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中國話語場受美國影響太多

汪暉：

關於中國敍事，我覺得要處理好兩個主要問題。

首先，在討論敍事時候，如何協調中國作為國家的統一性和內部多樣性之間的關係。中國國家在許多方面如經濟規劃、大型基礎建設和當前抗疫鬥爭等方面都顯示了舉國體制的特徵和力量，但用舉國體制概括全部中國社會的特點又是片面的。在社會層面，存在着許多性質不同的空間。中國文化、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存在着多樣性和不均衡性，即便從中央與地方關係來説，地方的自主性權力也很大。毛澤東時代提出過發揮兩個積極性，即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因此，我們應該把多樣性呈現出來，把內部的各種成就和問題呈現出來，不至於讓人們總是盲人摸象，看到一角就以為是整體。這是我們面臨的重要挑戰。

我擔任過《讀書》雜誌多年的編輯，那個時候有很多的思想爭論和討論，很多國外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到了中國都願意到《讀書》來和中國知識界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我覺得能夠呈現聲音的多樣性和解釋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並且直接面對面地爭論。敍事往往有一個絕對的敍述者，但對話是可以呈現出一個樣貌和狀態的，所以我覺得不只是一個單一的敍事問題，而是如何呈現中國的整體性和多樣性的問題。這是我想説的第一點。

第二，需要處理中國社會體制的獨特性和全球性的問題。從根本上説，雖然中國和西方有非常大的差別，無論是社會體制、政治體制還是歷史傳統，但是面臨的基本挑戰差的並不太多。生態的問題、抗疫和保障人民健康的問題、族羣和宗教的矛盾、社會不平等、區域差別、科學技術促成的人類生活形態的鉅變等等，這些問題是全球面臨的基本問題，哪兒沒有呢？但同樣面對這些問題，不同國家的歷史傳統、基礎和應對方式很不一樣。

到底哪些是全球性問題，哪些是中國獨特性問題？在這點上強調連帶性和全球性是必要的，比如説族羣和宗教衝突的問題，並不只是發生在中國，是全球性的問題，而許多地區的相關衝突，其激烈程度遠超中國，更不用説從殖民時代延續至今的種族主義滲入歐美社會的肌體。

在新疆問題上，有許多社會因素，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分析。但阿富汗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之後整個區域的變化激化了區域內的族羣和宗教衝突，並促使一些原先持和平方式的團體向暴力方向轉化，這些區域變遷對於中國也有影響。全球霸權在激化這些矛盾和衝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更不用説，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是一個全球現象，有深刻的根源。因此，這一地區的矛盾衝突不能夠特殊化為一個單純的中國問題。

像這樣的問題，我們應該指出獨特性所在，重視危機爆發的內因，尋求解決之道，但同時也應該能夠呈現出區域的和全球的連帶性，有了連帶性，才能呈現獨特性。中國從未像霸權國家那樣到處干涉內政，發動戰爭，我們對於國內問題的治理完全不同於美國的“反恐戰爭”。既相互連帶，又很不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概念來加以表述。這樣不僅更具有説服力，也更有利於形成有效的應對方法和對話方式。

經濟學人封面曾用“鋭實力”來形容中國的影響力

也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認為中國的話語場受美國支配話語的影響太多，中國話語不宜於過多地或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媒體、甚至學術領域的流行説法。我剛才在外面走廊看在售的書刊，許多封面都是大國競爭、大國博弈。大國翻譯成英文又都是great powers，或者global powers。在19世紀、20世紀前期，提到西方列強，不就是所謂great powers, Western powers嗎？這些用語在當年就是殖民和帝國主義的代名詞，西方社會科學的許多概念是深嵌在他們的歷史中的。所以人們一聽到“powers”就想到利益競爭和權力競爭，這也是西方歷史記憶的後果吧？對於那些與中國一樣經歷過殖民或半殖民歷史的社會而言，這些用語又意味着什麼？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是“Global powers”的競爭嗎？中國的疫苗國際主義是大國權力競爭嗎？如果不是，背後的價值是什麼？價值與用語是相互關聯的，價值清晰了，用語也一定會變化。

在六十年代中國建設坦贊鐵路的時候，人們不會用great power來表述中國；今天的情況發生了重要轉變，我們用什麼語言來表述我們的行動？不只是宣傳的問題，也是價值取向的問題。我們在文明衝突、大國博弈、修昔底道德陷阱、軟實力、巧實力、硬實力上花了這麼多精力，是否需要重新討論西方話語陷阱的問題？是否需要認真思考基於不同價值尺度的表述方式？在談論敍事的時候，我們需要自我設問。19世紀以降，我們學習了西方大量的知識，並在實踐中轉化，收穫很多，但在今天也應該問哪些是需要揚棄的？需要對這些知識進行辨別和思考。

漫畫《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圖片來源：ics.blogs.sas.ac.uk

還有一點，中國的敍述説給誰聽？我覺得中國媒體過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和西方霸權身上，總是嘗試説服美國與中國對話。當然，説服、對話總是好的，但説得再多，恐怕也改變不了西方主流媒體的那些説法。今天改變一點，明天又改回去了，因為這些説法服從其戰略利益，又受制於其歷史視野和學術生產的知識範式。因此，需要不同層次和方面的對話，也就需要在中國敍事的同時問一下跟誰對話、説給誰聽的問題。

相比之下，中國對於鄰國、亞非拉地區，所謂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不僅話語不夠，研究也非常不夠。我們的疫苗國際主義也支持了歐洲一些國家，但主要就是對全球南方的，他們處境最困難，但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我們的話語實踐中佔據多少分量？迄今為止有關“一帶一路”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經貿等領域，而很少涉及文化、社會與政治。中國缺少通曉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語言與文化的專家。我們知識界、我們的智庫有多少精力和人才是研究這些地區的? 我們的話語圍着西方轉，也就不能彰顯中國這些行為的真正意義。

自我敍述與對他人的理解是緊密相關的，如果我們只是通過西方的稜鏡觀察自己，這樣的敍述得到的很可能只是扭曲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形象。這就帶來很大的問題。因此，在國內，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內部多樣性及其與統一性和開放性的關係，在國際，加強對於全球南方及其與中國關係的研究，都有助於形成關於中國的更為豐富的理解，進而把這些理解分享和傳播出去。

最後一點，基礎性的學術研究需要得到充分重視。即便在亞非拉地區，許多流行話語甚至教科書對中國的描述也主要基於西方媒體和學術對於中國的描述，在這方面，我們要做很多工作。談論中國形象或對中國的理解不只是一般意義的話語和宣傳問題，而是要做真正的基礎研究，對於區域的研究、不同社會的研究、中國自身文化歷史的研究，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説服力的、可以包含複雜性和多樣性的中國話語。這個話語不應僅僅是關於中國的，也是關於世界的，能夠為爭取更加公平和平等的全球關係提供新的視野、框架、概念，並與不同地區同道者的話語相互呼應。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