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400篇論文涉嫌抄襲 ，為何大部分來自中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今年4月，法國圖盧茲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Guillaume Cabanac等人發現，一些論文中作者有意迴避已有的學術用語，而使用生造的同義詞進行替換。對30個計算機短語的非學術同義詞進行搜索後，他們發現有860多篇文章存在這樣的問題，其中竟然有500多篇文章來自英文期刊《微處理器和微系統》。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這些論文如此反常的背後，大部分都可能存在學術不端。
畢竟，把“大數據”改為“龐大的數據”，不太可能是研究者不知情，更大的可能是混淆文本，避免查重。
Guillaume Cabanac等人7月12日將他們的發現和這些文章學術不端的證據，發表在預印本網站arxiv上，希望引起學術界更多的討論。這一風波發酵到8月，已成為學術界較有影響的輿論事件。近期《自然》新聞（Nature News），作為學術界頭部媒體，完整地將Guillaume Cabanac等人的看法和證據進行了轉發，進一步將此事推向高潮。
Guillaume Cabanac等人在arxiv上公佈了他們的發現和證據
針對這些情況，雜誌的出版商愛思唯爾列出了在該期刊發表的400多篇可疑論文，並表示要對這些文章逐一進行“重新獨立評估”。國內媒體也進行了跟蹤報道，其中問題論文“大部分來自於中國”成了這些媒體標題中最刺眼的部分。中國的學術造假真的有這麼嚴重嗎？這次醜聞又會對中國科學家的學術聲譽造成什麼影響呢？
為何多數可疑論文來自中國作者
最初看到“大部分來自於中國”時，筆者是不願意相信的。因為中國研究者雖然發生過“漢芯造假”、“基因編譯嬰兒”、“偽造博士證書當博後”等駭人聽聞的學術醜聞，但總體還是相當正直的。
2019年同樣是愛思唯爾針對強迫引用發起了大規模學術調查，通過對69000名論文審稿人進行追蹤，愛思唯爾最終認定其中有0.1%的審稿人高度疑似強迫引用，表現可疑的總佔比大約是0.8%。在這樣的一個調查中，沒有發現任何一箇中國審稿人存在類似行為，足以説明中國科研從業者的操守，絕沒有某些人想的那麼差。
那為何這次多數的可疑論文會來自中國呢？直覺告訴我們，是否這本期刊的投稿者主要來自中國？是否這本期刊根本就是以學術不端為賣點呢？
可惜並不是這樣，從種種角度看《微處理器和微系統》都顯得十分正常，來自中國大陸的文章佔比排名第二，但和後幾個地區並沒有很懸殊。國內給該期刊投稿的人員所屬的機構也比較平均，並沒有出現一家獨大的情況。另一個尷尬的現實是，該雜誌雖然並非什麼權威的科研期刊，但確實在中科院評選出的高水平期刊的列表中。
該期刊主要投稿者所屬的地區和機構（沒有來自中國的機構）
問題出在哪？筆者注意到大部分可疑的文章都發表在該期刊的特刊上，而且時間大部分在今年早些時候。所謂的特刊，就是學術期刊針對某一主題發出邀約，研究者們在截止時間之前將與主題相關的稿件投給期刊，期刊進行評比並按照計劃選用若干篇稿件和正刊同時進行刊發。
特刊稿件的審稿主要掌握在客座編輯（一般是與主編同等地位或該特刊主題領域內學有專精者）手中，不一定需要主編認可，很多時候也常常跳過同行評審就直接錄用。
過去看特刊稿件的含金量，主要是看特刊的主題是否與學術相關，再就是特刊的客座編輯是否與多數投稿者存在需要回避的關係。一般而言，除了慶祝特刊（例如某大學成立若干週年特刊）或者給錢就能發的宣傳特刊（一般是給民科的，尊重他們的“研究自由”），大部分特刊上的文章是和正刊同等看待的。
幾十年來的學術發表實踐證明，特刊這一發表方式是行之有效的。那些主題新穎或是社會急需的特刊，能夠將尚不成熟的優秀研究內容徵集出來，對後續研究者有明顯的啓發作用，從而帶動一批高水平的研究。
因此，這次特刊出問題有其特殊的背景。首先是特刊的規模太大了，自2019年末特刊開始，到2021年第二季度結束的六期特刊甚至將整個雜誌的發表量都明顯拉高了，特刊收錄的文章遠超正刊。如此之高的收錄量，必然導致文章泥沙俱下。
該期刊每一卷收錄文章數量變化
另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從2019年末開始，《微處理器和微系統》的審稿時間具有統計學意義地縮短了，從審稿到錄用的平均時間從202天，縮短到42天。
不同時期《微處理器和微系統》雜誌審稿週期
顯然這背後存在着一條利益鏈，學術不端的參與者、論文掮客、客座編輯和負責學術期刊運營的責任編輯都是利益鏈上的重要環節。負責期刊運營的編輯在利益驅使下，設立大而無當的特刊；客座編輯對存在的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出賣自己的學術名譽；論文掮客在其中上下其手，充當了潤滑劑的作用；學術不端的參與者自不必説，這樣的行為是很難以無心之舉掩飾過去的。
學術掮客已成為中國學術的重大威脅
學術不端，需要前述所説的四個環節共同配合，但是學術掮客是該事件的絕對核心，也是這次中國學術界灰頭土臉的主要原因。沒有學術掮客，期刊編輯與客座編輯進行利益勾兑的規模不會這麼大。因為期刊編輯與客座編輯多數情況下不認識，建立利益共同體沒有那麼容易。
此外，學術特刊不可能在邀請公告上明顯暗示此次特刊的主要目的是撈錢，甚至也不可能公開説收錄量巨大，暗示通過會比較容易。在這樣的前提下，苟且之徒想要鑽營也很難找到門路。只有通過學術掮客，期刊編輯、客座編輯和學術不端的參與者才能串聯起來。
