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文木】
四 美國的蜕變：美國從軍工帝國向高利貸帝國轉變
在進入下面的討論之前，需要説明的是：鑑於前述，猶太人到達美國後，其血統種族的意義已發生了較大模糊。因此，在後面的討論中，筆者筆下的“猶太人”的概念已脱離了種族或血統語境，它更多的是一種在“美國猶太人”或“猶太美國人”語境下的表述。
（一）銀行私有化改革，站起來的美國人又跪倒在資本的權杖之下
猶太人在美國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僅僅是猶太人憑其聰明才智和個人奮鬥的結果，它更是一種制度設計的結果——其直接目的是確保這些已經在美國奮鬥起來的大貨幣商們不會重蹈在歐洲被“卸磨殺驢”的前轍，而制度設計的突破口恰恰就是從控制新國家的經濟血脈——銀行入手：在國庫空虛，社會需要貨幣支持時及時推進所謂“金融改革”，以推動貨幣商們對國家銀行的控制，並通過這種控制實現對國家的政治控制。
美國政府1791年在費城建立的合眾國銀行（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譯美國銀行）可以説是美國中央銀行的原型，它集中體現了“五月花號公約”的社團契約原則。時任財政部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希望按照英格蘭銀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銀行，來代替政府管理財政並監督國家的貨幣發行，設立公司制中央銀行——由國家特許、私人投資者所有，在這種理念下，合眾國銀行誕生了。財政部賬户設在該銀行，對於未按規定保持一定數量黃金或白銀的銀行，合眾國銀行拒絕接受它們的票據，以此來維持貨幣存量和貴金屬供應之間的關係。意想不到的是，漢密爾頓設計的金融制度帶動了華爾街的發展。當時，漢密爾頓的官邸就在華爾街上，而紐約銀行就在漢密爾頓官邸的對面，漢密爾頓去世後一直被安葬在華爾街上的三一教堂側面，以至後來有人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華爾街之父"1
“華爾街之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視覺中國
當時美國也有一些人擔心漢密爾頓的設計會導致寡頭控制美國金融，而州銀行也紛紛表示合眾國銀行的設立影響了它們的銀行券發行。因此，在20年經營許可期限過後，合眾國銀行的經營並沒有獲得延續。這樣，州銀行開始沒有約束地發行銀行券，造成市場紙幣氾濫，通脹高漲。美國國會不得已於1816年決定在費城再設立一家合眾國銀行，這樣，第二合眾國銀行誕生了，許可期限仍為20年。20年期限到期後，國會同意該行換髮許可證繼續經營，但被時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否決，否決的主要理由是可能會形成一個由銀行家和工業家組成的精英圈子，這會影響個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權。這就是美國建國後兩次設立中央銀行都失敗的原因。
沒有中央銀行後，美國政府（財政部）也曾試圖發展各種替代機構來取代中央銀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過一些統稱票據交換所的機構，如成立於1853年的紐約清算所、成立於1858年的費城清算所來清算票據，行使中央銀行的部分職能，但這些機構都無法像第一合眾國銀行和第二合眾國銀行那樣能夠保持美國的金融穩定。進入20世紀後，美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其銀行業危機發生的頻率遠遠高於擁有中央銀行的歐洲國家。金融風險已成為美國社會一個很大的問題，特別是1907年10月14日的那場金融危機，恐慌使得幾乎所有的儲户都湧到了紐約各銀行門前。不幸的是，此時美國缺乏一個最後貸款人——中央銀行來應付這場危機。最終，政府、銀行家們，特別是紐約票據清算所發揮了關鍵作用，才平息了這場銀行危機。為了保持金融穩定，1913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簽署了《聯邦儲備法》，依據該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系統（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為美聯儲（the Fed），以履行各項中央銀行職能，包括銀行業監管、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以及支付清算。為了防止國家集權，該系統只是在華盛頓設立了聯邦儲備委員會（也稱為聯邦儲備系統理事會）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後者是貨幣政策的執行機構。此外，在全美選擇了12個儲備區，每個區設立一個獨立的聯邦儲備銀行，主要負責銀行業監管（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還被授權負責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和管理25家分支機構。
美聯儲大樓 美國華盛頓 圖片來源：澎湃影像
這12家聯邦儲備銀行的股東都是成員銀行（國民銀行）和合格的州註冊銀行，但股份不能轉讓。聯邦儲備銀行由獨立的董事會管理，所有權屬於私營性質，但聯邦儲備銀行執行的卻是中央銀行職能2。《美聯儲法案》的始作俑者參議員尼爾森·奧利奇（Nelson Aldrich）在1914年7月《獨立》雜誌對他的採訪中透露：“在這個法案之前，紐約的銀行家只能控制紐約地區的資金。現在，他們可以主宰整個國家的銀行儲備金”3。當時，對《美聯儲法案》持堅決反對意見的議員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在對眾議院發表的演講中説：
這個法案(《美聯儲法案》)授權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當總統簽署這個法案後，金錢權力這個看不見的政府將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內不會知道這一點，但幾年以後他們會看到這一切的。到時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獨立宣言》才能將自己從金錢權力之下解放出來4。這個金錢權力將能夠最終控制國會。如果我們的參議員和眾議員不欺騙國會，華爾街是無法欺騙我們的。如果我們擁有一個人民的國會，人民將會有穩定的生活。國會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貨幣系統法案》(《美聯儲法案》)。這個銀行法案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立法犯罪。兩黨的頭頭和秘密會議再一次剝奪了人民從自己的政府得到益處的機會5。
親自簽署了《美聯儲法案》的美國第28任總統伍羅德・威爾遜事後非常後悔地説：
美國這個國家的發展和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完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我們已經陷入最糟糕的統治之下，一種世界上最完全最徹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見，不再擁有司法定罪權，不再是那個多數選民選擇的政府，而是在極少數擁有支配權的人的意見和強迫之下的政府。這個國家的很多工商業人士都畏懼着某種東西，他們知道這種看不見的權力是如此地有組織、如此地悄然無形、如此地互鎖在一起、如此徹底和全面，以至於他們不敢公開譴責這種權力6。
“經過與美國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較量，國際銀行家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徹底控制了國家貨幣發行權，英格蘭銀行的模式終於在美國被複製成功了。這個系統是私有的，它運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別人的金錢來獲得最大可能的利潤”7。臨終時,威爾遜無限悔恨地承認：“我在無意之中摧毀了我的國家!”8美聯儲成立後，美國政府失去發幣權，留下的只有發債權，用國債到私有的中央銀行美聯儲那裏做抵押，才能通過美聯儲及商業銀行系統發行貨幣。“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美國政府最終喪失了僅剩的‘白銀美元’的發行權。美國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須將美國人民的未來税收（國債），抵押給私有的美聯儲，由美聯儲來發行‘美聯儲券’，這就是‘美元’”9。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勞工部長、經濟學家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説：“這些核心公司宏偉的總部大廈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神殿，代表着國家的權力和信心”10。而此後的美國政府，用馬克思的話説，“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11。
至此，美國主權獨立已蜕變為形式，由於國家信用轉入華爾街資本集團手中，美國事實上已墮落為華爾街的債奴，美國政府權力，用喬治·沃克·布什的話説，終於被華爾街“關在籠子裏”12，美國——類似於1949年前的近代中國——已墮落為華爾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學者杜文君寫道：
壟斷財團既是美國經濟的核心，更是美國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潛伏的暗流，有時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國戰略決策的河牀。壟斷財團猶如一個首席樂師，只要彈出一串音符，國防部乃至總統就會隨樂起舞。13
19世紀前半葉美國的銀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們曾對美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寄予很大希望14。為此，他們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提醒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實現公有制後，還要特別注意：“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15。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16
**“制度決定一個國家走什麼方向”**17。2011年9月，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此後，美國民眾的各式抗議活動層出不窮。如果九泉之下的漢密爾頓看到這一幕，不知對自己當年建立“中央銀行”制度設計會有何感想。
（二）銀行的私有化迫使美國政府蜕化為華爾街的買辦
同樣的道理，美利堅民族在建立新國家的時候沒有及時建立由國家獨控的國有銀行既是美國迅速崛起並打敗歐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國步入世界大國後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們看到，從獨立之日起，美國政府就失去了獨立的財政能力，而銀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導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內政外交政策的實施如果沒有財團同意借款，政府就隨時面臨“財政懸崖”。這導致政府對私人財團的依賴越來越深。從前引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經濟學基礎》提供的《美國政府債務》圖表（參見圖一）可以看出，從獨立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政府的債務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保持30%～40%之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比例迅速突破100%18。這説明，在美國面臨着歐洲壓迫的時候，擺脱這種壓迫會得到全美各階級的支持，這時的美國政府會有比單純的國有銀行更強大的融資能力，這種能力是美國迅速打敗歐洲霸權的前提。但是，當美國打敗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世界霸權之後，美國的借債水平就成為政府對金融財團的依賴深度的標尺。
