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教協”一倒，自由減少？他們為何長期如此自大

【採訪/觀察者網 李泠】

觀察者網：“教協”解散，這消息對你們來説突然嗎？之前有沒有風聲？

**鄧飛：**非常突然，沒有風聲。這“突然”倒不在於它解散本身，因為隨着央媒持續的抨擊，再加上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批評，它已是江河日下；這組織解散，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它到底什麼時候或以什麼方式解散而已。所以10號忽然就冒出來説要解散，有一點意外罷了。

我所説的“突然”，在於嚴格説來，根據“教協”自己公開的章程，當下的這種解散其實是不符合它自己的章程規定的。按照其自己擬定的章程第20條，它應該要召開會員大會，根據2/3以上會員無記名投票來決定解散與否，而不是由他們的理事會、領導層自己説了算的。

説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好比一家上市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沒開，一個總經理單方面決定公司倒閉，這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現在香港的媒體和社會人士都在關注這事，想知道他們在玩什麼，是真解散還是假解散。

這一操作讓我錯愕——為什麼它到最後要解散的時候，仍給教育界和社會大眾展示一種負面的榜樣作用？他們自己制定的章程，最後都不照章工作，那你還能指望他們會遵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相關規定嗎？

香港“教協”8月10日突然宣佈一致決定解散（圖/港媒）

觀察者網：對於“教協”，內地很多民眾瞭解不深，大概印象可能僅限於它慫恿包庇“黃師”恣意妄為。您作為教育界業內人士，能否介紹下“教協”作為一個教師工會，其歷史上曾主導或參與過哪些事情？

鄧飛：“教協”不是一般的社會團體組織，而是註冊為教師工會。其創立於1973年，成立之初正好趕上兩次教師勞資糾紛，比如老師不同學歷對應不同薪水的“同工不同酬”問題，再比如老師懷疑學校管理層在財務上手腳不乾淨，於是投訴到廉政公署，等等。作為教師工會，“教協”在這兩件事上的處理比較成功，最終讓政府妥協，確保老師薪水相對公平，就此打響名堂，吸引來一批鐵桿。

到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開始討論迴歸歷程。那時候還不存在什麼泛民或反對派，參與創會的會長司徒華當時是樂於擁抱回歸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全國人大決定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屬於草委會成員之一。整個1980年代，作為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代表，他都保持着跟中央政府合作的態度。

1980年代末，因政治風波，司徒華與中央分道揚鑣，可以説大家徹底翻臉掀桌子了。司徒華辭去了草委會的職位，同時“教協”做了幾樣很重要的工作。

司徒華首先聯合多個民間團體一起創辦了“反中央政府”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支聯會”最初的核心會員都來自“教協”，甚至連財務管理也都由“教協”負責，兩者可以説是一體兩面。

1991年，港英政府開始搞立法局選舉直選，此前就連任教育界議席的司徒華把教育界議席的機會讓給“教協”接任會長張文光，自己轉戰九龍東選區，並憑藉在政治風波後暴漲的人氣高票當選。換言之，他已經“出圈”了，名氣不僅僅侷限在教育界。

司徒華（資料圖/港媒）

因為這首屆立法局選舉直選，司徒華還和李柱銘等人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也就是“香港民主黨”的前身，其最核心成員仍出自“教協”，若論組織內部影響力，司徒華超越李柱銘。而在這次選舉中，港同盟拿下了絕大部分直選議席。隨着後面選舉的持續進行，反對派政黨開始成形。換言之，“教協”是這些鐵桿“反中央政府”的團體組織的核心。

在九七過渡之後，2000年起，香港的教育開啓了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包括學制和課程的更改。學制的改革很簡單，大學從三年制變成四年制，中學從“5+2”七年制改成跟世界接軌的“3+3”六年制。學制改完後，所有科目課程也必然要改。這個過程中就發生了兩件事，不過都跟政治無關。

