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麥金利:我們都失去了阿富汗——二十年的錯誤、判斷失誤和集體失敗-彼得·邁克爾·麥金利
【文/邁克爾·麥金利 譯/觀察者網 餘烈】
隨着阿富汗落入塔利班之手,對拜登政府撤出駐阿富汗美軍的指責和譴責如排山倒海般湧來。前國家安全顧問H. R. 麥克馬斯特將軍(H. R. Mcmaster)的回應同許多人類似,他認為阿富汗問題是“野蠻與文明之間現代邊界上的一個人道問題”,美國缺乏“為了全人類的利益繼續努力”的意願。
悲劇正在上演,但不能將責任歸咎於任何一個人。拜登政府撤軍的時間定得很短,時間剛好是911事件的20週年紀念日,而且正值戰鬥季的中期,這是個錯誤。但是,當地的局勢是由20年來的錯誤估計和前三屆美國政府奉行的失敗政策所導致的,也是阿富汗領導人未能為人民的利益施政的結果。許多現在站出來批評的人,都是這些政策的設計師。

911事件
關於阿富汗為何會落到這一地步,這一更大的問題破壞了20多年來為在該國發動“反恐戰爭”辯護的企圖。我在喀布爾的三年多時間裏,2013年至2016年(包括2014年至2016年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大使期間),我清楚地意識到,美國戰略面臨的挑戰是多麼的巨大。儘管我們基本上成功地消滅了國內的“基地”組織,減少了美國國內遭受恐怖襲擊的威脅,但我們在打擊叛亂、處理阿富汗的政治問題和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問題失敗了。我們低估了塔利班的韌性。我們誤讀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現實。
現在是時候面對現實了:如果決定推遲一兩年撤出美軍,最終也不會對阿富汗當地令人難以忍受的悲慘後果產生任何影響。美國將不得不陷入到阿富汗的泥潭中,不知何時能脱身,每年還要為此付出數百億美元的代價。在一個治理薄弱、戰場條件不斷惡化、肯定會有更多美國士兵因塔利班而喪生的國家裏,如果塔利班再次將矛頭對準美國的軍隊和外交官,建設的希望是渺茫的。

美軍在阿富汗執行作戰任務
因此,除了不停的指責和吸取教訓之外,對撤軍持批評態度的人也應該正視導致我們走到這一步的、針對阿富汗的干預行動的錯誤判斷和缺陷,並認識到應該廣泛承擔起對錯誤負責的責任。
軍事崩潰
鑑於塔利班最近幾天迅速佔領了一座又一座阿富汗的城市,也許美國最明顯的誤判是我們不斷高估了阿富汗的國防和安全部隊的能力。即使沒有美國軍隊在戰術上的支持,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ANDSF)也應該能夠保衞主要城市和重要軍事裝備。許多觀察家指出,理論上的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比塔利班要強大得多,裝備和組織也好得多。阿富汗特種部隊在該地區是最強的軍事力量。據報道,早在2021年3月,美國為拜登政府官員舉行的情報簡報會警告説,塔利班可能在兩到三年內接管該國大部分地區——不是幾周內。
在2009年至2011年美軍“增兵”結束後,這種對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的能力的高估並沒有發生變化。美國國防部半年一次的國會演講經常強調阿富汗軍隊日益變得專業化,戰鬥力也不斷增強。2012年12月的《阿富汗安全與穩定的進展報告》是典型的,突出表明阿富汗部隊執行了80%的任務,併成功地招募了足夠多的阿富汗人,以達到352000名士兵和警察的上限規模。
2013年11月的《關於阿富汗安全與穩定的進展報告》更進一步指出:“阿富汗安全部隊現在成功地為本國人民提供了安全保障,打好自己的仗”,並“由50個國家組成了聯盟,擁有世界上最訓練有素和裝備精良的部隊”。據報道,到2014年,阿富汗部隊“領導了99%的常規行動和99%的特別行動”,並且仍然保持了“略低於352000人的人事規模”。“即使地面局勢惡化,2017年的一份報告將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描述為“一般能夠保護主要的人口中心……並應對塔利班的襲擊。”
