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懷穎| 由碎而通：中國考古的路線圖
【文/常懷穎】
一百年前，初春四月，瑞典人安特生騎着毛驢二進仰韶村。他定想不到，一百年後考古學在中國這般地欣欣向榮，他更意識不到，自己接下來在仰韶村的工作，會成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誌。那時，考古學成為一門系統的學科還不足百年。這門以物質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非常年輕，但自誕生即迅速被知識界理解和接納，進而影響史學界，修整固有認識。這在講究積澱和傳承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不多見的。
安特生（來源：kknews.cc）
年輕而小眾的學科，究竟有什麼魅力能迅速博得學術界的青睞？又會以什麼樣的狀態迎接未來？作為中國考古學從業者中年輕的一員，無論是出於對自身前景的焦慮和危機感，還是一顆純然的好奇心，都不由自主會去思考這些問題。雖然僅過了百年，與最初的樣態相比，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變化顯然超出了學科出現時的預設，發展也遠非線性，以工作目標和學科進展為線索，粗線條勾勒學科發展的路線圖，回望來時路，瞭解當下瓶頸，為未來保存過去，或許是解題的一種方式。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考古學起步之時，從業者少，在梁思永回國以前，甚至沒有真正具有田野考古發掘經驗的科班畢業生。職業工作人員少，工作重點就一定得揀最緊要的幹。陳星燦和孫慶偉在總結這一時段學術史時不約而同注意到，無論是李濟，還是傅斯年，均着意於“中國新史學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而最核心的工作目標，是傅斯年所總結的“材料最重要”。可以説，全面抗戰開始之前的中國主動性考古工作，如西陰村、城子崖，以及殷墟和鬥雞台的調查發掘，無疑都是基於尋找“中國文化的原始”這一問題展開的資料積累性探索。
以新材料帶動新問題，再通過解決新問題尋找新材料，進而“有現代科學的發生”。對考古學來説，發現與研究之間往往並不匹配。對各類遺存的認識和理解滯後於發現，理論的凝練與提升更需在若干認識和理解沉潛之後方能產生，研究的突破不會一蹴而就。按照傅斯年的設計，選擇殷墟發掘，是因為它“是考古學上最好的標準時期，便於研究的人去比較……以殷墟發掘的陶器做標準，推出其他地方陶器變更的情形，及其時代關係，可以推定其時文化是什麼樣的”。雖然殷墟時代性質明確，但由於發掘所獲的陶片、石器等資料零散，且因當時的發掘技術水平低、規範程度差，所以發掘資料很難真正被利用起來。
1928年秋，殷墟第一次發掘，董作賓（右）及李春昱（左）測量繪圖（來源：collection.sina.com）
一九四九年之前，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有效工作時間不多，夏商周以外各時期遺存的田野工作並不系統，對新發現的文化多樣性關注嚴重不足。但當年的第一批中國考古人，卻對這些考古資料充滿信心。
殷墟、鬥雞台的發掘不僅在實踐中基本確立了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發掘與整理方法、流程，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地層學與類型學的基礎，還培養了人才隊伍，組建了中國考古學的人員班底，對一九四九年以後考古學發展影響深遠。後岡和城子崖“三疊層”的發現給他們極大的鼓舞，散碎的資料已經能看出編綴的可能。
李濟對這些看似零散資料的意義十分看重，提出未來要將各類發掘資料“一點一點地聚集起來，是考古家所做的第一步工夫。他們的第二步工夫，就是把這些支離破碎的事實連綴起來。這幾年中國古史所辯論的完全是如何聯綴起來這些地下出土的若干新資料”。
以傅斯年、李濟的既定目標衡量，初創階段的中國考古成就有二：其一，是確認了仰韶、龍山、小屯的早晚關係，形成仰韶、龍山文化東西二元對立的學説，並由此衍發出夏、商、週三代文化並非一脈相承的新認識；其二，明確了殷墟作為中國考古學物質文化辨識基點的地位。
在李濟的心目中，中國考古學家的研究過程應當有三個階段：“一、如何把這些材料本身聯起來；二、如何把它們與傳統的中國史實聯起來；三、如何把它們與整個的人類史聯起來。”但他沒有想到，這個目標將在後續的九十年中緩慢而持續地指引現實工作。
1929年12月8日，殷墟第三次發掘，大連坑工作情形，右坐者為李濟（來源：collection.sina.com）
