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任由風雲多變幻，休慼與共做典範 ——寫在中埃兩國建交六十五年之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洪君】
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交通要衝，地緣戰略位置極為重要。作為中東地區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發展潛力較大的國家，埃及與世界各地，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和非洲有着廣泛的天然聯繫，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擁有較大影響。1956年中國與埃及建交後，國際舞台風雲變幻，兩國關係不無坎坷，但政治互信不斷加強，合作領域不斷拓寬的大方向始終未變。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櫛風沐雨，歷久彌堅。
（一）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時，埃及所在的中東地區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中國新政權。1952年7月法魯克王朝統治被推翻後，納賽爾領導建立的埃及新政權曾考慮承認新中國，但迫於美國壓力，一直猶豫不決。新中國對埃及革命的背景和性質，當時並不清楚，一度認為這是美國操縱的軍事政變，新政府被視為“反動的軍人獨裁集團”。
1954年，納賽爾政權反帝反殖色彩日益鮮明，中國對埃及的看法和立場逐漸轉變。當年10月，毛澤東對一個來訪的亞非國家代表團表示：埃及屬於被壓迫民族，他們的國家是由愛國的政黨和團體領導的。1
當時，納賽爾政府不瞭解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敏感性。他們希望與台灣當局和新中國同時建立和發展關係，通過埃及駐印度大使試探中方態度。中國本着“善於等待，增進往來，多做工作，水到渠成”2的原則立場，一方面表示不接受“兩個中國”的做法，另一方面建議埃及向中國派駐非官方貿易代表，在中埃建交問題上表現出很大靈活性。
1955年4月，周恩來赴萬隆參加亞非會議時，在緬甸首都仰光會見了納賽爾。萬隆會議期間，雙方又進行了深度接觸和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1955年5月，中方邀請埃及宗教事務部長巴庫裏訪華，拉開兩國交往的序幕。中埃簽署了有關貿易與文化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和備忘錄。當年8月，埃及工商部長努賽爾應邀率團訪華，雙方簽署了有效期三年的貿易協定，正式決定互設官方商務代表處。1956年3月，中國外貿部長葉季壯應邀訪埃，受到已出任總統的納賽爾的親切接見，中埃關係進一步升温。
1956年5月16日，埃及撤消了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外交部隨即聲明，表示歡迎。周恩來致信納賽爾，明確表示希望兩國儘快交換使節，同時邀請納賽爾訪華。5月30日，中埃正式建交。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和西亞非洲地區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這時，埃及與西方國家關係緊張。特別是納賽爾宣佈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西方對埃實行武器禁運。在此背景下，中國推動蘇聯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武器，並且促使蘇聯改變了對埃政策。當時，國際棉花市場行情不好，埃及棉花大量滯銷，經濟遭受重創。中方積極履行兩國貿易協定，連續兩年大量進口埃棉，進口量佔中方進口貨物總量96.4%。埃及修建阿斯旺大水壩需要大量鋼材，中方國內鋼材供應緊張，但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對埃及出口6萬噸鋼材。這些雪中送炭的無私行為，深深感動了納賽爾，大大提升了兩國關係的質量和水平。
1956年9月17日，毛澤東主席會見埃及駐華大使哈桑.拉加卜，表態支持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他讚揚此舉“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表示中國“願意盡力幫助埃及”，提供“無代價的援助”。3蘇伊士運河戰爭打響後，中國堅決反對英法兩國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公開宣佈：“中國政府和人民響應埃及政府的呼籲，願意盡我們的能力所及，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提供物質援助在內，支持埃及的鬥爭，反對英法的侵略。”4毛澤東向埃及大使表示，你們有什麼需要，只要我們力所能及，一定幫助。此外，他還就埃及反侵略戰爭的軍事部署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請周恩來轉告埃方。5整個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中國各大城市紛紛舉行聲援埃及的示威遊行活動。中國人民支持埃及反抗侵略委員會和中埃友好協會，應運而生。據時任埃及駐華大使透露，當時中國準備派出25萬志願軍前往埃及，參加保衞蘇伊士運河的戰鬥。
