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一個“新青年”之死，讓人看到一個知識羣體的分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1915年9月，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第一期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他認為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勢，“惟屬望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中國需要這些青年們 “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而至於如何抉擇，他提出了以下這6條標準：（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隱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六條標準不僅僅是陳獨秀藉以喚醒中國青年，期待他們建設一個新中國的行動綱領，也投射出了他心目中這本雜誌的理想讀者——一個“自由、進步、積極、開放、務實、科學”的“新青年”形象。

掩卷之餘，有人會問，當時中國真的存在着這樣的“新青年”嗎？他們是誰？

今年上半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算是給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具體形象的解答，在這部“正面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全過程”的電視劇中，編劇們構建了一組“新青年”羣像，給觀眾列出了一長串“新青年”名單：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郭心剛、趙世炎、鄧中夏……

細心的觀眾也許會發現，在這部電視劇中，每一位歷史人物出場時都會在一旁配上解説詞，介紹其姓名、生卒年、出場時的身份等重要信息。與之對應的是，那些為了劇情需要虛構出來的人物就沒有這樣的“待遇”。其中，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在這部長達43集電視劇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裏頻頻露臉、戲份頗為吃重的“郭心剛”，竟然也是一位虛構的人物。

不同於其他點綴型的虛構人物，觀眾能夠在劇中感受到編劇對“郭心剛”這個人物的偏愛，他在《覺醒年代》裏不僅是一個“參照物”，穿針引線連接了眾多主角的出場，他自己也是一個擁有獨立主線故事的重要人物：東渡日本求學，正值袁世凱要接受 “二十一條”而義憤填膺，甚至面唾發表“消極言論”的陳獨秀，卻與其不打不相識，還意外見證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歷史性會面；來到北大求學，深受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薰陶，成為“文學改革”中支持白話文的急先鋒；是山東登州總兵之子，中國因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而痛失山東，他也因未能完成父親的遺願而一夜白頭，拖着病軀參加了五四遊行示威運動，最終吐血身亡。這個充滿古典悲劇式的結局令無數觀眾動容，然而這並非是創作團隊一時的神來之筆，而是真實的歷史原型賦予這個角色的高光時刻。

“郭心剛”這個角色的原型名為“郭欽光”，1895年出生於廣東文昌（今海南文昌）的一個普通農户家庭。6歲進學堂讀書，12歲畢業於文昌縣羅峯高等小學，其後負笈赴穗，考入廣東省立師範學校。在廣州，他確實曾因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二十一條”而憤恨不已，在東園舉行的“國恥大會”上慷慨陳詞，以“國危而俗偷，不如早死，勝於撐兩目以候外人侮之我國”之言立下以死報國的志向。1917年，郭欽光從廣東省立師範學校畢業，繼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預科班學習。

隨着學習的深入和眼界的開闊，郭欽光對國家危亡有了更深刻的體會，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13所在京大專院校的三千餘名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青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等口號。郭欽光當時已身患肺病，同學都極力勸阻他不要再參加遊行，但他執意不肯。當遊行隊伍在天安門集齊後，他馬上登台演講，隨後又和同學們趕往趙家樓搜尋賣國賊，期間因過度勞累，加上情緒激動，當場嘔血不止，一度陷入昏迷。之後雖被送往北京法國醫院救治，但由於其病情迅速惡化，醫生也迴天乏力。5月7日，郭欽光因病去世，時年僅24歲。

郭欽光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犧牲的第一位烈士，他的死在學生中引發激烈反響，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各地的學生均為他舉辦了悼念活動，並將追悼活動發展為政治動員大會，進一步推動五四運動的廣泛發展。1998年5月4日，正值北大百年校慶之時，“郭欽光”的名字被補刻在“北京大學革命烈士紀念碑”上。

真正的“郭欽光”只活了短短二十餘年，後人只能憑藉其族人的回憶及其同時代人留下的隻言片語，在地方縣誌和英烈傳裏草草拼湊出一兩頁他的生平。“五四”舉起的旗幟上也許有他洇紅的血跡，但後人遺憾的是隻能悲嘆他的命運，卻永遠無法理解他的苦惱和遭遇。這一大塊的“留白”，倒是給藝術創作提供了機會。編劇們通過擇選和提煉文獻材料，將歷史中真實存在過的“新青年”和用文本、史料構建的“新青年”重合起來，揉捏出了一個全新人物“郭心剛”。戲假情真，創作團隊用虛構的角色豐富了英雄的人生，。

