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人在問，軍事介入阿富汗20年值得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上週日（8月15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總統府，宣告勝利結束這場持續了20年的戰爭。
此時，美國駐阿使館上空直升機盤旋，緊急疏離各類人員；美軍管制喀布爾機場和空中交通，以確保最後撤離萬無一失；阿富汗總統加尼（Ashraf Ghani）已逃往國外，路上還不忘通過臉書聲明自己這麼做是為了“避免流血”；美國總統拜登逗留在戴維營，讓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出面表示喀布爾的這一幕絕非“西貢再現”（This is manifestly not Saigon）。
加尼之後還在網上露面講話，再次辯解，並聲稱要返回阿富汗，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此前，美國情報部門預測阿富汗的政權更迭還需要數週至數月的時間，拜登7月還胸有成竹地表示“塔利班不太可能佔領全國”。如今，面對 “措手不及”的局面，美國官方沒有認真反思前因後果和自己的失誤，而是把責任一味推給阿富汗政府和軍隊。
塔利班這次能“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與政府軍無力或不想抵抗有關，但最關鍵的原因是拜登政府在沒有向對方提出嚴格條件的情況下就明確了撤退日期。這給塔利班發出了可以“趁虛而入”的信號，也讓一向嚴重依賴北約的阿富汗政府軍失去了精神和軍事支柱。
政治家的誤判和失算經常發生，但他們卻能“巧舌如簧”，“顛倒因果”，化不利為有利，把死的説成活的，把失敗説成勝利。
譬如，頭天還在宣佈要進行兵力“再動員”以抵抗塔利班挺進的加尼總統，第二天卻冠冕堂皇把自己帶領親信家屬倉皇出逃説成是為了“避免流血犧牲”。
又譬如，美軍明明是為了確保緊急疏散而臨時增兵數千人前往喀布爾，卻被布林肯美化成是拜登總統對有序撤退準備充分的“佐證”。
再譬如，美軍的“草草收場”和“倉促撤離”導致西方20年的投入成為名副其實的“爛尾工程”，布林肯對此的評價卻別出心裁，令人無語。他説，不管怎麼説，美國在阿富汗堅持的時間要比當年的俄國人多出一倍。
目前，西方國家的救援撤離行動仍在繼續，阿富汗機場的混亂場景似曾相識，極具象徵性。
對這場美國參與的最長戰爭，特別是它的最後結果以及終結方式，已成為一週來德國新聞的頭條。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表示，德國對這個災難性結局“同樣負有責任”；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日前宣佈，將汲取阿富汗行動的教訓，重新審視聯邦國防軍的外派任務。
但德國各階層提出最多的一個問題是：這20年的流血流汗和巨資投入真的值得嗎？
辛辛苦苦2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美國當局可以對塔利班復辟的原因“鴕鳥埋頭”“避實就虛”，但國際輿論的看法是一致的，認為眼下的結果是“西方的失敗”。
對於這樣的結果，德國政界在兩個層面“有苦難言”：1）當年參與“阿富汗行動”基於北大西洋“盟約”第五條（一國遭襲，羣起反擊的“集體防禦”條款），是無奈之舉。
2）拜登政府不顧聯盟內的反對聲，也未經充分協商便宣佈立即撤軍，導致駐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國軍隊不得不緊急撤退，難以“善終”。
這些天，德國政界和媒體反思的聲音不少，對白宮的決策失誤也不乏怨言。
對於美國來説，軍事介入阿富汗“師出有名”，那就是，要不惜代價為“9.11”雪恥，對幕後策劃者“基地組織”及其頭目本·拉登“雖遠必誅”。
那麼，對德國而言呢？
以實際行動支持盟友固然“義不容辭”，但是，為説服厭戰和反戰的國內輿論，德國政府很長時間一直避談這次軍事行動的“戰爭”性質，而是強調任務的“維和”宗旨。
德國第二電視台駐阿富汗記者埃根多富（Katrin Eigendorf）證實，被派往阿富汗的德國士兵在很長時間內一直以為自己是去“挖水井，建學校”的，直到部隊後來遭到襲擊和參與作戰並出現傷亡，政府才不得不公開承認這次行動的殘酷性。
