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從福原愛到伊藤，媒體的趣味正在改變日本的乒乓小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奧運會有個一般性的默認規則，就是“體育讓政治走開”，或者“體育與政治無關”。這個原則既好理解，但又不好理解。説它好理解，是因為運動員的拼搏是第一位的，不能讓國際關係衝突和官僚行政邏輯影響運動員之間的競技與交流。而説它不好理解，則是奧運會主要是以“民族國家”（也包括一些特殊情況的國際奧委會成員）為單位競技，運動員也是代表國家，這就必然使之成為國家綜合實力、體育事業發展能力，以及國民輿論向心力的展示，同時也是國家在各類相關協會里的軟硬權力的比拼。

這就是“奧運無政治”的兩面性：一方面是通過體育，把國家競爭用一種和平的方式表現出來，傳遞了人類共同挑戰極限的美好願景。但另一方面，作為和平的“戰爭”，它又必然激發民族國家民眾之間的血脈僨張，以及政治與社會力量方面的相互較勁。

在本屆的奧運會上，“乒乓球”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輿論引爆點，很多媒體和網友也把中日幾次對決中的日本輿論作為觀察日本對華態度，以及中日關係的鏡子。我們一方面看到日本媒體對中日對決非常重視，拔高了勝負的意義，一些選手的發言也順應了這種“打倒中國”的媒體氣氛。

8月8日，《朝日新聞》新鮮出爐的民調顯示，受訪者最關心的比賽項目，“乒乓球”佔第一位（17%），壓倒了最大的奪金領域柔道（16%）和日本“國民運動”棒球（12%），其它項目都低於6%。《朝日新聞》的報道配圖也是日本隊獲得混雙金牌的場面。這顯然無法用純粹的“運動興趣”來解釋。而另一方面，也有網友指出，還是有很多日本網民表達了對選手的善意，同時也有若干日本選手和網民都表現出了對中國實力的認可與友好的態度。

對於乒乓球這一運動，中日兩國都寄託了特殊的思緒，因此，乒乓球比賽中日本輿論的兩面性，其實恰好也是解釋日本對華態度的一面折射鏡。

我們先來看乒乓球運動對中國的特殊意義。實際上我覺得這次輿論爆發在乒乓球領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即使在困難的外交環境中，乒乓在中國人心目中也一直是“民間友好”的永恆象徵，因此被日本輿論搞了個措手不及。

毛澤東曾經説過，要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開。這句話其實包含有三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關鍵含義。第一個含義是，日本政府是“保守”派，採取親美反共的政策，是區域和平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礙因素。相對的第二個含義是，日本人民（具體表現是進步主義政黨和社會團體）是熱愛和平，反對保守政府的美日同盟政策，反對美軍基地，是區域和平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積極推動力量。而最後也是最核心的含義是，相信日本人民熱愛和平與支持中日友好的意願能夠轉化為日本的國家政策。

在這種政治思想指導下，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建國初期困難的外交環境中推動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民間外交）”政策。而乒乓球在民間外交中居功至偉。最著名的無疑是中美之間的“乒乓球外交”，被視為兩國關係破冰的標誌事件，即“小球推動大球”。

1971年4月，中美兩國乒乓球運動員在北京首都體育館進行了友誼比賽。新華社發

除了中美“乒乓外交”外，各種高層訪問中，以乒乓會友的場面也層出不窮。21世紀的著名案例就有2008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日時，在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陪同下，與東北話十級的日本國手福原愛進行了乒乓球對戰。

而在乒乓球運動領域本身，也總是給人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和平友好的感覺。最晚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乒乓球實力具有絕對優勢，成為乒乓界的“世界中心”。但與此同時，中國乒乓球界也不斷地向整個世界輸出人才，包括球員與教練，毫不吝惜地分享訓練方法與技術打法，也接受外國球員到中國訓練。

