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興詩：抗戰勝利那天，想起逃難路上爬着喊媽媽的小女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興詩】
74年前（本文作於2019年）的8月15日，抗戰勝利那一天，印象很深刻，還記得清清楚楚。
那時候，我在重慶，剛剛14歲，是南開中學初二三組的學生。當時正是暑假，天氣熱得要命。在磁器口附近的詹家溪家的附近，和幾個小夥伴一起玩。
記不清的不知是上午，還是中午。我們在山坡上，忽然聽見下面人聲嘈雜，有人噼裏啪啦放起了鞭炮。跑過去一看，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我們這裏是工廠，工人們全跑了出來不上班，商店也不做生意了！
有人搬出了收音機。不停播放着“中央廣播電台，XGOY……”
這個“XGOY”就是這個電台的國際編號，總是隨着台名播放的。電台反覆播放的就是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不由不相信。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圖為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前排右）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新華社發
遠遠近近的工廠汽笛尖聲響個不停，人們高興得又跳又喊，不管認識不認識，互相擁抱祝賀，簡直像發瘋了一樣。
這時候，許多人向車站跑去，爬上各種各樣的的公共汽車、卡車……
不要車票了，一車又一車，直往城裏開去。車上的人高聲歡唱，有的人緊緊抱在一起就在車上蹦蹦跳，只差吧唧吧唧親吻了。把汽車弄得東偏西倒，同樣瘋狂的司機也不制止一下。沿途到處都是人，好像所有的人都出來了，把本來就不寬的路擠得滿滿的。司機使勁撳喇叭，不是叫大家讓路，而是表示慶祝和高興的心情。
經過磁器口附近的時候，遠遠嘉陵江上的小輪船也拉起了汽笛。一路上的鞭炮聲，鑼鼓聲響個不停。我親眼看見，有人拿着洗臉盆也使勁敲打，似乎打破了也不心疼。
一路上到處揮舞着中國國旗和同盟國的旗幟，也不知道這些旗子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如果這時候有德意日軸心國的旗幟，必定扔在地上撕得粉碎。
汽車開得很慢很慢，經過沙坪壩的時候，我們幾個孩子跳下來。我引着他們直往南開中學跑去，想尋找和我一樣返校的同學。在那一片亂哄哄裏，當然一個也沒有找到。
我們沒有進學校，捲進了一股人流，在沙坪壩的街上又叫又喊轉了一圈，然後又轉身趕到另一個方向的小龍坎。所有的人都在笑、在蹦跳、在使勁喊叫，似乎全城的人都出來了。有一股股人流往這邊走，另一股股人流又往左邊走，把本來就很狹窄的路面塞得滿滿的。大家一身都是勁，不知道究竟要到哪兒去。
一路上，兩邊的商店全都大大敞開，沒有一個人進去。我瞧見一個小雜貨店的店老闆，站在路邊高舉着雙手來回揮舞。像是在笑，卻癟着嘴巴，滿面淚水，嘴裏呢呢喃喃像是對過路的羣眾，也像是對自己説：“勝利了！勝利了！回家了！回家了！都不要了，都不要了……”
她的太太，一個身材瘦弱的矮小女人，也滿臉是眼淚和笑容，從店裏拿出一包又一包東西，直往過路人的懷裏硬塞，嘴裏用細細的江浙口音説：“拿去吧！拿去吧！明天大家都要回老家了……”
我們走到小龍坎的十字路口，那邊豫豐紗廠的女工也湧出來了。身上還穿着工裝，頭上戴着緊緊包住頭髮的帽子，滿身都是亂七八糟的棉花絲，完全不管好看不好看了。從另一個方向擠進來，也統統湧進了歡呼的隊伍。
這時候，有報紙派人散發傳單。不要錢，高高撒在空中，大家爭着搶。我搶到了一張，豎排五個大字：“日本投降了”，其他幾行小字，簡單的新聞。別的報社都很遠，可能是就近李子壩《大公報》發的。這張傳單我珍藏了21年，文革抄家被視為“反革命罪證”，才被沒收抄走。如果保留下來，也是文物了。