德國陸軍退役將軍、曾在北約中擔任要職的拉姆斯（Egon Ramms）也抱怨，政府對介入阿富汗軍事行動的“輿論公關”做得不夠，直接影響到民眾對行動的理解，也讓前線的戰士難以真正瞭解行動的目的和意義。
Egon Ramms，圖片來源：wiki
德國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呂特根（Norbert Röttgen）日前在接受德國一台（ARD）採訪時表示：“現在一切都太晚了，這次撤軍太早了，它是美國當局作出的一個影響深遠的錯誤決定。我不得不説，這是西方在20年後的政治失敗，是場災難。”
的確，這一切來得太快，任何迴旋已為時太晚。
德國《商報》（Handelsblatt）在喀布爾“淪陷”前發表評論指出，美國在阿富汗雖然沒有遭受當年在越南那樣的軍事慘敗，但這次的撤軍決定卻成就了塔利班的勝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方軍事介入阿富汗源自“9.11”恐襲，可就在“9.11”20週年前數週，反恐聯軍卻把當年本·拉登的主要策劃地拱手讓給了塔利班。
文章一方面承認塔利班的復辟是西方的“破產聲明”（Bankrotterklärung），同時卻提出以下問題：一個極端伊斯蘭統治的阿富汗對西方的安全以及整個中東地區的穩定意味着什麼？如果神學士們在全國對婦女以及所有與西方合作過的阿富汗人實施恐怖，歐洲是否會面臨巨大的難民潮？最後，西方應該承擔什麼責任？柏林在20年軍事介入阿富汗後應對這些人承擔何種責任？”
從這些“問題”的內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反思”是非常有侷限性的。他們會問這二十年的投入是否“值得”，卻不問“值得與否”的標準是什麼；他們堅信介入阿富汗是為了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卻不問“國際恐怖主義”的根源是什麼；他們擔心又一波難民潮的到來和中東局勢的進一步動盪，卻不問難民潮和中東亂局是否也與西方的“民主幹涉主義”有關。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媒體的“反思”最後會落到中國身上。《商報》在前面那篇評論中稱中國是這個結局的“最大贏家”，並道出以下兩個理由：
1）“美國撤軍將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風險”。美國無疑將失去在阿富汗這樣一個充滿未開發地藏資源（銅、鋰、鈷、煤、石油和稀土等）的國家中的影響力，而中國可能會從中獲利。
2）“有摧毀就有重建”。美國在摧毀阿富汗之後被迫撤軍，中國可能成為“飽受戰爭蹂躪的民族的希望”，“一帶一路”可以趁虛而入，滿足阿富汗戰後巨大的基建需求。
實際上，拜登當局並不隱諱這次撤軍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為了應對中國的“威脅”，美國不想在阿富汗“戀戰”，牽扯過多精力。如果美國真的是為了對付中國才撤軍，那麼，為何又要讓中國從中獲利呢？
《商報》評論中表達的這一邏輯真是太“別緻”了。
還有，眾所周知，在習慣用各種藉口對他國進行武裝干涉的西方國家中，德國鑑於自己在兩次大戰中不光彩的歷史，的確一直不願意像英法那樣打頭陣，更多是提供後勤保障、情報蒐集和資金援助，但對“摧毀後”的重建卻是一直非常熱衷的。
所以，德國一些媒體也來對中國致力於戰後重建的所謂“動機”品頭論足，真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德國如何被綁上美國在阿富汗的“戰車”
歷史上，阿富汗被稱為“帝國墳場”。
19世紀，與俄羅斯在中亞進行“大博弈”的大英帝國兩次征戰阿富汗。第一次，英軍全軍覆沒，只剩布萊登醫生（Dr. Brydon）一人回到賈拉拉巴德；第二次，英國雖然獲得了阿富汗的外交權，但英軍同樣損失慘重。直到一戰後的第三次英阿戰爭（1919）中，英國才成功確立了阿富汗與英屬印度之間的“杜蘭線”（Durand Line）。