中埃建交是新中國外交的又一重大突破。兩國關係迅速升温，同時打開了新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當年7-8月間，敍利亞和也門相繼同新中國建交。1951年以來一直沒有國家與新中國建交的局面得以改變。美國孤立新中國的“統一戰線”被打破。此後，在聯合國表決中國代表權、中國反對美國軍艦進入台灣海峽等重大問題上，埃及基本上都站在中國一邊。
（二）
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國與國關係也是如此。中埃兩國關係的發展，如同任何雙邊關係一樣，也是在跌宕起伏中向前發展、開闢未來的。
納賽爾總統是一位非常強勢的民族主義者、一位不屈不撓的反帝反殖鬥士，但同時又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因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同而堅持反共立場。在他執政時期，埃及共產黨受到殘酷鎮壓。埃及與敍利亞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後，反對埃敍合併與中國保持交往的敍利亞共產黨，也受到嚴厲鎮壓。與中蘇兩國均有較好關係的伊拉克共產黨支持本國政府，反對阿聯試圖合併伊拉克，納賽爾因此指責“共產主義勢力”干涉阿拉伯事務，中埃關係受到衝擊。中蘇兩國駐開羅的新聞機構一度被關閉。
當時，中國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比較複雜，與印度的關係也日趨緊張，納賽爾明確站在南、印兩國一邊難為中國。1959年4-5月間，中埃雙方開始公開論戰，埃及駐華大使也被召回。受此影響，也門等阿拉伯國家對華政策開始生變。當年10月，中國邀請已被宣佈非法的敍共總書記巴格達什來華參加國慶，巴格達什講話時猛批納賽爾，致使埃及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當場退席，隨後回國。埃及為此關閉了中國駐大馬士革總領館，同時向中國大使陳家康遞交了措辭強硬的備忘錄。阿拉伯世界掀起一陣攻擊中國的浪潮。
在對外關係領域，新中國既講原則又講策略。當年10月底，中國就此事向埃方做出解釋，説明巴格達什是作為黨的客人而非政府客人蔘加中國國慶的，中方事先並不知道其講話內容。由於中方表達了歉意，兩國關係逐漸趨緩。1960年，埃及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回到北京。此後幾年，雙方恢復了代表團互訪。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私交甚好的納賽爾總統，在調解中印關係時提出了明顯偏袒印度的方案，受到中方拒絕。埃及和某些阿拉伯國家再次出現攻訐中國的輿論戰。但中國從兩國關係的大局出發，從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長遠利益出發，淡化矛盾和分歧，維持了中埃關係的總體穩定。1963年4月，埃及政府總理薩布里應邀訪華，受到隆重接待。中埃關係回到正常發展軌道。
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埃及時參觀獅身人面像。
當年12月，周恩來率團出訪亞非歐13國，第一站選擇了時稱阿聯的埃及。6在中國領導人對埃及的這次場訪問中，周恩來提出了包括對埃政策在內的對阿政策五原則：即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支持阿拉伯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團結和統一的願望；支持阿拉伯各國通過平和協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支持阿拉伯各國的主權應當得到所有其他國家的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這五項原則深得納賽爾賞識，訪問結束時寫進了聯合公報。
訪問期間，周恩來就納賽爾特別關心的中美關係、中印關係等問題認真做了埃方工作。周恩來表示：新中國建立後中美關係不好，“責任不在我方”，我們“願意同美國坐下來，談判解決爭端”，“我們已經等了十四年，還可以再等十四年。”7至於中印關係，周恩來表示：“我們希望中印關係搞得和緩些”“我們可以保證我們是不會向印度政府挑釁的。”8
周恩來此次訪埃非常成功。在他為訪問結束而舉行的招待會上，納賽爾深情地表示：此次訪問超越了中國和阿聯的關係，“會在這個範圍以外留下影響，並且為我們現時代的一些重要的問題帶來積極的好處。”9
事實的確如此。由於正是由於這次訪問，中埃關係“冷而不斷的狀態”得以改變。1965年上半年，周恩來總理再次訪問了埃及。這時，埃及已經是中國對非援助的最大受援國。
（三）
1970年納賽爾突然病逝，副總統薩達特繼任總統，中埃關係進入新階段。當時中蘇關係已十分緊張，埃及新政權與蘇聯的關係也日益複雜。薩達特為維護本國利益，大力清除國內親蘇勢力，同時支持鄰國蘇丹粉碎了有蘇聯背景的政變陰謀，埃蘇關係持續惡化。這種情況為中埃擴大友好合作提供了機遇，中方明確支持埃方清理蘇聯顧問和親蘇勢力。1971年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時，埃及對主張恢復中國合法權利的2758號決議投了贊成票。中埃關係穩定發展持續向好的態勢進一步顯現。
1973年3月和9月，中東局勢緊張，埃及外長和副總統相繼訪華，尋求中方支持。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總是支持你們的。”當年10月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中方盡最大努力滿足埃方援助請求，同時為埃及和敍利亞提供了現匯和糧食援助。101976年，埃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蘇聯拒絕為埃及提供軍援，中方向埃及提供了30架米格飛機引擎和多種軍事設備。中埃政治互信與友好合作進一步加強。