比如説，為了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政府大舉借債可以理解。可在2016年和平的條件下，美國政府的總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再次突破100%（參見圖三），接近或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債務水平，這説明，此間美國政府從對華爾街財團的相對依賴蜕變為絕對依賴。國家的財政一旦被資本財團控制，國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會異化為財團的傀儡或曰買辦。這個苗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借款高峯中——這時歐洲敗局已定——已經顯現。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但戰爭借款尚未償還，美國政府必須考慮將堆積如山的軍火庫存消化掉以清償所借債務。從1945-1953-1972年的債務償還進度的節點分析（參見圖一），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借的債務恰恰是通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消化美國的軍工庫存而解決的。1960年，美國國家安全各部門僱用的人員達370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為457億美元，約佔政府預算的58%，佔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數量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後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麼不願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裏。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19。1973年6月5日，他告訴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説，越南戰爭“花了1200億美元，打了11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軍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類”20。現在回頭看，當時美國政府發動對朝鮮和越南的侵略戰爭，是通過戰爭消化“龐大的武器庫”以償清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債務。
直到1972年上任的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前，美國政府才償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借款。還了錢，尼克松才能選擇結束越南戰爭，才能與中國和解。此後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國政府的財政來源才能從軍工美元轉向石油美元，從以前的通過“殺羊”獲利的方式獲得轉為通過“割羊毛”的方式獲利。由美國鐵路經辦商詹姆斯·哈里遜·威爾遜（James Harrison Wilson）提出並得到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高度讚賞的“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21的名言，道出了美國外交的買辦本質。
（三）美國從軍工帝國主義向高利貸帝國主義蜕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取得勝利的意義在於美國徹底擺脱了歐洲霸權，作為美國爭霸對手的歐洲（大國）整體性地消失了，這時的美國與蘇聯雙雙步入了世界帝國的舞台。與此同時，美國也被華爾街的債務纏身並受華爾街軍工債權人控制。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了世界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同的只是從美蘇爭霸時的軍工帝國主義轉變為獨家剝削世界的金融-高利貸帝國主義，這時美國政府的債權人又從軍工財團轉為華爾街金融集團。沒有外敵的美國此後的外交就脱離了它的國家政治的本意：原本是為主義的外交，現在只是變成了一種生意22；美國外交的敵人這時已不是冷戰中的對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觀地説，在美國沒有擺脱歐洲壓迫繼而獲取霸權之前，美國政府與美國財團們的目標還是一致的：他們都在為打倒歐洲霸權而團結奮鬥，這時的美國政府得益於軍工集團的強大生產力和金融集團的強大融資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時美國已打敗歐洲並取得世界霸權，美國白宮才迅速倒在華爾街債權人腳下併成為財團謀利的政治工具。必須説明的是，打倒美國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美國人與猶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現為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號公約》（1620年）原則。這個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國的同時，滯留於其中的矛盾胚胎也逐漸展開：進入20世紀，在這個共同體面臨的反歐洲壓迫的主要矛盾解決後，統一體之中，美利堅民族與資本的統一性成份下降，對立性矛盾上升，美國也就從一個正常國家轉變為帝國，先是軍工帝國（1945～1981年），後又轉向金融－高利貸帝國（1980～2016）23，經過二者的短暫輝煌後，在21世紀初，美國快速衰落。
五月花號公約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五 從進步到反動：美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形成——理論描述
（一）高利貸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體凌駕於它之上”
金融對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內籌集巨大資金幫助資產階級打敗封建貴族並由此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它也在人類歷史上——比如中國戰國時期的呂不韋高利貸貨幣商和今天的華爾街金融集團——對現成的生產力造成巨大的破壞。各國都是在實踐中汲取着經驗和教訓，一個民族所得到的教訓越是沉重，它所獲得的經驗也就越是深刻，其控制風險的措施也就越是實用，而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
馬克思對金融的兩面性有過深刻闡述。馬克思説：
“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麼在流通中生成、產生、被生產的東西，是貨幣本身，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24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現代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分工越是豐富，社會就越需要流通；流通的形式越豐富，社會生產力就越發達。反之，“流通在社會再生產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貸就越是興盛。”25
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指在私有制下，產品的使用價值屈從於交換價值——筆者），貨幣及其作用就不會消失。馬克思説：“只要交換價值仍然是產品的社會形式，廢除貨幣本身也是不可能的。”26
但是，貨幣本身並不創造價值，它只有被價值所創造。如果商品離開流通兩極，那貨幣就是一堆廢鐵或廢紙。馬克思説：
從貨幣和商品這兩個點上開始的過程，它的反覆並不是從流通本身的條件中產生的。這一行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發動起來。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動力。它是從預先存在的要素出發，而不是從它本身創造的要素出發。商品必須不斷地從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樣。否則，流通就會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會在貨幣這個失去作用的結果上消失；貨幣只要不再和商品、價格、流通發生關係，就不再是貨幣，不再表現生產關係；貨幣所留下來的，只有它的金屬存在，而它的經濟存在則消滅了27
是有了商品即用於交換的產品才有貨幣，貨幣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己。馬克思説：
貨幣作為一般財富的物質代表，只有當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財富相交換而消失的時候，才能夠實現。在流通中，貨幣只有被支付出去，才會實現。如果我把貨幣保留下來，它就會在我的手裏蒸發為財富的純粹的幻影。使貨幣消失，這正是保證貨幣成為財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費積蓄來滿足短暫的享受，這就是貨幣的實現。這樣，貨幣又會被別的個人積蓄起來，不過那時同一過程又重新開始。貨幣對流通的獨立性只是一種假象。因此，貨幣在它作為完成的交換價值的規定上揚棄了它自己。28
貨幣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換即流通才使某種金屬或紙質的媒介成為貨幣商品。“商品的生成過程，從而商品的最初佔有過程，發生在流通之外”29，而“貨幣是流通的產物”30。在貨幣短缺時，貨幣就給人造成它就是“財富”的假象，這時，“貨幣是商品中的上帝”31。馬克思説：“貨幣本來是一切價值的代表，在實踐中情況卻顛倒過來，一切實在的產品和勞動竟成為貨幣的代表”32。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將具有價值尺度功能的貨幣假想成財富本身，並由此產生了貨幣拜物教。馬克思説：“貨幣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 ”33。比如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的重商主義就把貨幣儲備的增長誤認為是財富的增長，這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也有人將美元外匯儲備誤解為國力強弱的標誌一樣34。在重商主義盛行時，歐洲社會脱實向虛，“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售者成為貨幣貯藏者”35，在“貨幣拜物教”中，人們增值的手段就從屯藏貨物轉為屯積貨幣36，人們的活動都集中到不產生價值的流通領域，這樣，在社會物質生產“共同體”之外，便形成了貨幣生產的“共同體”，後者是一羣不創造任何價值、並不停吸吮社會物質生產機能，以貨幣生息貨幣的高利貸者。下面的話似乎説出了今天華爾街財團凌駕於美國政府權力之上的原因所在，馬克思説：
貨幣本身就是共同體，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體凌駕於它之上。但是，這要以交換價值的充分發展，從而以相應的社會組織的充分發展為前提37。
貨幣是商品中的上帝38。
這裏，馬克思指出了貨幣對實體經濟的排斥和不服從本質。在條件不成熟時，即國家掌控銀行時，貨幣會“委屈”自己成為商品的“僕人”，一旦銀行控制了國家，那它就會撕下“金融”“信用”等為生產服務的“僕人”外衣而直接顯露出其“洪水期前”39的高利貸野蠻本性：以其虛幻的力量主宰真實的力量，用符號的世界主宰實體的世界。而要消除貨幣這個“惡習”的前提，馬克思在1843年寫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已有論述，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將其概括為：“消滅私有制。”40
（二）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帝國主義
“金融資本追求的是統治，而不是自由”41，美國就是被絕對自由主義成就後又被其打倒的國家。它由主張資本絕對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資本放任的天性在剛剛誕生不久的美國的廣袤土地上得到幾乎是無限制的自由擴張並造成巨大的生產力，用馬克思的話説就是：“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42這一點，在獨立後不久的美國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彰顯，其間出現了飽含激情“為一個新世界開始歌唱”43。他在《對各個州》一詩中寫到：
對各個州，或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説，多抵制，少服從，
一旦無條件地服從，就徹底被奴役嘍，
一旦被徹底奴役，這個地球上就再沒有哪個民族、國家、城市，還能恢復它的自由。44
