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中學“整體捐政府”，又一場變革到來？

【文/觀察者網 齊倩，編輯/馬雪】

近些年來，“公辦民助”、“名校辦民校”在一些地區頗受歡迎。近日教育部等八部委聯合發文，給這一辦學模式按下暫停鍵。

依據文件，兩年過渡期後，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參民”學校將退出歷史舞台。

“民轉公”轉制大幕已緩緩拉開：自今年4月以來，重慶市已有至少10所“公參民”學校確定擬轉為公辦；7月，山西太原9所學校宣佈轉公；7月28日，河南周口市一所知名民辦學校宣佈“整體捐獻給政府”……

教育界人士告訴觀察者網，“名校辦民校”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近年來也誘發許多矛盾和問題，加劇教育焦慮和不公平競爭現象。他同時提醒，接下來的調整階段也將面臨一些棘手問題。

河南周口淮陽一高，圖自學校網站

兩年過渡期，逐步退出

近期，一份名為《關於規範公辦學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下稱《通知》）在家長羣體和教育界人士中引發熱烈討論。

據太原晚報、都市快報等媒體報道，這份由教育部、民政部等八部門出台的文件於7月初發布，將進一步整治“公參民”辦學模式，對義務教育階段“公參民”學校進行轉向規範。

《通知》要求，各地應因地制宜、審慎推進，在8月底完成專項摸底排查，通過一省一方案的方式，力爭兩年左右理順“公參民”辦學模式的體制機制、實現平穩過渡。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將“公參民”義務教育學校分為三類：公立學校單獨舉辦的學校、公立學校和地方政府及相關機構舉辦的學校，以及公辦學校與其他社會組織或個人合作舉辦的學校。

對於前兩類，《通知》要求迴歸公立學校。對於第三類，《通知》中提出了“六獨立”要求，包括獨立法人資格、校園校舍及設備、專任教師隊伍、財會核算、招生和畢業證發放。不滿足該要求的，地方政府要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應轉為公辦學校或終止辦學。

《通知》還對原有“公參民”學校的配套建設和教師編制做出規定：既有居住社區配套建設的配套建設的“公參民”學校或轉為公辦學校，或由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學位、繼續辦學；地方政府和公辦學校不得向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新增派具有事業編制的教職工，已經派出的，分階段分步驟有序引導退出。

此外，《通知》要求各地不再審批設立新的“公參民”學校，公辦學校也不得以舉辦者變更、集團辦學、品牌輸出等方式變相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嚴格規範招生，公辦學校不得以民辦的名義開展選拔招生或考試招生，也不得以借讀、掛靠等名義變相違規招生。

在此之前，另一份重磅文件——修訂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下稱《條例》）5月正式公佈。

第七條明確規定，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學校，也不得轉為民辦學校；地方政府不得利用國有企業、公辦教育資源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該《條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條例》公佈後，司法部、教育部的負責人表示，民辦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對民辦學校做出規範是為了營造更加公平的辦學環境。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劉昌亞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公辦學校以品牌輸出方式參與舉辦民辦學校，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也產生了較多的問題。一方面，稀釋了公辦學校本身的品牌資源，加劇教育焦慮，由此衍生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利用公辦學校的優質品牌，採用民辦學校的收費機制，對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競爭，擾亂了教育秩序。

變革早已開啓

十幾年前，隨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解決一些地方在教育資源方面的供需矛盾，國家開始鼓勵建立和發展民辦學校。

教育部最新公佈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8.67萬所，佔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總數的比例超過1/3；在校生5564.45萬人，佔比接近1/5。

這個數字較2019年略有降低。2019年，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9.15萬所，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小學6228所、初中5793所）總計12351所，佔比約6.4%；在校生5616.61萬人，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小學944.91萬人、初中687.40萬人）總計1632.31萬人，佔比約28.8%。

《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三條規定，民辦教育事業屬於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國家對民辦教育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依法管理的方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民辦教育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2004年4月1日，《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正式實施，公立學校自此被允許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學校。自此，“公參民”學校和辦學模式應運而生，在之後的十幾年逐漸發展成為部分地方的“頂尖學校”。

太原市教育局負責人告訴《太原晚報》：“公辦學校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通過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積極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在一定歷史時期，緩解了優質教育資源的供需矛盾，滿足了人民羣眾多樣化的教育需求。”

但與此同時，“公參民”學校也逐漸誘發了很多矛盾和問題，在基礎教育階段尤為明顯。

2019年7月，國務院出台《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此後全國31個省份全部出台了2020年中小學招生入學具體實施細則。細則明確提出，應全面推行公辦和民辦學校同步招生、同步錄取、同步註冊學籍（即“公民同招”），對報名人數超過招生計劃的，實行電腦隨機錄取等“新政”。

這也是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一項重大改革舉措，“公民同招”使得“公參民”學校不得再提前招生、“密考”掐尖，促進義務教育迴歸公平起點。

今年5月，中辦國辦《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出台，中央和各省相繼召開規範民辦義務教育專項工作會議，全面啓動規範民辦義務教育專項工作。

隨後，湖南、江蘇、四川等地教育部門發文指出，將調減本省內民辦義務教育佔比，民辦初中、小學在校生人數佔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的比例，將調減至5%以下，原則上不再審批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

