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流：做更好的救災公益
【文/ 何流】
在當今社會，救災往往發生在一個高度敏感的環境中。一旦有災害發生，企業和個人會立刻調動資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公益組織會立刻行動，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和人道主義精神。公眾期待問題得到最快的解決，並準備好問責任何導致傷亡的人為因素。政府則是如履薄冰，一方面需要快速響應、將損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又要應對排山倒海般的輿論，而每一個行為都可能被互聯網的聲浪放大無數倍，成為新的危機。
在這樣一個敏感、衝動、不可預測的情況下，有效的響應是極其困難的。政府和輿論或許會塑造一個“不計成本挽救生命”的形象，但在現實中，“成本”有時都不是第一限制因素。災難發生後的48小時是最關鍵的窗口期。在這個短暫的時間裏，要準確判斷情況、識別真實需求、臨時動員和協調大量資源、提供有效的援助。受災人口需要得到立刻救援和外傷照護；安全的飲用水需要第一時間到位；有關部門需要建立可靠的疾病監控系統，以防突發的傳染病擴散。這些都不是簡單地靠花錢就能解決的問題。
7月20日，河南省鄭州市一名交通警察用一條繩子幫助居民過洪水湍急的街道。（圖源：路透社）
正因為這些諸多問題，世界銀行的疾病控制優先報告將救災描述為“效率最低的衞生活動之一”（one of the least cost-effective health activities）。報告稱：
國際社會願意花費數十萬美元去營救一個在外國廢墟中的受害者，這體現了國際社會的團結。然而，這也提出了一個倫理問題。當災難過去、注意力轉移時，哪怕是少量的、可以挽救數萬生命的資金也無法到位… 緊急衞生干預要比平時的衞生活動更加昂貴且低效。臨時和衝動的情況自然有更高的成本。多種因素 - 對外來醫護人員的優先使用，緊急部署和空投食物、水和其它原本當地就有的物資，以及一種採取激烈手段的傾向 - 讓救災成為效率最低的衞生活動之一。 （Goyet, Marti and Osorio 2006）
社會在救災時常常會有一種“不顧一切”的態度，這擠壓了公益的理性空間。拿企業為例，在各方壓力的裹挾之下，企業們往往會進行“攀比式”捐款。B站捐2000萬、小米捐5000萬、百度捐9000萬、字節跳動捐1億、阿里巴巴捐1.5億。連被大家認為快要破產的鴻星爾克也承諾捐款5000萬。
有高漲的熱情是值得鼓勵的，但企業在捐款時是如何決策的？是否嚴謹地思考過如何捐款最有效果？公司是否有能力對災區需求做出準確判斷？有多少捐款是老闆拍腦門決定、沒有諮詢過專業意見的？因為公開信息披露極為有限，外界不得而知企業最終的捐贈是否兑現、將用於何用、起到多大影響。但根據已經披露的信息，我們很難對企業捐款的效果感到樂觀。
任何在此時講“效率”和“效果”的言論，都有可能被一句“不能落下任何一條生命”、“要不惜代價地挽救生命”或“顧不上想、先做了再説”這樣的口號所淹沒。對很多人來説，如果大水漫灌般救援可以解決問題，為什麼還需要精細化的思考來提升每一筆捐贈的質量？
這種衝動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利於更有效的救災手段的推廣。對上面的問題，答案自然是，大水漫灌不解決問題，因為大水漫灌很可能灌偏。
一、實物捐贈，往往是給災區添亂
在本次河南水災中，大量的企業和個人在捐物資。然而許多捐贈人在捐贈實物時，既沒有當地需求清單，也沒有自家庫存清單。大災一出，許多人會拍腦門地認為“災區人民需要衣服”、“災區人民需要藥”、“災區人民需要帳篷”，然後自發捐贈許多自以為對方需要的東西，數萬箱礦泉水、牛奶、麪包、方便麪、旅遊鞋、乾果向災區滾滾而來。這樣的做法不光忽略了受助者的真實需求，還給災區增加了麻煩。
