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金燦榮：印度“牆頭草”，中國是拉還是打？
“外交工作實際上是由大量的細緻瑣碎的工作組成的，但只要你當個有心人，‘世事洞明皆學問’。”
“我們中國的外交，這70年不僅是大的原則方針做得不錯，還在具體的問題上，理論、實踐都是有一些創新的，很值得我們驕傲。”
今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也走過了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在東方衞視8月2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07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帶着大家一同走近中國外交。
張維為演講：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討論新中國的外交事業。我們談外交一般都是比較宏大的敍事，但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經歷的一個外交的小故事，看看能不能見微知著，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見證新中國的外交。
我自己是1983年夏天進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當時我參加的第一場比較大的外交活動，就是接待訪華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今天我想大概4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馬科斯夫人，一位極有特色的菲律賓和國際政治人物。
1983年底，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個先遣組，組長是菲律賓駐華大使。這個大使毫不含糊（地表達），夫人訪華要見到鄧小平。當時鄧小平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結果這點就變成先遣團和中方交涉的一個主要內容。
實際上當時幾乎所有的外國領導人到北京來訪問，都希望能夠見到鄧小平。所以能否見到鄧小平主任已成為一種禮遇，好像訪華是否成功，這是一個標誌。
但當時菲律賓的政局已經比較亂了，馬科斯政權在菲律賓國內陷入了政治危機。危機的導火索是馬科斯總統的政敵阿基諾於1983年8月在馬尼拉機場遇刺身亡，加上菲律賓多年來經濟滑坡、官場腐敗成風，國內人心思變，政局開始出現動盪，馬科斯政權幾乎是風雨飄搖。
當時外交部定下的接待方案中沒有安排小平同志的會見,但是菲律賓大使很執拗，他對我們外交部禮賓司接待他的副司長吳明廉説，菲律賓現在的情況特別需要鄧小平主任的智慧。吳明廉司長也説，鄧主任年事已高，最近很少見客人。
菲律賓大使説，我們馬科斯夫人第一次來訪的時候，中國方面去機場迎接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鄧小平主任很快就會見了夫人。大使還強調，過去夫人訪華的時候，毛澤東主席每次都親自接見。吳司長就告訴這個大使，中國已經進行了禮賓制度的改革，很多做法和過去不一樣了，而且這個改革不是針對某一個國家，是針對所有國家的。
1975年6月，毛澤東主席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及其家人（資料圖/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官網）
然後大使就説：“如果不能正式會見鄧主任，那麼能否安排一次禮節性的會見呢？因為馬科斯夫人她想當面向鄧主任介紹一下菲律賓當前的形勢。”這個時候吳司長很有意思，他説：“我將向上級彙報你的要求。”——後來我在外交部工作知道，“向上級彙報”有時候就是像我們現在説的“再考慮考慮”。
後來中方決定安排當時的常務副總理萬里與馬科斯夫人會談，因為當時我們的總理也不在北京，要去美國訪問了。但這個大使腦子轉得也很快，他是有備而來的。他説：“據我知道，你們總理是1月10號才離開北京去美國訪問。”我們的吳司長反應也很快：“10號是正式日期，但他離開北京的時間要早很多。”他這種令人無法質疑的口氣很權威地説明這個可能性沒有了。
後來晚上，吳司長對我説，馬科斯夫人訪華的最後日程已經安排好了，讓我把一個書面的東西交給先遣組，後又説了一句：“稍晚一點送給他們。”我想我們吳司長考慮問題心思很細，他擔心先遣組節外生枝，不排除他們又會提出夫人可能提前來華訪問能夠見到中國領導人的情況。
這個外交，表面上看是觥籌交錯，但背後有時候是有各種各樣的磕磕碰碰的。我也比較瀟灑，我説乾脆第二天一早我再把這個材料交給菲律賓先遣組，日程表一式五份送給他們。
