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陳獨秀與毛澤東晤談的歷史意義
【文/熊月之】
中共發起組運作期間，漁陽裏發生過一件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事件，即陳獨秀與毛澤東的晤談。
在介紹陳獨秀與毛澤東的晤談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毛澤東與上海這個城市的關聯，以及毛澤東此前與陳獨秀的來往。
毛澤東與上海的關聯
上海在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革命鬥爭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進步書籍與報刊，將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與上海聯繫起來。
毛澤東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澤東此前早已與上海城市發生關聯，受到上海城市重要的影響。
1907-1908年，毛澤東已經閲讀到上海學者鄭觀應寫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歡。他在與斯諾談話時説道：“我常常夜裏很晚，把我房子裏的窗户掩蓋上，好使我父親看不見光。用這樣的方法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書我非常喜歡。它的作者們，是一些老的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由於缺乏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汽船等等。他們想把這些東西，介紹到中國來”1。這時，毛澤東還只是十四、十五歲的少年，這是他第一次閲讀宣傳變法圖強、振興中華的書籍，所以，印象特別深刻。這部書是他從表兄文運昌那裏借的2，讀了很多遍。
《盛世危言》是洋務運動時期思想家鄭觀應的名著。鄭觀應（1842—1922），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來上海學生意，入新德洋行服務，併入英華書館夜班學習英文。1859年入英商寶順洋行工作，1872年入太古輪船公司當買辦總理兼管賬房。1868年後與人合辦和生祥茶棧，後任揚州寶記鹽務總理。1880年後轉入官辦企業，參與經營管理，曾任上海機器織布局襄辦、會辦、總辦，上海電報分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等職。1922年病逝於上海虹口，次年移葬澳門。鄭觀應自17歲以後，除了短暫時間因事到他處以後，一直在上海生活，《盛世危言》也是他在上海寫成的。
鄭觀應
《盛世危言》是鄭觀應關心國家命運、民生疾苦、勤于思考、善於學習的結晶。鄭觀應生活的時代，廣東香山很多人到上海做買辦，徐潤、唐廷樞等都是從那裏到上海來的。他們普遍重視外語學習，重視瞭解外國信息。鄭觀應是他們當中特別傑出的一位。鄭觀應所就讀的英華書館，系英國寓滬學者傅蘭雅所辦，是當時上海最著名的業餘英語學校，1865年開辦，設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學費為5兩銀子。從鄭觀應在洋行工作業績來看，有理由認為，他的英語程度已相當不錯，足以應付洋行業務的需要，聽、説、讀都是沒有問題的。由此可以推斷，他花在自學英語方面的時間與精力也不會少。當時的上海，是西書薈萃之地，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等，都是著名的西書翻譯、出版機構，這些機構所出版的西書還在流通，新的西學知識大量湧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京師同文館新譯的西書，以及在買辦生涯中可能接觸到的西書，都是鄭觀應留心閲讀的內容。因此，鄭觀應視野開闊，知識豐富。
鄭觀應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國不斷在走下坡路，外有內患，交替襲來，國勢羸弱，民不聊生。許多有識之士，憂心忡忡，提出各種變法圖強方案。鄭觀應不斷地將自己思慮所得，形諸文字，或呈送給相關官員，或發表於報刊，或印成書籍，希望能對國計民生有所裨益。1880年，他將這些文字，輯為《易言》一書刊行，到1893年又將其擴展為《盛世危言》，1894年由上海宏道堂刊行木刻本。書中認為中國在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很多方面落後於西方，要奮起直追，求強求富。政治上要建立議會式的立憲政體，在經濟上要組建工商業團體，發展現代工業；教育上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要變革；司法上也要進行革新。
《盛世危言》所反映的是那個時代人們普遍感受到的迫切問題，刊行後影響很大。鄭觀應又根據局勢變遷，幾次改編重版，於是，經其手訂的有《盛世危言》五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八卷本。坊間書賈為適應讀者需要，曾一再翻刻，各種版本有二十多種。