可是，惠特曼寫這首詩的時間是在美國建國後的近半個世紀，反抗、不服從、自由等等幾乎成了美國人無條件秉持的信念和“法律”，惠特曼在《我為他歌唱》一詩中寫道：
我為他歌唱，
我在過去的基礎上把現今舉起，
（如多年生樹木從它的根上長出，現今也紮根於過去，）
我以時間和空間將他擴展，並將永久的法則融合，
讓他憑它們來使自己變成自己的法律。45
資本在美國早期那任性的擴張，確實在美國呼喚出巨大的生產力，給美利堅帶來完全不同於舊大陸歐洲的激情燃燒的歲月。惠特曼用飽浸感情的筆墨在《我聽見美利堅在歌唱》一詩中寫道：
我聽見美利堅在歌唱，我聽見種種不同的頌歌，
機械工的頌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壯而快樂，
木匠歌唱着，當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橫樑的時候，
泥瓦匠在準備上工或歇工時唱他的歌，
船伕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板凳上歌唱，帽匠站立着歌唱，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夥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時唱的歌，
母親的美妙的歌聲，或者年輕妻子工作時或姑娘縫洗時的美妙的歌聲，
每人都唱屬於他或她而不是屬於別人的事情，
白天歌唱屬於白天的事情——夜裏是強健而友好的年輕小夥子們在晚會上，
張開嘴放聲高唱，那歌聲雄壯而悠揚。46
儘管他後來對美國資本主義有了更深刻的反思47，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詩中還是堅信美國清教信條，將“反抗”“抵制”“自由”等當作絕對原則。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令那些堅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簽署《獨立宣言》的國父們怎麼也想不到的，是**他們堅持併為此與宗主國決裂的自由資本主義精神經過“否定之否定”式的運動，最終蜕變為“五月花”精神的對立物——壟斷。**真是歷史的諷刺：
自由戰士為自由所打倒。
資本主義產生於歐洲，到美國後，在沒有任何舊制度的羈絆下得到充分發展，時至20世紀，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對這一時期的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揭示最為深刻的是列寧，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認為：20世紀的帝國主義已經從原來的“舊的資本主義”即自由資本主義進入了“新的資本主義”48,即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列寧寫道：
舊的資本主義，即絕對需要交易所作為自己的調節者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過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資本主義，這種新的資本主義帶有某種過渡的現象的鮮明特徵，某種自由競爭和壟斷的混合物的鮮明特徵。49
對於歐洲，可以相當精確地確定新資本主義最終代替舊資本主義的時間，那是在二十世紀初。50
帝國主義最深厚的經濟基礎就是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也就是説，這種壟斷是從資本主義成長起來並且處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競爭的一般環境裏，同時又經常同這種一般環境發生無法解決的矛盾。51
帝國主義已經從萌芽狀態成長為統治體系，資本家的壟斷組織在國民經濟和政治中居於首要地位，世界已經分割完畢；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現在已經不是英國獨佔權，而是少數帝國主義強國在爭奪壟斷權，這是整個二十世紀初期的特點。壟斷是自由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對自由的否定。52
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寧説，“這種從競爭到壟斷的轉變，是最新資本主義經濟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現象”53，“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儘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54。列寧總結這個“最新資本主義”有五個特徵：
（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3）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
（5）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55
在論述了這五個特徵之後，列寧進一步給出的定義是：“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分割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56
列寧注意並強調了在這個歷史從“舊資本主義”即自由資本主義轉變為“新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在另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北美合眾國，生產集中發展得更加猛烈”57。據統計，在1904年，產值在100萬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業有1900個，它們擁有140萬工人，它們的產值有56億美元。5年過後，在1909年，相應的數字為3060個企業，200萬工人，產值90億美元。
“美國所有企業的全部產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僅佔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一的企業手裏！”58
（三）從金融帝國主義快進到高利貸帝國主義
即使如此，我們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59。列寧雖然強調了美國，但他所研究的帝國主義的重點案例還主要集中在歐洲列強。列寧發現，這一時期，造成資本主義企業快速進入壟斷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銀行在推動工業資本集中的過程中，也成為要主宰工業資本的力量，也就是説，在“新資本主義時代”，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關係發生了主客置換。列寧寫道：
銀行原先的主要業務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這樣，銀行就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即生利的資本，把所有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支配。
隨着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於少數幾個機構，銀行就由普通的中介變成了萬能的壟斷者，他們支配着所有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全部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來源。60
生產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的溶合或混合生長，——這就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61
壟斷是從銀行成長起來的。62
與工業集中同步的還有銀行業的發展和集中，本來是工業發展帶動並支配着銀行發展，但行業間的競爭導致投資規模間的競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獲得更多的融資，這樣工業資本家在競爭中便有了對銀行的依賴，這種依賴使本來只有貯存貨幣功能的銀行發展出融資的功能，這種功能使銀行在激烈競爭並急需注資的企業面前有了生死予奪的權仗。讓當年追求自由的“五月花”合眾國開國元勳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是這種主客異位的變化迫使工業資本屈服於金融資本。
20世紀是從舊資本主義進到新資本主義，從一般資本統治進到金融資本統治的轉折點。63
列寧對這一點特別看重，他寫道：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有統治地位，表明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比其餘一切國家都突出。64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結論，本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本，一旦反客為主，金融——進而到信用——就失去了它“合乎理性”即積極的意義，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向高利貸“返祖”，金融統治讓位於高利貸統治。高利貸資本一旦支配工業從而到支配整個社會，高利貸資本瓦解生產的本性就會使社會生產發生萎縮、使社會出現寄生性腐朽、失去實體經濟增長的支持，國家的上升勢頭就會被打斷並轉入衰落，當然這種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線而是螺旋式顯現的。列寧説：
帝國主義就是貨幣資本大量積聚於少數國家；我們看到，這種資本是數目達到一千億至一千五百億法郎的有價證券。於是，以“剪息票”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終日遊手好閒的食利者階級，確切地説，食利者階層，就大大地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資本輸出，更加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脱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國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65
列寧這是在説法國，還説“法國帝國主義與英國殖民帝國主義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貸帝國主義”66，這話放到今天再讀，怎麼看都像是在説美國。列寧繼續寫道：
在世界上“商業”最發達的國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對外貿易高四倍！這就是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寄生性的實質。因此，“食利國”或高利貸國這一概念，就成了論述帝國主義的經濟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為極少數高利貸國和極大多數債務國。67
列寧在論述帝國主義的腐朽性時所選取的樣板是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那時的美國還處於歐洲國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五個工業國家，是‘名副其實的債權國’……而美國僅僅是美洲的債權人”68。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整體性地在戰爭中衰落，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超級霸權國，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69。與此同時，列寧曾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的論斷便更為典型地體現在美國身上。
六 從被壓迫民族到壓迫民族：美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最終完成——現實描述
（一）軍工和金融：美帝國主義的兩個階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宣告結束，美國以戰勝國的姿態成為帝國主義行列的老大，歐洲帝國主義在舊的世界體系即凡爾賽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已退出世界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體系即雅爾塔體系的及其中的美國的帝國霸權。此後，曾是同盟國中最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蘇聯進入了全球爭霸的冷戰時期。
