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裏德曼：拜登的阿富汗政策正確嗎？這要由未來判定

【文/托馬斯·弗裏德曼，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多年來，美國官員用一個大而化之的説法來描述美國在阿富汗的使命。我對這個説法一直感到迷惑不解：我們去那裏訓練阿富汗軍隊，是為了讓他們為自己的政府而戰。

事實證明，我們搞錯了自己的使命，而這個説法正是我們一切錯誤的註腳，即認為阿富汗人不會打仗，於是只要再給他們上一堂反游擊戰的課就能讓他們學會。真是這樣嗎？如果你認為阿富汗人需要你來教他們怎麼打仗，那這就跟你認為太平洋島民需要你來教他們怎麼捕魚一樣。阿富汗人知道怎麼打仗。他們一直在與不同的對手打仗，英國人、蘇聯人、美國人，他們已經打了很久很久。

問題絕不是我們的阿富汗盟軍不會打仗。問題是，我們在喀布爾扶植起來了一個親美、親西方的政府，而他們是否願意為這樣的政府而戰？從一開始，規模較小的塔利班武裝（沒有任何超級大國去教他們如何打仗）就有着更堅定的信念並掌握着一大優勢——他們被視為是為阿富汗民族而戰：不依附於任何外國勢力，保留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作為其宗教、文化、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基礎。

在像阿富汗這樣經常被佔領的國家，許多人實際上更喜歡自己人作統治者（不管這樣的統治者有多麼可怕），而不是外國人（不管他們抱有多大的善意）。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任務失敗：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和世界》一書作者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説：“我們再次從阿富汗戰爭中學到，儘管美國可以阻止外國發生壞事，但它卻無法促使外國發生好事。好事必須是在那個國家內部自發產生的。”

托馬斯·弗裏德曼在《紐約時報》發表本文

這就引出了一個重要而痛苦的問題：美國在阿富汗是否徹底失敗了？在這裏，我要引用一條我報道阿富汗新聞時遵守的鐵律：每當重大事件發生時，一定要搞清楚這事是發生在今天還是未來的某一天。當沉重的歷史和無情的權力較量大顯神威之際，每一重大事件都是發生在未來的某一天。

對塔利班和拜登總統來説，在阿富汗發生的事就是如此。

讓我們先從塔利班開始。今天，他們在歡慶勝利。他們告訴自己他們又打敗了一個超級大國。

但是，塔利班真的能走回20年前的老路嗎——庇護基地組織，狂熱的推行他們那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貶低和虐待婦女和女童？塔利班是否會重拾老行當，在本土謀劃攻擊美國和歐洲目標？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我知道的是他們接過了照料所有阿富汗人的重擔。他們很快就將承受巨大的壓力，要為阿富汗人提供秩序和就業。這就需要外國援助和投資，而美國則對這些外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歐盟成員國。

隨着美國的離去，塔利班也將不得不自尋生存之道，學會如何“與狼共舞”——巴基斯坦、印度、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塔利班可能會為白宮的電話號碼設置一個快捷方式。

《華盛頓郵報》報道，托馬斯•魯蒂格曾為西點軍校反恐作戰中心撰寫過一篇論文中，他在論文中説：“事實證明，塔利班在2001年後變成了一個好學且更具政治性的組織，他們變得更願意接納外部元素。”

對此，我們拭目以待。而早期跡象——塔利班的種種惡行——並不令人感到樂觀。但我們需要觀察他們如何以及能否完全控制局勢。塔利班對美國最大的不滿是我們曾身處他們的國家。現在我們走了，讓我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吧。

同時我們也要記住：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蘋果手機、臉書和推特甚至還未問世。轉回今日：阿富汗不僅與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而且其國內的聯繫也更加緊密。對塔利班來説，向全世界或阿富汗人隱瞞他們的暴行並不容易。

