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卡馬克之冠：中國還需要用奧運金牌來證明自己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託卡馬克之冠】
東京奧運會在一片混亂中開幕，之後關於賽事的消息好壞摻雜着傳來。
特別是被中國社會視為保底項目和體育基本盤的乒乓球、被廣大民眾寄託了特殊感情的女排等等，這些賽事接連無緣金牌，令相當一部分中國公眾難以接受，甚至出現了一些對運動員、教練的攻擊之聲。
對待丟失金牌，感到遺憾是很正常的，但是過度失落，乃至於上綱上線到人身攻擊則是毫無必要的，甚至是應該被譴責的。
奧運會不應該只剩下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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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偏執”
中國社會對待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金牌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特別是對其中的部分項目，我們把能否獲得這些項目的金牌視為一種事關全社會榮辱的關鍵因素，獲得金牌時歡天喜地，失去金牌時暴跳如雷。
這種感情已經超越了純粹的體育競技層面和勝負競爭層面，而是上升為一種形而上學式的社會共識，甚至是一種帶有社會規制意味的倫理道德，我們在這些項目上拒絕接受失敗，拒絕面對失敗。
這種社會心理狀態，姑且可以稱之為“金牌偏執”。
比如乒乓球項目，我身邊一些朋友預測中國此次奧運會金牌數時，是默認中國獲得所有乒乓球項目的全部金牌的，因此，當中國男女混合雙打項目失利的消息傳來之後，他先是目瞪口呆，繼而暴跳如雷，最後垂頭喪氣。直到現在，他們都無法接受中國居然能在乒乓球項目上失利這一客觀事實。
他們的這種心理狀態，其實很能代表相當一部分中國公眾的共同心理，這種共同心理一方面固然與中國在乒乓球項目上的傳統強勢有關，但另一方面，它也體現了我們在看待國際大型體育賽事時相對脱離實際的那一面。
我認為有必要強調一點，現代體育賽事是一種包含了大量複雜因素和偶然因素的混沌體，它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具體結果是高度概率化的。
它不像物理法則和數學公式那樣由客觀必然性組成，一支隊伍，無論既往戰績再怎麼出色，無論技戰術水平再怎麼高超，無論它與對手的實力對比再如何懸殊，它在實際比賽中落敗的可能性都不會嚴格為零，它獲得最終勝利的可能性都不會是百分之百，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本事實，是一項客觀規律，我們必須尊重這一點。
其次，有贏就有輸。世界上沒有長勝不敗之軍，沒有必勝之戰，沒有無敵的隊伍，沒有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藥，沒有一抓就靈的無上妙法；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也告訴我們，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因此，僅僅憑藉既往戰績就堅定不移地認為中國的隊伍必須獲得某些項目的最終勝利，這本身就違背了唯物主義世界觀，陷入了唯意志論的窠臼，這顯然是一種思想誤區。
“自我證明”
但是話又説回來，中國社會對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中部分項目近乎於迷信的金牌偏執有其客觀成因，它作為一種長期存在的社會意識必然有社會存在作為基礎，我們也不能對這種社會意識盲目一杆子打倒，而應慎重分析其成因，才能更好地開解它，從而以更科學的態度面對體育賽事中的得失。
個人認為，中國社會在對待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部分項目時的這種熱切和執着，一個很重要的成因，是中國近代以來長期的積貧積弱之下，對外界認可和自我價值證明的剛性需求，這種需求在最近幾十年的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上獲得了充分滿足，進而形成了路徑依賴。
就以奧運會而言，奧運會是什麼？它最初是作為戰爭的替代品出現的，古代希臘城邦相互之間經年累月戰火不休，為了在用不着付出戰爭代價的情況下也能決出高低勝負，於是古希臘人創立了奧運會作為戰爭的替代品，這也是為什麼奧運會期間要求各國停戰的原因。
最初的奧運會項目也具有鮮明的戰爭特點，比如田徑、摔跤、拳擊、賽馬、鐵餅、標槍，這些項目本就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且都具有鮮明的戰爭色彩，後期甚至還有戰車大賽和武裝競速，甚至可以説奧運會完全就是不流血的戰爭。大型體育賽事的優勝者享有的頭銜“champion”一詞，也同樣具有決鬥者的含義，中文對“champion”一詞的翻譯“冠軍”亦有“勇冠三軍”之意，可謂近代以來翻譯學中信達雅的典範。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接力賽（資料圖/中國日報）
奧運會的這種準戰爭性質，使它成為了賽事參與者證明自我價值的絕佳場所。