1979年，蘇聯也試圖控制阿富汗。結果，進去容易出來難，這次原本計劃3個月就結束的行動最後拖成長達9年的“持久戰”。這一錯誤決策甚至被認為是蘇聯由盛轉衰以致最終解體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麼，美國發動的這場針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又是如何開始的呢？德國又是如何上了這輛趕赴“墳場”的戰車的呢？
二十年前，人類剛進入21世紀，當時的世界和德國與今天完全不同：
政治上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社民黨總理施羅德，喜歡口叼雪茄煙來展示自己的躊躇滿志；新任俄羅斯總統普京被西方視為俄民主化進程的“希望之星”；處於“韜光養晦”階段的中國在戰略上尚未引起歐美的真正“關注”；薩達姆·侯賽因、卡扎非、穆巴拉克等中東強人在國內的地位貌似穩如泰山；土耳其正在努力親近歐盟，把“入盟”視為自己的主要國策；歐元還是個透着“稚嫩和無辜”的貨幣 “新生兒”；剛當上基民盟（CDU）主席的默克爾普遍被認為只是個“過渡性的、隨時會下台”的“可笑人物”；沒有多少人真正重視所謂的“氣候變化”問題；手機也不過是個可以發發短信的“新鮮物件兒”；有些政治學家們正迫不及待地認定西方是歷史的最終贏家……
2001年的科爾與默克爾，圖片來源：jumpradio.de
就在西方高歌一統天下的“主旋律”時，一串被歐美政府和公眾“忽略不計”的音符正在穆斯林世界逐漸匯成低沉的“副旋律”。
上世紀八十年代得到美國支持並在阿富汗經過抗蘇戰爭淬鍊的本·拉登（Bin Laden）及“基地組織”（Al-Qaida），在“庫特布主義”（Qutbism）的影響下，逐步把鬥爭矛頭轉向歐美國家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播。
2001年9月11日，十幾個瘋狂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機，其中兩架撞塌象徵資本力量的紐約世貿大樓，另一架撞向美國軍事指揮中心五角大樓，最後一架若不是機組人員和部分乘客的反抗，難保不會在政治中心華盛頓造成巨大傷亡。
這是二戰後美國本土首次遭到如此規模的攻擊。
“9.11”恐襲改變了美國，改變了北大西洋關係，也改變了世界。
事發後第二天，北約理事會首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宣佈啓動“集體防衞”條款，10月4日正式形成決議。
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在第一時間代表德國政府向美國總統小布什表示願提供“無限支持”（uneingeschränkte Solidarität），用中文來説就是：願為朋友“兩肋插刀”。
10月9日，他在訪問華盛頓時重申將以“實際行動”來兑現這份承諾。
根據法規，德國軍隊的任何對外行動，都必須經過聯邦議會（Bundestag）的批准，因此，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亦被稱為“國會軍”（Parlamentsarmee）。
施羅德向議會保證，行動將是短暫的和有針對性的。用他的話來説，“無論是執行的任務還是地點以及時間，都是一次有限的行動。”但他並不知道，邁出這一步之後對德國最終將意味着什麼，更沒想到原本計劃只是6個月的“反恐使命”最後會演變成一次長達20年的軍事介入。
實際上，當時左翼政府中的“紅綠”兩黨存在不小的分歧。為了得到議會中其他政黨的支持，施羅德將11月16日的聯邦議會表決與對他本人的“信任案”捆綁在一起。結果，議會以微弱多數批准德國派遣“小批”特種部隊（100人左右）參加美軍在阿富汗清剿恐怖組織的所謂“持久自由”軍事行動（Enduring Freedom - OEF）。
這次行動因“過度使用暴力”（unverhältnismäßiger Gewaltanwendung）遭到廣大阿富汗民眾的抵制和反抗，也引發了德國國內輿論的分歧和爭論。
聖誕節前兩天（12月22日），聯邦議會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1386、1383、1387等決議，就國防軍加入“駐阿富汗國際援助部隊”（ISAF）進行表決。在581名議員中，主要來自紅綠兩黨、聯盟黨和自民黨的538名投了贊成票，35張反對票主要來自左翼黨的前身——民社黨（PDS），8票棄權。
