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監管大環境變了，“快錢行業”沒前途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金鐘】

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國內出台了一系列的市場監管動作，以中止螞蟻金服上市作為起點，之後對於互聯網公司進行反壟斷調查和數據安全審查，對於校外教育培訓行業重新規範，對於外賣、快遞、專車司機待遇進行提高……現在看起來都是綜合整頓國內資本監管環境大動作的一部分。

這一系列監管動作的目的是什麼？

縱觀各個媒體上的分析，大家的共識是決策層有兩個目標：

第一是通過監管政策的變化推動資本向着國家需要的地方流動，目前自然是希望資本能夠更多的進入政策傾斜的高端製造行業；

第二，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目前的政策重心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更注重公平，這一系列監管行動就是要降低社會低收入羣體的實際生活負擔，提高他們的收入和生活質量，由此還希望能夠提高年輕人的生育率，改善未來的人口結構。

先説第一個大目標，就資本的投資喜好來説，投資者在互聯網平台和製造業之間，的確更喜歡前者，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傳播方便和獲得新用户的邊際成本很低。而製造業不但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且擴張規模會受到供應鏈限制，投資回報率遠不如互聯網行業。下圖是海外股市中的頂尖製造業企業市值和頂尖互聯網企業市值對比變化。

海外股市頂尖製造業企業和互聯網企業市值變化

此處的頂尖互聯網企業就是常被提到的FAANG（臉書、亞馬遜、蘋果、奈飛和谷歌），頂尖製造業企業則包括新能源汽車中的特斯拉，製造新冠疫苗的輝瑞製藥，航空航天行業中的空中客車，光刻機壟斷企業荷蘭阿斯麥，以及芯片製造龍頭台積電，這幾個正是政策鼓勵的國內先進製造業發展方向上最頂尖的企業。

從2014年到2021年，五家互聯網巨頭企業的總市值從近1.4萬億美元增長到7.3萬億美元，翻了五倍多。而五家各個領域的頂尖製造業企業的總市值則從4千多億美元增長到近2萬億美元，翻了四倍多。這其中還要多謝特斯拉在2020年時的9倍增長。刨去特斯拉，其餘四家製造業企業的市值在2014-2021幾年間只增長了三倍出頭。

市值增長速度代表着資本的重視程度，同樣這也代表着吸引人才的能力。在人才市場上，比起傳統的製造業企業，硅谷互聯網公司拿着瘋漲的股票和期權總是可以給出更高的價碼來招收人才。這個道理也適用在國內的互聯網企業和製造業企業之間。

過去幾年國內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不是出國去硅谷打工，優先的選擇一般都是互聯網頭部企業，許多985、211學校畢業的半導體、機械、材料、精密儀器專業的優秀學子紛紛轉行成為程序員。人才流失，這恐怕是像光刻機這樣的製造行業今天依然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只有最近兩三年，在國家大力投資的推動下，半導體制造和設備行業的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才開始追趕互聯網企業。但是，如果你還記得春節期間那些頂尖網絡遊戲公司發放鉅額年終獎的豪氣手筆，就知道目前高端製造業的薪資水平和互聯網行業之間的差距還很大。

**因此，這一系列監管措施表明國家也在考慮在行業之間實施“轉移支付”，用看得見的手將資源從互聯網和遊戲等快錢行業轉移到高端製造業。**未來很有可能會有更多的政策出台，規範相關熱門領域，很大可能也要降低這些行業的投資回報率。同時，國家對於半導體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業的優惠政策還在一直加碼，客觀上是在推高這些製造業的資本回報率。

這種行政推動的宏觀調節，將成為國內推動資本改變流動方向的一個長期政策環境。

國際資本市場當然不會忽略國內這一系列監管措施。中國科技股在海外股市的短期暴跌早已經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7月份無論是美股市場還是港股市場，中概股的幾次大幅下跌導致了千億級別的市值損失。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有部分投資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槓桿投資背後的資金來源並不透明，國內金融監管部門近期需要仔細排查一下國內金融機構是否受到了中概股股價暴跌的影響，避免意外導致連鎖反應。