第一，課程改革對老師的工作量有很大的影響。你想想，如果你已經當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老師，課程習慣到在教室幾乎閉着眼都能講課，現在不行了，要從頭再來，那你是不是要煩死？任何改革必然會觸動到既得利益，這既得利益未必跟錢有關，而是不想改變自己固有的工作時間、工作習慣、工作量等等。所以，勢在必行的教改讓相當一部分老師產生了不滿、怨恨的情緒。

同時期又發生了另外一件更要命的事——1998年出現的金融風暴對教育界產生了間接的衝擊。

香港的教育，無論是官立學校還是資助學校，基本上99%的學校都拿政府資助，而且政府的資助是佔壓倒性地位的，有的學校經費100%由政府承擔。事實上，很長時間裏，教育一直在香港政府的所有財政支出中佔據最大比例（20%左右）。所有中小學老師的薪水都按公務員的等級發放，而且你每學年即使什麼都沒幹，薪水的等級都能自動向上調一級，這意味着政府的財政包袱非常大。

金融風暴過後，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出現了罕見的財政赤字，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是提議所有政府部門都必須要節約。教育作為政府財政最大支出，肯定跑不掉，也要想方設法節約用錢。當時教育統籌局的一位官員就將財政壓縮與學制、課程改革結合起來——具體做法很簡單，用內地的説法，就是將工分折算成一次性補償，趕緊走人；留下來的人，得接受工作量的改變。

老師們的“奶酪”被動了，“教協”作為一個工會，當然要做這方面的抗爭動作，用內地的説法，就是開始維權了。我剛入行當老師的時候，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收到“教協”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呼籲大家去遊行示威。遊行示威的由頭很多，但是説到底基本上都是跟教改和財政壓縮相關。從2000年到2012年，我可以肯定地説，大部分的遊行示威都跟教育界相關，而這些遊行示威都是“教協”動員起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教協”的政治-商業模式就開始高度成熟了。

現在很多人説“教協”有很多超市、網店，它通過這些廉價的超市網店來吸收教師當會員，所以它就多了很多支持者。不是的，這個沒説到點上。

其實它最關鍵的一步，就是在財政壓縮和教改的過程當中，把教師的飯碗問題、權益問題抓住，作為一個突破口，然後把它無限放大，進行所謂的幫老師維權——我保你的飯碗，維持你所謂的權益。老師對特區政府有怨氣，又看到“教協”願意幫自己維權，自然更多地聚集在“教協”的旗幟之下。

1998年的立法會選舉、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等等，在這一連串的立法會選舉中，“教協”都藉助它所謂的幫老師維權來積攢人氣，再把人氣轉換成立法會的選票，最後拿到議席。這套政治-商業模式就成熟了。

一般人可能覺得教育界在立法會只有一個議席，算啥？不是的，我剛才説過，“教協”不光是在教育界，它在泛民陣營，比如在“民主黨”、在“支聯會”都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力，所以一些反對派議席，儘管不是教育界的，但也都跟“教協”保持統一戰線。因此，“教協”在立法會的影響力實際上絕對不僅僅是一票，它可以串聯起立法會的多個議席。

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就只能偏靠那邊。因為你要想通過什麼政策、進行財政撥款，都必須要立法會先通過，而在立法會里面，“民主黨”或“教協”這些是大頭，你就不能不跟他們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教協”也就自然而然會要求得到特區政府更多的幫扶，可能有一些諮詢架構的委員會、主席等等，就得率先委任“教協”的人或者“教協”同意的人。這些委員會包括課程委員會、考試局的委員會等等，這也是為什麼最後無論是課綱也好，還是考試卷的提供，都有“教協”的影子在裏面。

換句話説，在特區官方的幫扶之下，“教協”進一步做大了它的實力。之後，它又繼續把這些做大了的實力，投資搞超市等等，更重要的是，它把用所謂教師權益問題積攢人氣換取選票以謀得議席的模式運作得更加流暢了。