從這個表決結果可以看出，ISAF“維和使命”之所以能得到德國政界的支持，因為它基於聯合國決議，比較“名正言順”；其次，與此前的OEF“追兇行動”相比，它沒有那麼“血腥”，主要任務不再是純軍事意義上的“反恐”，而是扶持阿富汗過渡政府和穩定該國政局。
施羅德2002年訪問阿富汗，圖片來源：http://www.garbsenreport.de
頭一年（2002），“維和使命”主要集中在阿富汗首都及其周邊地區。德國媒體呈現的畫面也充滿“和平性”：聯邦部隊的軍車在喀布爾大街上巡邏，幫助當地老百姓挖水井，建學校等。
儘管如此，施羅德開始信誓旦旦宣佈的“有限行動”在延長，而且看不到頭，這讓高舉“和平主義”大旗的“紅綠”政府相當糾結。畢竟，“9.11”之後的羣情激昂漸漸退去，恐襲的直接影響有所淡化。
2002年3月6日，兩名德國士兵在喀布爾拆彈時不幸犧牲。這讓德國公眾真正意識到阿富汗“使命”的危險性。這一年又逢德國大選，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發“政治地震”，更別説自己的士兵在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丟掉性命了。而且，當時的德國經濟持續低迷，厭戰和反戰的德國人更關心自己的福祉。
與此同時，“9.11”之後本來就打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時開戰的美國政府，開始把目光從阿富汗轉向薩達姆·侯賽因，一意孤行地要推動並擴大“無限反恐”戰爭。對此，國際輿論異議不少，西方盟國中也出現嚴重的分歧。
在那兩名德國士兵陣亡後，施羅德表示不會參加美國主導的、沒有聯合國授權的伊拉克軍事行動。同年夏天，競選中的他表示“德國道路”是美國“好戰”的另一個選項，稱德國是“和平之邦”。
就這樣，開始高調宣佈要為盟友“兩肋插刀”的施羅德，在阿富汗插了第一刀之後，最終在軍事幹涉伊拉克問題上沒再插第二刀。他的政府已意識到，被美國不斷拖進戰爭泥潭必將在國內失去民心，並嚴重影響他的連任以及經濟和福利改革計劃。
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富汗那邊的局勢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2003年春，原先由多個參與國輪流指揮的“維和部隊”被置於北約麾下，行動範圍也從喀布爾及周邊地區擴大至阿富汗全國。2）美國開始積極準備伊拉克戰爭，對阿富汗的“興趣”減弱，那裏的清剿和維和任務更多地由其他國家承擔，德國部隊成為阿富汗使命的主力。
原先比較“太平”的喀布爾，此時也變得充滿風險：2003年6月，德國車隊在前往機場的路上遇襲，4名士兵陣亡，29名受傷。這是首起針對德國軍人的恐怖行動。
同年秋，德國從美軍手中接管北部昆都士地區（Kundus）和“省級重建隊”（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任務，管轄範圍差不多有半個德國那麼大。
與喀布爾比，這裏的局勢相對平和。可是，從2006年德軍巡邏隊多次遇襲開始，昆都士從“穩定之洲”（Insel der Stabilität）變成“衝突熱點”。
之後，德軍不斷有傷亡，但國內媒體的關注度並不高。
2009年9月4日，昆都士“省級重建隊”德國指揮官克萊恩上校（Oberst Georg Klein）下令對兩輛在基地數公里外被塔利班劫持並擱淺在昆都士河畔的油罐車實施空中打擊，沒想到這次行動造成正在那裏哄搶車中汽油的不少平民（包括兒童）的傷亡。
有意思的是，該事件發生時又逢德國大選，所以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由於德國國防部和軍方在事發後有“掩蓋真相”之嫌，防長和國防軍總監雙雙辭職。之前，德國官方一直不承認阿富汗處於“戰爭狀態”，以此迴避德軍參與阿富汗使命屬於“戰爭行為”這個事實。這點在“克萊恩事件”後發生了轉變：法庭在衡量時不再以德國刑法為基準，而是國際法。
德軍在昆都士那裏一呆就是十年。
2013年10月，德軍將昆都士軍營移交給阿富汗方，保留了在馬紮裏沙里夫（Masar-i-Scharif）的基地。2014年末起，德軍加入北約的“堅定支持”使命（Resolute Support），不再介入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之間的戰事，而是執行警察和軍隊的“培訓、協助和諮詢”（Train, Assist, Advise）任務。
