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中國以“開源精神”突破了政治和經濟“孤立”，科技也一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世默】

大家早上好。在座各位都是來自技術領域，而我是做投資的，也是學政治的，不能在技術方面在大家面前班門弄斧，因此我今天的主題就叫做開源時代的全球化2.0，通過把RISC-V放到政治經濟以及全球化的語境裏，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思考，請大家指正。

首先我試着這樣去理解開源：開源的對立面是封閉；開源能夠帶開多元化，多元的對立面是單一；多元能夠推動包容，包容的對立面是排他；而開源、多元和包容最終推動了普惠，普惠的對立面則是普世。

放在全球化的語境裏，當前世界處於一個全球化交替的時代，全球化從冷戰末期開始推行，至今已經陷入巨大的困境。我把90年代到現在的30年全球化稱為全球化1.0，根據這種全球化的定義，全世界所有國家發展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市場獨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和以選舉政治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體系。西方世界將這種模式作為普世價值向全世界推廣，甚至不惜發動戰爭。

第一輪全球化與意識形態深度綁定，最終形成了三大排他性，即經濟排他性、政治排他性和科技排他性。前兩個我們以前經常談到的，而科技排他性是我們近幾年才意識到的。因此，全球化1.0是封閉的全球化，發展的道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科技領域中，“卡脖子”的問題現在成了一個熱點，但這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冷戰以來，我們在經濟、政治上就被卡脖子很久了。

經濟排他性指的是冷戰後確立的所謂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提出者約翰·威廉姆森曾表示，華盛頓共識是十全十美、萬無一失的，所以要向全世界推廣，在全球掃除所有妨礙自由市場運轉的障礙，包括推行私有化、放鬆政府管制、最大限度地保護私有產權。在財政方面，華盛頓共識推崇“小政府”，鼓勵降低税率、實行貨幣自由流通、浮動利率、自由貿易。這一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貫穿了全球化1.0的進程，由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推動，很多國家都被他們搞破產了。

政治排他性的里程碑是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他提到，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自由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政府的唯一形式，也是最後的形式。選舉民主、三權分立等制度構成了國家和政府的終極形態。

科技排他性看似是一個新的問題，但事實上是也是全球化1.0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瓦森納協定，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都簽署了這一條約，美國能夠通過這一協定，干預包括西歐、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重要技術出口。與此同時，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近些年也越來越活躍，加大了技術封鎖的力度。

綜上三點，我將全球化1.0稱作世界秩序中的x86，這個體系是封閉的，任何國家要想在這一體系中取得發展，都必須採用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而科技的進步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反而鞏固了少數人的特權，讓不平等的趨勢進一步加劇。

不過，這一局面在近些年開始發生變化，到了2016年，全球化1.0基本可以宣告結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本著作，叫做《全球化及其不滿》。他指出，國際金融機構的很多舉措並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迎合當權者的利益或是意識形態。這些年來，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成功的案例中，韓國一再抵制IMF的改革條款，中國也從未接受IMF的貸款，事實證明，IMF的這些改革條件嚴重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在政治學領域也出現了對自由主義的廣泛反思。例如福山就反思了自己當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認為美國式的政治制度正在陷入政治衰敗，主要表現為三點：首先，政府越來越沒有辦法代表多數人的利益，而是被利益集團所控制；其次，事實證明，國家能力對於國家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減税、“小政府”事實上是摧毀了國家能力，這樣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推動社會的進步；最後，中國的崛起也是對歷史終結論的巨大挑戰。

如今，全球化1.0走向終結，發達國家也接連陷入了困境。近年來的不少學術研究、文學著作都是從社會現實入手，揭露了西方社會的去工業化、貧富懸殊、中產萎縮、社會分裂等問題，引起了社會的深刻反思。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在一份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大象曲線”，他發現，全球化進程中，收益最大的是富豪羣體以及中等偏下階層，而中等偏上階層的收入則幾乎幾十年都沒有增長。這背後所反映的邏輯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製造業往往會面臨流失，收入的增長也會難以為繼，只有掌握資本的富人才能讓財富越來越多。