70年代後期，中國對外政策，包括對中東的政策，開始全面調整，其主要特點是支持政治解決阿以衝突。埃及與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和平條約，最終建交，引發阿拉伯世界大分裂。有的阿拉伯國家與埃斷交，阿拉伯聯盟也中止了埃及成員國資格。面對這種情況，中國謹慎對待並穩妥處理中埃關係和中阿關係，一方面支持埃及在阿以問題上的立場，另一方面積極開展對阿拉伯世界的工作，推動埃阿關係改善和轉圜，得到各方的理解和贊同。
進入80年代，隨着中埃政治互信持續增強，兩國高層互動頻率加大。1982年趙紫陽訪埃，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總理對中東的首訪，也是時隔19年後中國政府首腦首次踏上埃及國土。從埃方來説，這也是薩達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接任後接待的首位國賓，因而非常重視，訪問頗有成果。1983年，穆巴拉克訪華，中埃簽署經濟文化合作協定。
1986年，中埃建交30週年。李先念訪埃，開啓中國元首訪埃先河。雙方領導人一致表示要繼續加強和擴大兩國各領域友好合作，共同推動中埃關係進入更高階段。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為中國援建的開羅國際會議中心奠基。穆巴拉克總統讚揚埃中兩國是“肝膽相照的朋友，情同手足的兄弟”。111987年3月，中埃雙方舉辦科技合作首次會議，簽署合作議定書和15個科技合作項目。
1989年，國際局勢因蘇東劇變而風雲激盪。美國和西方國家藉口春夏之交的“北京風波”，聯手製裁中國，中國面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複雜局面。埃及對中國政府為穩定國內局勢而採取的措施和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錢其琛外長和楊尚昆主席分別於當年9月和12月出訪埃及。穆巴拉克對楊尚昆主席表示：埃中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特殊關係基於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淵源。自1956年兩國建交以來，兩國各級領導人為加強相互瞭解、實現各領域創造性合作而進行了會晤和互訪，兩國曆程得到進一步發展。
楊尚昆訪埃期間，兩國元首為中方援建的開羅國際會議中心落成舉行了揭幕儀式。該中心耗資1.5億瑞郎，是中國當時最大的援外項目，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很高的會議大廈。這時，中埃經貿關係已發展很好，埃及成了中國在中東地區最主要的貿易伙伴。雙方貿易額1988年達到1.65億美元。12作為該地區最早與中國開展軍技合作的國家，兩國軍品貿易與軍技合作達到很高水平。中國在埃留學生的數量也逐漸多了起來。
開羅國際會議中心
1990年5月，西方國家仍在高調製裁和孤立中國，穆巴拉克總統毅然決然地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為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封鎖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年6月，中埃科技合作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確定了新的合作項目。當時，中國已有6家公司在埃開展承包業務，總共簽訂35項承包合同。1991年，中國總理成功訪埃。1992年，穆巴拉克第四次訪華。他高度讚賞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雙方都對兩國關係的進展表示滿意。
20世紀最後10年，中埃關係發展順風順水。埃方領導人頻繁訪華，中國總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家主席、政協主席相繼訪埃。雙方簽署了投資保持協定、避免雙重徵税協定，以及在埃共建經濟特區的協議。到1998年時，兩國貿易額已達6.07億美元。中國企業在埃承包的勞務合同，共有150多項，合同額超過5億美元。13蘇伊士灣經濟特區作為中埃共建的經濟合作區，1999年底已吸引19家中國企業入駐，中方投資2115萬美元，約佔整個園區投資的1/4。141999年，雙方發表了中埃建立戰略合作關係聯合公報。
（四）
進入新世紀後，中埃友誼持續鞏固和發展。兩國關係成為“好兄弟、好夥伴、好朋友”的“三好關係”。2006年，中埃簽署關於深化戰略合作關係的實施綱要。2007年，中國人大和埃及議會建立定期交流機制。對中方外交和公務護照持有者、埃方外交和特別護照持有者，雙方開始互免簽證。
2010年底，埃及鄰國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政治動亂與社會衝突的烈火很快燒到埃及。這場名為“阿拉伯之春”的大動亂，導致埃及政權更迭，阿拉伯世界大面積動盪。中國恪守不干涉內政的立場和原則，呼籲並推動各方以對話方式解決矛盾與衝突，同時與埃及新政權及時建立聯繫，根據其實際需要提供必要的人道主義援助，受到各方好評。中埃務實合作，得到全面維護和發展。到2011年末，中國對埃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4.03億美元。2012年8月，埃及新總統訪華，中埃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等一系列文件。