2001年，阿富汗幾乎沒人有手機。如今，超過70%的阿富汗人擁有智能手機，其中許多人還有能聯網的智能手機。儘管擁有一部手機並不天然意味着對自由主義有利，但根據Internews在2017年所做的一項研究，阿富汗的社交媒體“已經在宣傳變革，因為社交媒體已經成為譴責腐敗和不公的平台，能引起人們對問題根源的關注，這是傳統媒體所做不到的。而且社交媒體似乎還能讓任何使用者發表自己對公眾事務的意見。”

也許塔利班會關閉所有社交媒體。也許他們不能。

與此同時，《時代》雜誌7月7日發表了一份阿富汗報告，該報告指出：“當美國支持的武裝在2001年推翻塔利班政權時，阿富汗全國幾乎沒有女孩上學。而在今天，有數百萬的女孩和成千上萬的婦女在上大學，所學專業從醫學到細密畫無所不有。”

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塔利班會命令她們重新套上罩袍，封閉她們的求學之路。但他們也許會遇到妻子和女兒前所未有的抵制——因為在過去20年間，美國在阿富汗播下了社會、教育和技術變革的種子。我不知道這些情況會不會發生。

如果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阿富汗人——包括公務員、水管工、電工、電腦修理專家和汽車修理工——都試圖移民，那麼，在未來的某一天，這個國家就留給一羣目不識丁的塔利班暴徒去管理了？那他們會做什麼？特別考慮到現在的阿富汗承受着比20年前塔利班當政時大得多的環境壓力。

根據《國家地理》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阿富汗是世界上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之一，也是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最弱的國家之一”——阿富汗要應對的問題包括乾旱、洪水、雪崩、山體滑坡、極端天氣和大規模的流離失所。

至於拜登政府，很難想象未來喀布爾還會發生什麼更糟糕的事。拜登政府未能設立一個適當的安全區和權力過渡進程，確保那些在過去20年裏冒着生命危險與我們合作的阿富汗人能被安全地運送到美國——更不用説別國外交官、人權活動家和援助人員有序撤離了——這是令人震驚和費解的。

但最終，評判拜登政府是否做對了則要看他們如何處理未來的情況。拜登提出了一個主張——這一主張與特朗普政府的想法一樣——即如果我們離開阿富汗而不是賴在那裏不走，考慮到我們節省下來的人力、精力和注意力，美國將會變得更加安全，更有能力應對恐怖威脅。他在週一下午向全國發表的講話中再次提到了這一點。

美軍撤離阿富汗

拜登政府的基本意思是，試圖通過佔領和建設某個國家來保護美國免受中東恐怖分子的襲擊是行不通的，老辦法不行了，要採用更好的辦法。但拜登政府需要告訴我們更好的辦法是什麼，並要在未來證明這個辦法更好。

現代世界最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之一已經初露端倪。現在有一大堆國家——利比亞、黎巴嫩、也門、阿富汗、索馬里——趕走了曾經控制它們的殖民大國（這既帶來了秩序也帶來了混亂），但現在它們顯然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那怎麼辦呢？

當法國總統伊曼紐爾•馬克龍於2020年7月訪問黎巴嫩時，甫一落地，他就收到了一份有大約50000名黎巴嫩人簽名的請願書，這些人要求法國控制黎巴嫩，因為黎巴嫩政府“完全沒有能力保衞和管理國家”

我懷疑這不會是我們最後一次看到這樣的請願。

在過去的20年中，美國試圖通過促進性別多元化、宗教多元化、教育多元化、媒體多元化，以及最終的政治多元化，來使阿富汗變得穩定與繁榮，從而保護自己免遭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侵害。

這一想法沒有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時代，兩個同時出現且極具挑戰性的氣候變化發生了：一個是技術氣候，一個是自然氣候。沒有這樣的多元化，無論是阿富汗還是其他任何失敗國家（或者美國）都無法適應21世紀。

但這一想法能否奏效則依賴於是否有足夠多的阿富汗人贊同這樣的多元化。很多阿富汗人贊同，但還有太多的阿富汗人不贊同。因此拜登決定，我們不要再做無用功，應該離開阿富汗並重新調整我們的防務戰略。我祈禱他是對的。但他的這一想法到底正確與否還要由未來去判定。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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