災區的需求往往很精確，需要某種衣物、某種藥、某種帳篷、某種生活用品，並且需要高質量的物資。日常用品和二手衣物很可能不滿足災區需求，至於零食、汽水、罐裝食物更是種浪費。許多受助者在獲得實物救助時會選擇轉手。在伊拉克，70%的敍利亞難民會通過買賣的方式將受贈物資轉化為其它他們更需要的東西（Institute 2015）。考慮到當初捐贈這些物品所花的物流、倉儲、分配成本，還不如當初直接為受助者提供現金，讓他們在當地市場上購買所需物品。
直接捐實物的本意是好的，為災區補足稀缺的物資。但是，災區倉儲緊張、交通癱瘓、需求分散，缺乏協調的實物捐贈是救災中的一大忌諱。在雅安地震時，大量社會車輛湧入，結果堵住了救護車，阻礙了72小時黃金時間的救援（塗，以及其他人 2013）。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時，斯里蘭卡的哥倫布機場在兩週之內降落了288架未提前規劃的貨運飛機，裝載着來自全球的捐贈物資。然後，這些全球的民眾和企業自發捐贈的物資很快就佔據了跑道、庫房，同時在數月內無人問津。深陷災難的地區在無用、缺乏協調的捐贈物資的堆積之下，反而成了全球廢物囤積場（Thomas and Fritz 2006）。
河南鄭州暴雨（圖源：路透社）
其實，大災大難結束時總會有大量毫無用處的實物捐贈堆積在倉庫中。當災難發生時，現場往往一片混亂，沒有人手專門整理未經協調的物資。並且當地的需求隨時在變化當中（Thomas 和 Fritz 2006）。如果捐贈人們單方面決策、行動，各自在當地找倉庫、找運輸團隊、安排實地分發、持續追蹤物資效果，很容易造成大量物資混亂、無序地湧入災區，最後捐贈人已經捐出，受難者用不上。在原本就緊張忙碌的現場，志願者和在地執行部門還要花費精力整理、存儲這些沒用的物資，佔據着寶貴的人力物力。
同時，免費且大範圍地發放物資會破壞當地的經濟。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非洲的紡織業因為歐美捐贈的免費衣物而崩潰的例子。市場是當地人維持生計的場所，而災難發生不一定意味着當地市場的崩潰。面對同樣的災難，高收入人羣往往能繼續獲得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這是因為災難往往不會毀滅市場，而是影響物資供給，從而導致物價上漲，但貧困人口卻無法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讓缺乏實地經驗的救援和物資團隊去供應當地的生活必需品，成本反而更高，物流和對商品精細化的需求都很難得到滿足。與其這樣，不如直接發放現金，讓受助者在當地市場上消費，用市場手段鼓勵豐富的商品在災區上架。關於發放現金的好處，後文會展開説。但在來自外地免費物資的衝擊下，北上廣深的大公司和全國的個人們以善心之名，在受災地獲得了名聲、道德滿足、社會資本的同時，卻阻礙了當地經濟的正常恢復。
二、在救災中，公益應該做的六件事
靈活用款，用“細水長流”支持災區
根據河南慈善網的官網顯示，截止到7月25日晚上7點，河南省慈善總會的“防汛抗洪馳援河南”項目已經籌款27.8億元，撥付26.1億元，剩餘1.7億元（河南慈善網 2021）。絕大多數資金已經花掉，這是讓人擔憂的。
應對災難一般有四個環節：救災、重建、防範風險和應急準備（Goyet, Marti 和 Osorio 2006）。其中，救災是短期內最迫切的一環，也是資金大量湧入的時候。但這只是災難的一部分，一個完整的災難恢復時間要持續數年。當災情緩和、進入重建階段，公益籌款變得更加困難，而用款的需求卻在上升。當地的基礎設施、房屋、醫療服務、教育等等需要後續多年的恢復和社會力量的參與。
在防範風險方面，需要在新的城市和鄉村設計中加入可以抵禦自然災害的元素，包括抗災的建築結構、材料、排水管道、疏散路線等一系列工作。在應急準備方面，當地還需要持續投資、提升應對災害的能力，包括培養專業的當地救援團隊、組織防災培訓、建立緊急情況下的物資儲備和協調系統、常態化地資助相關公益組織，等等。針對防範風險和應急準備的長期投資可以避免災難重現、為社會創造六倍的回報，是更加有影響力的機會（Thomas 和 Fritz 2006）。
