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美式民主的失敗與塔利班“建國大綱”的考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2021年，臨9·11事件20週年之際，阿富汗再次成為世界政治的一個焦點——
美國走了，塔利班回來了。
在塔利班“閃電奪權”的過程中，道路旁有聚集的民眾在喝彩，“民選”政府則奔逃惶惶如喪家之犬，這在民主政治意象中是非常特別的駭人場景與所謂的合法性轉換儀式，即“人民的歡呼”；
也有婦女驚恐的神色，她們害怕回到嚴酷的伊斯蘭教法之中，一夜被打回原形；
甚至還有美軍最終撤離時那些阿富汗“翻譯官們”的依依不捨與捨命追隨，但最終只能攀附在孤零零的登機梯上，擁擠推搡，驚恐踐踏，無法進艙，不如一隻美軍軍犬，最終還是被悲劇性地拋棄了。
阿富汗變天了，塔利班再次執政，這是沒有懸念、不可逆轉的政治事實，但理解和適應這一事實，卻並不容易。
塔利班已進入總統府，圖自半島電視台
鄭永年教授將美國的阿富汗失敗視為“西方民主烏托邦主義的大失敗”，有一定的道理。從美國的“民主全球化”及其挫敗經驗來看，阿富汗的政治結局並不意外。甚至中國也在美國“民主全球化”的長期戰略架構之中——
美國曾經對國民黨政府的巨量戰略投資和支持包含着“民主化”內容，但看看電視劇《大決戰》，看看鄒讜教授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看看《蔣介石日記》，看看《北平無戰事》，讀一讀毛主席的雄文《別了，司徒雷登》以及《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就能明白今日阿富汗的某些關鍵性場景和宿命，與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解放戰爭”頗為相似。
但僅僅指出美式民主輸出的失敗，尚不足以證明塔利班一定成功。特別是塔利班這是“二次執政”，是否相比20餘年前更為政治成熟，以及能夠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並融入區域及全球化，這些構成新的且更為嚴格和艱鉅的政治考驗。
塔利班再進喀布爾，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進京趕考”，是否合格以及執政是否可持續，無人可擔保。塔利班的政治成長之路仍然很長。
美式民主為何在阿富汗行不通
塔利班迴歸執政，“民選”的阿富汗政府迅速覆亡，甚至該政府的總統加尼還是美國培養的人類學博士及政治建設與國家建構的專家，在西方出版過《根治失敗國家》的學術專著。拜登今年7月份還對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堅韌性頗有信心，認為民選基礎以及美軍指導和武裝起來的30萬政府軍足以堅持，足以維護民主秩序和法律。
前總統加尼的政治學知識是美國教的，民主觀念和制度知識也來自於美國，甚至具體的執政方案也可能出自美國顧問之手，可謂標準的美國民主的“小學生”，一對一的政治輔導和安全支持，有點“温室民主”的意味，但唯獨難以在阿富汗接地氣，紮下根，併成就一種“民主哲學王”的政治佳話。
ABC新聞6月26日報道：拜登在白宮會見阿富汗總統加尼，並表示“我們會和你在一起。”
遺憾的是，他既無治國良方，也無戰鬥意志，更無犧牲決心，似乎只是美國民主實驗的一個“車間主任”，車間關閉後下崗而已。加尼逃亡了，似乎沒留下什麼，也沒帶走什麼。他以後怎麼寫阿富汗民主的回憶錄，以及如何認同自身的阿富汗人身份和責任，我們不得而知。
美國的阿富汗戰爭20年空轉，帝國尊嚴在撤退場景下折辱沉淪，帝國戰略利益更是出現嚴重斷鏈和空白。但撤退似乎又是理性的，因為佔領阿富汗的治理成本實在過於高昂，而治理成效日見衰竭。
阿富汗戰爭起於2001年的9·11事件，美國以全球“反恐”為帝國理由，將個案的復仇正義與帝國的全球安全義務相結合，成功建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反恐”統一戰線，鞏固了美國的帝國霸權，並在阿富汗以快速摧毀塔利班政權並最終狙殺本·拉登的顯赫戰果宣示了帝國的權威與榮耀。