事實上，回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表現，我們用到一個指標，即GDP佔全球比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原地踏步或是逐步下降的，只有東亞國家實現了突破，這其中貢獻最大的就是中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劍橋大學學者張夏準給出了這樣的解釋：發達國家在成為發達國家之後，把發展的梯子一腳踢開，讓後面的發展中國家無法複製他們的成功。所謂梯子就是發達國家曾經廣泛採用的貿易保護主義、寬鬆的知識產權保護。而另一本書《大融合》（The Great Convergence）則指出，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趨勢，那就是研發和銷售兩端的價值佔比持續升高，中間的製造環節價值則被一直壓低。因此，只負責製造而不掌握技術的發展中國家永遠只能在全球化的邊緣，永遠富不起來。

儘管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富起來，但是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中國。中國成功的關鍵，是在全球化1.0浪潮中，突破了三個排他性中的兩個：首先是在政治模式上突破了政治排他性，拒絕了以自由主義民主、三權分立為代表的普世價值，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貝淡寧教授稱之為“中國模式”；其次是在經濟發展上突破了經濟排他性，我們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拒絕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我們有創業企業，有充滿市場活力的經濟體，又有國家主導的大戰略、大方針，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是並進的，而且有形的手是主導。

而最後一個就是科技排他性，這是我們最近才意識到的，因為我們被“卡脖子”了。中國的芯片進口數據讓我大吃一驚，竟然比原油、鐵礦石都大。而芯片的毛利率要比原油、鐵礦石大得多，並且説什麼時候卡脖子就什麼時候卡脖子，毫無辦法。科技排他性可以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要攻克的最後的堡壘，不突破這個排他性，我們的偉大復興也難以實現。

曾經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試圖去突破科技排他性。第一個例子是日韓，日韓的電子工業、汽車工業實質上都是通過採取保護主義培育起來的，其中政府的產業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國家直接進行了大量投資。但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十分特殊，當時正值冷戰時期，他們作為美國的盟友，美國出於政治需要是允許他們這麼做的。第二個例子是印度。印度的製藥行業之所以如此發達，實際上是因為印度政府把專利體系推翻了。但依靠這種方法是走不遠的，因為科技創新本身需要激勵與回報，需要對智力成果進行保護。

儘管技術發展驅動了本輪全球化，但是技術排他性所造成的發展鴻溝，也是讓全球化陷入停滯的原因之一。在十九世紀，稀缺性在經濟發展理論中佔據主導地位，李嘉圖和凱恩斯基於這一點曾斷言，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終將被平等主義取代。但是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的理論改變了這一切。他提出一個新的想法，那就是用無限的思想把人類從有限的資源中解放出來，也就是技術創新。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的核心在於賦予其價值，這就需要建立專利體系，保護知識產權。

但是就在去年，保羅·羅默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批判和反思，因為他所推崇的這些做法，最終導致了科技企業的壟斷，反而阻礙了創新。掌握技術的企業變得越來越有錢，於是他們不創新了，而是想方設法去卡全世界的脖子，即使是在西方企業之間，也不斷出現自己人卡自己人脖子的情況。於是，保羅·羅默轉而成了科技行業的批判者。

因此，反壟斷正成為世界各國的一項共識，歷史的鐘擺正在從資本的超額利潤重新擺向平等普惠。隨着全球化1.0的擱淺，人類迫切需要全球化2.0的出現來引領世界。

我認為，**全球化2.0將會由中國引領，中國當前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全新的國際秩序，正是開源精神向全球治理的延伸。**針對全球化1.0的三個排他性，全球化2.0實現了三個開源。首先是政治開源，中國一直以來推行開放、包容、透明的政治議程，尊重政治制度的多元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自己的人民最有發言權。其次是經濟開源，我們一直在試圖突破全球化1.0中封閉、排他的國際金融體系，我們搞的一帶一路、亞投行，都對被全球化1.0排除在外的發展中國家敞開大門，將他們融入到全球化2.0的發展道路上來。今年1月，總書記在達沃斯論壇發表了題為《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的演講，強調要保障發展中國家正當發展權益，促進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讓各國人民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不搞歧視性、排他性標準、規則、體系，不搞割裂貿易、投資、技術的高牆壁壘。這就是一種政治經濟中的開源理念。

而科技開源正是我們在座各位開源科學家與開源工程師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從單一走向多元，從排他走向包容，從普世走向普惠，從封閉的x86走向開源的RISC-V，這就是歷史潮流推動下的全球化2.0，也是我作為一名政治學者在RISC-V中所獲得的啓發。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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