2013年，中國向全世界發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此時，中埃貿易額已突破100億美元，2014年達到116.2億。常住埃及的中國公民，估計已經愈萬，其中包括3000左右留學人員。長期在埃生活並從事經營活動的僑民，亦有數千之多。中方在該地區最大的投資項目—中東最大海上石油鑽井平台“海洋一號”在蘇伊士灣開鑽，投資6億美元的巨石玻璃纖維項目穩步推進，投資4200萬美元的吉利汽車生產線項目順利實施。15埃及成了中國最重要的“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之一。
2013年，埃及經歷新一輪政治動盪和社會衝突。軍方領導人塞西元帥在後來的大選中勝出，成為新總統。 2014年12月，塞西訪華。他此次訪華，不但與習近平主席等中方領導人舉行重要會談，同時還主動拜訪了中聯部，專門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治黨治國經驗。通過這次訪問，中埃建立起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中埃兩國有關部門，共同繪製了雙邊經濟發展路線圖。2015年6月，雙方確定了在埃優先發展投資項目。
2015-2020年間，中東地區持續動盪，各種勢力的戰略博弈與利益爭奪更加激烈。2015年9月，塞西來華參加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慶典，埃及軍隊方陣參加了閲兵，中埃關係再上新台階。兩國關係被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新簽署的政府間合作文件，涉及航空、新能源、經濟、貿易等諸多領域。
2016年1月，中埃建交60週年前夕，習近平主席訪問了埃及。這是他作為國家元首對該國的首次訪問。訪問前夕，兩國元首在《今日中國》雜誌分別致辭。習近平將中埃關係界定為“中阿、中非關係和南南合作的典範”，強調“中國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推進中埃關係，願同埃方攜手努力，弘揚傳統友誼，促進文明互鑑，深化‘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多領域務實合作，讓兩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生活更加美好。”塞西表示，埃及珍視與中國的緊密關係，將真誠地與中國一道，為實現共同利益和未來發展而努力。
訪埃期間，習近平表示，中方支持埃及維護穩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努力，支持埃及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願同埃方一道，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埃方表示欽佩中國發展成就，願學習借鑑中方經驗，深化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全方位推進埃中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深入發展。作為訪問成果，兩國簽署了加強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五年實施綱要、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同時還簽署了在電力、基建、經貿、能源、金融、航空航天、文化、新聞、科技、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文件。兩國元首共同出席了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二期項目揭牌儀式。
近些年來，埃及出台一系列新的發展計劃，其中包括拓寬蘇伊士運河、興建新首都、斥資2750億埃鎊用於改善西奈半島基礎設施等。2018年，埃及頒佈工業發展戰略，提出工業產值年增10%的發展目標。中埃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擴大並深化合作，前景更加廣闊。
（五）
2020年初，中國外長王毅訪埃。中埃雙方同意朝着新時代構建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提升兩國關係水平，推動中埃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邁上新台階。當年3月，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國際關係愈加複雜的形勢下，習近平與塞西通電話，雙方決定共同努力，把中埃關係打造成構建中阿和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先行先試樣板。這一年，中國對埃直接投資累計超過12億美元，涉及油氣開發、工業製造、服務業等諸多領域。
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中埃經貿往來與項目合作遇到較大困難，但中國繼續保持埃及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當年1—11月，中埃貿易額為128.95億美元，同比增長10%。中國對埃投資，僅1—9月新增8933萬美元，同比增長19.3%。一年內，中國政府和金融機構為埃及提供多種貸款和授信，簽約金額超過75億美元。
2021年第一季度，雙方合作潛能進一步凸顯。中國對埃直接投資8300萬美元，同比增長134%。雙方第一季度貨物貿易額為41.76億美元，同比增長32.14%。埃方油氣、銅、氨等產品對華出口增長強勁，中國的機電、車輛、傢俱等產品對埃出口穩步回升。雙方在電動汽車、農業、智慧交通等領域擴大合作提上日程。