我和大家分享我自己這段剛進外交部的經歷，想説明一個什麼道理呢？就是外交工作實際上是由大量的細緻瑣碎的工作組成的，雖然看上去這些繁瑣細緻的工作好像沒有什麼學問，但只要你當個有心人，“世事洞明皆學問”。從這段經歷，我們可以瞭解真實的外交、真實的世界，瞭解“高大上”的國與國關係的背後又是有各種各樣的磕磕碰碰，甚至鬥智鬥勇。
我覺得一個優秀的外交官要培養一種“成熟的心智”，英文單詞叫Sophisticated，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時候既要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性，還要非常的細緻和周全，馬虎不得。實際上這也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創始人周恩來總理對中國外交官的要求。
所以成熟的心智其實是我們做好外交工作乃至其它各項工作的一種保證，特別在今天這個信息魚龍混雜的互聯網時代，我想唯有比較成熟的心智，我們才能夠區分真假，明辨是非，才能做好外交，做好學問，做好我們從事的一切工作。
這些年全世界都在看美國政客的笑話，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的不少領導人，雖然身居高位，但其實心智還不那麼成熟，甚至偏執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剛下台的特朗普和蓬佩奧國務卿就是典型。坦率地講，連我們中國人人都懂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思維方法，他們好像都不懂。這其實正是美國模式迅速走下神壇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國家層面來看，現在好像就是一個心智成熟的中國，看着一個心智還不那麼成熟的美國，告訴美國你們沒有資格説“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方對話。
金燦榮演講：
今天我給大家梳理一下70多年來中國外交的歷程和它的成就。總體來講，這70多年來中國的外交是很成功的。
我首先講一個特點，就是中國的外交在大國裏面是非常謹慎的，戰略上非常謹慎，謹慎的一個結果就是沒有犯特別大的錯誤。
比如説冷戰時期，蘇聯入侵了阿富汗，美國去打越南，它們錯在哪兒？戰略錯誤。它們選擇了一個對這個國家其實沒有戰略價值的目標，並投入極大的資源，最後導致整個戰略被動。這種類型的錯誤，咱們是沒有的，因此避免了特別大的錯誤。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優點。
接下來，我們梳理一下70多年來中國外交的主要成果。
第一個，我們新中國外交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獨立。
在當今世界，完全獨立的國家是很少的，美國是獨立的，俄羅斯比較獨立，我們也是比較獨立的，其它國家，包括我們倆“鄰居”——日本、韓國——都是有人管着的，歐洲的主要國家德國、法國，它們都得看美國的臉色。
二戰以後新興國家很多，1945年地球上只有71個國家，現在聯合國成員國193個，其它還有一些政治單位。大概世界上獨立的政治單位200多個，但是真正能保持獨立的很少，咱們肯定是，咱們非常獨立。獨立自主還是很珍貴的，你決策，而不是被別人決策，咱們外交做到了。
第二個，就是成功地幫助這個國家實現了工業化。
人類近代的歷史就是一部工業化的歷史。什麼叫現代化？現代化的本質就是工業化，就是人類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在工業文明的世界裏，誰有工業能力，誰才能夠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運。咱們新中國一個偉大的成就，就是用70多年的時間，把這個國家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業國。
解放以前中國連個釘子都造不了，我們把釘子叫“洋釘”。這個是不是很可笑？現在告訴大家，全世界的釘子95%是中國產的。包括現在人類最先進的上天、入海（裝備），我們中國都能造了。國家用70多年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這是最偉大的成就。
在我們中國實現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外交是有貢獻的。因為工業化這個知識挺難的，需要學習。怎麼學？肯定從外部世界學，咱們外交就起了這個作用。我們先學蘇聯，再學美國，然後學全世界。