“教協”解散後，一切會員服務將停止，其中包括超市。（資料圖：港媒）

到2012年，事情就發生了一個質的變化——這年出現了所謂“反國教”事件。

“反國教”事件可以説是香港第一次出現這麼一種大規模的、極端的、政治上的行動。這時候，“教協”就不僅僅滿足於通過所謂的維權來積攢人氣、贏取選票這麼簡單，它進一步政治化了。

本來在意識形態層面，它就只是“反中央政府”，現在則是藉助所謂的國民教育問題，更赤裸裸地進行“反中央政府”、反“一國兩制”。為“反國教”，它開始動員組織罷課。

2012年的“反國教”還只是圍繞香港課程問題，2014年違法“佔中”更上一個台階，就直接跟中央政府叫板了。

反對派的策略是，如果中央不允許民主派等反對派的政改方案，他們就通過“黑暴”活動癱瘓香港。“教協”也深度捲入其中，表面上是組織動員學生去進行一些所謂的教學活動等等，實際上是組織人員到現場參與；而它表達出來的一些立場、宣誓等等，也都配合着違法“佔中”進行。

時間來到2019年，就真的上了巔峯了，他們徹底黑色暴力化了。“黑暴”期間，“教協”深度參與其中，對中央的叫板也更加赤裸裸了。

其實，對於“教協”來説，那個時候它也沒有其他選擇。當整個反對派陣營都走向這種極端化政治行動的時候，它作為一個老牌反對派團體，自然也不能落下。它那時可能也害怕，如果自己吞吞吐吐的，支持得不痛快，很可能就被年輕一代的反對派拋棄了。在這種情況下，它只能參與其中，走到最前頭，也因此真真正正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去了，走到了跟中央政府徹底叫板的份上了。

觀察者網：內地不少讀者對香港的政治光譜不是十分清楚，比如一提起“教協”，他們可能就直接簡單地歸到“港獨”一欄。但就早幾年的新聞來看，“教協”也曾跟黃之鋒等人公開對峙過。在您看來，“教協”離真正的“港獨”是否還有一定的距離？

**鄧飛：**整個反對派陣營的政治光譜也是很廣闊的。從意識形態上來看，極端的“港獨”或者主張“本土自決”的本土派，以年輕人為主，尤其是大學裏的學生會、黃之鋒這樣的中學團體表現得比較明顯。比較傳統的反對派，如“民主黨”、“教協”這些，它們表面上還是擁護“一國兩制”的，表述不支持“港獨”，但它們本身對中央政府、對當代中國社會政治基本上也是持一種否定的態度，也樂於看到現有的社會制度被顛覆，樂於看到顏色革命在香港發生。

在行動上，傳統的反對派多是走議會抗爭這條線，不像那些新生的“港獨”派、“自決”派，跑到大街上搞社運。“教協”也會參加一些社會運動，但暴力程度沒“港獨”派那麼厲害。

觀察者網：您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副主席，之前採訪您時您提到過，你們這個聯會和“教協”在香港是兩個比較大的教師組織。請問除了立場不一樣，在其他方面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鄧飛：**首先，我們教聯會成立於1975年，成立時間比“教協”略晚兩年。教聯會和“教協”最大的一個區別在於，組成教聯會的學校是傳統的愛國學校——就是最早升起五星紅旗的學校，被稱作“紅校”或“左校”——再在這基礎上去團結其他學校的人。換言之，我們的核心長期都是由跟內地官方關係比較緊密的一些學校組成的。

其次，兩者法律基礎不同，“教協”是工會，而教聯會是一般的社會團體。這個分別就很大了。如果有一個老師覺得自己遭遇校長或校長會的不公正對待，“教協”有權代他出頭，而校長（僱主）是不能拒絕見工會的；如果找教聯會出頭，僱主有權拒絕見教聯會，會覺得我沒有必要和你討論這個勞資糾紛問題。