只是在過去幾年裏,報告才開始反映出一種更令人擔憂的現實。在2017年和2019年,有報道稱數以萬計的“幽靈”士兵從名單中被移除——這表明,從來沒有所謂33萬人的部隊可用於打擊塔利班,更不用説35.2萬人的數量了。國防部在2020年12月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指出,只有“大約298000名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人員有資格領取工資”,這暗示了“幽靈”士兵和虛報人數的問題一再發生。
阿富汗重建問題特別監察主任(SIGAR)也經常強調跟蹤設備和工資的問題。阿富汗軍隊的轉型中充滿了浪費、欺詐和資源管理不善,進一步削弱了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的作戰能力。浪費和欺詐的規模高達數十億美元,腐敗行為往往涉及阿富汗政府高級官員。阿富汗的重建問題特別監察主任確實設法揭露了其中的大部分問題,但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阻止它。
飽受侵蝕的僵局
從2013年開始,塔利班在戰場上似乎每年都取得進展,用華盛頓的話説,這就是所謂的“飽受侵蝕的僵局”——即使他們經受了2013年塔利班創始人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死亡、2016年他的繼任者被暗殺,以及2018年至2019年的戰爭中聯軍發動的猛烈轟炸。
眼下這不斷惡化的僵局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種子。在2001年之後的那幾年裏,當時的政府沒有對阿富汗的警察和軍隊進行投資,這意味着政府失去了在塔利班處於守勢的時候建立一支有能力的戰鬥部隊的寶貴時機。十多年來,政府空軍的建設並沒有被放在第一位去考慮;新一代阿富汗飛行員的培訓在2009年才開始,而且,由於政府決定將阿富汗機隊的直升機從俄羅斯裝備變為黑鷹,所以培訓速度比必需時間更慢一些。
雖然阿富汗空軍在最近被認為是相對有戰鬥力的,但隨着美國顧問在2019年開始離開,今年,美國決定撤回為阿富汗政府的軍事行動提供維護和支持的數千名承包商,由此,阿富汗政府空軍取得的任何進步都被破壞了。

即將撤退的美軍
事實上,美國未能移交與阿富汗軍隊合作的18,000名承包商的服務,或者未能提供財政擔保以支付這些費用,這對喀布爾政府造成了損害,儘管現在還不清楚即使有這些支持,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是否會進行戰鬥。即使美軍撤離,這些服務本可以維持對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的後勤保障,以及對阿富汗空軍的維護。相反,7月夜間美國離開巴格拉姆空軍基地這個關鍵的後勤支點,將成為我們在阿富汗軍事失敗的一個持久的象徵。(未能保持後勤供應還導致了另一個後果:阻礙了使館人員和數萬名與美國軍隊、外交使團和援助項目合作的阿富汗人的撤離,而不僅僅是翻譯人員。)
同時,美國所接受的反叛亂戰略,從未表現出具有產生持續收益的能力。正如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Mike Mullen)本週告訴採訪者的那樣,他反對將美國的增援行動延長到2011年以後,因為“如果我們在18個月左右的時間裏沒有取得重大進展或看起來取得了重大進展,那麼我們的戰略就錯了,我們真的需要重新調整”。 然而,在美國決定撤軍之前,這樣的重新調整從未出現。
年復一年,阿富汗士兵幾個月沒有工資,也沒有必要的物資來保護自己。最近,各省會城市似乎沒有得到足夠的增援,儘管18個月前就很清楚,在特朗普政府與塔利班達成多哈協議後一年內,即2020年2月,美國打算從阿富汗撤軍。
隨着塔利班在過去幾周的攻佔力度加大,阿富汗士兵也被他們的指揮官和政治領導人所背叛,20多年來,這些指揮官和政治領導人在贏得國民的效忠方面表現得非常糟糕。令人震驚的是,阿富汗政府在其防禦系統崩潰時,沒有能力在國家內發出任何集結號。這種情況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在最近幾天沒有進行任何戰鬥。
另一個錯誤的判斷與地區軍閥的弱點有關。自2001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軍閥指揮着數以千計的武裝追隨者,可以迅速動員起來對抗塔利班。美國和阿富汗國家政府都相信這一點,並因此而縱容了通常十分殘暴的地方領導人。前副總統(也是人權侵犯者)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的大本營希比爾甘(Sheberghan),前聖戰組織領導人伊斯梅爾·汗(Ismail Khan)佔領的赫拉特(Herat),以及曾經由阿塔·努爾(Atta Nur)統治的馬紮裏沙里夫(Mazar-e Sharif),這三座城市的淪陷,都表明這種假設是多麼的錯誤。
