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挽救蘇聯的最後一搏——8·19事件
【文/張樹華】
1991年8月19日清晨六點，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突然發佈命令宣佈，鑑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根據蘇聯憲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總統職務。
亞納耶夫同時宣佈，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在此期間，國家全部權力移交給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
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由蘇聯代總統亞納耶夫、蘇聯總理帕夫洛夫、蘇聯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蘇聯內務部長普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組成。
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資料圖）
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告蘇聯人民書》説，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改革政策已經走入死衚衕，蘇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處在極其危險的嚴重時刻，呼籲蘇聯公民支持該委員會使國家擺脱危機的努力，同時該委員會同日發佈了第一號命令。
第一號命令節選
· 各級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必須無條件實施緊急狀態，無力確保實施緊急狀態的機關將被停止活動，而由緊急狀態委員會任命的專門全權代表負責
· 立即改組不按蘇聯憲法和蘇聯法律行事的政權機關、管理機關和軍事組織
· 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不符合蘇聯憲法和法令的法令和決定一律無效
· 停止阻礙局勢正常化的政黨、社會團體的活動
· 公民和團體非法擁有的武器必須立即交出
· 禁止集會、遊行，必要時可實行宵禁
· 對新聞進行監督
此時正在黑海海濱克里米亞半島休養的戈爾巴喬夫被軟禁在別墅裏，他同莫斯科的聯繫完全中斷。
8·19事件發生後，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利欽指責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恢復蘇聯的政治鐵幕統治，並號召羣眾進行總罷工。緊急狀態委員會優柔寡斷、未能果斷肅清議會大廈的反對派，在葉利欽的鼓動下，情況發生逆轉。
20日晚，議會大廈前已聚集了數萬示威羣眾。有些人構築了堡壘，要誓死保衞議會。
21日下午，蘇聯國防部命令軍隊撤回駐地，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領導人放棄了行動。
葉利欽在坦克炮塔上演講，宣佈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非法（資料圖）
21日晚8點，戈爾巴喬夫發表聲明，強調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並恢復了曾一度中斷的與全國的聯繫，並稱將於近日內重新完全行使他的總統職權。
22日凌晨，戈爾巴喬夫於從黑海休養地克里米亞乘飛機返回蘇聯首都莫斯科。
22日上午，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宣佈：
蘇聯前國防部長亞佐夫，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蘇聯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季賈科夫，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
已於22日凌晨被拘留
前內閣總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
已被就地監護
前蘇聯內務部長普戈
已自殺身亡
上述6人都是8月19日宣佈成立的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
這個委員會的其他兩名成員蘇聯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和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採夫由於是人民代表，暫時尚未被拘留。
以維護蘇聯原有的聯盟體制為目標的8·19事件失敗後，蘇聯解體的形勢已無法逆轉。
24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辭去他的蘇共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宣佈俄羅斯聯邦承認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獨立。這兩個共和國分別於8月20日和22日宣佈獨立。
同一天，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宣佈烏克蘭獨立。
同一天，葉利欽發佈命令，將蘇共中央總務部和蘇共地方黨委的檔案以及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檔案轉交給俄羅斯檔案機關。
同一天，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自殺身亡。阿赫羅梅耶夫曾任蘇軍總參謀長和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軍事顧問。
同一天，《真理報》暫停出版。
8·19事件平息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
1991年12月21日，俄羅斯等11個獨立國家領導人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舉行獨立國家首腦會議，會議通過了《阿拉木圖宣言》和《關於武裝力量的議定書》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
25日聖誕節夜，19時25分，戈爾巴喬夫在電視講話中宣佈辭職。
19時32分，克里姆林宮屋頂旗杆上，那面為幾代蘇聯人熟睹的鐮刀錘子旗開始徐徐下落、下落……
19時45分，一面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宮上空。
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不復存在。
（資料圖）
此時此刻，廣場上的人們意識到，克里姆林宮已成為俄羅斯的總統府，蘇聯從地圖上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
蘇聯的解體令人扼腕，而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那麼，戈爾巴喬夫是如何瓦解蘇聯的呢？
（網絡圖）
一、政治自我否定
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把一些民主原則如多數原則、公決原則、選舉原則、公開原則等絕對化和簡單化。
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把1800萬蘇共黨員貶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把大多數人看成絕對正確，永遠正確。在反思歷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爾巴喬夫視為“自由選舉”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選舉中，大肆攻擊蘇共、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演説和宣稱成了反蘇和反共勢力不二的獲勝砝碼。