以尼克松訪華和越戰結束為界線，美國帝國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此前由於有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以及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一時期拉動美元增值的主要動力是軍工，政府在對外軍事行動的需求中保持大額的國防採購，由此為美國軍工資本帶來滾滾利潤。如圖4所示：
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接近40%，而後至2009年國防支出在大幅增漲的同時，其在佔GDP的比重卻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學者汪濤認為：“如果僅為國家安全考慮的話,這個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夠了。就算以2%考慮,美國軍費開支佔GDP比例有3個百分點是超乎‘常規’的,也就是美國軍費開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這個增加的投資如果不能獲得比投資額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經濟上就是不合理和難以常年維持的。也就是説,美國需要通過軍費投入獲得佔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釋其行為在經濟上是合理的。事實上,真正獲得的收益遠超過這個數字,其原因只有通過美元霸權所獲得的利益才能獲得合理解釋。”70
事實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以下簡稱GNP）年增長率為3.2%，通貨膨脹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實際GNP增長4.0%，通貨膨脹率只有2.9%。這一時期美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健康發展顯然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密切相關。如下表1所示：
1951～1960年間，美國實際GNP增長最好的時期就是朝鮮戰爭期間。而在戰爭停止的1954年，美國GNP的增長率（可比價）從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國在越南開啓“局部戰爭”，以阻止所謂“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登陸，當年美國GNP大幅上漲至7.6%，經濟出現低通脹高增長。隨後經濟持續下滑，之後的幾年，經濟基本都處於不穩定的通脹環境中。20世紀60年代末，美蘇關係緩和，美國扭轉通脹。在1959年、1960年兩年間，美國經濟雖處於低通脹，但經濟嚴重下滑，總體看都沒有達到朝鮮戰爭時的水平。但1951～1960年這10年平均下來，經濟還是處於低通脹、穩增長不錯的水平上，其間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是重要因素。接下來的10年，我們還可以看到越南戰爭對其間GNP增長的貢獻。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國全面投入了二戰後時間最長的越南戰爭，這一時期也恰恰是美國軍工帝國主義的巔峯期，而這10年恰恰也是美國經濟基本處在低通脹高增長的時期，只是到了1969年戰爭後期，美國經濟才開始進入滯脹期。到1970年，美國實際GNP增長率（可比價）竟跌到-0.4%，而通脹為0.9%。這顯然是受越南戰爭將要結束的影響。
1971年至1980年，美國外交的特點是域外無大戰，國內由尼克松、基辛格開啓的以中東石油為支撐點的華爾街金融資本正在全球佈局。10年間實際GNP為3.7%，通貨膨脹率卻大大高於前兩個10年，達到7.3%71，經濟的增長被高通脹嚴重稀釋。造成這一時期經濟滯脹的原因是外部大規模持久戰爭的結束，國家處在軍工帝國難以為繼、金融帝國及緊隨其後的高利貸帝國佈局尚未完成的過渡期。美國軍工帝國主義時期經濟的這一特點，中國學者杜文君在《美國戰爭經濟論》一書中有比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戰爭爆發之時或之前，美國經濟都正處在衰退之中，即經濟衰退預示着戰爭的爆發。事實上，衰退本身也推動了對戰爭對象的認定和打擊速度，當戰爭爆發後，美國經濟迅速進入高漲期，從幾場典型戰爭爆發的經濟背景來看，適時認定和打擊戰爭對象是美國減緩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復甦的重要手段。因為每每在經濟衰退之時，美國首先借助宏觀政策的調整來緩解衰退，而這種宏觀政策的變化首當其衝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變動上，美國政府往往在經濟衰退時驟然增加軍事開支，軍費的迅速增加雖然不是市場的自發行為，它是政府強制行為的結果，但軍事開支的增加與政府其他類型開支增加的效果卻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時的政府軍費開支無疑為全社會生產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龐大市場，尤其軍事工業生產（包括專用武器裝備和通用軍事消費品等）短期內擴增，迅速將軍費支出的乘數效應引致到消費和投資走向上，從而使得社會總需求大幅上升，進而在短期內對宏觀經濟總量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最終達到國內當時既定資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釋放經濟衰退壓力的目標。由於軍費開支本身對宏觀經濟的涉及影響和刺激作用非常顯著，軍費開支的財富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戰爭決策者對戰爭紅利的非理性預期，以致將緩解經濟衰退寄希望于軍費開支的頂峯階段——戰爭時期。總之，美國在打擊戰爭對象之時都與當時的國內經濟衰退有一定關聯。從總體態勢上看，美國國力狀態和戰爭頻數呈正相關關係，但是在每次具體戰爭爆發前，美國經濟卻大多數處在低迷或者衰退狀態，這種奇妙的現象在美國戰爭決策中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72
20世紀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東戰爭、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人質危機等，都加快了美國國內從軍工資本統治讓位於金融資本統治的速度。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國防支出雖大幅上揚，但軍事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間的水平，這與此前15%～5%域間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參見圖四）。此後，對美國GDP增長貢獻率最大的產業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開啓金融化進程。90年代，美國金融化及其全球擴張進入大收穫時期，其間美國的金融業利潤收益迅速超過製造業。如表3所示：
里根時期——經尼克松時期準備和過渡——是美國軍工帝國經過短暫的金融時期向高利貸帝國轉軌的開始。20世紀80年代後，美國金融業利潤快速飆升。由表三可知，從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業利潤增長了1599%，製造業利潤僅增長了393%。
圖5、圖6從長時段描述了美國三次產業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到美國三次產業產值和就業份額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已開始向第三產業傾斜。到20世紀80年代，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即農業，特別是第二產業即工業之間的剪刀差迅速拉開，第三產業到20世紀90年代已贏得全面且不可逆的優勢。如圖5、圖6所示：
在金融帝國主義向高利貸帝國主義轉變的過程中，美國迎來了歷史上最長的“繁榮”期。“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1992～200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3.8%，其中1998年為4.3%，1999年為4.2%，2000年達到5.2%。而1975~1990年美國GDP的增長率平均為 2.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共出現過9次擴張期，前8次中最長的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達106個月，90年代初以來的擴張（到2001年3月）已達120個月，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擴張期。”73
顯然，1992～2000年間，是美國高利貸獲利最豐的時期，而此間由蘇聯解體——相當於一場戰爭——釋放且流向美國的巨量浮財成了推高美元指數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擴張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戰爭拉動的軍工生產。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以軍工拉動經濟，美元堅挺的前提佈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元與黃金掛鈎，“持有美元等於持有黃金”74。1971年，尼克松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的黃金儲備無法支撐美元供給，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貨幣中的硬通貨的壟斷地位，美元便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石油掛鈎。1975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決定只接受美元作為原油支付貨幣，這意味着各國要購買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儲備，這就使得美元始終在國際外匯市場中處於中心地位。英國公共有限公司75（CMC Markets）的外匯首席策略分析師阿什拉夫·萊迪（Ashraf Laidi）認為：“當OPEC在1975年決定只接受美元作為原油支付貨幣時，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儲備貨幣，這也鞏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們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當作金本位，那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時代。”76里根之前，美國是通過戰爭拉動美國的軍工利潤，尼克松停止越南戰爭後，便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收縮至中東，強力控制中東石油。“美國對世界石油的控制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並且只能使用美元。”77中國學者梁亞濱寫道：
美國憑藉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使石油利潤全部轉換成美元資本，同時使石油美元的流動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以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方式迴流美國，彌補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確立石油的美元標價和結算制度，同時説服石油出口帶來的鉅額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並且只能使用美元。78
需要説明的是，造成美國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結算之外，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啓動的改革開放及同期亞洲“四小龍”經濟的迅速發展拉動了亞洲對美元的超大規模的需求，此間美元指數79在1985年2月被推至歷史最高收盤點位的164.72點。如圖7所示：
需要説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數的峯值出現並不是國際油價推動的結果，因為同期的國際原油價格恰恰處在歷史的最低點。如圖8所示：
