因此富了起來。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貿易總量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中國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過去40年，中國減少了8億貧困人口，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這些成績，都是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
從今年開始，我們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新徵程。新徵程裏有兩個階段性目標：一個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GDP總量或城鄉居民收入在202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另一個是到2049年建國100週年時，中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這兩個目標時強調，我們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我從經濟學的角度談一談為什麼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判斷，最早由總書記在2018年6月份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什麼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經濟學家同時也相信馬克思主義，我認為最好的解釋要從經濟基礎的角度來説。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當時的“八國”是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這八個國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工業化國家，其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世界總量的50.4%。
現在國際上也有八國集團，“八國”是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加拿大。相較八國聯軍時期，奧匈帝國在一戰後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在二戰後崛起的新工業強國加拿大。2000年，八國集團的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世界總量的47%，其中實力最強的美國佔21.9%。因為經濟是基礎，所以整個20世紀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格局都由這八個工業化國家所主導。但是到2018年，八國集團GDP總量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下降至34.7%，只比三分之一稍微高一點，八國集團由此失掉了主導世界格局的能力。最明顯的變化是，當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八國集團已無力應對，被二十國集團所取代。
八國集團在世界經濟比重的下滑，主要原因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2000年以前，中國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還較低，所以儘管當時中國的發展速度也很快，但對世界的影響並不大；2000年之後，依靠較大的經濟基礎加上較快的發展速度，中國的經濟規模上升得非常快，到2014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中國現在是全球12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是70多個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這意味着對全世界95%的國家而言，中國不是第一大貿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貿易伙伴。
這些變化引起了美國的強烈不安。於是美國在奧巴馬時代提出了“重返亞太”，計劃把美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和航空母艦調配到亞洲。此舉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目的是圍堵中國。到特朗普時代，美國刻意針對中國的行為變本加厲，發動貿易戰和科技戰，對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的指責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舉動，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的發展。拜登上台以後，美國因中國崛起而產生的不安情緒不會改變，最多是對中國發展的遏制方式有所不同。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矛盾衝突必將給世界發展帶來不確定性甚至挑戰，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生的主要原因。
何時迎來穩定的世界新格局？
既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生是因為中國崛起，要走出這一變局也只能通過中國的繼續發展直到中美關係達到新的平衡。我認為，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穩定的世界新格局就將出現。由於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那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當然，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存在差異。中國經濟發達的“三市五省”（北京、天津、上海這三個大城市和東部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人口四億多，到那時的人均GDP和經濟規模都將與美國相當。如果這八個地區的人均GDP與美國相當，就意味着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與美國相當，勞動生產率水平又意味着科技和產業的先進程度。所以到那時，美國將失去對中國的卡脖子技術優勢。
同時不要忽略的是，中國還有十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時，該地區的經濟規模也將與美國相當，而人均GDP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到那時，中西部地區仍舊處於經濟追趕階段，仍在後來者優勢，有希望保持更高的發展速度。
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中美關係會步入一個相互接受、和平共處的新階段。理由是：首先，美國失去了卡中國脖子的技術優勢；其次，當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兩倍，美國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最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美國為了國內就業和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市場。
中日關係的變化就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先例。作為八國聯軍和八國集團的成員國，日本在整個二十世紀都是亞洲的領頭羊。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大經濟體，日本右派感到失落，試圖製造釣魚島事件激怒中國，以打亂中國的發展節奏。但中國不為所動，保持快速發展，如今經濟規模已經達到日本的2.8倍，日本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而且日本為了國內就業與經濟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市場，中日關係又開始緩和。
因此，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只有通過進一步發展來走出困局。