與美軍在當地留下的“殺手”印象相比，德軍的低調風格以及積極參與當地建設（水井，鋪路，建校等）得到了阿富汗人的認可。但是，由於受到美國這種“豬隊友”的牽連，德軍的“德行”和“口碑”再好，也難以被當地人視為“正義之師”。
結語
回頭看，德國介入這場戰爭並堅持到最後一刻，一方面是為了履行北約的“集體防禦”義務，另一方面也多少懷着對美國人的某種“歉疚”，因為參與攻擊紐約世貿大樓等目標的恐怖分子是“漢堡恐怖小組”（Hamburger Terrorzelle）的成員，其頭目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在德國生活多年，並完成了學業。
在反恐方面，華盛頓其實有兩個説不出口的“心結“：第一，參與組織策劃“9.11”的基地組織當年是被它自己“喂大”的，本拉登偏偏又生長於美國在中東的鐵桿盟國沙特阿拉伯。第二，阿塔團伙在德國生活了差不多十年，他們的極端化思想轉變和所有恐襲行動的籌劃幾乎都在德國這個北約主要盟國內完成，等於也是被盟友“餵養”大的。
施羅德當時提出的“無限支持”無疑給華盛頓開了張“空白支票”，喚起了它對德國這個援手的巨大期待，最後又因柏林拒絕參戰伊拉克而大失所望，難再信任。
此外，塔利班這次在極短的時間內幾乎“不戰而勝”地完成復辟，西方（特別是美國）把責任一古腦推給“無能的”阿富汗政府和軍隊。顯然，他們還是沒有弄明白，大量的資金和裝備並不能造就一個廉潔有為的政府和驍勇善戰的軍隊。
歷史上，美國扶持和幫助腐敗政權並非第一次，當年對蔣介石政府，後來在越南，拉美一些國家，它都有過類似的“不良”記錄。
德國蹚這趟“渾水”固然事出有因，但付出的代價是高昂和慘痛的：在過去20年（7119天）中，德國先後向阿富汗投入了15萬兵力，59名戰士身亡。據德國電視一台今年四月援引國防部發言人的統計數字，德國撤軍前的軍事總耗資為125億歐元，不包括政府提供的4.25億人道援助。
目前，處於大選最後階段中的各政黨開始就阿富汗“爛尾”結局相互攻擊和推卸責任，最受爭議的當屬社民黨籍的外長馬斯（Haiko Maas）。
馬斯也承認嚴重誤判了局勢，但把責任推給了德國情報部門。他説：“所有決策本身都是盡心盡職作出的，但決策依據的信息卻是有誤的，因此造成了災難性後果。”
情報業內人士對此不以為然。德國聯邦情報局前局長辛德勒（Gerhard Schindler）抱怨説，如果司法給情報蒐集工作設置了一個又有一個的絆腳石，那就不要奇怪結果不盡人意。
德國的“問責”常常聞雷不見雨，大家都在問是誰的責任，但最終是無人出來擔責的。抗疫中如此，這次“阿富汗災難”中同樣會如此。
那麼，德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教訓又是什麼呢？
1）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軍事同盟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西方在中東等危機地區採取偏袒立場和不合時宜的“民主幹涉主義”，很容易招致不同程度的恐怖襲擊，而盟約第五條的“集體防禦”等於將成員國綁在一列着火的“戰車” 上。
2）戰爭有自己的邏輯和節奏。一旦介入，很難全身而退；一旦失控，人財損失難以估量。
3）戰爭目標模糊，政府要麼“口是心非”，要麼“模稜兩可”。從反恐行動到人道援助，從挖井建校到打擊毒販，從幫助建政到捍衞民主……官宣的説辭一直在“酌情”改變。時間越久，政府越難交待，民眾無從理解。
4）國際秩序需要重構，冷戰思維需要拋棄。塔利班復辟後，人類更應反思恐怖主義出現的深層原因，重新認識何謂“民意”（民主）、並學會國與國之間真正的“相處之道”。
5）“戰爭與和平”這個話題不應成為一次次大選中的“政治籌碼”。在過去20年中，為了爭取“民意”，撈取“選票”，政黨和政客在公開表述中有多少是真正以“生命”與“和平”為出發點的？
這些天，伴隨着喀布爾機場“有失體面”的撤離場面，以及歐洲輿論對今後難民潮再起和恐怖組織“死灰復燃”的擔心，德國人真的很難放下“在阿富汗付出如此代價是否值得”的問題。
的確，這也是一個必須認真回答和麪對的問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