第三個，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剛建國，咱們（人均）糧食不到200公斤，現在我們人均糧食480多公斤，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這個是很了不起的。剛建國那時候，吃一頓白米飯是很了不起的，特別是在一些窮地方；現在不擔憂食品（供給）了，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成就。
第四個，我覺得應該是國際地位的提高。
我這幾年跑歐洲、韓國、日本，它們其實已經很明確地説，“你們就是跟美國一樣，是超級大國啊”。我們中國不這麼認為，我們中國很謙虛，説“我們還不行啊”，外人就會説你假謙虛，你就是超級大國。這都是國際地位提高的表現。
第五個，應該是維護了地區和平。
如果中國積貧積弱，我們這個地區會戰亂不斷；中國強大了，我們可以制止很多地區衝突。另外，我們也可以制止外來的侵略。在維護地區和平方面，中國是有貢獻的。
第六個，維護了國際公正。
維護國際公正有很多內容，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去殖民化。
大家都知道，二戰以後很多新興國家起來了。它們原來是歐美國家的殖民地，比如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越南、老撾、柬埔寨是法國的殖民地。它們起來的過程不容易，要打戰，而中國為它們提供了一些幫助。
第七個，改革開放以來，積極促進全球治理。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中國給人類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
一般學界認為，成功的現代化樣板主要是西方的，比如荷蘭模式、英美模式、法國模式、德國模式，以及二戰以後福利資本主義搞得最好的瑞典模式。
以前也有兩個非西方模式——蘇聯模式和日本模式，但是西方人認為，蘇聯模式是德國模式的斯拉夫版、日本模式是德國模式的東亞版，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用政府公權力干預市場。
所以很長時間內大家就形成一種心理，認為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即西方道路，而西方價值是“普世”的。進入本世紀後，它們得承認，中國模式是成功的，現代化至少有兩條路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外交也是起了作用的。
我簡單梳理一下，中國外交至少有8個成果。以後你們如果去研究，你們還可以增加。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咱們中國外交實際上是與時俱進的。當然，我們有些基本特點不變，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然後尋求雙贏；但是它的具體政策是在變化的，而且基本上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決定的。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習主席講了咱們新中國70年分三個階段，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外交的任務其實也是服務於這三個階段的。我們大致可以把新中國外交分成毛澤東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同時期，外交是不一樣的，而且事後看來，還挺適合當時的情況。
毛主席建立新中國，他第一件事是要擺脱歷史的負擔，要擺脱外來的制裁，上來就跟大家宣佈了，説“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你們都走，走了以後，根據我們關係一個個再請回來。這是一般國家沒有的，毛主席很自信。第二件事就是“另起爐灶”——我不是繼承國民黨的東西，我有自己的革命原則。這在當時都是必要的，沒有這種破釜沉舟的決心，新中國外交是起不來的。
到了小平改革開放時期，咱們改成“全方位外交”，廣交友，不樹敵。挺好，為改革開放創造了非常好的外部環境。中國的改革跟赫魯曉夫改革不一樣，赫魯曉夫改革有個特點，光改革不開放，咱們是改革開放攜手並進，而且很多時候開放挺成功的，反過來促進改革。這開放成功，當然是咱們外交部的功勞，這一點不用太謙虛。
到了習主席時代，又變了，我們進入“強起來”階段。這個時候有個特點，就是中國要有大國外交了，要承擔國際責任了。這應該是咱們的特點，它不是被理論套住的，而是與時俱進的，時代需要什麼，它就改變什麼。
第四點就是，咱們新中國在關於外交的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有很多創新的，對外交理論和實踐的豐富是有貢獻的。
理論層面的貢獻，就是“三個世界”理論。
法國人把世界分成三個世界——東方的、西方的和中間地帶的；毛主席把它給改了，跟法國人定義不一樣——毛主席把美蘇兩家歸到第一世界，把美蘇的夥伴歸在第二世界，剩下的（國家）屬於第三世界。