顯然，1985年的美元峯值是1978年後中國改革開放和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共同推動的結果。此間，美國經濟也在金融全球擴張的路線上獲得發展。中國經濟學者黃海州客觀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
中國改革開放壓低了全世界的通脹水平。新型全球化下發達國家可以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大量的消費品，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體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資金能夠更大範圍地流動，大大壓低了世界的通脹水平，所以説過去30年是全世界發財最好的時候。80
1981年至1990年間，里根總統推行“里根經濟學”，其主要內容包括：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率；減少個人所得税和企業税、加速企業折舊以刺激投資。里根經濟學的總體思路是以供給學派的減税政策來對付經濟停滯，以貨幣學派的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對付通貨膨脹。里根時期，美國實際GNP增長率比前十年雖有下降，為2.9%，通脹率卻大幅減少，為4.6%81，但還是高於GNP實際增長。大規模的減税政策增加了個人可支配的貨幣和企業的流動資本——這是里根貨幣供應學派的本質，私人和企業可支配的貨幣總量大規模增加和流動，是國家經濟金融化的前提。
客觀上説，里根經濟政策推行後，美國經濟得到恢復。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7%，通脹率被壓至4%82，“超過了計劃預定的4.5%指標，創3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83大規模減税造成的部門和個人可支配性貨幣增加了美國百姓的滿意度。1984年，謀求總統連任的里根要求選民回答“你們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問題時，美國百姓回報里根的是48個州的壓倒性勝利和高達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時期經濟的大面積收益卻是在政府借貸和國際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線雙向大規模擴大的時期。如圖9、圖10所示：
這裏，問題就出來了：誰見過負擔着高額債務同時還沒有多少實物產品出口的國家還會過上好日子？里根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做到了這一點。那人們就要問：美國政府用什麼可以交換到美國百姓需要的實物產品？回答是：美元。從里根上台的1981年到特朗普上台的2016年，美國用全球化的方式推動美元商品化，造成世界需要堅挺美元——堅挺就會有高收益——美國大舉借債，再轉手輸送給需要美元的國家，這些國家通過向美國輸送高質量實物商品換回美元外匯。在這個循環過程中，美國百姓獲得大量廉價生活日用品，過上不勞而獲的富足日子。“2006年中國對美國產生貿易順差1442.6億美元，貿易順差積累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而中國外匯儲備又將大部分比例投資到了以美國國債為代表的美元資產之上。”84
馬克思説：“現在信用制度創始人的出發點，並不是把一般生息資本革出教門，而是相反，對它予以公開承認。”85美國的信用制度在里根時期開始以擴大金融槓桿的形式向高利貸制度暗渡陳倉。里根放鬆銀根的政策增加了流動資本，理論上説這有利於老百姓的“大眾創業”，但在現實中，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在剛進入改革開放快車道的中國等國迫切需要擴大美元儲備的歷史條件下，美國國內新釋放出來的龐大的貨幣流動性只投向美元處於優勢地位的外匯市場以期獲得超額回報，即使投資這些國家的產業也可以獲得比美國國內更優質的資源和更質優酬低的勞動力。如圖11、圖12所示：
我們看到，1980年後，美國經濟中的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利潤再上台階，在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間，金融收益遠遠高於企業利潤收益，“20世紀40年代美國金融行業的利潤在國民經濟總利潤中的佔比基本在10%以下，1985年增長到15%以上，2000年更是高達30.59%。86”有資料説明：“美國一個國家自1996年以來，就通過國際資本的流入再轉為支付進口，消耗掉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剩餘產品或淨儲蓄。87”“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世界貨幣市場的年交易額已經高達600萬億美元，是國際貿易總額的100倍，全球年金融產品交易額高達2000萬億美元，是全球年GDP總額的70倍。可以説，當代資本運動的主體已經轉移到虛擬產品生產方面。88”
在昨天“期票是猶太人的真正的神”89，現在金融衍生品成了美國人“真正的神”。這個“真正的神”通過“金融”的幌子虛偽過渡，使美國從軍工帝國迅速向高利貸帝國轉變。90
（二）從“G-W-G´”到“G-G´”：美國高利貸帝國主義的出現及它反自然、反人類、反文明的本質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民生依賴金融的支撐是不能持久的，遑論依賴高利貸，畢竟貨幣只是價值的尺度和商品交換的工具；而財富，不管是本國的還是他國的，都需要一定的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在特定時間內的投入才能產出，這樣便與資本化的貨幣即高利貸產生了矛盾。資本化的貨幣不同於一般的貨幣，一般貨幣是為了交換商品，資本化的貨幣卻是為了交換貨幣。馬克思説：
在高利貸資本中，G-W-G´91形式簡化成沒有媒介的兩極G-G´，即交換成更多貨幣的貨幣。這種形式是和貨幣的性質相矛盾的，因而從商品交換的角度是無法解釋的。92
貨幣原本只是一種價值尺度，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在這個“媒介”短缺時，社會就出現屯積貨幣以增強商品交換的“權力”，當這種權力成為事實存在時，人們就為增加這種權力用人為屯積貨幣的方式使自己長期擁有商品交換的權力——本質是佔有勞動產品的權力。這樣就在貨幣商之間產生了競爭，競爭又促使貨幣擁有者從屯積轉為直接放貸即用錢生錢。這時貨幣（G）使自己增值的對象已不是商品（W），而是處於不同利率中的貨幣（G´）；也就是説資本增值的公式從G-W-G´徑直簡化為G-G´。當這種轉換在一個國家中只是處於可控制的有限範圍內，那只是表明社會經濟出現了問題，而如果這種轉換成為了國家行為，那這個國家就進入了快速腐朽進而衰落和瓦解的軌道。馬克思説：“貨幣對不動的，不可分割的財產起瓦解作用。”93馬克思説的就是高利貸貨幣，高利貸貨幣與一般貨幣不同的是，一般貨幣依賴的是商品交換，商品的交換次數是它增值的原因；高利貸貨幣依賴的是貨幣兑換的頻率，而貨幣兑換的頻率不是由於社會生產狀況，而是由於社會破產狀況。大破產——最好是國家破產——才能產生對貨幣的大需求，從而產生貨幣兑換。里根時期，美國經濟加速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的進程，增強了美元在國際上的強勢地位，到20世紀90年代，“G-G´”即錢生錢成了美國全民的斂財方式。如圖13所示：
由圖13可見，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亞洲“四小龍”快速發展，亞洲對美元出現巨大的需求，此間美元貨幣供應總量緊縮，導致美元利率飆升94，美國人的個人債務下降，利息支付卻在升高，美國公民可支配收入也相應增長。但這卻對美國工業造成巨大的貸款負擔，也增加了美國百姓的潛在金融風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1982年拉美經濟危機暴發，這幾件大事持續刺激了世界對美元的剛性需求，再加上1991年蘇聯解體，這使得美國金融產品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第一次進入豐收期，並由此造成美元指數自1970年以來出現第一個高峯，美元指數從80點左右飆升至近170點。1991年，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又造成美元第二個小高峯，美元指數從90年代初的80多點猛升至2000年的120點左右（參見圖六）。這兩次美元的大收益對美國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導致美國經濟嚴重泡沫化。如表4表5所示：
我們看到，從1990年到2017年，美國三次產業中對國內生產總值（GDP）貢獻率最大的是第三產業：從1990年的1.05%猛升2017年的89%，其間，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從69.9%增至77%。至此，美國經濟嚴重金融化。原本在“G-W—G´”道路上迅速崛起且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美國，卻在資本邏輯的推動下，一下子回到了“G-G´”，馬克思説：“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95，是“洪水期前的形態”96：
關於商業資本所説的一切，更加適用於高利貸資本。在商業資本中，兩極，即投入市場的貨幣和從市場取出的增大的貨幣，至少還以買和賣，以流通運動為媒介。在高利貸資本中，G-W-G´形式簡化成沒有媒介的兩極G-G´，即交換成更多貨幣的貨幣。這種形式是和貨幣的性質相矛盾的，因而從商品的角度是無法解釋的。97
“G-G´”即用錢生錢的經濟特點是貨幣成了貨幣增值的對象，這時貨幣運動就脱離了它金融和信用的性質轉而向高利貸貨幣返祖：在金融和信用意義上的貨幣增值需要的是改善商品生產和銷售條件，而高利貸意義上的貨幣需要的是普遍地破壞生產和銷售條件，通過瓦解一切實體經濟並由此造成有利於放貸的社會需求，馬克思寫道：
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象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並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98
對正常的生產國家而言，只有在擴大分工和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才需要更多的貨幣，而高利貸資本正好相反，它需要的是實體生產的普遍破產。只有破產、戰爭和病危等災害，才能造成社會或家庭對貨幣的絕對需求。一旦國家經濟整體性地進入高利貸陷阱，“銀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變成萬能的壟斷者”99，這時的國家政府就成了高利貸商人任意擺弄的僕人。列寧是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最新的材料證實了馬克思上述結論，他寫道：
在工業高漲時期，金融資本獲得大得無比的利潤，而在衰落時期，小企業和不穩固的企業紛紛倒閉，大銀行就“參與”賤價收買這些企業，或者“參與”有利可圖的“整理”和“改組”。在“整理”虧本的企業時，“把股份資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較小的資本額來分配收入，以後就按照這個資本額來計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到零，就吸收新的資本，這種新資本同收入比較少的舊資本結合起來，就能獲得相當多的收入。100
事實上，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瓦解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在其中大發了一筆橫財，這筆橫財將美元指數從1992年的80點左右推向2000年的120點左右——這是美元自1985年以來的第二個高峯。1990年，波蘭華沙大學經濟學博士，原“團結工會”積極分子揚·捷符爾斯基以懺悔的心情寫下長篇論文，揭露了波蘭社會主義垮台給波蘭人民帶來的災難。他寫道
外國資本將廉價接管我國辦得較好的國營企業。企業的價值將採用產品銷售的利潤額作為計算標準。因為波蘭的大部分工業產品成本高，質量低，所以企業價值的估價一般都很低。此外，西方貨幣匯率比所在國的實際購買力一般又高出一倍，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這種貨幣在波蘭的價格又將大大提高。因此，向外國資本出售波蘭企業簡直是白送一般。然而，外國資本想要得到的遠非這些，外國資本不但要有權購得企業，而且要包括企業地皮、甚至地皮以外的東西，還要求有權把從波蘭廉價勞動力身上攫取的利潤自由匯出波蘭。”101
列寧上面所説的“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就是變相的高利貸。高利貸資本與其他資本不同：其他資本是通過生產和銷售商品增值，而高利貸資本是通過“銷售”貨幣增值。商品生產和銷售可以有生產週期，這個週期決定了金融資本贏利也是有周期的；而高利貸資本不能有生產週期，貨幣一旦停止流通，它就形同廢紙。因此，高利貸不能等待，為此它必須不斷創造生產者的貸款需求，這樣的需求形成的前提就只能是生產的瓦解和永恆的貧困。於是貨幣一旦主宰了生產，它就會立即撕下“金融”“信用”的面紗並暴露破壞生產、破壞社會、毀滅人類正常活動，甚至屠殺人類的高利貸的贏利本性。馬克思尖鋭地指出了這一點：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羣眾轉化為僱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102