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之間，“考古工作，是在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推動下進行的。田野調查發掘遍及全國……對各地古代遺址的分佈情況有了不同程度的瞭解”。由於主動的和配合基本建設搶救保護性質的考古新發現層出不窮，工作集中在長江和黃河流域，所以這一階段考古工作重點和最大成就，在於初步辨識上述兩區域主要考古學文化類型。通俗地講，這個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在較大的範圍內“認東西”。
一九五三年，夏鼐就當時的考古工作現狀提出今後幾年內努力的方向，其中“除了配合國家建設工程發掘地下文物加以整理研究之外”，主動性的研究“應該以新石器時代、殷代和兩週為重點，尤其着重西周”，同時應學習蘇聯，做大規模的完善的發掘，利用自然科學方法和手段解決考古學問題。類似半坡、廟底溝、屈家嶺、大溪、二里頭、藥王廟、豐鎬、漢長安城等新發現遺址或新開闢的工作地點，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甚至在華南、西南和北方草原地區，也開展了較大規模的調查工作，認識到這些地區原始文化十分複雜。與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新的考古發現已不侷限於幾個遺址點，而是以區域甚至流域展開。這些新發現，是完成黃河、長江、西遼河等地區以考古學資料進行考古學文化編年“拼圖”的主體材料。
但同時，新發現也帶給考古學家新任務，他們需要給這些新發現以正確的時空定位，並對其相互關係做出解釋。因此，考古學家的首要工作，是構建中國不同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時空座標網，識別各類新發現。但以當時的研究能力，還不足以對這些新發現的文化差異和相互年代關係做出準確與全面的結論。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定稿付印的、代表新中國十年考古成就的總結性著作《新中國的考古收穫》中，重點就只能做到介紹各地新識別出的新考古學文化。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當時的研究不關心不同考古學文化間的關係。那時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不承擔具體田野發掘任務，但卻因為教學和科研的雙重需要，在蘇秉琦等人的統一設計下，利用考古學資料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嘗試構建不同時空的物質文化格局。一九六〇年七月，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由師生合編的《中國考古學》（初稿）講義鉛印發行。這份講義是中國考古學年代最早、最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講義中，中國考古學家第一次嘗試對當時可見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給出相對細緻的時間、空間定位，並嘗試對它們的關係進行梳理。
《戰國秦漢考古》參考圖（來源：ishare.iask.sina.com）
其實，當時以蘇秉琦為代表的考古學教師，是有計劃、有步驟地構建各時段考古學遺存的譜系，進行區域化的分析，而非單獨處理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問題。比如，蘇秉琦主撰的《戰國秦漢考古》講義已開始對不同地區的戰國至秦墓葬材料相對年代關係進行排比，並分別將戰國、西漢、東漢時期的遺存劃分為不同的區塊。同一時期，嚴文明對仰韶文化，鄒衡對夏商關係，俞偉超、高明對東周秦漢墓葬，宿白對六朝隋唐墓葬、石窟寺，不但自己親自動手，研究年代與地區框架與差異，還有意識地組織高年級學生以畢業論文方式分時段、分地區進行“陣地戰”式的逐個清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八十年代以後成熟的各種區系類型研究方法，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初基本上都已經在北大師生羣體中有了初步嘗試。這個過程，加速了對中國物質文化遺存時空框架的“拼圖”過程。接受系統訓練的學生，畢業後星散各地的同時，也將“綴合碎片”的方法和理念帶往各地，引導了全國的考古工作，解決了各地最迫切的需求。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間，整個考古學界研究基本停滯。但由於生產、生活並未停歇，田野考古工作雖然受到了極大衝擊，但並未曾中斷，甚至於有婦好墓、長沙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這樣的重要發現。一九七二年後，形勢稍稍寬鬆，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堅持和引領下，重要遺址的主動性工作，陸續恢復並持續進行。