阿富汗戰爭的合法性，在美國的帝國理由及其控制的知識與傳媒權力下，不可能遭受決定性的質疑。但美國的最大失敗在於，帝國榮耀無法掩飾對阿富汗人民的實際遺忘，而民選政府的脆弱代表性、佔領秩序的弱合法性、時而爆發的政治醜聞和虐待平民的犯罪行為以及塔利班的反攻滲透，都在嚴格挑戰這一整套“移植型民主秩序”的終極正當性。
從美國立場來看，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及其持續性的佔領改造行為，不僅得到了西方盟友的全力參與，甚至關鍵的地緣國家中國、巴基斯坦、印度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和支持。但阿富汗作為“帝國墳場”名不虛傳，且美式民主在阿富汗華而不實，根本沒有起到彌合分歧、建立可持續和平並實現共同發展的目標。
塔利班敗退了，但塔利班的羣眾基礎、教義正當性及游擊隊式的戰鬥範式與政治意志並未消解。美國佔領的20年，是美國民主實驗體系與塔利班的“民族-宗教”正義體系持續對抗的20年，其結果是美國的決定性失敗，以及美國“反恐”國際政治紅利的最終消除。
美國的失敗，精神理由是美式民主缺乏與阿富汗“民族-宗教”體系的溝通結合及其政治代表性，所謂政治“三觀”不合，而物質理由是，美國在阿富汗的治理成本超出帝國全球預算的分配極限，得不償失。一種既不正當又不經濟的帝國霸權統治，儘管有美軍保護下的“民選”政府作為政治掩護，仍然是不得民心，無法持續的。
駐阿富汗美軍（資料圖/美國國防部官網）
美國的撤軍理由，當然可以藉助“中國威脅論”來就坡下驢，言其集中戰略力量遏制中國，轉向東亞區域搞核心對抗。甚至從伊拉克撤軍也有類似理由。然而帝國籌謀如此慌亂，必然捉襟見拙，甚至自相矛盾。
因為中美戰略競爭或新冷戰，絕非一個區域或一個點的對抗，而是全體系對抗，阿富汗作為遏制中國的戰略支點，其戰略價值是非常凸顯的，若非如此當初又何必佔領呢？又何必維持了20年呢？反恐理由只是表面，帝國榮耀、地緣政治利益及擴展遏制中國包圍圈才是真正目標。
美軍撤退的根本原因只是帝國實力的絕對下降造成的“理性收縮”而已，特朗普政府已有決策，拜登繼續執行。將帝國的被動撤退説成偉大的戰略轉移和戰略重新佈局，或有部分證據支撐，但總體不實，不過是一種獨特的帝國修辭藝術罷了。
當然，料敵從嚴從高，做好戰略譜系的統籌應對，是不會錯的，只是不要草木皆兵，見風是影，失去客觀性、定力和戰略機遇。
塔利班以“解放者”姿態重新執政，從人民的歡呼聲中可見其合法性的迴歸，也反證美式民主實驗的決定性失敗。粉飾美國的戰略轉移智慧，或將民主失敗歸於前蘇聯影響、宗教極端因素或阿富汗自身因素等，只是美國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的窠臼，無關要害，只有簡單辯護和推卸責任的效果，並無深刻的洞見及建設性的分析。
政治實踐不能生搬硬套
阿富汗個案具有非常豐富的地緣政治、民主化與民主鞏固以及國家建構的理論反思價值和實踐評估意義。甚至也有人（比如趙少康）從中解讀和想象出美國拋棄台灣的類似場景。儘管未必即刻發生或完全雷同，但從美國帝國霸權的長期衰落及其理性收縮的大邏輯來看，台灣迷信美國保護的基本立場和制度安排是存在極大風險性的。
此外，民主化的“顏色革命”套路需要嚴格檢討和反思，每個非西方的國家及其文明都不是美國民主“手術枱”上等待下刀的病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民及其生活體系。不尊重多元文明、具體人民及其本地生活方式的自主性與正當性，迷信外力和外來的抽象民主原則進行激進的民主化實驗，其結果大體上具有悲劇性，易於導致“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因此，無論是美式民主，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自我主張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在其付諸實踐過程中，都必須以所在國人民及其正當的政治代表為主體展開，絕不能越俎代庖，始亂終棄。