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呼籲這些軍閥提供援助,卻發現他們沒有任何力量可供徵召——這是對阿富汗政府、政府軍的狀態及美國對阿富汗四分五裂的政治現實的錯誤理解所作的遺憾註腳。
對於另一個影響能否阻止戰爭的因素——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庇護所,美國高估了自己解決它的能力。多年來,美國領導人為和平解決阿富汗戰爭尋求伊斯蘭堡的支持。他們失敗了;伊斯蘭堡對保持其在阿富汗的選擇權更感興趣。然而,即使在9·11事件主謀基地組織領導人烏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發現藏身於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之後,鑑於巴基斯坦更廣泛的地區重要性,美國仍與伊斯蘭堡保持密切聯繫。
打敗一個擁有異國庇護所的叛亂分子是異常困難的。塔利班在奎達(Quetta)和白沙瓦(Peshawar)的領導層籌集資金,策劃襲擊,並毫無阻礙地招募人員。阿富汗政府一再要求巴基斯坦協助關閉塔利班的基地。然而,巴基斯坦內政部長在2021年7月承認,塔利班團伙藏在伊斯蘭堡郊區。
誤讀阿富汗的現實
為什麼20多年來,一個有力的阿富汗政府未能出現?美國當然試圖幫助過阿富汗創建一個這樣的政府。首先,他們在2001年的波恩會議上編寫阿富汗國家憲法,通過這種方式將西方民主模式強加給了阿富汗,這種努力持續了20多年。
阿富汗前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經常抱怨美國對阿富汗施加了過大的政治影響。這種“干涉”似乎常常使阿富汗政治走上正軌,但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當時任美國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問題特別代表的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試圖影響2009年阿富汗的選舉時,他沒有成功阻止卡爾扎伊的勝利,而只是將阿富汗總統變成了敵人。
2014年,當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在阿富汗國內衝突的威脅逼近時,他促成了一個民族團結政府,其結果卻是加尼總統和挑戰者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之間達成了令人不安的政治妥協,但這從未解決。
在2019年的下一次總統選舉中,只有不到200萬阿富汗人投票,而五年前卻有800萬。在塔利班的威脅不斷增加的時候,有爭議的結果很難表明阿富汗的民主正在得到鞏固。
到了2021年6月,當團結政府領導人訪問華盛頓,並會見喬·拜登(Joe Biden)總統時,除了名義上的團結,已經沒有任何一種團結存在了,加尼的總統府也越來越被孤立。然而,美國政府中的很多人都持續認為,迫在眉睫的塔利班威脅會使他們存在着某種共同的目的。

加尼與拜登會談
阿富汗的國家政治領導層在如何最有效率地打擊塔利班的問題上從未完全達成一致。在地區掌權人和中央政府之間,以及在普什圖人和少數民族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烏茲別克人之間都存在着緊張關係。卡爾扎伊和加尼都是通過分贓制度,而不是通過促進形成共同的國家想象來處理各民族在政府中的代表性。美國為確定甚至挑選阿富汗各部委領導人所做的努力,只是成功地破壞了阿富汗政府的獨立性和合法性。
相比之下,這也證明了,塔利班不僅是一個堅韌的軍事和恐怖組織,而且也是一個經久不衰的政治運動。2001年後,塔利班在阿富汗部分地區還保持着民眾的支持,並保留了招募數以萬計的新一代阿富汗年輕信徒的能力。即使在2009年到2011年美軍“增兵”期間,事實也證明,塔利班能夠不斷發展。