長沙馬王堆漢墓挖掘現場
到“文革”結束前，還有一個並不顯見但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即科技檢測分析的團隊組建和研究準備，通過各種科技手段，開始有計劃有目的地擴充各類考古遺存的信息範圍，使各類無“拼圖”價值的零散資料煥發新的意義。考古所和北大不但擁有了自己的碳十四年代實驗室，還有了多種科技分析手段，甚至出現了利用衞星、飛機航拍尋找遺址，利用“蛙人”搜索沉船的考古工作。夏鼐對此感慨萬千，乃至於引用傅斯年的期盼，強調當時的工作“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
考古事業在沉靜、穩妥地前行，對新發現的解釋和分析卻相對沉寂。然而，研究低迷不等於終止，許多學術問題也因之有足夠的時間在學者胸中沉潛和積澱，等待着春天的到來。
一九七七年開始，中國考古學的工作基本上恢復正常，學術活動也陸續展開，學術討論、論辯逐漸常態化，學術研究活力逐漸增強，學者們期盼了十多年，可以自由討論、活躍與綻放的時代終於到來，學術討論、論辯逐漸常態化，學術研究活力逐漸增強。對於夏鼐和蘇秉琦而言，如何利用好研究環境，引導學科的發展是當務之急。
按照蘇秉琦的想法，數十年積累的考古資料已經顯示各地“古文化的起源和發展是連綿不斷、錯綜複雜、豐富多彩的……不是一刀切的，也不是一條線發展下來的”。因此，在一九七九年，他就提出考古工作改革有三件大事時不我待：“一是全國古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二是原始社會的解體與階級、國家的產生，以及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問題；（還有）一點希望是：全國分區開展學術活動。”這個想法，與他在五十年代對全國秦漢遺存的分區研究方法一脈相承，也被後人形象地比喻為“畫圈圈”。
一九八一年，他將這一思路概括為“區系類型”學説，提出“‘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及部分青銅文化，做了全局性的歸納和劃分，將考古學文化的時空關係轉化為歷史演進的框架構建。這一學説，迅速引起了全國考古學界的極大反響。他的學生張忠培、李伯謙等將這種思路進一步闡發，分別提出“考古學文化譜系”“文化因素分析法”和“青銅文明結構體系”研究。甚至遠在西南地區四川大學的童恩正，也在這一學術路徑上提出廣受中外學者讚譽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理論。這些理論探索，無疑都是在探索考古學與其他學科聯結的方式，並賦予考古資料以歷史意義。
良渚文化玉鉞上的神徽紋樣（來源：wikipedia.org）
隨後的二十年中，伴隨着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考古的田野工作進入了多點開花的階段，一系列新發現令人耳目一新。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將不斷湧現的零散、新見考古學資料“系譜”化、“體系”化，尋找各地時空框架的空白，並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認識其意義，成為全國考古工作者的共識。田野考古資料積累到這個時期，開展聚落考古研究已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聚落內部格局與歷史演變、不同聚落之間的關係研究，在這一時期的不同階段的不同遺址中展開實踐。而在考古學編年體系研究基本完成的基礎上，對於考古資料的認識程度自然深化，也必然帶來新的問題。嚴文明在這時開始率先意識到，新石器時代不同文化圈的形成與各地的自然環境相關，背後決定因素，是因環境而產生的不同經濟生產類型差異，而不同的經濟形態造成了中華文明的演進道路與模式會有不同。
這些變化，在經歷了新世紀前二十年的考古實踐與研究後，逐漸顯現出學術影響力。類似良渚大城、石峁、金沙、東山村等遺址在新的發掘和研究理念下有了突破性進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獲取了越來越多的細節信息，令人歎為觀止，糾正了不少過去的猜想。不但國外同行能與中國同行深度合作進行研究，中國自己的考古隊也已坦然開始走出國門，在二十多個國家開展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與一百年前相比，中國考古學有了天翻地覆的鉅變。