近代以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和對抗加劇，而對抗總是會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形式爆發出來，不是戰爭，就是用來代替戰爭的其它什麼東西，它可以是航天，可以是科研，可以是大型工程，當然，也可以是大型綜合體育賽事。
在當代，隨着體育事業的逐漸發展和複雜化，其技術含量和所需要的經濟支撐越來越高，現代體育已經成為了一門多學科交叉且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息息相關的大型綜合系統工程，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成績和賽事本身的舉辦水平作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它被賦予了諸多純粹體育競技以外的含義。
中國自近代以來政治分裂，社會衰敗的悽慘境遇使得整個中國社會在面對外部環境時其實是深度自卑的，這種自卑根深蒂固且跨越了全社會的所有階層，它在社會心理層面逐漸變異為對自我證明的渴望，這種渴望有時候是非常迫切又極其卑微的。
比如據許廣平回憶，當年魯迅就特別喜歡去看美國拍攝的陳查理系列電影，只要聽説城裏在放陳查理系列電影，不論多遠都要跑去看。而魯迅之所以對陳查理系列電影如此痴迷，原因也很簡單——這是在那個年代的西方文化產品中，唯一一個以正面形象描繪華人的影視作品系列。
其實以我們今天的眼光去看，陳查理系列電影中充斥着美國社會對華人的刻板印象和想當然式的描摹，比如陳查理説話總是張口閉口“子曰”，比如陳查理有七個孩子，這些刻板印象導致陳查理這個角色根本算不上是對華人形象的客觀表現。
但即使是這種程度的作品，在那個種族歧視橫行、中國人被西方列強認為一無是處的時代裏，也是中國人為數不多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正面形象了，對於飽受鄙夷的中國人來説堪稱久旱逢甘霖。也恰恰是這種向外界證明自我的飢渴，驅使着魯迅這種對國家和民族懷有深切熱愛的人，不惜跑大老遠的路也一定要去看陳查理這麼一部並不客觀的電影。
《陳查理在倫敦》電影海報（資料圖/豆瓣）
這種心態在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中國社會中並不少見，比如香港武打電影中各種“打洋人”的橋段，實際上就是對這種社會心理的針對性滿足，是對心理需求的代償。
這種社會心理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它具體表現在體育競技層面，就是在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中，中國社會對於通過在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中獲勝，以及通過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來證明自我、展示國力，有着極其強烈、極度迫切的需求，這種需求有時候甚至達到了些許偏執的地步。
舉例而言，堪稱中國社會國民運動之一的女排，第一次奪冠的賽事既不是奧運會，也不是世錦賽，而是女子排球世界盃。當時中國女排奪得女排世界盃之後，整個中國是徹底沸騰了，羣眾走上天安門廣場聚會歡呼，高喊“女排萬歲，中國萬歲”。
女排奪得冠軍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學習女排，振興中華》，將女排獲勝與國家振興聯繫在一起，鄧穎超也隨後於《中國體育報》發文，號召全國各行各業都來學習女排精神。
時任女排教練袁偉民在賽後講話時也激動得有點語無倫次了：三大球，原來周總理一直叫我們，什麼時候能翻身。今天女排先開了個頭。我們這個路程還很艱鉅，明年還有世界盃，還有奧運會在等待着我們，這一次現在僅僅是個開始。
中國女排沒有食言，在隨後的1982年女排世錦賽、1984年奧運會、1985年女排世界盃、1986年女排世錦賽上連續奪得冠軍，成為世界上第一支五連冠的球隊。“女排精神”也由此成為了當時中國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幟，被賦予了奮勇拼搏、迎難而上等諸多額外的社會意義，著名女排運動員郎平也獲得了“鐵榔頭”的綽號。
當時全國各地大街小巷都掛着學習女排、發揚女排精神的橫幅，每逢重大賽事，當時電視機尚未普及的中國社會到處是萬人空巷找電視機看女排的盛況。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奪冠一幕就生動有趣地表現了當時的情景。
女排這麼一個相對年輕的項目也由此成為了在中國社會中接受程度極高、受眾面極廣的賽事。就連我這麼一個平時不太關心體育的人，奧運會的女排比賽也幾乎逢播必看，上班的時候偷偷摸魚也要看，這屆奧運會女排和俄羅斯隊的比賽也是看得我“腦梗都要出來了”。
大國心態
公允地説，把一項體育賽事的奪冠和整個國家社會的振興直接關聯起來，這多少是有些武斷的，畢竟社會發展不是一兩個世界冠軍就能解決的。但在那個中國貧窮落後的時代裏，世界冠軍的產生，客觀上極大地滿足了當時中國社會證明自我的價值需要，因此這種關聯有其內在合理性。
畢竟，當時積貧積弱又屢經動亂的中國，實在是太需要一場對外勝利以振奮全民的精神了，何況是在體育賽事這種“準戰爭”之中的五連勝？更不用説在這不久之前，由於各方面原因，中國體育代表隊僅僅只是出現在比賽現場，就被認為是重大勝利。
自古以來，勝戰最能解決思想問題，此言得之。
不是説其他國家就沒有這方面的需求，那些把“只有中國人才對金牌孜孜以求，而外國人都是在享受體育”這種話掛在嘴上的人，他們既不懂中國，也不懂外國，更不懂體育。