中國乒乓球的這種“全球關懷”，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乒乓作為商業價值較低的冷門專業運動，需要特別的扶持，同時國內競爭太強，優秀的人才也需要更廣泛多元的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用乒乓球來發展民間友好的傳統，確實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理念的基因表達，這種普及率高、大眾參與門檻低，但是商業價值有限的體育項目，也許天生就有“社會主義”特色。

對於乒乓球迷而言，能一下説出很多“外國友人”的名字，而這幾天，“1990年代乒乓內捲圖”也在網上流傳，勾勒了上世紀以來乒乓領域的N帶N路實踐。而中日乒乓交流還有其獨特性。

由於美日同盟下日本對外政策的選擇空間極其有限，中日關係長期“政冷經熱”，即經濟領域交流頻繁且深入，但政治方面卻難以建立穩定良性的互動結構。日本整體對華輿論則更多受到政治思維的影響，不斷惡化。而乒乓交流則成為了一抹亮色。在筆者的印象中，除了1994年的小山智麗爭議，中日乒乓球交流的基調總體是明快的。而且小山智麗爭議也是主要圍繞她個人情緒發泄方式與“讓球”問題展開，核心反而是中國輿論自身的內省。

在東京奧運會的週期之前，國內球迷最熟悉的日本球員福原愛和石川佳純，都是受過中國教練指導、中文方言流利，並征戰國內俱樂部與中國國手姐妹相稱的人物。福原愛在中日關係低谷時訪問中國大使館，在綜藝節目中糾正日本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用標準的東北話表示，“我急得飯都吃不下，就想自己能做些什麼，日本才派了60個救援人員，這xx哪夠啊。”這話要是換個人來説，可能要被人説是表演，但愛醬説，中國羣眾一般是相信的。

在日本輿論對華負面情緒日濃，經濟領域友華人士又較難發聲的情況下，福原愛和石川佳純這樣的日本乒乓球國手就成為中國一般民眾感受中日“民間友好”存在的不二象徵。

近期，在回憶婚變及日本輿論發難的時候，福原愛直言感謝來自中國的支持。

不過，在這個奧運週期，日本的乒乓球界也在發生變化。乒乓對日本其實與中國有相似之處，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某種意義來説，乒乓也是日本“脱亞入歐”，在亞洲率先現代化的一個反映。

乒乓球據説由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貴族發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匈牙利獲得了早期世錦賽九個冠軍中的八個。1952年，一個名叫佐藤博治的製表匠帶着覆蓋7mm海綿橡膠泡沫的球拍來到孟買的世錦賽，打敗了持硬球拍的歐洲選手。此時日本正從戰敗的廢墟中艱難恢復，這個事件完美具備了讓日本民族自尊心爆棚的關鍵要素：科技發展，西方文化，打敗了西方人。

據説東京有一百萬人走上街頭歡迎他凱旋。整個50年代也成為日本乒乓球的時代，直到60年代中國乒乓球崛起為止。所以筆者有時候在想，日本媒體和個別球員長年無根據地指責中國隊的球拍有問題，使用了特殊膠水，是不是也是出於自身的這種經歷。

這個歷史就決定了，一方面，日本乒乓球愛好者與參與者眾多，與中國交流頻繁，也能夠充分欣賞中國的實力，把中國作為良性競爭的有力對手，把乒乓作為中日友好的抓手。但另一方面，在“共產主義”中國經濟發展，中日民眾生活水平差距縮小的今天，在乒乓球上“打倒中國”，又可能成為一個重拾“亞洲領導力”的精神象徵，為頹廢的國內輿論氣氛注入一針信仰的力量。如果説福原愛代表的前者，那麼在本次奧運會上，我們則更多地看到了後者。

進入21世紀後，日本開啓了乒乓球的“斷代培養”體制，拋棄傳統培養體系下的中生代運動員，而將資源集中在“天才少年/女”上。在國內選拔苗子，從小送往歐洲進行更高水平的學習和訓練，指派華裔教練為他們提供先進訓練。同時，所有國際大賽的機會都給這些年輕運動員，不追求短期成績，而是積累大賽經驗，以求煉出剋制中國的“大魔王”。