而且，民主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政治實驗，必須與傳統及文明進行合理溝通，採取改良路徑，注重制度改革的實效性和問題針對性，並引入試點、檢討和糾錯機制，將民主作為科學方法而不是價值迷信。
在這方面，中國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人大民主和協商民主，有民主集中制，甚至也有“一國兩制”的民主，治理經驗非常豐富、紮實且成功。
民主建構不是社會契約論的政治拆裝遊戲，這一點柏克在批判法國大革命時講的很深刻。這種保守改良主義的政治節制意識，在美國的民主輸出與阿富汗本國的世俗化精英那裏根本沒有存留和守住。
民主建構也不是外部強權的政治“外科手術"，這種美式顏色革命與強制性外部秩序變遷模式是政治災難，是“失敗國家”的製造生產線，是民主全球化的禍源，但卻在美國建構的帝國知識霸權和傳媒體系下被成功掩蓋，幾乎無人反思及此，即便有所反思批判，也會被打成極左、極端或落後野蠻或專制辯護士之類而難登學術理論和公共領域的大雅之堂。於是“加尼們”大行其道，而塔利班只能是“恐怖組織”，其伊斯蘭法的治理只能是野蠻落後的“東方專制主義”。
當然，塔利班支持過恐怖主義，也實施過恐怖主義，需要批評和追責，塔利班的伊斯蘭法治理模式也存在需要檢討和改革的餘地，但這不等於塔利班執政及阿富汗人民的政治支持不具有合法性，更不等於美國可以任意否定阿富汗自身的政治選擇與政治發展的正當權利。
中國與阿富汗將“文明互動”
阿富汗敗局，國內學者與民眾一般會歡呼美帝國民主霸權的衰落，心理暗示是中國時刻的到來，中國可以幫助阿富汗如何如何，以及阿富汗可以從此自主自足；但問題遠非如此簡單。中國如何介入，其分寸並不容易拿捏，也同樣不能陷入“帝國墳場”。
相比美國的“民主幹涉主義”及其國際法上的非法性和危害性，中國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尤其是不干涉內政原則，是處理與塔利班政權關係的基本準則。中國總體上秉持一種尊重主權和所在國人民意願、倡導和平與發展並尋求區域可持續合作制度架構的立場，這在“一帶一路”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論述中清晰可見，塔利班也一定有所閲讀、理解甚至認同。
國家要和平，民族要和解，人民要吃飯，經濟要發展，區域要合作，文明與宗教也需要維護，這些都是阿富汗重建的共同價值，也是中國必然認同和支持的互動價值。
因此，某些陰謀論者或過於熱情的民族主義者鼓動中國出兵阿富汗填充美國留下的空白，實在是要麼心眼很壞，要麼是心智很遲鈍，不足與謀大局。
中國的文化、政治及發展模式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簡單模仿或謀求美式的帝國霸權，因中國文化不可能推導出西方式的帝國模式。“帝國墳場”的邀請，中國不會接受。
但中國有天下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阿富汗的主權、人民與重建過程，中國一定是建設性的主要地緣政治力量，中國的“一帶一路”及其安全與發展的合作架構，一定是會對阿富汗開放的。美國失敗的地方，中國可能成功，但一定是以自身文明尺度及可持續的合作方式實現的成功，也是阿富汗人民可理解和可接受的成功。
或許，阿富汗“帝國墳場”的歷史命運只是西方殖民/民主範式與伊斯蘭體系長期衝突的內卷式宿命，而來自中國的東方文明、和平文化及“一帶一路”的發展理性，或許可以實現歷史性“轉運”，促成阿富汗現代化的真正轉機。
中國的戰略性機會是東方文明展現比較優勢的機會，而不是霸權重複的機會。中國與阿富汗及其伊斯蘭背景之間不是美國理解的“文明衝突”，而是文明間的相互理解與真誠合作，這是西方文化無法體驗和展現的新的文明互動關係。