現在似乎有大量的企業捐贈都在“趕集”，比賽着在災情結束前把錢花完，而社會輿論也鼓勵着這種行為。哪怕災情已經趨於向好，仍然有成批成批的物資堆向災區，生怕錯過了獲得媒體曝光的最佳時期。試想，究竟是花幾百萬投資一次良好的應急規劃、從而避免房屋倒塌、大水漫灌、村民無家可歸值得，還是等災難來了花上億元捐水、食物、大衣更值？
古話講“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最有效的干預往往是在預防和準備階段。當災難已經發生再做回應，往往為時晚矣。所以，捐贈人需要多給公益項目一些時間和耐心，不急於在救災階段將資金全部花掉，為後續災區的重建和升級多留一些空間。
其實，捐贈人做好長期、持續、有思考的公益，宣傳效果往往會更好。沒人會記得捐礦泉水、方便麪的企業。幾乎每次因救災而起的捐贈都會發生大量物資囤積的問題，大量資金被浪費。如果別人都在捐礦泉水，你卻為河南邀請了國際頂級的城市設計師、災害應急專家，設計了一個禁得住下一次“千年一遇”的水災考驗的城市系統，為社會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那當下次我們看到河南面對極端天氣（希望不會再次發生）的良好表現時，也會記得這是某某企業的功勞，並對其影響力和遠見刮目相看。
為有實地經驗的公益組織捐款，並且不要限定用途
我們應當優先支持那些有救災經驗、對當地有深度理解的公益組織。一個優秀的救災組織能夠通過社會網絡觸達到當地的關鍵人物，與同行夥伴協同配合。它要不僅對救災本身很有了解、有成熟的流程，同時準確、靈活地把握項目的實地執行。這樣的組織少之又少。
而且，救災是一個人員流動性很大的領域，即使一個組織看起來經驗豐富，並不意味着它真的專業。災難並不定期發生，而且每次災難會喚起一批新的資方、救災在新的環境中發生，因此許多救災組織的人員並不穩定，導致專業能力的積累和沉澱出現問題，哪怕看起來做了很久的救災機構也仍然不專業。很遺憾，因為公益盒子尚未評估過任何實施救災項目的公益組織，因此在目前階段還無法推薦任何組織。不過救災公益的基本原則是相信經驗和過往記錄。除去極個別情況，救災不是一件新手、小機構可以一出手就馬上做好的事情。
一旦你決定給公益項目捐款，請不要限制資金用途。災區的需求隨時在變化，很難充分地提前計劃。在泰國海嘯時，有捐贈人通過公益組織捐了兩卡車的大米。但當大米在四個月後抵達災區時，當地已經不再需要這筆物資。而因為這筆捐贈是有限制的，並不能用來做任何別的用途。或許作為捐贈人，你害怕在不限定用途的情況下，資金被濫用。但任何捐贈都是一個信任關係。如果你信任收款的組織，就讓他們去判斷實地需要；如果你不信任他們，就不要捐錢（Schimmelpfennig 2010）。
直接捐現金
為災區人民貢獻現金可能是你能做的最有效的公益。
7月21日，7省1800名消防指戰員連夜集結增援河南搶險救災（圖源：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直接發放現金是救災中最有效的干預措施之一，並且正在逐漸成為國際救災和援助中的主流。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在2020年為3840萬人直接提供了約21億美元的現金，佔WFP全年食物救助預算的37%（Programme 2021）。WFP在埃塞俄比亞的一個項目發現，現金比食物援助的效率高25%到30%。國際救援委員會（IRC）在索馬里的一個項目發現，比起食物，80%的受助者都傾向於獲得現金（Institute 2015）。
在2016年的厄瓜多爾地震中，WFP在災後72小時內和厄瓜多爾政府合作，通過該國政府的經濟和社會包容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Social Inclusion）旗下的社會保障渠道“重建厄瓜多爾”（Rebuilding Ecuador），為該國超過13萬人發放了現金（Crossley 2017）。根據一項在厄瓜多爾、尼日爾、烏干達和也門進行的研究，在不提升總成本的前提下將食物援助換成現金，可以額外幫助18%的人（Margolies 和 Hoddinott 2014）。