由於國內的監管動作尚未結束，所以在未來3到6個月之間中國科技股仍然有一定的下跌空間。雖然按照之前的分析，中國互聯網平台、遊戲等行業公司的長期投資回報率會由於政策影響而下降，但是因為目前的股價暴跌已經反映了極其悲觀的投資者情緒，很多股票眼下實際上已經到了非常便宜的時候。如果將投資時間拉長到3至5年，這些中概股的股價將會迎來一個非常可觀的反彈。

原因很簡單，互聯網平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在國內硬件的短板補齊以後，國內平台就需要再次對外擴張。舉一個例子，當初華為手機在遭到第一次禁運之後，面臨最大的海外銷售障礙就是美國互聯網平台的各項應用在華為手機的安裝問題。當時華為手機的芯片還沒有斷供，由於有國內自己的互聯網平台支持，在國內的銷售反而暴漲。但是要在讓海外用户接受國產手機，仍然需要國產手機可以安裝谷歌地圖、臉書應用和視頻應用youtube。對於未來開拓海外市場，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來説，硬件自主和軟件自主都是必須邁過的門檻，也必須要打出去和其他國家的科技巨頭競爭。

而遊戲行業實際上已經走上了這條路。前幾年國內遊戲版號改革迫使不少遊戲廠商選擇出海競爭，到今年7月，中國手游來自海外的收入已經佔當月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並且依然在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國內這些被加強監管的行業，只要有可能，恐怕在未來都會像遊戲行業一樣，加大出海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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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國內監管政策變化對於資本市場的影響還相對容易看清，但是對於前面提到的第二個目標來説，目前出台的這些政策恐怕只是開頭，後續還需要跟上大量的輔助政策才能徹底實現目的。

以對校外教育培訓行業的改革為例，目前只是從供給側短期地打擊了教育輔導服務的供應，但是沒有解決家庭對於教育輔導服務的需求問題。教輔需求的最深層根源是家長希望子女走上社會以後可以找個高收入的好工作。

而對於大多數普通家庭來説，進入一個好大學和好專業就是找到好工作的前提。高考是目前已知相對最公平的大學招生選拔機制，在和本省其他考生競爭的背景下，高考成績必然還是中學生乃至小學生的學習生活指揮棒。

這些教育需求背後的邏輯決定了素質教育和快樂教育這些概念還只能是富裕家庭的奢侈品，普通中低收入家庭依舊只能通過加大對於應試教育的投入來增加子女未來過上更好生活的機會。

因此，必然就要求其他教育服務供給源頭增加供給，這就將下一個政策目標轉移到了公立學校身上。可以想象，如果公立教育的教育水平不能跟上並覆蓋更廣泛的人羣，校外教輔的需求只會繼續增加，而由於供給從合法轉變為非法（甚至網絡笑話裏校外教輔目前已經享受和掃黃打非、掃黑除惡一樣的待遇），有很大可能校外教輔的價格會更高，能夠享受高質量教育服務的人羣會更少，教育資源分佈將進一步失衡。漂浮在公海上的教輔遊輪雖然是個段子，但其中透出的教育資源價格扭曲的前景並非玩笑。

《小捨得》劇照

在2018年的時候，我在觀察者網的一篇文章裏曾經提到，當前中小學到大學本科的教學內容基本都是已經定型的公開知識，限制這些知識傳播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各個學校負責傳授知識的老師的水平差異。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從技術上講，我們完全可以實現請一個頂尖水平的物理老師在同一時間給全國所有的中學生講解牛頓力學定律，或者請一個來自土耳其的數學家給全國所有通信專業的大學生講解5G技術標準背後的數學邏輯。”

當時我還覺得自己的想法太過理想化，但是在新冠疫情後的網絡教學時代，我們已經有了官方的中小學網課平台，平台上則有着特級教師講授的國家級網課。有了這個先例，如果想克服各地師資力量的不平衡，提高所有學校的教學質量，最快最有效的途徑恐怕就是在課堂教學中更廣泛系統地將網課平台的內容結合起來，尤其是那些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地區的學校。

此外，網課教學不應該僅僅限制在中小學課堂教學，那些二本三本的大學本科課堂裏，從基礎課程到專業課程，為什麼不能儘快全面系統地引入來自清北甚至海外名校的名師教學網課？

疫情之後國內經濟復甦面臨着一定的挑戰，但是當前監管政策大變革的背景下，許多舊有的障礙和限制也更容易被打破。像教育一樣，在很多領域，注重公平的同時，如果敢於大膽創新，其實也存在着大幅度提高效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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