毛澤東在閲讀《盛世危言》的同時，還讀了另外一本與《盛世危言》類似的書籍，即馮桂芬所著《校邠廬抗議》。馮桂芬(1809-1874)江蘇吳縣人（今蘇州）。道光朝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他重視經世致用之學，注意研究西學，思想敏鋭。1860年至1861年，他流寓上海，住在縣城裏，寫成《校邠廬抗議》一書，系統提出社會改革思想。全書40篇，內容包括變官制，汰冗員，公黜陟；復鄉職，復陳詩，鼓勵民間用通俗詩歌反映民情；制洋器、採西學，學習西方一切有用的東西。此書受到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讚賞，在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影響很大。
毛澤東閲讀《盛世危言》與《校邠廬抗議》的時間，1907-1908年，已是新政時期，清政府正在實行新政，在發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憲運動正在積極推動。這個時候，《盛世危言》《校邠廬抗議》所主張的那些變法圖強主張，已經不那麼時新了。那麼，毛澤東讀了這些書籍，為什麼還會很受刺激、“非常喜歡”呢？這與區域發展差異性與信息流動不同步性有關。毛澤東所生活的韶山，那時還沒通火車，更沒有汽車，人員流動、商品流通、信息傳播都很緩慢，社會相當閉塞，經濟發展程度較長沙落後一大截，較上海等地落後更多。人們能夠接觸到時新讀物極為稀少。毛澤東此前所接觸的讀物，除了《三字經》《幼學瓊林》與四書，就是《精忠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隋唐演義》之類，總之，都是中國傳統讀物。可以説，毛澤東那時所生活區域的經濟發達程度、所讀書籍的時新程度，與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正因如此，在上海等地已經不那麼時新的讀物，在韶山一帶，還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所以，他要把窗户掩蓋起來，不讓他父親發現，如飢似渴地閲讀。
《校邠廬抗議》 圖自故宮博物院
鄭觀應著《盛世危言》，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都是在上海，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中國新型文化人集聚之地，新思想、新文化傳播中心。鄭、馮之外，洋務運動時期其他領導思想潮流的人物，王韜、薛福成、馬相伯、馬建忠等，也都生活在上海。
毛澤東那時所讀到的鼓吹變法圖強的書，是《盛世危言》與《校邠廬抗議》，而不是其他同類書籍，如王韜的《弢園文錄外編》、馬建忠的《適可齋記言記行》，還有一個原因，即《盛世危言》與《校邠廬抗議》是光緒皇帝欽命印刷要百官閲讀的變法參考書。還在1889年，光緒皇帝的師傅孫家鼐便推薦過《校邠廬抗議》，認為書中所講“馭夷”等條，最切時宜，為當今第一要務。光緒皇帝從中選出六篇，裝訂一冊，題簽讓翁同龢看。1898年，維新變法高潮期間，孫家鼐又將《盛世危言》與《校邠廬抗議》，一併進呈光緒皇帝，稱讚“其書皆主變法”，希望皇帝“留心閲看，採擇施行”。3光緒皇帝下令將《校邠廬抗議》刷引二千冊，要個大臣簽註，將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不可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説，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簽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御覽，請旨施行。這樣，《盛世危言》與《校邠廬抗議》，便較其他主張變法的書籍流傳更為廣泛，以至於湘鄉、韶山那些比較閉塞的地方，也能讀到。
毛澤東青年時代所讀的另一部書，也與上海有關。
毛澤東在17歲的時候，有時到離家幾華里的李家屋場上，向一個叫李漱清的先生討教讀書。李漱清是湘潭師範和長沙法政專科學校畢業，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學校執教。一次，李漱清向毛澤東推薦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本子。毛澤東讀了以後，很受刺激。他日後回憶：“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這本小冊子是什麼書呢？李鋭在《毛澤東早年的讀書生活》中，將其定名為《列強瓜分之危險》，蕭三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一書中，稱此書為《論中國有被列強瓜分之危險》，後來介紹毛澤東青少年讀書生活的文章、書籍，多沿此説。查清末所出此類書籍，並沒有名為《列強瓜分之危險》或《論中國有被列強瓜分之危險》的小冊子。那麼，這到底是本什麼書呢？
陳天華《警世鐘》