現金的主要好處有三點。
第一，它將選擇的權力交還給了受助者本人。他們需要什麼，不再是由大企業的CSR、千里之外的學者、基金會項目人員和政府官員決定。通過現金這個流通貨幣，受助者將重新獲得話語權。他們想消費什麼、以什麼價格、如何對沖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收入缺失，都由受助者自己決定。這樣既減少了資源浪費、提升了生命福祉，又維護了受助者的尊嚴。
第二，現金可以保護當地的市場。用市場手段調節，直接為災民發放現金，藉助當地原有的供應鏈的能力，讓災民們按照需求在當地市場上採購物品。
市場是維繫當地人民生計的重要場所，為當地人民提供了工作、收入和福祉。而現金可以作為當地經濟刺激的槓桿，促進新的消費和投資，進而恢復當地經濟的活力，最小化災難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三，發放現金的成本更低。隨着科技的進步，電子支付讓轉賬變得普惠、即時、便捷，大部分都有能力在網上收款，這讓現金成為最容易進入災區的資源之一。不過，過度依賴互聯網的支付系統有其額外風險，災區一旦斷網將面臨新的癱瘓。這確實是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在發放現金時，需要適當拓寬收款渠道，銀行賬號、移動支付、紙幣和消費券之間有所調劑，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
各大險企成立重大災害應急小組應對河南暴雨災情，合計接到報案已破兩萬筆，九成以上為車險報案。（圖源：視覺中國）
關注被忽略人羣的心理健康
自然災害是對全社會的心理健康的考驗。當家庭流離失所、家園和農田遭到破壞、身邊的人下落不明，當地人出現抑鬱、驚詫、創傷後壓力症候羣（PTSD）、焦慮症等情況的概率會上升（Shultz, 以及其他人 2013）。而災難的到來往往是讓人毫無準備的，因此對於心理的影響更加劇烈。在災難中經歷了失去親人等情況的人常會陷入深深的不安全感、甚至逃避現實，這些痛苦是常人很難想象的（Makwana 2019）。
心理學界普遍認可心理學家Wind和Komproe發現，在災後地區，當地社會資本積累程度越高，出現心理問題的概率越低（Wind 和 Komproe 2012）。這意味着哪怕在同樣的災難面前，人的心理健康也會受到教育水平、收入、社交關係、家庭狀態等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説，掌握較少社會資本的羣體的面臨災後心理問題的風險更高，捐贈人應該更加關注這個羣體。
不要自發前往災區
對大眾來説，不要輕易去災區進行志願服務。災區情況多變，能做到“不添亂”已經很不容易。偶爾會有人抱着“能幫一點是一點”的心態，希望到前線做一個救災志願者。但如果你缺乏特殊技能的話，災區前線很可能並不需要你。在2010年的海地地震時，兩位來自美國新澤西州的志願者自發飛到太子港機場，準備貢獻他們的力量。然而因為地震導致當地交通癱瘓，他們連機場都出不去。在沒有食物、住所、生活基本補給的情況下，他們最終不得不尋求當地NGO的支援，反而佔用了留給當地人的資源（Aleccia 2010）。
比去志願更糟糕的是去現場“湊熱鬧”。河南水災之後，災區現場有許多“網紅”、明星湧入，以個人身份“發放物資”，同時進行網絡直播。多個救援隊投訴這些外來人士阻礙了交通和救援任務，還隻身乘坐救援船、帶一條拍攝船深入災區，給現場造成很大困擾（耿 2021）。這是必須要杜絕的。
同樣的建議也適用於公益組織。救災是件對專業能力要求很高的事情。無論在救援、物資分配、醫療服務、基礎設施重建等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有豐富的經驗才能產生積極作用。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激發了國際社會的一波公益熱情，但是當400多個非政府組織一同出現在印度尼西亞的亞齊市的時候，一場對資源、人員和捐款的無序競爭隨之而來。且其中許多NGO從未參與過救災，缺乏相應的經驗和能力。這次亂象最終迫使NGO和國際紅十字會共同出台了“半球標準”（Sphere Standards），規範了NGO在救災中的行為（Glasser 2008）。