現在看來，美國已經成為了這樣的以經營高利貸為外交主業的國家。今天，美國及其外交已徹底商業化了，成了為美國的壟斷財團牟利的工具。“大多數銀行家認為獨裁政府挺好”，一位銀行家在波蘭對《紐約時報》説，“在拉丁美洲的每次政變之後，必定出現銀行家們欣喜若狂的情景，他們主動找上門來向新政府提供信貸。誰都不知道政治體制能夠發揮什麼作用，唯一的檢驗方式就是：看他們能不能清償賬單”。103
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元一旦跌至最低節點，世界必然要發生大事：要麼美國與對手妥協，要麼消滅對手。1972年中美改善關係，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便出現了戰後美元指數的最高峯值；1987年，美元指數跌至底點，1989年中國出現政治動盪，美國介入失敗，美國轉手推動蘇聯解體，1991年蘇聯解體。104蘇聯解體造成了美元指數自1985年以來的第二次高峯。2000年普京上台，大幅壓縮了美國高利貸資本在俄羅斯的掠奪，美元指數隨後大幅下跌，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國內以吃高利息為生的老百姓的收入大幅降低，其生存條件嚴重惡化。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寫道：“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就開始快速度擴大。前10%人羣的收入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21世紀伊始的45%～50%——提升了15個百分點。”1052008年美元指數跌至接近70點，當年，美國經濟危機暴發。2011年底，美國便暴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皮凱蒂分析説：
1980年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15%）從最窮的90%人口轉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具體地講，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危機發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美國經濟的增長情況，就會發現最富有的10%人羣佔據了增長總額的3/4，這一時期最富有的1%人羣就獨佔了美國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因此，對於底部的90%人羣來説，收入增長率每年不足0.5%。這些數字是無可爭議的，卻很讓人吃驚：當人們考慮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時，都應詳細核對這些數字。很難想象，在社會羣體之間存在如此極端分化的情況下，這個經濟和社會如何能夠持續運轉下去。106
美國金融史專家威廉·戈茲曼（William Goetzmann）指出了目前愈演愈烈的兩極分化將給美國帶來的革命前途，他寫道
美國金融危機的未來已近在眼前。近來底特律市宣告破產，使得退休人士與在職人士之間的衝突越發尖鋭。退休市政人員——警察、消防員、教師和環衞工人——面臨着這樣一種可能性：這座城市在他們急需用錢之際會背棄其對養老金的承諾。遺忘法國大革命是不明智的。”107
為了挽救美元危機，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義，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結果折戟伊拉克。2008年，美國宣佈從伊拉克部分撤軍。一旦軍事不能控制中東，石油美元也就宣告壽終正寢。2016年，特朗普在軍工資本的支持下異軍突起——迫使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的代理人希拉里退出，成為繼奧巴馬之後的美國第45屆總統。特朗普試圖用振興軍工生產的方式來扭轉美國的頹勢，軍工採購在特朗普時期大幅上揚：2016年至201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中的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項裏，國防增長最快最猛：從2016年的-0.6%增至2019年的4.9%108。從2016年至2019年，美國GDP只有知識產權產品和國防兩項增長，其中增長最快以及對美國GDP增長拉動最大的還是國防109。這表明，美國正在從20世紀50至70年代的軍工帝國主義經80年代後30多年的金融-高利貸帝國主義的否定，又迅速“返祖”至反自然、反人類與反文明的野蠻軍工帝國主義——這是一個經典的“否定之否定”的樣本110。今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管誰上台，如果不發生人民革命，美國都將在軍工和高利貸權力的交替中走進其苟延殘喘的多舛末途。
道德與勞動是不能分離的孿生子。國家和人一樣，如果不勞動，這個國家就從文明異化為野蠻和墮落，古羅馬就是這樣。古羅馬國家在上升時期時，生產性勞動是社會的主流。但是後來，打仗代替了勞動，並掠奪了很多奴隸，讓奴隸勞動，古羅馬民眾則觀賞動物表演、看人獸肉搏，這時古羅馬就衰落了。今天的美國也重複了古羅馬的興衰老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擺脱歐洲的“跟班”身份，以獨立的姿態轉入帝國主義形態。在此後近80年的歷史中，高利貸資本將一個曾是健康、向上和反歐洲壓迫的工業化的美國推向一個野蠻墮落的境地。而21世紀20年代初，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隨後西方美英等國家默認的基於純生物學意義的“羣體免疫”政策及由此造成的一年中近三百萬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慘劇，就是美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沒落性，即反自然、反人類、反文明性的赤祼祼的表現。正如馬克思所説：
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111
高利貸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112
《資本論》德文版1-3卷 @視覺中國
需要説明的是，馬克思時代的高利貸多是私人或法人的個體行為，今天美國的“高利貸帝國主義”與馬克思所説的歷史上的“商人資本”或“高利貸資本”不同，而是與被列寧稱為“高利貸帝國主義”的19世紀初的法國相同，已是一種國家行為。與馬克思説的單向貸出的高利貸不同，今天的美帝國的高利貸具有雙向剝削的特點：一方面，緊附在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身上的國際壟斷財團以高利貸貸入的形式剝削美國113;另一方面，又以高利貸貸出的形式剝削世界其他國家。高利息的壓力迫使美國政府必須不擇手段地向世界貸出美元“產品”，以平衡財政赤字。
從古代高利貸活動發展出的信用制度，是金融發展史上的重大進步。馬克思説：“信用制度是作為對高利貸的反作用而發展起來的……信用制度的發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資本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需要。114”但是，與美國的情形相反，只有在國家掌控銀行的地方，比如歐洲的一些國家和東方的中國，信用制度才能對貨幣的高利貸本性進行有效制約115。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美國金融資本在里根時期“控制貨幣總量”財政政策的天衣無縫的配合下，美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工業遭到重創，其結果是美國工業資本屈服於華爾街金融資本，此後的美國已不是“生息資本要服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和需要”，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服從生息資本的“生產方式的條件和需要”。至此，金融資本家在現代文明史上徹底拋棄了貨幣服務於實體經濟的“金融”“信用”等面具，赤祼祼地露出高利貸“夏洛克”的本質：2000年至2016年，美國政府公共債務佔GDP比重從33.16%迅速飆升至99.46%116；1990年至2017年，美國第三產業對GDP貢獻率從1.05%猛升到89%117。
馬克思説：“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118”但是，與至少要保證勞動力自身再生產從而得以維持的工業資本不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是無底線的，而它的本性又是與自然和人類的本性尖鋭對立的：
它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應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119
事實上，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暴發及西方英美等國實行的有失人道的“集體免疫”，也是對高利貸資本本性的證明。
註釋：
1.劉曉東編著：《全球金融中心華爾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110、111頁。
2.參閲王華慶著：《央行·人民幣：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國金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7～10頁。
3.轉引自劉漢太著：《第四資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2年，第136頁。
4.毛澤東也看出這一點。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説：“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説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説：“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讚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筆者注
5.轉引自劉漢太著：《第四資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2年，第136～137頁。
6.轉引自杜連功著：《合作，還是對抗 解讀國際石油大棋局》，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版，第82頁。
7.劉漢太著：《第四資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2年，第137頁。
8.杜連功著：《合作，還是對抗 解讀國際石油大棋局》，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版，第82頁。
9.劉漢太著：《第四資本》，中國鐵道出版社2012年，第133頁。
10.轉引自杜文君著：《美國戰爭經濟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頁。
12.“把權力關在籠子裏”，是對美國第43屆總統喬治·沃克·布什在2004年美國國慶日演講中的一句話的概括，他説：“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珍貴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大師浩瀚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只有馴服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轉引自李玉傑，孫佳穎著：《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人權及其法律保護》，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第8頁。
13.杜文君著：《美國戰爭經濟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頁。