其實，這就是陳天華的名著《警世鐘》。1984年，已有學者指出這點。4最內在的證據，就是上述毛澤東對這本書開頭的記誦與內容的描述。毛澤東與斯諾時，充當翻譯的是吳亮平。吳根據記錄整理出來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呈現的與斯諾《西行漫記》説法完全一致，即“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對於此書開頭一句話，吳亮平用文言表述為“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毛澤東當時講話，無疑是用白話文表述的，吳亮平以為此書是文言，所以，轉為文言。殊不知，《警世鐘》是道地的白話文。《西行漫記》英文版的表述是：Alas, China will be subjugated。Alas與《警世鐘》正文開頭“噯呀！噯呀！”的意思、語調，若合符節。
《警世鐘》正文開頭這麼寫道：
噯呀！噯呀！來了！來了！什麼來了？洋人來了！洋人來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貴的，賤的，富的，貧的，做官的，讀書的，做買賣的，做手藝的，各項人等，從今以後，都是那洋人畜圈裏的牛羊，鍋子裏的魚肉，由他要殺就殺，要煮就煮，不能走動半分。唉！這是我們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們同胞辛苦所積的銀錢產業，一齊要被洋人奪去；我們同胞恩愛的妻兒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生們，父子兄弟們，夫妻兒女們，都要受那洋人的斬殺姦淫；我們同胞的生路，將從此停止；我們同胞的後代，將永遠斷絕。槍林炮雨，是我們同胞的送終場；黑牢暗獄，是我們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河山，變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貴種，淪落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傷心呀。
陳天華以血淚般的文字，指出了帝國主義是奴役中國人民最危險最兇惡的敵人，呼籲各階層各種職業的人們警醒，團結禦侮，奮起殺敵。他堅信帝國主義完全可以被打敗，指出“洋人”並沒有三頭六臂，“只要我們全國皆兵，他就四面受敵，即有槍炮，也懸寡不敵眾”。陳天華號召人們行動起來，“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這本書寫於1903年，初刊於日本東京。傳到國內以後，上海革命黨人將其翻印一萬部，免費分送各地。很短時間內，已翻刻數十版。到1904年，各地翻印冊數已以百萬計，可見影響之廣。陳天華(1875-1905)，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同年4月寫血書抗議俄國侵佔東三省，積極參加拒俄義勇隊，回國策動武裝起義。作《猛回頭》《警世鐘》等書，宣傳革命思想，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影響甚大。1904年2月，和黃興、宋教仁等在長沙創立華興會，參與策劃在湖南武裝起義，事泄復逃亡日本，1905年，參加組建中國同盟會。因反對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憤而投海自殺。陳天華是湖南人十分崇敬的愛國英雄，他的以身殉國，更激起了國內愛國熱情的高漲，《猛回頭》《警世鐘》等書也因此傳播得更為廣泛。
毛澤東對陳天華非常崇敬，認為陳天華是湖南人的驕傲。他曾在《湘江評論》第4號刊文，高度評價陳天華以蹈海警醒國人的事蹟，是湖南“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
毛澤東青年時代所讀的一些翻譯書籍，也與上海有關。
1910年，在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毛澤東讀到一本關於世界名人的書。他對斯諾説：“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崙、喀德鄰女皇、大彼得、衞靈吞、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5
毛澤東的同學蕭子暲（後來成為著名詩人蕭三）回憶此事，説毛澤東是從他手裏借閲這本書的（蕭將書名記為《世界英雄豪傑傳》），閲讀以後，深深地被書中描寫的拿破崙、彼得大帝、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與林肯等人的事蹟所感染，在書上畫了許多圈點，圈得最密的是華盛頓、林肯、拿破崙、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還書時表示：“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鮮、印度的撫着。你知道，中國有句古話：前車之覆，後車之鑑。而且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説的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6
查1911年以前中國所出書籍，甚至直到1919年以前，似沒有一本題為《世界英雄豪傑傳》或《世界英雄傳》《世界英傑傳》的書7。那麼，毛澤東所讀是本什麼書呢？筆者考訂，很可能是《世界名人傳略》。