中國未來發展的兩大優勢
問題是，中國進一步發展還有多大的潛力？還能不能再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對此，新結構經濟學做了很多研究。
我們要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能不能增長，首先要了解增長是怎麼產生的。增長是指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前提條件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兩個優勢。
一個是後來者優勢。我們現在的人均GDP剛超過1萬美元，而美國是6.5萬美元、德國是4.8萬美元、日本是4.1萬美元、韓國是3萬多美元，中國與他們的差距還很大。人均GDP的差距代表了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而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又代表了技術和產業先進程度的差距，這意味着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追趕。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相當穩定，平均每年維持在3%-3.5%的增長速度。這其中，2%來自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1%-1.5%來自人口的增加。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兩三倍，就是因為我們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發揮了後來者優勢，利用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引進先進技術後消化創新。由於創新成本比發達國家低，我們的發展速度也比發達國家快。
另一個是換道超車優勢。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經濟出現後，產品的研發週期變短，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在人力資本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並不大，甚至還有優勢。人力資本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天才，另一部分是後天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人。天才的數量在任何國家都大約佔到總人口的1%。作為人口大國，中國擁有天才的數量當然也應該是世界第一。後天教育方面，這些年我國在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各個階段的教育水平都提升很快，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已經很小。因此，對於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大數據、互聯網行業等新經濟，中國比其它國家更有優勢。
兩大優勢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意義重大。
從後來者優勢來看，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代表了我們經濟增長的潛力。中國2019年的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有美國的22.6%，相當於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時相對於美國的發展水平。由於利用了後來者優勢，德國從1946年到1962年實現了連續16年平均每年9.4%的增長；日本從1956年到1972年實現了連續16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長；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實現了連續16年平均每年9%的增長，且韓國在1998年還因遭遇東亞經濟危機而出現過負增長。參考德國、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如果我們也利用好後來者優勢，中國也有連續16年平均9%的增長潛力。照此發展速度，我們到2035年翻一番的發展目標完全可以實現。
再看換道超車優勢，這一優勢對當時還未出現大數據和互聯網行業的德國、日本和韓國而言都不具備。換道超車以發展新經濟為基礎，新經濟的一個很重要特徵就是出現獨角獸企業。一家創業公司成立不到十年，尚未上市，但市場估值已經超過10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獨角獸企業。2019年全世界擁有484家獨角獸企業，中國206家、美國203家；2020年全世界有586家獨角獸，美國233家，中國227家。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發展這些研發週期短、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新經濟，中國和發達國家有條件直接競爭。如果以生產軟件產品為主，中國還具備世界上最大的軟件產品應用市場的優勢；如果以硬件生產為主，中國也擁有全世界最好的產業配套。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潛力影響有限
儘管具備上述發展優勢，我們也必須正視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帶來的挑戰。最新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已經出現了老齡化問題，我們會不會也像其它老齡化國家一樣面臨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的風險？對此，我們必須有以下兩點正確認識：
第一，世界上其它人口老齡化國家都是發達國家，除了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出現老齡化問題。
第二，為什麼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後經濟增長速度會急劇下降？老齡化最重要的含義，是人口和勞動力停止增長。在過去一百多年，發達國家保持着平均3%左右的增長率，其中由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為2%，由人口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為1%。如果像美國這樣能吸引大量外國移民的國家，其人口增長還會超過1%，所以它過去的經濟增長保持在3.5%左右。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人口老齡化，經濟增長中由人口增長帶來的貢獻就沒有了，只能全部依靠勞動生產率增長，這意味着該國經濟增長的能力會降低30%-40%，所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其經濟增長率一般會從3%下降至2%。
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人口增長將於2030年停滯。然而，即便失去了人口和勞動力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國未來發展也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發達國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只能依靠自己發明新技術、升級新產業，勞動力減少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很大。中國處於追趕階段，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引進、消化、吸收先進技術並完成產業升級，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