用心關注，用腦捐款，主動了解
想捐好錢並不容易。公益捐款是筆社會投資，目的是為第三方帶來價值，這其中需要對諸多學科有良好理解，同時有資本、有耐心、有戰略，撬動最有社會回報的槓桿。
要找到好的公益項目，首先需要主動出擊。如果等到公益項目來找你，那你大概率遇到的是一個善於營銷的項目，而不是最好的項目。就像投資需要認真甄別，公益項目也是一樣，只不過區別在於，投資是為自己創造回報，而公益是為社會創造回報。
你應該主動質疑公益項目的有效性。既然要用自己的真金白銀支持一個公益項目，我們自然要謹慎對待這個決定。項目究竟有什麼依據證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是什麼很打動我？我們不應該假設公益項目是有效的、可信的，替公益項目去腦補情節，而要通過質疑、質詢來獲得信息和項目方的解釋，從而判斷項目的質量。目前在籌款的公益項目普遍信息披露不足。無論在支付寶公益還是騰訊公益上，打開籌款的救災項目，文字描述上都是開頭一長串關於河南水災的描述，附上一個涵蓋項目物資的預算表格和一些實施活動中的圖片。一個優秀的捐贈人應該在這時心中打很多個問號：
- 項目預算的金額和物資種類是如何定的？
- 項目方將如何在河南當地開展工作？
- 有哪些合作伙伴？
- 它為什麼值得信任？
- 公益組織是否有相關經驗？
- 如果項目實施順利，能在當地產生什麼作用？
- 如果項目有餘款，將如何處理？
災情到來，爭分奪秒，所以信息還來不及公佈，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情況。但如果項目籌款的目標是3000萬、5000萬這樣龐大的量級，那項目介紹就不應該只是在介紹洪水的情況。捐贈人有權利知道更多細節，公益項目也應該更好地披露信息，對捐贈人負責。
7月21日下午，面對河南暴雨的災情，鴻星爾克官方微博宣佈，通過鄭州慈善總會、壹基金緊急捐贈5000萬元物資，馳援河南災區。（微博截圖）
三、結尾
災難往往可以通過破壞力激發起人類社會利他的屬性，讓原本陌生的羣體走到一起，並肩作戰。
但災難其實並不少見，而且充斥着日常生活。2019年，全球有2.4萬人死於各類自然災害（Societies 2020）。相比之下，該年有152萬人死於腹瀉、120萬人死於肺結核、67萬人死於艾滋病、41萬人死於瘧疾，而這些問題都已有極具成本效益的干預措施。在中國，中國約有300萬的視盲是因白內障導致的，而考慮到醫保的部分報銷後，復明的成本往往只要1000-2000塊（李，以及其他人 2021）。
救災是運動式的公益，而公益是常態化的“救災”。救災只是公益的一種表達形式，其目的與所有其它公益活動一樣，都是為了挽救生命、帶給人希望。一次水災可以籌款30億、40億，因為水災是有形的，它傷害了人們的生計並且抓住了公眾的注意力。但其實無數個個體的災難每天都在發生。那些已經具有成熟的醫學手段、可以輕易改善生命質量、但因為缺乏資源而不得不忍受病痛的人們，難道不應當獲得我們的關注和照顧嗎？
公益捐款並非兒戲。每一份善款都是一次改變生命的機會，每位捐贈人都在用行動和資源決定着這個社會中誰會獲救、多少人會獲救、社會在災後應該變成什麼樣子、社會重建應該如何完成。捐贈人切勿把自己當成“救世主”，但必須要正視自己作為資源分配者的責任。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大額捐贈人要對自己的影響負責，不流於捐款行為本身。我們捐出的每一分錢，都應該遵循最美好的初衷、依據最理智的思考、借鑑最縝密的知識、通過最合理的渠道、來自最道德的來源，這才不辜負社會和受助者對捐贈人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