二、輿論公開絕對化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戈爾巴喬夫把“公開性”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特徵”，1988年初，戈爾巴喬夫對宣傳輿論界提出，我們主張“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
公開性的矛頭直接對準蘇共要害和軟弱之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時間，對蘇聯以及蘇共歷史的肆意抹黑和歪曲評價造成了社會思想的混亂，動搖了人民的社會主義信念，引發了蘇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激化。
在國內積極推行“公開性”的同時，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境內外積極宣傳對外政策的“新思維”。1987年，戈爾巴喬夫所著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一方面鼓吹“文明社會價值”和“核時代的文明”，一方面單方面在外交戰略上主動向西方讓步。
三、思想內部瓦解
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上強調“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化”。在這之後幾年的時間裏，戈爾巴喬夫發起的“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運動給蘇聯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使蘇共逐漸喪失了主流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
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氾濫。最終導致全黨思想混亂，理想發生動搖，失去信仰，激進的西化自由主義思潮迅速氾濫起來。
四、歷史清算與社會復辟
在民主化、公開性的背景下，80年代後期，蘇聯社會掀起了一股“反思歷史”的熱潮。這股歷史反思浪潮延誤了改革時機，使社會分裂，使蘇共喪失了威望，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
一些報刊文章作者否定蘇聯體制，認為斯大林體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體制，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
與此同時，對斯大林主義逐漸轉變為對批判布爾什維克主義、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與斯大林實際上有着直接地聯繫。
1988年以後，蘇聯社會上某些勢力利用反思歷史的機會，積極推動所謂平反歷史錯案運動，造成了強大的聲討蘇共歷史的輿論聲勢。報刊上要求恢復名譽或描述歷史案情的文章越來越多，形成強大的輿論衝擊力，嚴重動搖了蘇共和蘇聯制度的根基和基礎。
五、權威散落與治理失敗
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忽左忽右，經濟改革不見任何成效，人民生活日益惡化。這更是給分裂勢力和激進勢力提供了口實。
激進勢力和分裂勢力開始放下不久前喊出的“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將攻擊的矛頭對準了蘇聯及其國家制度。
從此，蘇聯社會的政治熱潮更為高漲，經濟問題彷彿被遺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從未有過的“政治高燒熱潮”，電視直播黨代會使之變成了“全民的政治節日”。
蘇聯各階層感受着從未經歷過的政治興奮。全社會彷彿溶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
一方面是社會情緒逐步升温，政治領域“高燒不退”，另一方面則是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税款，你爭我奪，各自為戰，經濟割據現象嚴重，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存亡已危在旦夕。
六、民族衝突與國家分裂
80年代末期，在蘇聯內部，政治鬆動和經濟困境促使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也愈發明顯。部分民族地區的領導人認為，是蘇共將蘇聯領進了“死衚衕”，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
在這種社會氣氛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首先，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先打出“主權和獨立”的大旗，三個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同時，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民族分裂組織在各地成立，直言“獨立於蘇聯”。
在這種政治氣候下，許多民族官員開始塗抹“民族主義的色彩”，撇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藉以吸引選民的注意。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起了領頭羊的作用，他們與蘇聯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遙相呼應，反蘇共、反中央，拉起了“獨立”、“自由”的大旗。這樣，戈爾巴喬夫所代表的蘇聯和蘇共“腹背受敵”，“民族獨立”和“民主化”像兩把利刃直逼而來。
七、政治反對派橫空出世
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和新思維的號召下，自1986年，蘇聯社會開始出現一些新生的非正式組織活動。
1987年，非正式的組織活動已經蔓延到蘇聯一些大中城市，並以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和青年的小組等形式出現。
1987年底之後，一些組織的思想和主張開始不斷激進化。特別是一些反社會主義和反蘇共的組織更加積極，如“民主和人道主義”小組等。與非正式組織相呼應，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情緒越來越嚴重。
隨着公開性的推進，一些地下刊物也開始露出水面，並得到蘇聯一些大報和西方電台的支持。蘇聯解體之際，這類非正式出版物成為宣傳各類反社會主義、反蘇共的陣地。
而上述非正式組織，有的演變成為政黨如“民主聯盟黨”，有的成員則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領頭羊如蓋達爾和丘拜斯，這些非正式組織也稱得上是培養自由主義或某些極端勢力的初級黨校。
八、走向政治激進主義
隨着社會思想的激進化，各種思潮沉渣泛起，一些從西方教科書中照搬過來的粗糙的“自由謊言”和“市場神話”盛行一時。蘇共後期的領導人習慣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香風美酒，已經失去了戰鬥力和號召力。經濟改革不見成效，奢談民主和自由，政權搖搖欲墜，政治上已經自身難保。
1990年前後，戈爾巴喬夫一會兒宣稱“中間道路”，一會兒宣稱要實施緊急狀態，但無可奈何花落去，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旗號不久便輕易地被自由激進或民族主義勢力所取代。
本文節選自張樹華研究員的新書《俄羅斯之路30年》（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