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恰是今日之中共，成功應對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大黨，其命維新之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茂松】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重大歷史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的重要講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黨、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的莊嚴宣言、莊嚴承諾，同時也是向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的老一輩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烈士，向近代以來的所有仁人志士，向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歷代先聖先賢、民族英雄豪傑的致敬。這一切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所擁有的“百年大黨，其命維新”這一高度自覺的歷史文明意識。
一、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百年大黨的“可大可久之道”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乃是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領導着14億多人口大國、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百年大黨。大黨之為“大”，是“大就要有大的樣子”；百年是“久”，百年大黨意味着大而能久。既大且久，則必有其理，必有其道，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而這也正是中國文明傳統一以貫之的文明原理。中國共產黨自覺繼承中國文明傳統並發揚光大，這就是毛澤東所説“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即“其命維新”。“維新“之要義，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
“可大可久之道”也意味着自覺的深厚歷史意識。故欲究百年大黨何以能大而又能久之道，則必須在大歷史、文明史的視野下觀其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就是要在文明史、大歷史視野下，深刻思考中國共產黨是在怎樣的歷史大勢、國內國際形勢下產生的？中國共產黨又是如何發展、壯大，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中國共產黨能夠發展、壯大，又是看到了在歷史中潛藏的什麼社會力量，依靠着什麼社會力量？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事業又是怎樣的事業，又如何是正義的事業、偉大的事業？這一切的目的，乃是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守住黨領導人民創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世世代代傳承下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大可久之道。
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片來源：新華網
二、“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共產黨對於近代遇到的國家困境、社會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的克服
大國要有歷史，要經歷起落，中國文明在歷史上經歷了一次次興衰起落，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的文明危機，這主要是來自北方遊牧民族及其草原帝國的衝擊，但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每一次都能衰而復興。
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及其背後西方文明的侵略，面臨着文明困境、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三重困境，這也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遇到的三重困境。如此我們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到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是“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
中國共產黨正是為解決這三重困境應運而生，毛澤東總結黨的創建的歷史時説：“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解決文明困境的問題要先通過解決最大的國家困境的問題，然後是解決社會困境的問題，最終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對內外敵人的雙重革命性質，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使得國家獨立、人民解放，解決了國家困境。中國的革命、人民解放戰爭也是通過最廣泛的社會組織動員的方式，同時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社會革命，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所發揮的高度組織力、凝聚力，中國共產黨深深地融入於社會。
新中國的成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國家就要解決社會問題，以解決社會困境。這個過程中也走過一些彎路，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也製造了一些新的問題。改革開放的今天雖然有有錢人與窮人，但再也沒有強固的資產階級力量。中國雖然開放市場、金融，但也不會放任資本的野蠻生長，因為這樣的話，最後必然會走向美國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也不會讓國內資本成為跨國資本的買辦，因為這樣的話，中國就可能在實質上、結構上回到舊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為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原因所在。馬克思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結構，所以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形成過程中始終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存在，但在實踐中具有中國化的品格。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以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式完成現代化，同時也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現代化所有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結合為一體、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將形塑新的文明，這就是對於近代以來文明困境的克服。中國近代文明困境、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三大困境至此徹底克服，中國共產黨成功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建構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新文明，在長時段而言將取代西方過去五百年文明，開創未來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新的千年文明想象。
唯有在中國共產黨開創新文明的意義上，建黨百年之際，今天的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提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改變了五千年中國歷史方向的重大歷史論斷，他説：
“一九二一年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
三、中國共產黨高度自覺的文明意識：憂患鍛鍊鬥爭精神，憂患檢驗磨練“初心”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根本上是必須完成文明的復興。歷史、人民為何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是在於中國共產黨人具有高度自覺的文明意識、歷史意識。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意識是一種歷史憂患意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是生於憂患、成長於憂患、壯大於憂患的政黨”，歷史憂患意識貫穿於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曆史。
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憂患、危機中鍛煉出“永遠奮鬥”的“鬥爭精神”。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經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長征途中的湘江血戰、抗日戰爭時期日本殘酷的大掃蕩、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等各種內憂外患的挑戰，在新中國成立後經歷了抗美援朝、美國封鎖、蘇聯成兵百萬等外患的挑戰，改革開放時期則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初美國製裁，新時代則遇到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以及去年的抗疫，但中國共產黨越是在憂患中，越是能激發出其內在的鬥爭精神與鬥爭能力，誠如孟子所言“生於憂患”。
《毛澤東選集》“是血的著作”
毛澤東20世紀60年代曾説《毛澤東選集》“是血的著作”，《毛澤東選集》可以説無一字不是偉大的鬥爭精神。習近平總書記精闢地總結鬥爭精神貫穿於百年黨史：“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鬥爭中誕生、在鬥爭中發展、在鬥爭中壯大的”。“憂患”與“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辭典中可謂是孿生詞。
這種憂患意識還體現在中國共產黨行將解放全中國時，毛澤東極端冷靜地提出上京趕考與“兩個務必”，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新的趕考”。憂患意識包含着安不忘危與轉危為安的安危互相轉化的兩面性，故而“生於憂患”的反面則是“死於安樂”。
中國共產黨的憂患意識深深植根於中國文明傳統，作為五經之首的《周易》被認為是“憂患之書”，憂患考驗、鍛鍊、增進着德性；而德性的本源所在，就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憂患意識一體相生的中國共產黨的“初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深深植根於中國文明傳統。“初心”是發心、發願，發的是宏大誓願。
初心是覺悟之發心，首先是自我覺悟，進而是要引導廣大眾生覺悟，也就是普度眾生，這尤其是中國大乘佛教之根本要義所在。《大智度論》説：“初心未攝，未能深愛眾生故。”《宗鏡錄》説：“若離初發心，則不成無上道。所以雲一切功德，皆在初心。”佛教之初心，與儒家、道家的赤子之心是相通的。《孟子·離婁下》説：“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道德經》説：“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原本來自梵語的初心被翻譯為“人之初性本善”之“初心”也是有所取自儒家。
“初心”不止來自於佛教中國化的中國大乘佛教、來自於儒家、道家，在根本上更來自於《五經》之首的《周易》，這就是《周易》首卦代表創生天地萬物的乾卦卦辭所説的“元亨利貞”之“元”。“元”代表初始，是純粹、至善、無私的初心、仁心，“亨”是事業的不斷亨通廣大；唯有葆有“元”之初心，方能至於廣大。事業大發展則有大利益，“利者，義之和”，“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天下最廣大百姓的普遍利益、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純粹利他而毫無特殊利益的；“貞”是慎終如始、永久保持初心。
“元亨利貞”作為整體，唯有始終保有初心，方能“可大可久“。“元亨利貞”是不僅大還要能久的可大可久之道。這是來自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大心量。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之純粹，使得中國共產黨能由1921年的五十幾位黨員而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發展成為今天世界第一大黨、第一強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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