阿富汗政府從2010年起努力與塔利班和解,這表明了政府對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內的政治和軍事地位的默許。美國決定在2018年與塔利班進行正式談判,而且,許多外國政府在2020年2月多哈協議之後都歡迎來自塔利班的使者,這些都反映了各國默許的現實。
當我們與塔利班作戰時,我們對他們有誤判;當他們與美國就撤軍時間表達成協議後,他們在多哈與加尼政府為假想敵進行演習時,我們也誤判了他們最近關於和平談判的承諾。他們從沒有達成一個解決方案的意圖。然而,這種不存在的意圖,卻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美國的回應:美國談判者的最終目標是為美國的有序撤離創造條件。塔利班一直知道這一點。
現在,在塔利班武力佔領喀布爾時,威脅不給予國際承認的行為沒有什麼意義。塔利班領導人並不關心美國是否承認他們是一個政府;無論華盛頓會怎麼做,其他國際主權者可能都會承認塔利班政權。
另一系列的誤判和錯誤與美國在“國家建設”方面的野心有關。對美國官員來説,他們正在做的許多事似乎都有效。美國努力支持一個代議制政府,加強立法機構,並提供一定程度的安保和社會服務。美國的努力改變了阿富汗的教育,女孩在學校的人數以及婦女在大學和工作場所的人數呈指數增長。公民權利被編入法典,開始出現自由的新聞和司法機構。在2001年之後的幾年裏,數百萬難民返回了阿富汗。
然而,即使取得了這些成功,我們還是誇大了這些成果。我們對腐敗問題的處理也不盡如人意,我們明知故犯地與普通阿富汗人認為貪污腐敗、濫用政治權力和侵犯人權的高級政府和軍事人員合作。
我們的緝毒計劃是一個可怕的失敗: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裏,罌粟的產量繼續增加。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估計,2020年的種植面積將增加37%。
在捐助方的會議上,人們年復一年地希望,阿富汗的經濟增長將最終使政府能夠支撐其花銷,儘管在可預見的未來,情況顯然不會是這樣。宏偉的項目停滯不前:花了15年時間才在卡賈基大壩上安裝了一個新的渦輪機,那座大壩是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對阿富汗慷慨援助的象徵。
誰失去了阿富汗?
2021年2月,經國會授權的阿富汗研究小組提出了關於未來發展的建議。它強調了繼續支持阿富汗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還有繼續開展支持和平進程的外交活動、與區域盟友合作、延長美國的駐軍時間的重要性,以使多哈和平談判得以完成。在報告發布前後,除了一項政策外,所有這些政策都是有效的,但這些政策對阻止我們現在看到的崩潰毫無作用。阿富汗國家的生存不應該完全依賴於美國軍隊是否能夠繼續駐紮在阿富汗。
批評撤軍的人提出了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論點:一個由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將再次成為威脅美國安全的恐怖組織的避難所。這個論點是對我們成功地將來自阿富汗的威脅降到最低的反面承認——這是美國干預的最初理由。然而,犧牲是巨大的:超過1萬億美元支出,2400餘名美國軍人(和數以千計的承包商)死亡,20,000多名美國人受傷。

在阿富汗負傷的美海軍陸戰隊士兵
也許在未來的塔利班政府領導下,恐怖主義威脅的重新興起會比在其他情況下發展得更快。但是,就此得出需要美國無限期駐軍的結論,也意味着美國軍隊同樣應該無限期地部署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在這些地方,伊斯蘭國(也被稱為ISIS)和基地組織的分支比在阿富汗的組織更活躍,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威脅。此外,自2001年以來,美國監測和打擊恐怖組織的能力已經成倍增長。
歸根結底,美國政府的撤軍決定並不是對今天阿富汗所發生的一切的唯一解釋,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解釋。解釋應當在於,20年來美國的失敗政策和阿富汗政治領導層的缺陷。我們仍然可以希望,我們美國人不會最終陷入關於“誰失去了阿富汗”的有害辯論中。但如果我們做了這樣的辯論,我們應當承認,這是我們大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