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國為什麼能？我們開啓了經濟學理論新時代

李玲：

這次中國共產黨百年大慶的背景是新冠疫情，這次疫情可以説是近代全球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一個挑戰。目前，疫情已經造成全球超過1.8億人得病，死亡人數接近400萬，美國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得了病，3300多萬人感染，死亡人數超過60萬。

這次疫情既給中國共產黨百年大慶增加了一個時空座標，也讓我們反思，為什麼中國能？

回望共產黨百年的奮鬥，中國今天取得的成果，特別這次疫情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我覺得我們作為做經濟學研究的人，有點汗顏，因為實踐已經遠遠走在前面，而我們的政經理論提煉遠遠不夠。

去年，中國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經濟全面恢復，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2.3%，美國下降了3.5%。

我當時看到這個數據覺得一定出了問題，中國去年有小半年的時間，大家待在家裏做飯，而家裏做飯是沒有GDP的，因為家務勞動不是市場活動，而美國和歐洲他們一定要出去吃飯、喝咖啡，這些經濟活動使得他們有很高的GDP，還有去年年底，美國的死亡和感染病例需要治療，也創造了GDP。

我們感染人數一共不到8萬人，死亡人數4000多，也就是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這些正面效應都不在GDP裏反映。

所以，去年我帶領我的團隊，我們嘗試做了一個關於中國抗疫的經濟收益的研究，中國成功控制住疫情，對比國外避免了多少發病率、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按生命價值表來算，創造了多少價值。

算出來的結果我們自己也嚇一跳，這個數字太大了，但在現實中這些不反映在我們的GDP裏面，也就是説目前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測量方法都是有問題的。

今天，我們看到美國經濟基本處於癱瘓，不僅僅因為疫情。前兩天特別感慨，我曾經在美國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美國的國慶節是7月4號，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美麗的時節。80到90年代，我當時在匹茲堡大學讀書，校園裏有大草坪和噴泉，到了7月4號，大家自發到廣場鋪個毯子坐下來吃喝，聽着交響樂，放着煙火，大家都很happy。

那個時候，我覺得看不見的手，讓社會處於一個均衡狀態，非常好，但是現在看到美國紐約州進入災難緊急狀態，因為槍擊事件太厲害，美國現在成為一個的癱瘓、無序的狀態。

此外，關於抗擊新冠疫情，我們學者在經濟研究上都發了文章，用數據對比中美情況，對比説美國要好得多，因為美國把錢都發給個人，但是就不看宏觀上美國花了多少錢，美國已經快6萬億美元了，中國花了多少錢，我們財政一共5000億，把特別國債加起來大概也就在3萬億人民幣。

我們花的比人家少得多，我們的效果好得多，但在經濟學研究裏面體現不出來，所以我覺得一定是我們的理論出了問題。

學了這麼多年經濟學，我覺得西方經濟學只有微觀，而缺少宏觀和中觀。比如消費者理論、市場均衡等都是站在微觀角度。

其實，西方經濟學不談中觀，更沒有宏觀。我跟國外的同事們也溝通很多，他們還在那等着計量回歸結果，證明為什麼戴口罩可以幫助抗疫。咱中國人多有智慧，我們不用等迴歸數據。第一時間全體人民隔離，把病毒給悶死了，這就是宏觀把控的結果，宏觀是1，有了這個1才有後面所有的0。

美國有錢有人有技術，但是它缺宏觀把控，所以美國疫情就此起彼伏，搞不定。你看現在Delta病毒，“來姆達”也來了，一波一波此起彼伏。

我覺得應該用中國的實踐經驗來改寫現代的經濟學，不能把現在學的一點西方經濟學理論，當成經濟學的全部。

通過這次疫情，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一個國家首先是宏觀效益、國家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我們第一時刻全民隔離，也充分體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然後，中觀是產業的結構，區域協同，比如我們現在對科技行業、新能源行業的投入，當時有很多經濟學家在批評，現在他們也認識到趨勢是對的，短期的性價比可能不高，但它是一個長遠的收益。

微觀其實只是我們經濟學現在講的市場、企業、消費者利益，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疫情，讓大家看到西方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時候，失去的是國家安全，失去的是60多萬人的生命。

美國近3300萬人得了病，我們可能遠遠低估了這次疫情對整個西方和全人類造成的衝擊，得了新冠疫情以後，儘管死亡率並不是那麼高，但是新冠患者帶來非常大的後遺症。

目前，The Lancet（柳葉刀）的研究已經證明三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後遺症，美國槍殺等各種惡性事件跟這些影響都是連在一起的。

如果只考慮微觀，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大家都知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我是1978年半導體物理專業的學生，那時中國半導體在世界屬於第一陣營，因為我們的“兩彈一星”全是自己造的，那個時候不是我們封閉或半封閉，是別人封鎖我們，不賣給我們，就像今天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後面半導體行業都清零了。因為半導體行業投入巨大，當年我們半導體為軍工服務，它那個時候還沒有民用，所以它的產能是不夠的，投入研發成本又很高，肯定是虧損的，80和90年代，虧損企業就倒閉，所以半導體行業就全清零了。

還有我們剛才説的好的GDP、壞的GDP。美國去年GDP只降3.5%，其實很多是壞的GDP，它那麼多得病的人要治，都是算在GDP裏面了。我們成功的控制住疫情，不需要花費那麼多的醫療費用，我們反而GDP不高。