就純粹的物質力量比較，我們那時候跟倆超級大國真是差得挺遠的，這是事實，誰都不能否認，但是通過毛主席這個策略操作，中國的國際地位一下就上去了。你們想想，美蘇被孤立了，它的兄弟們也給分開了，剩下世界上85%的人都是第三世界，而中國又是第三世界的天然代表，這樣是不是國際地位就上來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策略學角度來講，“三個世界”理論絕對是上乘之作。
還有一個實踐，“小球推動大球”。
莊則棟先生在中美關係上有特殊貢獻，他很自然地跟闖到中國乒乓球團的大巴上的那個美國小夥子科恩交上朋友了。這事被周總理知道後，周總理就鼓勵中美兩國乒乓球隊發展關係，然後就有了兩國乒乓球互訪，給政治解凍創造了前提。
莊則棟將一件織錦工藝品贈送給科恩（資料圖）
原來中美是敵對的，在朝鮮、越南戰場上兵戎相見，要轉彎還是不容易的，這個“小球”就起了（關係）解凍的作用。所以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就是通過一個細節，抓住了一個切入點，然後緩和了關係，最後推動了“大球”的變化，影響整個世界。
我就用這兩個例子告訴大家，我們中國的外交在這70多年裏，不僅是大的原則方針做得不錯，還在具體的問題上，在理論、實踐上也都是有一些創新的，很值得我們驕傲，很值得我們思考，很值得我們以後去學習。
圓桌討論
主持人：咱們新中國是怎麼做到獨立外交的？
**張維為：**我想很大原因是第一代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領導人）具有一種強烈的民族獨立意識。你看他們從1920年代開始寫的文章，以及我們黨通過的決議，都是追求中國的民族獨立，要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
我們剛開始跟蘇聯的關係非常好，蘇聯也支持中國革命，而毛主席1949年12月第一次訪問蘇聯時，就希望廢掉中華民國政府跟蘇聯籤的一個不平等條約。所以當時毛主席就講了，我們希望籤一個新的東西，又好看，又好吃。
這句話他們琢磨了半天，後來斯大林搞清楚了，他就説這個不行，因為這是《雅爾塔協定》的一部分，而《雅爾塔協定》裏邊包括英美承認蘇聯對日本千島羣島的擁有等等，這一改，協定全要改了。
毛主席非常不高興，後來經過了幾輪談判，之後是派周總理一起和蘇方談判，最後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大連的協定》等。根據這些協定，蘇聯不遲於1952年末，將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和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政府。這是很了不起的，現在看來這獨立性太重要了。
紀念郵票（資料圖/維基百科）
隨後是1960年代，蘇聯想控制中國，我們和蘇聯就馬上拉開距離了。此前美國打到朝鮮，我們抗美援朝。所以1960年代中期、後期，特別是後期，我們是同時和兩個超級大國對峙，就是為了保持獨立性。現在看來這個獨立是最珍貴的。
**主持人：**對，獨立性是最珍貴的，我們再看當下整個國際局勢，一個國家的外交真的很難做到完全獨立自主。
**金燦榮：**是的，包括很多成熟的西方國家，因為某種政治原因、歷史原因，它們的獨立性其實都是受限的。比如德國、日本曾為戰敗國，韓國是被美國人為扶植的國家，所以它們的獨立性都是有問題的。至於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之後大部分都不能擺脱原來老宗主國的經濟、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影響。所以雖然二戰以後出現了100多個國家，但真正能做到獨立自主的還是很罕見的，咱們中國應該就屬於裏面的“模範標兵”吧。
**主持人：**如果當時沒有取得這樣的獨立自主性的話，我們可能會始終揹着非常沉重的包袱在前進，我們也沒有辦法完全根據自己國家和人民的呼聲發出屬於我們自己的聲音。
張維為：我們看最近國際政治中的一個例子，就是烏克蘭。烏克蘭我去過兩次，如果理性地分析的話，這個國家它不應該“拉偏架”，它應該在俄羅斯和西方之間保持中立，這個最符合它的利益；但它沒有獨立性，美國人一定要讓它站在西方一邊，它只能站在西方一邊。上來一個親俄的政權，結果你看國家打內戰，現在弄得一塌糊塗。
**主持人：**除了外交獨立自主，咱們70多年一路走過來，是怎麼做到不犯大的戰略錯誤的？
**張維為：**這個就叫“治國理政”，就是整個國家治理的一部分。我們在做大的決策時是很慎重的，而且確實做到我們講的“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民主集中制反覆好幾次，最後拿出一個比較照顧各方情況的、靠譜的決定。
**金燦榮：**我補充一點，咱們外交決策這70多年來沒有犯太大的錯誤，就是因為咱們這個歷史積累其實挺好的，中國五千年文脈不斷。
我很多年前碰到過一個搞中國歷史研究的美國教授。我説“你最佩服的皇帝是誰呀？”他説隋煬帝。（一些）中國人討厭隋煬帝，因為他挖（京杭）大運河，勞民傷財，但是實際上大運河很重要。那美國教授為什麼肯定隋煬帝？因為科舉制就是他搞的，那位美國教授認為中國對人類的一個貢獻就是科舉制。
