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澤、朱光耀、陳德銘：各國會出於擔憂把產業鏈撤回本國嗎？事實是……
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芮澤（Martin Raiser）在圓桌論壇上發言 圖片來源：CCG
芮澤（Martin Raiser，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
當前，大部分有關基礎設施建設的關注都聚焦於資金缺口的問題，資金問題的探討無疑是很有價值的，在這一點上中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有充足的資金資源。
我願意從不同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投入瞭如此多的資金，卻仍然沒有彌合資金缺口？我們為什麼沒有投資足夠的資金到基礎設施上？為什麼對中國而言，基礎設施是強勁的驅動力，對其他很多國家而言卻並非如此？
我認為這可能與投資質量相關。我們要考慮到，這些國家是否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其國內經濟發展趨勢、經濟發展規律是不是能夠真正回補這樣一種投資？我們也要思考，是否將風險和其他的因素納入了考慮範圍？諸如，公共事業部門是否願意承擔這些風險，以及私營部門付出資金投入之後，是否能夠做到資金回本等問題。
我們還要注意，在整個項目的規劃過程中，是否充分考慮了環境因素和社會因素。這些問題都是過去40年裏世界銀行與中國合作項目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們也已經看到，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充分承擔了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在發展中不斷優化其自身項目規劃，最終的成果是，中國從自己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中大大獲益。我們要把中國的成功經驗複製到其他國家。我們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期待加強基礎設施領域投資。中國的投資機構和有志之士應該和我們攜手一致，共同合作。我認為亞投行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亞投行在全球範圍內投資了很多項目，與世界銀行也開展了多項合作，但我們此前的共同合作是基於潛在的意識，我們還需要設立更完善的投資標準。
其次，這次會議之前，有人給我提了一個問題：中國對於世界經濟的復甦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內部市場對於其他國家的增長是非常重要的驅動力。各個國家需要中國的產品，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現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復甦也會成為其他國家復甦的重要驅動力。這種模式不斷被複制，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也不例外。中國已經準備好了供應商品，而其他國家由於疫情的影響暫時無法接受進口部分中國商品。
我認為中國自己接下來進一步的經濟轉型方向，就是把自己作為一種消費的驅動力，而且不僅僅是對外出口，更要重視消費品的內循環，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尤其對於很多發展中經濟體而言。目前中國的經濟更加低碳、綠色，朝着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零碳經濟”以及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不斷進步，整個經濟發展模式會更加完善。
最後，我們最近開展了一項研究，着眼探討世界經濟是否能表現出更強的韌性：各國會不會因為心懷擔憂，而把自己的產業鏈撤回本國？我們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由於疫情的原因，很多國家更加融入到了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之中。所以我們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供應商，各個不同的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繫也更加密切了。
在世界銀行最新的一份經濟預測報告中，我們講到了貿易恢復的潛在可能性，如果進一步減少貿易和物流，將對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目前很多貿易條約都是基於世貿組織的體系，但是這也是整個國際框架中的一部分，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加強貿易規範，同時希望進一步促進物流發展。
總而言之，貿易將是全球經濟恢復的一個重要驅動力，但目前關注到這點的人寥寥無幾。
CCG顧問、財政部前副部長朱光耀在圓桌論壇上發言 圖片來源：CCG
朱光耀（CCG顧問、財政部前副部長）：
我想圍繞“疫情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大沖擊，同時也孕育着全球化新階段機遇”的主題展開發言。
這次疫情無疑對世界經濟造成了重大的衝擊，2020年，全球經濟負增長下降3.3%，主要經濟體中只有中國保持了2.3%的增長。在疫情衝擊下，居家辦公、遠程教育、遠程醫療對保障社會生活和生產的正常運作發揮了重大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世界所有國家都加大了對數字經濟的投資。數字經濟現在出現了四個主軸，並相應呈現出四方面的政策趨勢。四個主軸即指電子商務、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這四個主軸已愈發彰顯出在數字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對於支撐整體數字經濟在新形勢下的快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世界各國在支持發展數字經濟方面的四種政策趨向也已經非常明顯。
首先，保護數據安全和隱私。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制定相關的國內管理規則，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一個國際一致認可的數字規則來指導和治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多邊層面，歐盟推出了GDPR（General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但這是一個區域性規則。在全球層面，我們急需通過合作制訂規則，G20最好能發揮特殊的作用。
其次，維護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在數字經濟下顯示出特殊意義。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在供應鏈方面表現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供給端、生產端不平衡，例如芯片製造產業的80%集中在亞洲；二是運輸端的梗阻，現在全球貿易規模的90%依靠海運，但是疫情對全球海運造成了重大沖擊。在疫情之初，海運公司為保護自身利益反應過度，導致全球集裝箱在經濟迅速恢復之後，價格急劇上升，造成集裝箱短缺，發生運輸梗阻；三是倉儲端的貧血，這給我們提出挑戰，需要我們重新思考“零倉儲”理論。要恢復供應鏈，前提是要控制住疫情，中國在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最先穩定住、控制住疫情的國家，經濟迅速復甦，在穩定全球供應鏈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也顯示了中國同世界經濟緊密融合的特殊韌性。供應鏈的穩定、韌性和安全是當前需要進行國際協調的重要領域。