而2013年日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加之2012年和2016年奧運會日本乒乓球隊都表現不俗，中日兩國媒體都積極驚呼日本為“中國的唯一挑戰者”。這就使得日本對奧運本土奪冠寄予厚望，對“斷代計劃”越發變本加厲，大規模媒體輿論與政治期待的過度介入，就必然改變球員在面對中國時的態度。

因此，中國觀眾可以看到，伊藤美誠和張本智和這樣的00後小將，表現出了與福原愛完全不同的氣質，這也許不僅僅是個人性格的緣故，也是因為不同時代的公眾人物被寄予了不同的期待。伊藤和張本不僅揹負着日本在東京本土“打倒中國”的政治期待，同時還需要在大眾媒體的全方位關注下展現所謂“大和精神”。

乒乓球女子團體決賽中的伊藤美誠，圖自“朝日新聞”。

日本乒乓球運動的商業化與娛樂化運作開始得很早，也發展得非常完善，乒乓球運動員作為大眾明星，需要符合贊助商與傳媒界的規劃。伊藤美誠與水谷隼獲得東奧混雙冠軍後，著名青年演員菅田將暉在自己的廣播裏表示祝賀，提到他們的商業與媒體活動同屬一個事務所運作，也算是同事。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伊藤獨特的發球姿勢，也有很多專業人士評價這似乎在競技上並沒有特別的意義。若果真如此，那筆者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大膽猜測，這是塑造媒體形象的一種做法。有過追星經驗的讀者應該知道，日本娛樂偶像通常都有自己的“決定性姿勢”（“決めポーズ”），以便在給大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翻看日本媒體拍攝的伊藤比賽照片，她的發球準備姿勢和獨特的正面特寫嚴肅表情都是被高頻使用的素材。如果這個猜測成立，那無疑是政治與輿論趣味對正常運動規律的干預。

實際上，媒體的趣味和宣傳需要對日本乒乓球發展的影響不止於此。很多乒乓球愛好者都注意到，日本在運動員選拔和訓練上似乎過度注意“一招鮮”，而對基本功的訓練較為忽視。這就導致日本少年/少女選手多有“橫空出世”的亮眼表現，但後續缺乏變招很快被剋制。例如平野美宇曾在2017年亞錦賽上連克中國三名國手奪冠，但後續發展卻並不理想。

這裏除了“斷代培養”急於求成外，筆者以為也在於“天才少年/少女”這種戲劇性形象有強烈的媒體親和性，有利於乒乓運動獲取經濟贊助，同時也擴大大眾興趣，提供運動普及性。同樣，把“打倒中國”作為宣傳重點本身也符合了當今日本媒體輿論的趣味。促進運動的大眾化本身不是壞事，但過於陷於這種思維，不僅使年輕運動員揹負了過重的期待，也不利於日本乒乓球運動真正的穩定可持續發展。

説起來，前陣子中文網絡上也有發NHK製作的伊藤2020年赴中國參加國際乒聯世界盃的貼身紀錄片。這個紀錄片讓我想起了早年日本電視台製作的少女福原愛在中國訓練的相關紀錄片。同樣是少女為了夢想在異國他鄉打拼的故事，但在福原愛的紀錄片中，似乎更多傳達的是少女對異國環境的適應，與異國環境的和諧。而在NHK的紀錄片中，則更多展示了少女面對的“苦難”，激發起日本觀眾的無限同情。

紀錄片《伊藤美誠，中國重生之旅》中的片段

這樣差異性的內容導向也並非一個運動員自己能夠控制。也許，中日友好的政治願望投射在一個性格本身比較歡實的孩子身上，就是福原愛。“打倒中國”的政治願望投射在一個從小就比較克己的孩子身上，就是伊藤美誠。

日本民眾熱愛乒乓運動，支持乒乓運動員的情感是不變的，日本球迷中也不乏中國球員的擁躉，而中日民間交流的樸素情感能否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則還需要雙方的細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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