隋煬帝楊廣畫像（資料圖/維基百科）
除了科舉制，我個人還加幾個，一個是郡縣制，還有流官制，這些都是人類治理挺好的經驗，都是中國古代就有的。關於治國理政的經驗，中國的寶庫挺豐厚的，一般國家沒這麼豐厚。外交方面也有很好的資源，我們歷史上有縱橫家蘇秦、張儀。所以中國老祖宗其實留下來的遺產特別好。
**主持人：**咱們新中國成立之初，一個新興的國家登上世界舞台，感覺我們對外交也並不陌生。這個積累、這種人才儲備在哪裏？
**張維為：**周總理應該是中國現代外交事業的創始人，他實際上很早就開始留心這個工作了。抗戰的時候在重慶，一個共產黨的辦事處，一百來個人，就可以對付整個國民黨的宣傳機構，外國記者是趨之若鶩，都要見周恩來。然後到延安，解放戰爭的時候，美國人派觀察組來，周恩來很有意思，就想如何在接待這批美國客人的同時培養外交人才。所以基本上新中國成立之前，這個隊伍就已經起來了。
**金燦榮：**我個人觀察，其實中共在正式建政以前，它已經很注意政權建設和人才培養了。如果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一下延安，很小的一個城市，很艱苦，毛主席竟然辦了29所大學，一共培養了20多萬幹部，這個太了不起了。我年輕的時候曾經陪幾個美國人去過重慶，他們説，從現代管理學比如人才培養來講，毛主席的眼光太遠大了。
提問環節
觀眾：除了嚴正抗議，我國在外交方面還能做些什麼，來應對日本把福島核廢水排放到太平洋裏這一舉措？
**張維為：**現在西方世界方方面面普遍劣質化，決策過程劣質化、媒體劣質化、非政府組織劣質化、智庫劣質化……這一現象極為普遍。就從日本利益來説，我想這麼一個決策對日本的形象、軟實力的最終打擊，恐怕不亞於特朗普對美國形象的打擊。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但是它居然就這麼做了，而且不考慮鄰國，只考慮美國。
我想我們還是有不少辦法可以對付它的。外交發言人已經講了很多，比如需要一個有中國專家參加的國際機構來進行客觀的評估。這對日本已經是講得很客氣了。
我的直覺反應是，日本的這一舉措不僅會毀掉日本的漁業、餐飲業甚至旅遊業等等，而且還會讓整個太平洋生態受影響，生物鏈、食物鏈都會被打亂。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和所有持懷疑立場的國家、民眾在一起，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另外，日本這個國家有個特點，就是欺軟怕硬，只有好好地、方方面面地制裁它，直到它清醒過來，它才可能改邪歸正。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打一場世界範圍內的人民戰爭，通過人民的力量制止這些非常荒謬的決策，使人民對他們的政府表示抗議，也許這是一個機會。
觀眾：剛才金教授提到了“小球推動大球”這個外交美談，如果當時沒有美國運動員科恩上錯車，然後中美運動員互贈禮物這個偶然事件，那麼中美關係正常化是否會延後幾年？三位老師如何看待外交上這樣的偶然事件和歷史必然發展趨勢之間的關係？
**金燦榮：**我個人理解，中美關係在1970年代初是一定要緩解的。首先是必然性，這個必然性的前提是中國到1970年代得到了美國的重視——中國有“兩彈一星”了，且中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當中表現出足夠的力量和獨立意志。與此同時，蘇聯在核武器方面已經趕上美國了，再加上蘇聯的常規武器本來就厲害，這個時候美國就很被動，它找人幫忙，就找到中國了。
從戰略上講，美國那個時候一定會找中國，因為中國對它有價值，只不過它要找契機，“小球推動大球”就是這麼一個契機，所以中美關係那個時候會緩和。基本上歷史都是這樣，偶然、必然結合，這兩個東西都是不可或缺的。
**張維為：**我補充一點，實際上我們回頭看，大概是在1970年下半年，我們中國政府內部就已經做出要緩和中美關係的決定。這個乒乓球事件是發生在1971年4月，實際上1970年12月我們就已經釋放了一個很重要的信號——老作家埃德加·斯諾和毛主席並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放在《人民日報》頭版，這實際上是給美國一個信號，即我們跟美國人在談話了。但是美方沒有讀懂。所以當時大的氣候已經在了。換句話説，如果沒有乒乓球，可能還會有其它事件。
資料圖：西鹹傳媒網