第三，高度重視ESG原則對投資的指導，環境、社會和良好的治理，成為投資的重要條件，這在數字經濟下表現更加突出。
最後，一種特殊的商業模式在數字經濟下得到了快速發展，即國際資本對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投資的高度重視和追逐。這種模式反映在國別的宏觀政策應對上，已經出現了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前兆。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就推出了“全球無形資產最低收入税”，這是針對知識產權形態快速變化出現的宏觀政策工具，目前設定的税率是10.5%，只佔美國國內所得税21%的二分之一。現任美國總統拜登的新税收計劃是將這個税率提高到21%，他所提出的美國國內企業税率是28%。我們需要研究新形勢下新商業模式帶來的變化，這是一個新挑戰。
總體上，這四方面的政策都需要國際協調。
自由貿易理論也隨着數字經濟的發展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自由貿易理論已進入了第三階段。第一階段的自由貿易是以消除國別貿易之間的貿易壁壘，特別是以消除關税為核心，它的基礎是比較利益理論；第二階段的自由貿易是以跨國公司投資的國別選擇為理論基礎，為跨國公司投資創建良好的營商環境；第三個階段則更加重視綠色、勞工權利、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等。我們需要高度關注並深入研究自由貿易理論的變化。
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全球化會進入新階段，我們必須要應對好在全球化新階段將會面臨的四個挑戰：第一個挑戰是環境挑戰，諸如自然災害、大的流行疾病等；第二個挑戰是所謂地緣政治挑戰，即大國的競爭變成衝突，地緣政治衝突、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第三個挑戰是金融危機，原材料價格劇烈波動造成的經濟風險；第四個挑戰是網絡攻擊，在數字經濟下，攻擊可能造成系統性的癱瘓，因而帶來網絡風險。
這些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需要國際社會進行緊密的政策協調，但當前的現狀極端不能令人滿意。經濟全球化是發展大勢，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亟待國際社會緊密團結合作、共同應對，使經濟全球化走上一個健康發展的新階段。
陳德銘（CCG名譽主席、商務部原部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
全球化的趨勢不會停止，但全球治理要緊密跟上。
朱光耀先生提到的數字經濟是WTO的一個新議題，但是成員方始終談不攏、南轅北轍，很大原因在於目前國際上還沒有一個比較一致的探討方向。GDPR是歐盟的規則和法律規範，我們一直在研究中國可以接受GDPR哪些條款，哪些還做不到或者不能接受。我的許多歐盟同事認為日本更接近這個標準，最可能接受GDPR。我們外資企業協會也經常和中國企業討論，中國企業要去歐洲開展業務，現在就要開始接受GDPR了。至於全球層面能就數字隱私保護達成怎樣的協定，仍是一個大課題。
陳健先生講到的基本建設投資非常重要。我們非常希望能創造條件與歐洲、美國、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一起來探討全球的基本建設問題。因為很多國家需要基本建設來拉動經濟發展，中國在扶貧事業上對此深有體會，很多偏遠的山村通過基本建設脱貧。基本建設不僅僅是鐵路、公路、橋樑，也包括新基建如網絡建設、虛擬經濟等。世界上有很多地區需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關心，如果大家能給他們的基本建設提供幫助，不僅這些國家的經濟可以得到發展，國內市場可以得到成長，我們也能獲得更大的全球化市場，我們各國的產能過剩、勞動力出路等問題也能夠獲得解決，這是雙贏的。但是，在討論基本建設時，不能牽涉到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問題。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可以共同制定投資標準、國際規則來開展基本建設，要在多邊基礎上達成一致。
趙斌先生講得也非常好，高通為中國的經濟建設發展、數字化過程都做了很大的貢獻，並且一直致力於高科技開發，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非常需要和高通這樣的美國公司合作。現在在華外企中有一種趨勢：有些外企想退出中國，有些還在猶豫不定，原因是他們在中國開展的投資，如果轉移回本國會受到一些政治壓力。並且這些企業在中國盈利了，因此想繼續在中國的業務，但他們希望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預期和人才政策上能夠給予更多支持。對中國來説，土地、税收這些優惠政策已經快到天花板了，不宜再作為吸引外資的優惠條件，因此知識產權、政策可預期性以及留住和尊重人才等，對跨國公司來説是更重要的問題。
最近中國的股市出現了波動，這種波動是否是暫時的，很快又能回到正常的區間呢？這是需要深思的。
CCG名譽主席、商務部原部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陳德銘在圓桌論壇上發言 圖片來源：CCG
我離開了商務部部長的崗位後，在給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的研究生講授關於全球化的課程。我認為傳統的全球化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繼續走下去存在困難，原因是全球化的治理滯後。二戰後到今天的70年間，全球化經歷了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使社會和人類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財富的分配存在不公。全球治理的滯後導致全球民粹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給傳統的全球化帶來了問題。全球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也是波折的、跌宕前行的過程。在這個信息化的時代，在高科技、科學發現、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時代， 去發展更新、更先進的技術，包括探索太空、揭秘地球、研究人體等。這些都已經不是一個國家能單獨完成的，人類必須合作，因此全球化的趨勢是不會停止的。
但是，如果全球治理跟不上，民粹思想、民族主義的泛濫就會阻礙全球化進程，這是當前全球化面臨的複雜局面，需要大家共同應對。很多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部長都認為中國在全球化中得益豐多，我不這麼認為，美國得益並不比中國少，甚至更多。全球化之前的階段內，在投資要素方面，資本和技術的流動性更強，土地、勞動力的流動更難，所以誰先開放政策誰就能獲益，新興國家確實也得到了好處。新興國家獲得了經濟增長，打破了世界原來的平衡，因此必須尋找新的平衡。在這個過程中，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市場成長會比其他經濟體的市場成長略微緩慢。去年中國消費品總額已經看齊或者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今後中國還會繼續將引進、消化、進口商品作為長期政策。
對全球化，我們要有信心、有耐心，包容存在的問題，同時通過共同治理，通過多邊機構和組織把全球化納入到一個更好的軌道，而這個軌道是由現代技術、數字經濟等高新技術所引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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