同樣以德國、日本和韓國為例，德國從1946年到1962年的16年裏，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為9.4%，其中人口增長率為0.8%，勞動生產率增長為8.6%；日本從1956年到1972年的16年裏，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為9.6%，其中人口增長率為1%，勞動生產率增長為8.6%；韓國從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裏，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為9%，其中人口增長率為0.9%，勞動生產率增長為8.1%。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的確會有影響，但就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而言，這一影響不過是使增長率從9%降至8%。這也是我常説的，到2035年之前中國每年仍然具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的原因。
面對美國“卡脖子”不用太悲觀
利用後來者優勢是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有人還會問，現在我們被美國卡脖子了，當不能從美國引進先進技術後，我們的增長潛力會不會大大降低？
我們知道，世界上擁有先進技術的發達國家並不是只有美國。如果其它發達國家的高科技企業不把產品賣給中國，它也會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是在“自殺”。因為高科技企業的研發成本非常高，市場越大產品盈利才會越多，才能保持高額的研發投入。像芯片這樣的高科技產品，30%的市場都在中國，如果企業無視中國市場，該行業就有可能從暴利變為低利甚至虧損。
而且高科技產品的特性是迭代特別快，企業必須保證大量的研發投入來維持產品的先進優勢，而大量的研發投入離不開用企業盈利來做保障。因此，美國卡中國脖子的行為實際上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如果單純從企業利潤考慮，我相信沒有一家美國企業不願意把產品賣給中國，主要是美國政府不讓它們賣。
同樣擁有高科技的德國企業就不會面臨美國企業的困境。德國總理默克爾與特朗普見面或者與拜登通電話時一直在表示，德國既希望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也希望維持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同理，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的高科技企業也是如此，因為它們並不想為了維護美國的世界霸主而失去龐大的中國市場。
如果美國擁有某些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先進技術，又強制不賣給中國，怎麼辦？我的觀點是，這樣的技術可能有，但不會太多。既然不多，那我們就用新型的舉國體制集中力量去完成技術攻堅。以我們現在的經濟、科技和產業實力，短則一兩年、長則三五年，都有希望突破。
這裏我講一個故事。上世紀80年代，民營企業被允許進入到一些國計民生行業，河北廊坊新奧集團的創始人王玉鎖就抓住機會進入了賣煤氣的行業。居民燒煤氣後需要買煤氣罐來儲存煤氣。當時生產煤氣罐缺少鋼材以及鋼瓶收口的技術。剛開始中國不能造鋼鐵，天津鋼管廠成立後解決了鋼材問題，但是鋼瓶收口技術仍然沒解決，國外也只有美國和加拿大少數幾家企業能生產。王玉鎖找到美國一家企業，希望對方技術入股，由他來投資生產，共同抓住中國市場的機遇。這個美國老闆當即表示，“跟你合資生產後我是有飯吃了，但是我兒子可能以後就沒飯吃了，為了我兒子有飯吃，我不能跟你合作”。遭拒後，王玉鎖只能自己組織研發力量來攻關。他找到7個碩士和博士參與技術研發，結果短短7個月就攻克了鋼瓶收口技術。那位當初拒絕王玉鎖的美國老闆非常後悔，“我要是跟你合資生產，固然我兒子以後可能沒飯吃，但至少現在我有飯吃，而你自己能生產後連我都沒飯吃了”。
回到當下，我們生產芯片的關鍵技術——光刻機技術掌握在荷蘭ASML這家半導體設備製造巨頭的手裏。就在一個多月前，ASML的CEO表示，如果現在不把光刻機技術賣給中國，大概三年以後中國也能攻克這個技術難關，一旦中國掌握了這個技術，其生產成本就會比國際上低，那時候ASML有可能因此退出世界光刻機市場。
綜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引發的中美摩擦會持續很長時間，但我相信，中國經濟在2035年之前仍然具有每年8%的增長潛力。即便我們要應對人口老齡化、碳達峯、碳中和、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等一系列問題，中國也還有至少6%的增長速度，來保證實現總書記提出的2035年GDP總量在2020年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到2025年，中國就可以跨過14535美元的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屆時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從現在的18%翻一番至36%。到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即使按市場匯率計算，也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從2036年到2050年，按照我前面分析的中國擁有的後來者優勢和換道超車優勢，在每年6%的增長潛力下實現4%的實際增長遊刃有餘。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可以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經濟發達地區“三市五省”的人均GDP與美國水平相當，中國將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美關係也會因此達到新的平衡。
用中國經驗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
中國持續發展對世界經濟的意義是什麼？
第一、對各國企業而言，最大的發展機遇還是在中國。自2008年起，中國每年對世界的增長貢獻達到30%，未來的中國也一定會繼續成為世界的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市場，對世界增長的貢獻也一定會保持在30%甚至更高。
第二、中國經驗可以形成新的理論，更有效地幫助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前面我講到，1900年八國聯軍GDP總量佔比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八國集團GDP在全世界的佔比仍然維持在47%。這説明，發展中國家在這100年裏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GDP總量也僅僅提高3.4%，並且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率比發達國家高，這意味着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越來越大。
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政治領袖和企業家無不希望追趕上發達國家，但為什麼經過100年的努力最後還是基本失敗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發展思路不對。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大都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但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因此發展成功，少數幾個成功的國家或經濟體都是在發展過程中堅持了自己的特色道路。
我講新結構經濟學時談到，發達國家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以發達國家理論產生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為前提條件，發展中國家並不具備那些前提條件，因此照搬理論就出現了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後果。如果中國最後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發展中國家一路走來，我們應該把這些經驗總結出來形成新的理論。同為發展中國家，來自中國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會比發達國家的理論更具參考價值，可以更有效地幫助發展中國家抓住機遇、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目標。
我相信，以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作為參照，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可以實現。那時，世界市場會更大，企業家們的機會也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