王毅會見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資料圖/中國外交部官網）
當然，塔利班奪權不等於萬事大吉，真正的全新考驗接踵而至。就阿富汗局面而言，美國失敗，不等於塔利班一定成功，其第一次執政的“過度伊斯蘭化”或原教旨取向的深刻教訓應予記取。
從塔利班近期的政治言行來看，頗有建立包容性政府及緩和伊斯蘭法嚴酷性的傾向，顯示出一定的改革意願，但知行是否合一，宣傳與實踐是否一致，以及內部是否形成了穩定的政治共識與改革路線，還有待較長時段的觀察評估。
再次執政的塔利班面臨新的挑戰和壓力
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失敗了，帝國墳場擺上了美國牌位，而美國通過喀布爾機場槍聲及螺旋槳拋人的震撼行為也宣佈了對阿富汗“翻譯官們”的政治拋棄。
那些在機場表面熱烈但也萬分驚恐追隨美國軍隊的阿富汗人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民，只是美國政治失敗的本地隨從而已。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與革命經驗中，機場那些阿富汗人的政治身份及其命運到底怎麼樣，根本就是鐵板釘釘，無足稱道的。
但美國佔領阿富汗是有遺產的，就是世俗化的生活觀念，尤其是婦女權利和更為開放的生活方式。這裏就凸顯出了伊斯蘭法與世俗權利的規範性衝突。這是阿富汗現代化的內在議題和進程，即便美國不佔領也會逐步釋放出來，只是美國的佔領加速了這一觀念因素的改革壓力。
塔利班再次執政，其反對美國佔領及過度世俗化議程，維護伊斯蘭教法基本原則及其規範性，是有正當性和民意根據的，但適度的世俗化改革也是必需的，要真正克服原教旨主義的宗教偏執審美及執法衝動，才能與阿富汗已然有所世俗化的法律、生活方式及羣體權利相協調，並凝聚起更為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塔利班執政的新考驗有許多，最為凸顯的是宗教改革和經濟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重建與系統治理。
巴拉達爾向塔利班發表視頻講話
塔利班再次執政的關鍵在於如何推行適度的宗教改革，緩和伊斯蘭法對人民權利與世俗生活的過度干預，重建一種兼容宗教原則和世俗權利的政教關係，並以此作為新憲法及外部交往的政治基礎，真誠團結國內其他少數民族和羣體，保護其平等權利，促進共同發展。
除了政治上的世俗化平衡之外，塔利班還面臨着經濟建設的巨大壓力。在西方制裁、周邊恐怖主義滋擾及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中，如何制定適合本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如何藉助中國“一帶一路”遇並適當學習借鑑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致力於經濟現代化，推動國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感獲得，是奪權之後的重大考驗。
歷史經驗表明，權力往往易得，和平卻難鞏固，發展更是難題。阿富汗如何從“帝國墳場”走向現代化體制，並融入區域合作和全球化框架，考驗塔利班的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阿富汗人民既然給了塔利班機會，也就可以在其不合格的條件下重做選擇，這是民主政治的不變鐵律。
阿富汗的國家建構已經更換跑道，塔利班的伊斯蘭主義如何兼容世俗權利、經濟發展並提出一種真正適合阿富汗國情、人民意願、地緣安全秩序與最佳發展利益的“建國大綱”，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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