從這一次的疫情，我們看到宏觀效率絕對不是簡單地微觀的總和，也就是説沒有宏觀把控，沒有“1”後面其實都是“0”，不是加總起來就是社會效益最大。

而我們經濟學裏面都是假設，有個社會規劃者，把每個人的效用一加就是社會總效用，其實這是增長理論的奠基者保羅·羅默的觀點，他也早就質疑了，個體的最優絕不代表總體最優，我覺得這一次基本上就是把亞當·斯密的這套理論給徹底打破，這就是經濟學的第一代理論。

諾獎得主保羅·羅默。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時候，背景是小農經濟和小作坊的時代，不是大生產的時代，所以上個世紀30年代，整個北美的金融經濟大蕭條，已經證明看不見的手沒有效果。

這次疫情美國死了60多萬人，沒有人負責任，你找“看不見的手”去吧，結果發現找不到。非常遺憾的是，我們今天主流經濟學者們還抱着在上個世紀就失靈的理論，把它作為我們改革的準繩。

上個世紀大蕭條以後，凱恩斯主義就起來了，其實這是第二代的經濟學，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場的機制。

大家想一想當時的社會境況，政府幹預以後，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所以也存在政府失靈的問題，到70年代新自由主義就起來了，又迴歸到市場更多的作用。

近年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經濟學其實正在改寫，從2007年的諾獎是授予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 design），到2012年是市場設計理論（market design），通常一個理論得一次，沒想到去年2020年的諾獎又發給了這個市場設計的團隊，這是為什麼？

2020年諾獎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圖片來源：諾貝爾獎社交媒體帳號截圖

我覺得專家們也看到了，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這次疫情，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存在着巨大的問題需要改寫，而市場設計就是來用更科學的方法來修補市場。

市場是可以設計出來的，尤其是現在大生產、信息化、智能化的時代，除了小農貿市場，完全能夠貨比三家，實現完全競爭。在我們生活中所有的市場，或多或少地存在失靈的問題。

市場機制設計，其實就是一套明確的交易規則，這個市場是你設計出來的，你完全可以用我們學的這套理論，你需要考慮到激勵機制，你需要考慮兼顧各方利益等等，你設計出這套規則，然後來匹配，最後同樣可以達到有效率的結果。

它和“看不見的手”不同點是什麼？它是頂層設計，這個制度設計出來人人要遵守，執行過程充分尊重個體的差異，為什麼從2012年到2020年這個團隊再次得諾獎，就是在於技術發展給他們提供了極好的支撐。

過去的設計到基層去用，儘管設計很完美，但是在用的過程中可能還會有很多的問題，因為市場太複雜，所以我們讓無序相對有序，設計成有序以後，需要隨時動態反饋，而現在大數據時代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第三代經濟理論更深遠的意義在於，讓人們開始重新認識這個重要而古老的問題：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如何更有效率的結合？

這其實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際的前沿理論可以給我們來提供參考，也就是説兩隻手是可以合作的，“看不見的手”其實就是這一套機制設置和和激勵機制，但是首先要做宏觀把控。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一定要做宏觀經濟學，真正來寫出中國的宏觀經濟學，因為西方的宏觀是假宏觀。

為什麼市場設計能多次得諾獎，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給他們提供了機遇，提供了大數據。大數據和智能化對我們人類社會的變革會遠遠超過工業文明，而我覺得我們大部分人的思維，還停留在工業文明的線性思維，大數據、人工智能給我們帶來的是立體空間的思維，未來，人類可能是在一個立體的空間裏的不斷調整、不斷動態均衡。

大數據、智能化驅動着世界正在發生劇烈的變革，我們中國有天然的優勢，中國已經有了制度的基礎，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效應，這也是大數據時代所需要的。

中國共產黨有9500萬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擁有最強大的黨的領導，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有超級的市場規模。所有這些集成起來，信息化將會助推中國共產黨新的百年再創更大的輝煌，真正給人類文明帶來新的形態，不僅僅是在經濟方面，政治、文化、生態、社會方方面面都會煥然一新。

因為列寧早就教導我們説，“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我們趕上了這一波。

所以，我覺得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它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重構，是乘積效用，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經濟學真正研究的是生產關係，它需要生產力的匹配。西方經濟學只研究稀缺，只抓了皮毛，就像我的國外同道還在研究戴口罩對控制疫情是否有效？這種研究一點意義都沒有。

大家也注意到中國人這些年的幸福感、滿足感加速提升，新的生產力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已經處於智能化的初級階段，今天的中國人活得比過去皇帝都快樂，在家裏點點點啥都有了，包括這次抗疫過程中的健康碼。在這樣一個新生產力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圍繞國家發展目標形成力量整合、綜合決策、動態調整、全程監管和科學評估的一個正反饋系統，真正地實現“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形成智慧型國家，從當年爭議的計算社會主義，到未來的智慧社會主義。

我們的目標是宏觀效率優先，是系統、綜合、全體整體的目標，同時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相兼容，短期和長期相協調。

這次百年大慶，我帶着我的團隊去北大圖書館，北大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源地，李大釗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先驅，100年前他寫的文章關於“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100年後，我們還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已經開啓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徵程，我們要加倍努力回答什麼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期待與同道們一起共勉努力，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一定能產生理論的時代，這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產生思想的時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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