都説體育與政治無關，然而實際情況是，體育從來就沒有哪怕一天真正與政治無關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體育本身是戰爭的替代品，它根本就不可能和政治真正絕緣。哪怕是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在大型體育賽事中奪取金牌來為國爭光，通過舉辦大型體育賽事來展示國力——這些目標從來就沒有從他們參與和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動機列表中消失過，爭強好勝和誇耀自我是人類的共性，沒有誰可以免俗。
但公允地説，他們對於通過金牌來證明自我的迫切性確實沒有中國那麼強烈，其社會公眾面對傳統優勢項目的失敗也確實要更坦然一些，或者説得更直白一些，他們確實沒有我們那麼在乎金牌。
他們同樣在乎金牌，這是事實，但他們在乎金牌的程度要低於我們，這也是事實，這兩個事實是並行不悖的。
當然，我並不是説中國社會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以洋人為標杆，洋人怎麼樣我們就要怎麼樣。以洋為尊的西方中心敍事在我看來是一種十分搞笑的船貨崇拜情節，但我同樣認為，西方國家的社會在對待金牌時相對豁達的態度有其可取之處。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在這方面較為豁達，並不是因為他們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些傳統項目金牌的丟失同樣能讓他們氣急敗壞，比如加拿大人對冬季奧運會的冰球項目的執着態度就和中國人對乒乓球、女排的態度差不多；
而是他們相對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在近現代歷史上的強勢地位，使得他們並不完全依賴於通過金牌來證明自我，同時歷史上多次的奪冠也讓他們對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金牌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祛魅”。
而中國不同，無論我們今時今日取得了多少成就，無論中國的國家力量何等強大，近代的悽慘遭遇依舊是橫亙在中國社會心頭的一道傷疤。
而且中國以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參與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歷史並不長，獲得金牌的歷史也並不長。就以中國的強勢項目乒乓球來説，中國的第一塊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乒乓球項目的金牌是容國團在1959年的國際乒乓球錦標賽上拿到的，距今也不過一甲子，中國在爭取到2008年夏季奧運會舉辦權時的舉國歡騰景象依然歷歷在目。
但歷史終究是要不斷向前發展的，中國終究是一個大國，一個強國，一個擁有無與倫比力量的偉大文明，我們不能總是把自己陷在近代史的自卑情緒中走不出來，並過於操切地去尋求對這種情緒的心理代償，而這種心理無法得到代償就着急上火。這不應該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心理狀態，我們理應更坦然，更超然，更自然。
科學對待
這裏要説明的是，我不是在鼓吹“金牌無用論”；我鼓吹中國社會用平常心去面對國際大型體育賽事，恰恰是為了拿更多的金牌。
因為現代體育已經是一門複雜的系統科學，我堅信，對待科學就要用科學的態度，定量分析，理性對待，坦然自若才是取勝之道；而着急上火、偏執過激、上綱上線，不僅於事無補，還會破壞解決科學問題時所需要的理性環境，比如某些人對奪金失利的運動員搞網暴行為，這是必須予以譴責，予以唾棄的。
劉國樑説他看馬龍和奧恰洛夫的乒乓球男單半決賽把腦梗都看出來了，是建立在他作為一個“不懂球的胖子官員”已經把所有能分析的技術因素都分析完了，能解決的科學問題都解決完了的前提下，只剩下情緒了，所以他當然有資格、有底氣去“腦梗”。
但我們的社會不能也不應該在這些問題上犯腦梗，一顆包含理性和科學精神的平常心，是我們能給予運動健兒們最好的支持和鼓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幫助他們拿下更多的金牌。
當年瞿秋白在臨刑前，於福建汀州監獄中寫下的遺文《多餘的話》中説：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世界第一。這話讓人倍感悲涼，因為不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悲觀絕望到一定程度，不是對國家和民族的愛深沉到一定程度，是説不出這種話來的。
因為愛得深沉，故而不肯放棄希望，所以搜腸刮肚想找到一點足以證明自己的愛有價值的東西，但找來找去，在滿目瘡痍的中國社會中竟然找不到一樣東西來證明自己對國家和民族的愛是有價值的，但又寧死不肯放棄希望，於是只能把自己的一腔熱血寄託在一塊小小的豆腐上，愛之深沉，悲之痛切，令人動容。
但世道終究是改變了，今日的中國，有着太多太多足以證明我們自身的東西，即使是昔日遙不可及的金牌也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一個賽事獲得冠軍就舉國歡騰的時代終將過去，並不是冠軍的光環褪色了，而是我們本就生活在光明之中，因此以往黑暗中的燭火不再那麼耀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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