學科發展至此，中國考古學的研究範式出現了三個顯著的變化：其一，是學術議題凝練，細密構建各地考古學文化譜系，選擇代表性遺址進行農業起源、聚落演變探索和開展中華文明的起源研究，成為學術界最為關注的課題；其二，是國門開啓，考古學家與國外同行開始交流，從研究內容上認識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眾多學術問題需要在理論、方法和技術上進行調整；其三，是積極開展多學科合作，特別是將現代科技廣泛應用於考古實踐，以期獲得更多的信息。
這二十年中，考古學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探索“人類起源和早期發展”“農業起源”“中國古代文明、國家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等研究重任。以物質文化資料為基礎，“重建史前史”甚至先秦史已成為考古學家的共識。考古學家在這個過程中，開始思考古代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經歷了與其他文明相似的道路。換言之，古代中國是否可以採用其他古代文明體發展階段的研究理論、模型甚至術語。這種思考影響下的“多線進化論”在新世紀逐步由考古學界擴展到整個中國學術界。
同時，考古學家已經將對社會的“定性研究”，轉入對社會的過程研究，思考遺存物化形態的背後，中國古代社會的運轉、交流過程如何，社會樣態與運行機制究竟如何，中國不同地區的社會演進模式與過程等問題。也正因此，非傳統史學底色的“小歷史”、社會史話題在歷史時期的考古學話題中也正積極嘗試。這些研究範式和觀察視角的變換，帶來了兩個直接問題：考古資料所見的中國古代社會與文獻記載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契合；國外既有理論能否適用於中國實際。
這兩個尖鋭的問題，帶來了近二十年中國考古學的兩個主要分歧。針對傳世文獻，有兩種態度：一種傾向認為傳世文獻多不是“共時”記載，不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真相，因此提倡儘量不使用文獻而回歸“考古學本位”或“純粹的考古學”，擺脱考古學“證經補史”的取向；另一種態度則認為，不能以普適性的否定態度對待所有文獻記載，文獻記載哪條有問題，就具體分析哪條，在“歷史語境下”和史料甄別基礎上與考古學資料互動研究。
對國外既有理論，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主張採用或借用國外既有理論來總結中國問題；而另一種，則對由具體問題、具體材料的分析所得的規律性認識更為執著。如果以個案説明，則近兩年圍繞中華文明與國家的起源、夏文化研究兩個議題，可以看到這兩大分歧的針鋒相對。
十餘年來的論爭，目前未能達成共識。但兩個分歧的背後，實際上都隱含着一層與國際學術界“接軌”或者“對話”的意味。畢竟從世界範圍內觀察，理論的話語權仍在西方，中國問題的研究也終究需要面向全世界開放，並得到評判。趙輝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相當清醒，他提出“產生在西方資料基礎之上的概念在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中國文明的性格方面，是大可懷疑的”，認為與其在概念的筆墨官司上耗費時間，不如通過對考古資料研究作為基礎，建立自己的歷史理論。考古學大發展到了當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卻也遭逢“林中路”的彷徨與挑戰。
可以説，中國考古學對物質遺存的研究，正在李濟所期盼的第二、三階段間行進。各地看似散亂的資料已經納入了文化發展史意義的時空框架之中，考古學者已經開始從不同角度考慮這個格局如何與中國古史對應，以及它們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的作用問題。可以預見，再過二十年，中國考古在重大議題上的認識、理論發展、多學科信息提取以及數字信息化方面必然會有長足發展，結論與成果的多元也將是學科發展的必然。
但無法預測的是，在原始資料體系化，文化發展與格局認知工作基本完成之後，多元理論帶來的多元闡釋體系和堪稱海量的新信息，在未來將會如何重組？在不同或零散或斷裂的片段甚至體系中，歷史的整體形態和意義如何表達，“個案”如何關聯“大局”？以既往一百年的發展觀之，中國考古學進入了新階段，但理論整合與跨學科的話題疏通工作才剛剛開始，這可能正是考古學認知模式和理論建構的必經階段。
【本文原刊於《讀書》2021年7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