再次，“教協”很長一段時間裏在立法會有議席，而教聯會沒有，所以特區政府會朝他們靠攏，我們就只能是盡力去做自己能做的工作，得不到特區政府的特別扶持。

觀察者網：作為教師最大工會的“教協”解散了，這對於香港的後續教育工作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鄧飛：**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影響，可能在情緒上，他們會有一個慣性。雖然大家已經習慣了它的存在，但香港是一個很現實的商業社會，它解散了或靠邊站了，沒過多久就人走茶涼，這是必然的。

更何況，“教協”雖然是最大的教師工會，但不是唯一的工會，還有其他工會存在，只不過以前被邊緣化而已。現在包括我們教聯會也會另外成立工會，相信還會有新的教育團體和教師工會出現。香港教育界不會因為少了一個“教協”就不轉了，相反，還可能轉得更快了。

沒有了“教協”，香港教育界可能運轉更順暢了。資料圖來源：港媒

觀察者網：一些港媒開始炒作，稱可能由此掀起“工會解散潮”。

**鄧飛：**我覺得不能排除這種情況，不過重點不在於因為它們是工會，而是因為它們往往借工會之名去做一些有違“一國兩制”原則的政治行動，這才是致命的。同時，這些工會極可能跟外國的工會有組織聯繫，甚至有資金上的聯繫。在香港國安法的規範之下，跟境外勢力有勾結，這肯定是不行的。

一些工會可能會因這些原因面臨執法部門的調查，工會本身是沒問題的。工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也是工會，就不擔心這問題了，對不對？

觀察者網：我看到有些“教協”成員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抱怨稱“老師和會員的發聲空間收縮了”。從《蘋果日報》停刊到如今“教協”解散，關於言論自由的悲觀論調不絕於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消解？

**鄧飛：**他們從來都是這樣吹的——他們從九七之前就説“一國兩制”是沒有希望的，肯定是騙人的；當九七過渡之後，他們每年都燒《基本法》，每年都説“一國兩制”已經死亡，每年都在大街上喊“香港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我都不知道他們這是什麼意思，是在搞行為藝術嗎？既然沒有言論自由，那麼他們為啥還可以在大街上這樣喊呢？這是自相矛盾的。

這也反映了他們內心存在傲慢的情緒，彷彿他們的存在才是自由的存在，他們的消失、倒閉，就是自由的消失與倒閉。這未必太自大了吧？把自己看成自由的化身，這也是讓我最難以忍受和噁心的一件事。沒了“教協”，其他教育團體多了去了，不是非你不可。

不光是“教協”，很多其他的反對派都是這樣的，經常就把自己看成是壟斷自由的一個人肉的象徵，這個基本上不值一駁。

觀察者網：現在香港教育界面臨多項改革，除了上次採訪聊到的教材、課綱改革，現在組織也有變動，除了這些，您認為教育這領域還有哪些方面在後續改革中要多加註意？

**鄧飛：**現在基本上該改的都已經在動了，無論是課程、考試也好，還是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基本法》教育，這些都在實施過程當中，而不是還停留在打嘴炮階段。接下來要多注意的，我覺得主要是兩方面——

第一，關於教師的職業操守，還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無論是師資培訓機構、大學進行的一些相關教育，還是進入學校之後，教育局的督學巡查或學校自己的行政管理層對老師教學質量的監督，這些都必須要重視。

第二，雖然説整個選舉制度已在完善過程中，但是教育界功能組別依然是存在的。我覺得要把工會維護老師合法權益這塊，跟參與政治選舉分割開來，不要讓“教協”當初那種政治-商業模式再運行下去。

接下來無論是新成立的工會也好，原有的工會也好，我覺得教師的工會應該就只管工會的東西，幫助老師維護合法的權益就得了，不能再把工會的運作跟選舉的操作結合起來。這兩者之間必須保持一個距離，這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做法。否則，就等於重走當年“教協”的舊路，整個香港真真正正的教育問題就一直被所謂的教師權益問題所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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