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今天，我們還需要靠海外風投來發展國內科技行業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滴滴一下，美好出行。”
這個廣告詞當年被滴滴公司用來宣傳自家服務的高速快捷，那時候一定沒有人想到滴滴在赴美上市的過程中倒真是創造了中國網絡公司在美國上市的最快紀錄：從公開遞交招股書到在美國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滴滴僅僅用了20天，而絕大部分公司上市通常都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而滴滴上市僅三天就被國家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進行安全審查，隨後滴滴公司的幾十款app均被下架，然後國家七部委聯合進駐滴滴公司進行現場調查，滴滴的股價也在這短短几天內跌去了三成多。
在7月10號發佈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修訂徵求意見稿裏，新增的內容包括，要求掌握超過100萬用户個人信息的互聯網企業在國外上市之前，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隨後，正在準備赴美上市的Keep、小紅書等科技公司都宣佈暫緩海外上市的計劃。
既然國家已經開始對滴滴公司進行正式調查，在結論出來之前，我們也無法憑空猜測滴滴具體出現了什麼問題和風險。但是隨後這一批中國科技公司暫緩赴美上市的決定，卻帶出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多中國的科技公司會優先選擇海外上市？
對於這些公司來説，一個重要的考量當然是融資數額。美聯儲大放水之後，大量熱錢湧入美國股市，許多新創公司雖然還沒有什麼盈利，藉着這個風口或是直接上市，或者是通過併購借殼上市，這些中國科技公司自然也想要趁着這一波熱潮趕緊分一杯羹。
還有一點，則是這些科技公司的早期股東里有着大量的海外資金，比如多輪融資後的小紅書的股東中除了阿里、騰訊、真格基金這樣的國內資本，更有紀源資本這樣的海外資金，而由於國際資本流動的便利性，許多在國內創立的投資基金背後的資金來源也可能是來自海外。
對於這些海外資金來説，投資高速成長的中國科技公司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賺錢，所以最終退出的時候這些股東會推動公司前往海外上市，方便他們的資金跨境流動，避開人民幣依然不能全面自由兑換的問題。能否順利退出，是風險基金投資新興企業決策中的一個關鍵要素。
或許很多人不知道，國內風險投資產業裏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竟然是一個國企。1985年國務院批准建立了中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86年國內出版的《科學技術白皮書》中就提到了要發展風險投資事業，隨後全國許多省份都建立了自己的創業中心。
然而，80年代的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既沒有風險投資的經驗，也缺乏法規制度來進行監管，更沒有成熟的資本市場作為投資退出渠道。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雖然對於當時的中國火炬計劃提供了不少資金支持，促使中關村科技一條街等園區的誕生和發展，最終這家公司還是捲入了高息攬儲，並使用高槓杆將資金投入當時剛剛建立的股市和期貨市場進行投機，結果資不抵債，在1998年被人民銀行破產清算。
當然，1998年那時正是美國加息週期的尾聲，雖然美國本國的互聯網泡沫還有兩年才要破滅，但美元升值已經戳破了大批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泡沫：全球範圍內比較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就包括東亞和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債務危機和拉美債務危機等。
雖然中國當時相對遊離於世界金融市場之外，受到金融風暴的直接影響很小，甚至還有餘力支援香港對抗索羅斯這些空頭，但是外部環境的惡化還是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國內經濟發展，導致國企就業問題以及國內銀行壞賬問題在這個時候也集中爆發。在這樣惡劣的宏觀環境下，內資風險投資產業的一時受挫只能算時代大潮下的一朵小浪花罷了。
而前面提到美國的互聯網泡沫既刺激了一大批國內創業者行動起來，紛紛建立企業應用互聯網改變中國經濟。同時一大批尋找下一個投資機會的海外資金也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而1998年成思危的提案《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也在政策上提供了進一步推動國內風險投資行業發展的關鍵動力。
從中國最早的互聯網門户如新浪、搜狐、網易，到今天的互聯網巨頭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字節跳動，這些公司在創業過程中也都得到了大量海外風險投資，有些創始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權而被掃地出門。
中國今天仍然需要解決互聯網巨頭帶來的負面問題，比如壟斷和用户隱私保護，但是過去二十年國內的互聯網行業對於經濟發展有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雖然整體上還落後於具有十幾年先發優勢的美國互聯網企業，但是在世界舞台上，唯一可以和美國互聯網企業掰一下手腕的也只有中國企業了。所以，來自海外的風險投資對於國內互聯網行業可以發展壯大到今天的地步功不可沒。
隨着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內資風險投資基金的規模和投資水平也越來越高，今天我們是否還需要依賴海外風險投資來發展國內科技行業？
過去幾年，國內的風險投資基金髮展很快，比如專門投資國內半導體企業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而較早在海外上市成功的國內科技企業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基金，單純從資金層面，似乎國內可以不那麼依賴海外的風險投資。
但是風險投資帶來的不僅僅是資金——在互聯網發展的早期，除了資金本身，海外風險投資帶來的更多是硅谷的科技發展路線和商業管理經驗，這些知識極大地促進了國內科技企業的做大做強。一個充分説明這些知識重要性的例子就是，華為的任正非多次提及花費四十億諮詢費從IBM學到的一整套公司管理體系，最終幫助華為完成了從一箇中等企業向科技巨頭跨越的歷程。
今天海外風險投資對於國內科技企業的幫助，則更多地轉向提供海外市場擴張的支持，幫助國內企業出海擴展市場提供建議和介紹合作伙伴。目前國內自己的風險基金還不能在這一方面完全取代海外資金。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提到，掌握百萬用户信息運營者國外上市須審查。
更重要的是今天國際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逆全球化的呼聲越來越大，如今中國面臨着供應鏈被轉移的風險，面臨着在國際銀行支付清算體系中被制裁的威脅，面臨着科技產品被禁運的現實，面臨着與世界資本市場的聯繫被切斷的危險……這些困難在今後很可能會進一步加重。
對此，國內最有效的政策選擇就是在保持底線和鞏固國內經濟循環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外開放，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結成命運利益共同體。已經實施的政策例子包括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國內開設全資子公司，放開外資進入人民幣債券市場投資，以及和其他亞太國家簽署推進RCEP自貿區協議。而鼓勵海外風險投資持續進入中國，為國內新興科技行業聚攏資金和知識，也應當是未來科技競爭政策的一個重點。
在這方面美國的風險投資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例如在美國航空航天行業，從2012年至今大概約有1480家初創企業通過風險投資獲得了近1867億美元的投資。這其中肯定有許多拿到投資的企業最終失敗，但是通過持續的投入，美國的私人航天企業也的確取得了不少技術突破，比如馬斯克的可回收火箭技術。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吸收外資不應當以損害國家網絡安全和大眾信息數據隱私為代價。經歷過滴滴事件，新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中不但應該規定科技企業在上市前接受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上市後也應當同意接受定期和不定期的複查。
此外，為了減少風險投資者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促使資金向未來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聚集，有關部門也應當儘快明確網絡安全審查的流程步驟和要求細則，給出具體的審查時限，這樣方便企業計劃將來的投資和融資決策。同時有關部門也可以經常性地向科技企業提供安全維護上的指導和教育，促使企業及時更新完善自己的安全措施，更好地達到和完成網絡安全審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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