14.1864年11月馬克思起草的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致美國總統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馬克思給林肯以高度的讚揚，説“從美國的大博鬥開始之時起，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同星條旗息息相關”；“歐洲的工人堅信，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開創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新紀元一樣，美國的反奴隸制戰爭將開創工人階級統治的新紀元。他們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他的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制度的史無先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當天安德魯·約翰遜繼任總統。5月，馬克思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起草《致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告誡這位新總統不忘林肯“解放勞動”的偉大使命繼續前進，馬克思寫道：“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後，閣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務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劍砍倒的東西，領導政治改革和社會復興的艱鉅工作。深刻地意識到您的偉大使命，將使您在嚴峻的職責面前不作任何妥協。您將永遠不會忘記，為開創勞動解放的新紀元，美國人民把領導責任付託給了兩位勞動偉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魯·約翰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5、15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16.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頁。
18.參見［美］曼昆（N.Gregory Mankiw），梁小民譯：《經濟學基礎》第2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422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
21.轉引自［美］孔華潤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頁。
22.“由於進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能力用經濟增長和投資回報率等因素吸引國際資本流向本國，（美國）就只能通過戰爭手段來改變世界各主要資本市場的安全環境，打出一個在世界哪兒放錢都不安全，只能把錢借給本國的國際安全環境格局。”王建著：《貨幣霸權戰爭：虛似資本主義世界大變局》，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頁。
23.經過尼克松時期準備和過渡，里根時期是美國軍工帝國經過短暫的金融時期向高利貸帝國轉軌的開始。
24.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頁。
2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9頁。
26.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
27.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頁。
28.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368頁。
29.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
30.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頁。
31.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頁。
32.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頁。
3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頁。
34.“從經濟因素來説，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增長，為東北亞區域意識的形成，提供了強大動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當今世界區域意識的萌生與成長，説到底，是個經濟問題。經濟成就的大小、財力的強弱、科技水平的高低、美元儲備量的多寡、知識經濟進展的快慢等顯示經濟總體發展水平的各種指標，不僅是隻承認實力的國際社會評判的依據，也是本地區各國自信心、自豪感、連帶意識賴以形成的重要源泉。”宋成有、湯重南主編：《東亞區域意識與和平發展》，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6頁。
3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0頁。
36.“范德林特認為商品價格決定於一個國家現有的金銀量，他自問：為什麼印度的商品這樣便宜？他回答説：因為印度人埋藏貨幣。他指出，從1602年到1734年，他們埋藏的銀值15000萬鎊，這些銀最先是從美洲運到歐洲去的。從1856年到1866年這10年間，英國輸往印度和中國的銀（輸到中國的銀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000萬鎊，這些銀原先是用澳大利亞的金換來的。”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0～151頁。
37.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頁。
38.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頁。
39.“為什麼我們在分析資本的基本形式，分析決定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的資本形式時，開始根本不提資本的常見的、所謂洪水期前的形態，即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頁。
40.“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頁。
41.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是的分裂》，《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頁。
4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頁。
43.［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譯：《草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頁。
44.［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譯：《草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
45.［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譯：《草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
46.［美］惠特曼著，李野光譯：《草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47.1871年，惠特曼在《民主的遠景》一書中寫道：“歷史是漫長悠遠的。不管我們如何變換句式的組合，美國未來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是無邊的黑暗。驕傲、竟爭、種族隔離、邪惡意志以及史無前例地放縱已經初見端倪。誰能駕馭這龐然大物呢？誰能給這龐然大物勒上繮繩呢？當我們選擇炫耀未來時，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卻隱約出現巨大的不確定性以及可怕的致命黑暗。否認下面的事實是徒勞的：民主繁茂地成長為所有果實中最厚實的，有毒的，最致命的果實―並且帶來了越來越壞的入侵者――它需要更新、更大、更強和更好的補償和刺激。”轉引自［美］羅伯特·貝拉著，鄭莉譯：《背棄聖約》，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59頁。
48.在同文的其他地方，列寧還用“最新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來概括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參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6、797頁。
49.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2頁。
50.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3頁。
51.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7～818頁。
52.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6頁。
53.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頁。
54.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頁。
55.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頁。
56.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頁。
57.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頁。
58.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0頁。
59.“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係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並從事其對外事務的。”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60.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3頁。
61.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頁。
62.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1頁。
63.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8頁。
64.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0頁。
65.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頁。
66.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頁。
67.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頁。
68.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820頁。
69.［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70.汪濤：《純電動：一統天下》，東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148頁。
71.參見張澤清著：《美國，你為何強大？》，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頁。
72.杜文君：《美國戰爭經濟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頁。
73.高德步、王珏著：《世界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頁。
74.史正富著《超長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 66頁。
75.英國公共有限公司（CMC Markets）作為外匯報價商成立於1989年，總部在英國倫敦金融城，現已發展為世界領先的實時互聯網交易公司。
76.轉引自魏強斌著：《原油期貨交易的24堂精品課：頂級交易員的分析框架》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1頁。