目前，中埃合建的產業園區，即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已成為中企對埃投資的重要平台。截至今年4月底，該園區已吸引100多家企業入駐，累計銷售額超過25億美元，繳納税費近1.76億美元，直接解決就業約4000人，帶動就業3.6萬餘人。中國建築埃及分公司承擔的建築面積約190萬平方米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務區（CBD）項目，強勁推進。高達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樓”，作為埃及新地標和中埃合作標誌物，即將落成。中企承建的埃及第一條電氣化輕軌線路即齋月十日城輕軌項目，進展順利；另一重大項目500千伏輸電線路工程項目，基本完工。
埃及開羅，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務區建設現場。圖源新華社。
今年時值中埃建交65週年，王毅外長不久前再訪埃及。在與塞西總統會見時，王毅讚揚中埃兩國是相互依賴的好朋友，讚揚埃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始終同中方站在一起表示。王毅表示，中方堅定支持埃方繼續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埃方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堅定支持埃方反恐維穩和去極端化努力。期待雙方共同努力，將兩國關係打造成中阿、中非命運共同體先行先試的樣板。他還強調，埃及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中方願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同埃方“2030願景”對接，支持埃方加快工業化步伐，增強科技能力，提升發展水平。另外，他還承諾，中方將繼續向埃方提供疫苗和抗疫物資，幫助埃方徹底戰勝疫情。中方願同埃方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配合，共同堅持和踐行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保障全球治理改革朝着正確方向發展。中方希望埃方繼續為中阿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塞西表示，埃方視中方為真正的朋友和可靠的夥伴，將堅定不移、不受干擾地發展雙方各領域合作，進一步加強埃中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他還表示，埃方毫不動搖地奉行一箇中國政策，堅定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穩定的努力，堅定支持中方打擊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他特別強調，埃方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希同中方進一步開展基礎設施、工業園區、高新技術等領域合作，成為中國企業進入中東和非洲的重要門户。他感謝中方向埃方援助疫苗，幫助埃實現疫苗本地生產，希望同中方繼續加強抗疫合作。
王毅訪埃期間，中埃兩國簽署了建立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的協定，兩位外長共同出席了新冠疫苗合作生產項目實現100萬劑量產“雲見證”儀式。中埃兩國互利合作伙伴關係的戰略性、全面性與共謀發展的開創性、示範性，得到進一步彰顯。
1 參見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49-1956》第276頁。
2 參見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49-1956》第276頁。
3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49頁。
4 見《人民日報》1956年11月8日，第1版。
5 見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 1949-1956》第283頁。
6 當時埃及與敍利亞合併為一個國家，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7 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1534-1535頁。
8 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1535頁。
9 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1539頁。
10 參見江淳等著：《中阿關係史》，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頁。
11 田增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頁。
12 肖憲著：《199-2014：當代中國——中東關係》，第173頁。
13 肖憲著：《199-2014：當代中國——中東關係》，第251頁。
14 肖憲著：《199-2014：當代中國——中東關係》，第252頁。
15 見肖憲著：《199-2014：當代中國——中東關係》，第3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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