轉制序幕拉開

7月初《通知》的出台後，一些地方出現“公參民”學校“民轉公”的轉制浪潮。

據山西太原市教育局7月17日消息，今年，太原9所“公參民”學校將轉為公辦學校，並設立過渡期。過渡期內，運行管理機制保持不變，校名不變，現有教師、職工的聘任、管理機制不變，現有教師、職工待遇不變，以及招生方式不變。

上述學校2021年新招高中學生和原有在校生，全部執行公辦學校的收費政策；義務教育階段新招學生和原有在校生全部免收學費。

《太原晚報》介紹，對於當地民眾來説，9所學校多數都是好學校，是優質的教育資源。這就意味着，9所學校轉公辦後，家長可以不用交高額學費就可以“上好學”，大大減輕了老百姓的經濟負擔。

7月28日，河南周口市淮陽區政府召開淮陽一高“民轉公”工作籌備會。會上，淮陽第一高級中學校長王業生遞請《淮陽一高關於學校捐獻報告》，擬將學校整體捐獻給政府，以回報社會。

8月1日，周口市淮陽區教育體育局微信公眾號發佈《關於淮陽第一高級中學（公辦）招生方案的通知》。通知對“民轉公”的淮陽一高的招生規模和招生範圍作出規定，要求該校應嚴格落實義務教育學校“劃片、就近、免試”的招生入學政策，確保實現公開、公平和公正。

8月2日，江蘇徐州市民政局印發《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和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工作的通知》，將理清管轄範圍內民辦義務教育學校中公有主體舉辦或參與舉辦的數量和名單，配合教育部門開展專項整治行動。不得新增設立公有主體舉辦或參與舉辦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

近一段時間，除太原、周口、徐州外，全國多地的“公參民”學校着手“民轉公”轉製程序。7月2日，四川眉山天府新區恆邦嘉祥外國語學校停止招生，學校將由民辦校轉為公辦校；自今年4月以來，重慶市已有至少10所“公參民”學校確定擬轉為公辦。

改革勢在必行，但也將面臨問題

教育界人士、在杭州高校任教的夏教授向觀察者網表示，“公參民”學校在當時的特定歷史階段的確起到了很大作用。首先，這種辦學模式減緩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財政壓力的問題，可以讓更多的人“有學上”，也可以讓有更高需求的人“上好學”。

此外，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住房的壓力，因為一些人可以不通過購買“學區房”就可以就讀一所比較好的學校。

但在發展十幾年後，“公參民”學校在一些地方因為學費昂貴而變成了“有錢人的學校”，加之這類學校通常掌握着較優質的教學資源，從而加劇教育不公現象的出現。

近年來，各地還出現了“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公辦學校品牌”的辦學模式。一些公辦中小學名校與房地產開發商合辦各類民辦校，就讀的家庭需購買“學位房”，或者繳納上萬元的擇校費用。

央媒曾發文點名吉林長春、重慶等地出現類似現象，不僅通過高收費、高價學位房加重了家長的經濟負擔，也加劇了社會焦慮情緒。

《新華每日電訊》點名重慶、長春等地“名校辦民校”的房地產亂象

對於7月初出台的《通知》文件，夏教授表示，這實際上宣告了“公參民”教學模式的終結，在兩年緩衝期後，“公參民”義務教育學校將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他告訴觀察者網，對於現在的地方政府來説，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是明確要優先保障的。根據《通知》要求，其中一部分義務教育“公參民”學校將轉為大眾可以負擔起的公辦學校，從而會促進教育公平和減輕教育焦慮等社會問題。

《通知》的出台，不僅是為理順“公參民”學校體制機制，還有助於完成國家減少民辦義務教育學校佔比的政策要求。

但夏教授提醒，《通知》在接下來的具體實施階段，還將面臨不少困難。首當其衝的，便是“公參民”學校的教師待遇和編制問題。

夏教授指出，一些公立學校當初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學校時，將原有的一部分師資放到了民辦學校，一是為了保證教學水平，二是為了提高民辦學校的競爭力。這就造成了一個現實——在很多“公參民”學校，有一部分老師有教師編制，另一部分沒有。

但如今，“公參民”學校面臨兩個選擇，整改後維持民辦，或轉成公辦。如果學校維持民辦，那原先有編制的老師只能選擇放棄編制或離開學校；如果轉成公辦，如何安排沒有編制的老師又成為一大難題。

更為重要的是，師資的變動，難免影響在校學生的學習。夏教授説，《通知》給了兩年的緩衝期，但對於處在升學階段的孩子來説，他們的教育誰來負責？這個問題同樣也非常棘手。

那麼，整改“公參民”學校是否會對地方財政造成壓力？夏教授認為，對於多數地方政府來説，教育投入已不成問題。但他擔憂，一些學校“民轉公”後，會造成現在民辦學校附近的房價升高，出現新一批次的“學區房”。

夏教授還表示，短期來看，“公參民”學校會出現師資流失的問題，但路子走順後，教學質量不會出現較大變化。對於當地整體的教學水平，受到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因為學校之間的競爭依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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