在這個擁擠的十字路口，有的要經過臨江的土灣、化龍橋、李子壩一條路繼續進城。有人喊一聲：“到傷兵醫院去！”
我們幾個緊緊挨靠在一起，轉了一個方向，朝向高灘巖那邊的醫院，一路上唱着抗戰歌曲，呼喊着口號，直朝那邊去了。趕到醫院門口的時候，那邊早就擠滿了人，唱着歌、呼喊着口號向受傷的戰士致敬。也不知哪裏來的那麼多鮮花和水果，各種各樣的禮品，一齊送到了醫院門口。
那邊有一些白衣服的醫生護士，也高興得直跳。可是卻牽着手阻擋無休無盡的人羣湧進醫院，不停解釋説：“重傷的戰士需要休息。”
這句話鼓動了一些人，一起站在門外，臨時組成一道人牆，希望大家不要都擠進去，影響一些傷兵的治療和休息。
話雖然這樣説，還是有一些湧進去了，抬出一些包裹着雪白紗布和缺胳膊少腿的傷兵。大家把他們高高抬起來，有的就騎在脖子上，接受大家的致敬。
我親眼瞧見一個年紀不大的傷兵，露出孩子似的面孔，跟着大家喊口號。另一個年紀大一些的傷兵，滿臉都是眼淚，已經低頭哭不成聲。嘴裏只反覆不停唸叨着幾個字：“弟兄們、弟兄們……”，
他是在懷念犧牲的戰友，想把勝利的消息告訴他們吧？
這一天，我和幾個夥伴不知是怎麼過去的。在擁擠的人羣裏，手挽得緊緊的，深怕被擠散了不好回家。
我們就這麼發瘋一樣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走了大半天，這才想起還沒有吃飯喝水，應該回家了。
重慶慶祝抗戰勝利的遊行隊伍。（資料圖片）新華社發
我們又累又餓，也不知道是怎麼回家的，天色已經晚了。回到家裏，不消説受到爸爸媽媽一陣責怪，不過倒也沒有過多數説。爸爸只是催促我趕快吃飯，趕到城裏去。
兩個弟弟太小，被媽媽關在家裏。我就這樣跟着爸爸跳上汽車，又一次直朝城裏趕去。一路上到處都是人。我們的汽車上也爬上來一些不認識的人，不知費了多大的勁，好不容易才進了城。
街上的人太太多，汽車已經不能再往前開。爸爸緊緊抓住我，用盡了氣力才擠進了市中心的精神堡壘廣場（就是今天的解放碑廣場），只見一片黑壓壓的人頭，只聽見如雷震耳的歡呼聲。
這時候，天完全黑了，只能依靠周圍的燈光，才能看清楚情景。
人頭，到處都是人頭。
這好像是一片人的海洋。大家擠來擠去，就像是搖來擺去的洶湧波浪。多虧爸爸緊緊拽住我，才沒有被擠得倒下去或者失散。
這時候有一股股探照燈似的巨大雪亮光束，在人的海洋上掃來掃去。有人説，這是“中電”在拍記錄電影。
在亮光中，我忽然看見了一面太極八卦的韓國國旗。韓國流亡政府就在附近，我經常往大梁子（當時的一條街名）經過的時候，在今天的鄒容路右邊的一個小巷口，瞧見過這個旗子。
雪亮的光束掃來掃去，我還看見幾個飛虎隊員被人羣抬起來，又拋上天……
這一夜，我們在這裏停留了很久。人實在太多了，想退出來也不可能。就這麼直到下半夜，幾乎完全撐不住的時候，爸爸才把我硬拖出來，找到汽車回了家。
勝利了！八年苦戰終於勝利了！
甭管是不是慘勝，我們終於勝利了！
我們怎麼不雀躍歡呼？怎麼不高聲呼喊？
這一天，永世難忘！！！
扳着手指算，我跟隨家裏在南京陷落前，隨着難民潮逃亡出來，也有許多年了。一路上，喪失人性的敵機，對着我們手無寸鐵的難民船追趕，機槍子彈打得甲板噹噹響。
不分日夜、無休無止，慘無人道的大轟炸。一顆顆炸彈在頭頂爆炸的時候，臨時挖掘的防空洞裏，沙石顆粒不住往下撒落。轟炸過後，出了防空洞，一片廢墟是火光。那個仇恨，説也説不完。
欺負我們的空軍打光了。敵機那麼猖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的路上，經過磁器口的山坡上。親眼看見一隊敵機，大搖大擺排成縱隊，一架跟着一架低飛俯衝下來瞄準投彈轟炸。飛得那麼低，機翼上的紅膏藥標記那麼可憎。連鬼子飛行員頭上，不知是白色裹頭布，還是白色飛行帽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氣得扔掉書包，撿一塊石頭就打。儘管打不着，也出了一口惡氣。