77.梁亞濱著：《霸權密碼：美國霸權的金融邏輯》，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頁。
78.梁亞濱著：《霸權密碼：美國霸權的金融邏輯》，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頁。
79.美元指數（US Dollar Index，USDX），是衡量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變化的一項綜合指標，由美元對六個主要國際貨幣（歐元、日元、英鎊、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的匯率經過加權幾何平均數計算獲得。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指數開始被選作參照點，當時美元指數是100點。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美元指數曾在1985年2月達到歷史最高收盤點位164．72點，2008年4月達到歷史最低收盤點位71．33點。從1973年3月至今，美元指數93％的天數運行在80點以上，2007年金融危機以前美元指數基本未低於80點，金融危機以後在80點附近波動。2011年10月25日，美元指數的收盤價是76．19。上海市金融學會編：《“十二五”時期金融發展形勢和策略選擇》，學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頁。
80.劉紀鵬主編：《未來世界的中國定位》，東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頁。
81.參見張澤清著：《美國，你為何強大？》，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頁。
82.參見張澤清著：《美國，你為何強大？》，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83.馬遠之著：《世界六百年與中國六十年》，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頁。
84.王建著：《貨幣霸權戰爭：虛似資本主義世界大變局》，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8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9～680頁。
86.史正富著《超長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 69頁。
87.王建著：《貨幣霸權戰爭：虛似資本主義世界大變局》，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88.王建著：《貨幣霸權戰爭：虛似資本主義世界大變局》，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頁。
89.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頁。
90.也有學者看到了這個轉變，但作出筆者不盡同意的階段劃分，筆者認為“虛擬資本主義”屬列寧説的“高利貸帝國主義”，它由“軍工帝國主義”轉化過來的。是貨幣資本的返祖，是目前為止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中的最野蠻、最腐朽的階段。中國經濟學家王建在2008年出版的《貨幣霸權戰爭：虛似資本主義世界大變局》一書中認為：“在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個歷史階段之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目前發展到了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在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還是以生物質產品為主，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和運行規律、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等等，都是圍繞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流通產生的。但是進入虛擬資本主義之後，所有的這些都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王建著：《貨幣霸權戰爭：虛似資本主義世界大變局》，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91.“G-W-G´”是馬克思《資本論》中談貨幣轉化為資本的著名公式。G代表資本，W代表商品，G´代表經過商品交換後已經增值的資本。
9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頁。
93.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頁。
94.100美元，1950年兑換275.00元人民幣，從1955年至1970年15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兑換一直固定的100美元兑換246.18元人民幣的匯率上。（數據參見張光平著：《人民幣衍生產品》（上冊），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227頁。）從1985年人民幣開始貶值，當年100美元兑換293.57元人民幣，1990年兑換478.32元人民幣，2000年可兑換827.84元人民幣，2010年為676.95元人民幣，2018年為661.74元人民幣。1983年至200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從22.61億美元增至593.56億美元，至2018年又猛增至1349.66億美元。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大幅上升導致中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2000年為1655.75億美元，2018年飆升至30727.12億美元。（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20》，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年版，第357、588頁。）
9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9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6頁。
9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87頁。
98.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頁。
99.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2頁。
100.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7頁。
101.枊靜編著：《西方對外戰略策略資》第一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頁。
10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29頁。
103.[美]彼得·施魏策爾著，殷雄譯：《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城蘇聯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頁。
104.參閲[美]彼得·施魏策爾著，殷雄譯：《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
105.［法］托馬斯·皮凱蒂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頁。
106.［法］托馬斯·皮凱蒂著：《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頁。
107.［美］威廉·戈茲曼（William N. Goetzmann）著，張亞光、熊金武譯：《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從5000年前到21世紀》，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03頁。
108.在美國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中，國防支出和投資增長率（環比折年率）分別為-0.6%；0.7%；3.3%；4.9%。對美國經濟拉動分別為-0.02；0.0；0.1；0.2。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編：《世界經濟運行報告》2018/19；2019/20 年；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版，第194、196頁、2020年版，第218、220頁。
109.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編：《世界經濟運行報告》2018/19；2019/20 年；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頁、2020年版，第218頁。
110.否定之否定規律最初由黑格爾提出，經馬克思改造，成為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基本內容就是：事物的發展是由肯定（黑格爾的“正題”）到否定（黑格爾的“反題”）再到否定之否定（黑格爾的“合題”），如此循環往復的螺旋式運動的辯證過程。
11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11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頁。
113.“2010年美國全部國債利息為4139億美元，成為僅次於國防和社保的第三大支出。2010年美國的國債利息達4540億美元，佔聯邦全部財政收入的20%。如此巨大的利息支出將導致每年增發國債近5000億美元。2000～2010年國債利率平均達到5%，未來國債利息可能還會上升，因為隨着國債總量的增加，其風險水平也在上升。那些持有美國債券的國家，如中國、日本和海灣國家政府和持有債券的美國公眾自然要求國債利率上升，以抵禦風險，美聯儲也將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貸款人，而這將造成未來赤字和債務的剛性增長。政府債務籌資成本也隨之上升，一旦這種惡性循環開始，美國的債務利息將成為聯邦預算中的最大項目。有人測算，到2023年，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將全部用來償還利息。如果經濟增長率持續低迷，，2050年美國債務率可能上升到GDP的296%。高額利息將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即將爆炸的債務炸彈，將徹底摧毀美國。”孫懷玉著：《走下巔峯的美國》，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頁。
11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8頁。
115.美國金融史專家威廉·戈茲曼注意到東方中國治理金融的的有效經驗，他寫道：“金融問題可以通過許多不同方式解決。中國的金融史就為我們提供了對於比較發展進行研究的機會，尤其是政治環境如何決定技術方案。例如，中國貨幣和鑄幣的發展軌跡與希臘、羅馬世界完全不同……古代中國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公司，卻擁有幾千年的燦爛文明。”［美］威廉·戈茲曼（William N. Goetzmann）著，張亞光、熊金武譯：《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從5000年前到21世紀》，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06頁。
116.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19，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頁。
117.國家統計編：《國際統計年鑑》1999年，2018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2018年版，第100、82頁。
11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
119.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註釋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