**觀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目前我們中國外交的重擔都壓在“外交天團”上，比如王毅外長、華春瑩女士，而來自民間的專家學者的聲音相對來説好像小一點。我們應如何發揮民間的聲音，為中國加油呢？第二個問題是第一個問題的延伸，“翻譯女神”張京小姐姐對我們年輕人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讓我們意識到年輕人也能在世界的舞台上為中國的外交做出貢獻。老師們認為，我們這些大學生、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能如何為中國的外交作出貢獻？
**張維為：**我覺得機會太多了，現在一種是外交部、外交官做的外交，我們更多用另外一個概念，叫“大外交”，或者叫“公共外交”。至於過去周恩來總理的時候叫的“人民外交”或者“民間外交”，這些是誰都可以做的。特別現在有互聯網，你網上發表一個東西，傳到國外，這也是一種外交，也是一種影響力。所以現在可以做的事情非常之多。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專業的外交官，也是需要做很多努力的。張京能這麼出色，也是不容易的，你看我們中方的翻譯比美方的翻譯要專業厲害很多。所以我想只要你把你的專業做好，都可以為外交做一些事情。
除了職業外交官，還有公共外交、學術外交、體育外交、文藝外交。你剛一開始提這個，我是蠻有感觸的。最近不少人一直問“為什麼都是外交官站在第一線，我們的學者哪裏去了？”等等，實際上我們學者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這是不夠的。這很大程度上跟現在學術界的風氣有關係，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這麼多年來受西方話語的影響太大了，導致講不好中國故事，不自信。
我們得轉型。我們就觀察到，現在越年輕越自信，85後、90後、95後非常非常自信，而且很有才華。我覺得完全可以不受這些條條框框的束縛，通過互聯網，通過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外交。西方媒體已經把中國醜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所以你只要能夠把一個客觀的中國、客觀的上海新疆的情況展示給世界，你就能夠打動無數人，收穫無數粉絲。
**金燦榮：**現在西方對付我們，很大一個戰場就是輿論戰。在這方面，我們確實有點被動，現在確實是靠“外交天團”頂在前面。學者也不是完全沒有，張老師天天在那裏講，《這就是中國》其實影響還是挺大的，所以也不完全是“外交天團”在孤軍奮戰。
我覺得有些年輕人很優秀，比如烏合麒麟，他的一幅畫把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給氣得夠嗆。今年兩會習主席説他關注到70後、80後、90後、00後現在開始平視西方，這挺好的。所以現在問題有，但是在改善，不用太擔心。
**張維為：**中國國內輿情的變化和互聯網技術是有關係的，在PC（個人計算機）階段，“公知”非常厲害，到移動互聯網也就是手機階段，“公知”就垮掉了，因為人人都可以瞭解第一手信息，壟斷一下子沒有了，然後年輕人發覺“哇，我們中國做得不錯啊，不比美國差”。我走過100多個國家，我覺得中國真的是幹得好。
觀眾：當前國際形勢非常複雜，有一些國家，比如印度，它可能有點“牆頭草”。對於這類國家，我們該採取什麼樣的對外策略，怎麼和它們交流合作呢？
金燦榮**：**像中國、俄國、美國屬於超大型國家，這個超大型也不是天然形成的，它也是我們祖先開疆拓土、艱苦創業的一個結果。但是一般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都是小國家，一些歷史上曾被殖民過的國家，獨立能力比較差。跟這種“牆頭草”國家，我覺得還是要爭取，合作優先，但個別時候需要競爭，就得競爭，甚至個別時候該鬥爭也要鬥爭。總之，以合作為主，但其他手段也不要放棄。
張維為：你特別提到印度，我補充一點。我們希望朋友越多越好，而印度作為近鄰大國，又是發展中國家，人口這麼多，我們完全可以有很多共同點，但由於種種原因，印度做了很多不明智的選擇。
印度最大的麻煩就是它和它的鄰國都是有矛盾的，它搞地區霸權主義，所以它的所有鄰國都不喜歡它。此外，印度的麻煩多了去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沒有解決最基本的問題，而中國早就解決了的，即沒有進行婦女解放、土地改革，種姓制度名義上廢掉了，實際上沒有廢掉。這些東西使這個國家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化國家。
我們希望它能夠和平崛起，但如果它有時候確實路子走歪了，也就是前面金老師説的，有時咱就要鬥爭，而且要堅決地鬥爭，讓它清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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