我寫了一本《抗戰難童流浪記》，從南京大屠殺，一直寫到抗戰勝利這一天，完全是真實的材料。因為我自己和七高八矮，站起來高矮不齊的同學們，就是從四面八方逃亡的真正“抗戰難童”。
為什麼高矮不齊？我們不是留級的差生。而是許多孩子一路逃亡，敵人在屁股後面緊緊追趕，沒有地方可以讀書呀！
唉，拜託大家看一下這本書，就知道當時的許多真實情況了。
抗日時期逃亡的難民（資料圖）
有一個同學吳昌寧，南京城破的時候只有4歲，跟着媽媽逃出來。汽車打壞了，只有走路。沿途全是難民，敵機呼嘯着一羣羣追趕掃射，多虧我們一支小部隊在後面死死頂住，才沒有追殺過來。不知道這個部隊的番號，也是好樣的。
他告訴我，一路上都是死傷的難民和拋棄的孩子。不僅在狹窄的路上，兩邊的水田和山坡，漫山遍野都是難民。
南京大屠殺絕對不止30萬。喪失人性的敵人過了鎮江就開始一路殺過去了。南京陷落後，還在一路追殺，怎麼才只有30萬？我們就是真實的證人。
他親眼看見一個小妹妹，滿臉是泥土和淚水，好像一隻流浪貓一樣在地上爬。邊爬邊哭喊媽媽。媽媽就在前面，想回轉身子去抱這個孩子，被兩邊的人死死拉住，對她説：“這個孩子不能要了。你還有幾個孩子，多一個包袱，大家都得死。”
這個小妹妹估計剛剛會走路，就這麼沒有了。如果還健在話，今天也是80多歲的老奶奶，兒孫滿堂，有幸福的晚年。
唉，這個可憐的小妹妹，就這樣沒有了。
吳昌寧嚇壞了，緊緊拉住媽媽，懇求説：“我能走路，不要扔掉我。”就這麼咬着牙，一直走到安徽蕪湖才搭上一隻船。
是呀，那時候能夠走路就是活路，否則只有死路一條。對那麼小的孩子，多麼殘酷！
這張照片就是通常被稱為“中國娃娃”（Chinese Baby）的照片。拍攝於1937年8月28日被日軍狂轟濫炸摧毀的上海南站
想一想，吳昌寧當時4歲，不過是幼兒園中班的孩子。叫今天同齡的孩子試一試，在那麼恐怖的情況下，能夠這樣走這麼遠嗎？
今天的孩子們太幸福了，應該珍惜這樣的幸福，好好學習，報效自己的祖國，長大成為建設者。這也是當時我們那一代，最大的願望就是長大了當兵上戰場。小學五年級，我拉着三個同學結拜兄弟，誓詞是“以身報國，永不後悔！”
新中國建立後，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我堅決選擇最危險、最艱苦的地質專業的原因。我們是衣衫襤褸的“爬山匠”，我們是光榮的地質隊員。我們從不羨慕榮華富貴，不是紈絝子弟，我們只有自己的理想。就像那支歌一樣，“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報國豈止在沙場，是不是？
還有一個同學，從南京經過長沙、桂林，步行逃難，八千里路雲和月呀！湘桂大撤退的時候，跟着媽媽一路逃跑到大後方。一雙腳走得腫起來，好像是透亮的皮球。不能穿鞋了，媽媽把鞋幫剪掉，只留下鞋底，用一根草繩子綁起來。碎石路上走一步，扎心疼。就這麼一步步走到重慶。請問，我們一個班可能一樣的年紀嗎？
抗戰勝利後，吳昌寧回到南京。後來分別74年，最後在波士頓做教授。好不容易才託人輾轉找到我，他已經癌症晚期。原本相約今年暑假在波士頓見最後一面。想不到雙方一切準備好了，突然接到他的女兒電話，已經一下子去世了。我聽見消息，一下子怔得發呆了。
天呀！天呀！怎麼這樣殘酷無情。讓我在他的病榻前，最後一次握手的機會也不給。
吳昌寧親口告訴我，寫有他逃難故事的《抗戰難童流浪記》，他一心一意想看一下，只能焚化在他的墓前，永遠不能閲讀了。
這就是我們一代抗戰難童的遭遇。
我們的前一代，真正戰鬥的一代已經不存在了。如果我們這一代再不説出來，那一段歷史就會完全消失。
這句句都是真實的，面對血染的民族歷史，不敢有半句戲説，好像今天的抗日神劇。
否則，怎麼對得住犧牲的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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