顯然這次參與者多數為中國人的原因在於這背後的學術掮客很可能是中國人。值得注意的是，疑似學術不端涉及的400多篇論文和上千位作者，沒有向某些機構集中的趨勢，也沒有明顯的地區分佈差異。
説明這個由學術掮客組成的反科學共同體，已經足夠壯大，擺脱了個人色彩，很可能是公開活動的。不要質疑學術掮客的膽量，因為他們利用了我國現行法律和管理的兩個漏洞。
對於學術不端，近來各級管理部門的態度空前嚴厲，而且重拳頻出。而對於破壞力更大學術掮客，沒有有效的管理和打擊措施。以至於某些掮客，甚至公開活動，嚴重敗壞了學術風氣。
8月20日，衡水中學校長的兒子被曝光試圖“高考移民”未果，引發了輿論關於教育公平的爭論。在整件事情中，“高考移民”“中介”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被忽視了，哪怕“西藏高考落户”的廣告就打在衡水中學的對面。
衡水中學對面的“西藏高考落户”宣傳廣告
衡水中學校長是河北教育系統中高級幹部，或許很難在繁忙的公務之餘，全面地瞭解支援西藏的政策和西藏地區的教育政策，從而作出自己援藏、兒子改學籍的決策。如果存在“高考移民”掮客，該事件的發生就更加説得通了。
在看重公平的網絡大環境下，“高考移民”只能悄悄進行，一旦被曝光，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和“高考移民”的低調相比，“高考移民”掮客的作風簡直可以用大膽形容，學術不端與學術掮客的關係也是類似的。
中國的學術治理還存在另一個軟肋，就是缺乏專業力量的參與，很多時候呈現出“法不責眾”的跡象，進一步鼓勵了學術掮客大規模造假。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學術紀律檢查機構監督檢查的範圍在全世界都是比較廣的，而且敢於做大規模調查，能夠擺脱口水之爭和門户之見，促進中國科研事業的進步。例如任何中國的學術期刊，不會存在無法撤稿，或者再大的社會關注都引發不了調查的情況。這也是中國學術圈，雖然有個別極端案例，但總體尤其是頭部保持較好的原因。
但這種一事一議的處理方式，應對不了大規模學術造假。2018年哈佛終身教授Piero Anversa的“心肌幹細胞修復心臟”被認定是造假，這意味着17年來該領域中無數學者自己騙自己，反覆研究一個並不存在的自然現象。中文學術界也有不少跟風，甚至還有論文證明中藥成分能有效幫助心肌幹細胞再生，受影響的論文有幾千篇之多。
並不存在的心肌幹細胞修復心臟
這些論文中發表在歐洲學術雜誌上的部分，尤其是高水平雜誌上的那些，已經有相當部分被撤稿了。甚至連在微博上販賣“幹細胞”假藥的鏈接，十個都消失了九個。但遺憾的是，多數中文的造假論文仍然沒有被撤稿。
8月19日，國家衞健委一口氣處罰了涉及九省十機構的二十七人，大部分涉及代寫代投論文，購買論文數據及圖片拼湊、篡改等問題。在筆者的記憶裏，這是近20年來，一次性處理跨地域學術不端人數最多的一次。
27人被撤職、降級、取消申報和評價資格，不能説是力度不大。但和已經存在的，僅一個領域內就有的數千篇文獻相比，還是顯得太少太少。在目前的情況下，跨地域、跨機構、跨監管部門都要協調，甚至要採取一篇文章一個調查組的形式才能釐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監管成本和造假成本完全不成正比，更大規模學術造假的土壤依然存在。
事實上，論文抄襲和造假已經成為了世界性的問題。2014年《Science》雜誌針對arXiv數據庫中各國科學家的論文，進行了文本比對（類似於中國知網查重），製作了這樣一個地圖。
顏色的深淺代表疑似抄襲現象的多寡
研究中論文抄襲率最低的德國，抄襲率為3.23%，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分別為4.74%、5.65%和5.89%。研究從另一個側面説明這個世界的發展極不平衡，上面的地圖中存在大量的灰色，表示該地區/國家沒有採集到足夠規模的出版信息。此外，發展中國家的抄襲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抄襲率最低的巴西也有將近8%。中國的抄襲率在發展中國家中僅高於巴西，為10.8%。
發達國家的抄襲率低，並非是由於他們道德高尚。而是這些國家的科學工作者雖然保持着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在經濟上並不令人羨慕，因而造假動機相對小一些。此外，這些國家教授的崗位規模可以用非常穩定來形容，下一任教授的競爭多在師兄弟之間，互相監督學術不端是非常重要的競爭手段，也限制了學術造假。而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教授退休後，可能增加不止一個教授崗位，因而熟人競爭就小了很多。
這套學術出版機制確實漏洞百出，但當發達國家學術界相對較少抄襲時，似乎也並沒有太大的動力改革機制；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不得不重視這些期刊，缺乏博弈的力量，學術不端者、跨洋掮客和海外期刊構成了堅固的利益的結，很難被發展中國家斬斷。
未來的根本改變，或許可以靠中文學術期刊“支稜起來”，重塑這套不合理的出版機制。在此之前，更加長效和更加常態的學術道德建設依然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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