一説到 “新青年”，我們往往會將其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種衍生品，但這似乎有潦草定性的嫌疑。《覺醒年代》的處理就較為巧妙，它將1915年初留日中國學生的一場辯論作為第一幕，讓“郭心剛”在此登場，為劇情的開啓鋪設了合理的歷史背景：20世紀初，清政府發起“新政”改革，試圖挽救已岌岌可危的政權。然而，在長達近十年的改革中，只有廢科舉、興學校和派遣留學生出國三項得到了貫徹。清政府沒有迎來幫手，卻培養出了對手：一個全新的知識分子集體誕生——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他們不斷疏遠傳統思想和統治階級；新式學堂的建立和出國留學，又使得他們與現代西方文明產生了各種形式的接觸。“新青年”就來自於這些知識分子。自備思想武器的他們渴望變革。同盟會作出了最先的嘗試，但慘遭失敗，中華民國雖然建立，但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南北軍閥所竊取。革命陷入瓶頸，苦悶的知識分子重新思索中國的命運。

正是這一時期，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因其經濟便利，文化相通，成為這些知識分子的雲集之地。“郭心剛”所見證的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歷史性會面，不全是創作者的藝術想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在早稻田大學接觸到了“日本社會主義之父”安部磯雄的學説，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在這兩位“新青年”未來的領路人心中埋下種子。

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種子破土，宣告“新青年”誕生了。新生的力量需要精心的呵護和滋養，更渴望嚴格的磨礪來增強生命力。《覺醒年代》選擇北京大學作為主場，來展示中國思想界新舊兩股勢力的交鋒，自有其道理：作為“戊戌變法”中唯一被保留下來的機構，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官辦現代大學，隨着國子監的廢除以及科舉制度的取消，它逐漸演變為中國唯一的官方最高學府，成了一個既是學習也是儲備官僚的機構。這也印證了《覺醒年代》中的反面角色“張豐載”那句話：“去北大讀書就是去做官。”

而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力促改革，他在就職演説中開宗明義：“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為了一個新的北大，蔡元培“三顧茅廬”請來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換一個角度來看，陳獨秀也是為了檢驗自己的“新文化”而站到北大的講台上。以文學改革為開端的新文化運動，需要主將和先鋒——劇中“郭心剛”與黃侃就“尊師重道”爭論，就像是先鋒上場，憑藉年輕人的衝勁先給對手一個下馬威；也需要馬前卒——排演活報劇《紅樓鐘聲》，為白話文搖旗吶喊。“新青年”在各種摩擦衝突中愈戰愈勇，為今後的鬥爭積攢下了經驗和勇氣。

1919年5月4日學生的愛國示威遊行讓北洋政府看到了“新青年”的決心和行動力。《覺醒年代》將“郭心剛之死”安排在此處，既尊重了客觀歷史事實，又能將觀眾的情緒推向高潮。“新文化運動”的分化，也被巧妙地展示在故事情節中：遊行過後，北京政府關押“鬧事”學生，整頓宣傳進步思想的刊物，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編輯部損失慘重，再加上蔡元培請辭北大校長之職，令眾人覺得學校恐有被解散的危險，此時的胡適萌發了將“北大南遷”的想法。陳獨秀與胡適因此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前者更是喊出了：“中國之所以這麼窩囊，就是因為郭心剛太少，而胡適之太多”之語。

一個“新青年”以鬥爭的姿態死去了，他的死讓他的導師從一開始高談“二十年不談政治，一心致力於啓發國民的思想”到最後喊出了“不辯，不爭，不可以”，確認了“新文化運動離不開政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政治”。他的死讓人們意識到了這個知識分子羣體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將高舉着“新青年”的牌子會繼續前進，而另一部分人則堅持“一個文化運動不應該轉變為一個政治運動”，告誡自己遠離這些是是非非，“留的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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