《世界名人傳略》( Chambers ’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封面標“上海山西大學堂譯書院譯印”，版權頁標“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出版；原著者英國張伯爾，譯述者英國竇樂安、同安黃鼎、上海張在新、蓬萊郭鳳翰，校訂者上虞許家惺；發行者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寄售者廣學會、美華書館、華美書局、羣學會；印刷者商務印書館”。
《世界名人傳略》系由李提摩太提議，選譯英國張伯爾《世界名人字典》而成。共選一千餘人，以人名字母為序，按二十六字母分卷，惟U一卷，無選者，故闕。每傳譯名下，附列西文原名，及其生卒年代。書末附列世界名人時代表，將所收名人，按中西年曆，以次編列。這是清末出版最全面、最詳細的世界名人辭典。此書最早英國張伯爾出版公司，今通譯錢伯斯兄弟( W.＆．R．Chambers)出版公司，在1897年首次出版。此書名為《世界名人傳略》，但所收錄者主要是歐美世界人物，所收中國名人，僅孔子、玄奘、忽必烈與李鴻章等寥寥數人。毛澤東與斯諾提到的各位世界名人，在此書中均有傳記。
書前有許家惺所作序言，交待此書翻譯緣起。許家惺(1873-1925)，字警叔，別號默齋、東雷，浙江上虞人，舉人出身。曾任《時務報》《中外日報》《滬報》《時事報》《大同報》《華英合文報》等撰述。先後發表有《中國救亡策》等多篇時評、政論文章。譯有《植物學教科書》《礦物學教科書》《生理學教科書》《動物學教科書》等。
需要説明的是，山西大學譯書院並非設在山西大學所在地太原，而是設在上海。1902年，創辦山西大學的李提摩太，在上海設立山西大學譯書院，地址在上海江西路惠福裏120號，聘請英國傳教士竇樂安主持，由夏曾佑、許家惺、朱葆琛等人擔任翻譯，每年經費一萬兩白銀，從西學專齋費用中撥出。1908年因經費困難而停辦。譯書院先後翻譯和出版二十多種教學用書和西方名著，包括《邁爾通史》《最新天文圖志》《最新地文圖志》《歐洲商業史》等，在清末有很大影響。
1912年，毛澤東19歲，一度從學校退學，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日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約半年時間，廣泛涉獵了18、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特別研讀了翻譯的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方面的書，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並第一次看到一張世界大地圖。毛澤東眼界大開，思想深受影響。他後來説：“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毛澤東述及的這些書，幾乎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中，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均為嚴復所譯，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8。盧梭《民約論》，全稱《路索民約論》，楊廷棟譯，上海文明書局1902年出版。清末民初上海史西學傳播中心，所以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多由上海出版。
這些翻譯書籍對毛澤東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相當深刻的。李鋭在《毛澤東早年的讀書生活》中，對此有具體分析。1915年9月6日，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談到他讀《羣學肄言》之後的感受，説是讀了此書《繕性》篇後，“乃撫卷嘆曰：為學之道在是矣！蓋是書名《羣學肄言》，其實不限於羣學，作百科之肄言觀可也。”《穆勒名學》是毛澤東讀到的第一本邏輯學專書。作者穆勒在邏輯學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在繼承培根邏輯學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邏輯體系。他排斥演繹邏輯，而重視歸納邏輯，對歸納邏輯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毛澤東一生對哲學懷着極其濃厚的興趣，愛讀邏輯學書，便是從閲讀《穆勒名學》開始的。他讀這本書時還只有19歲，就接受了邏輯學的原理，此後他一直十分重視思維的邏輯性與寫作的邏輯性。1959年，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編輯一套“邏輯叢書”，嚴譯名著有兩種收入叢書之中，便包括這部《穆勒名學》，還有一部是耶方斯的《名學淺説》。
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中，還述及一份著名的報紙《民立報》，也是上海出版的9。毛澤東用三個第一，表述他讀到這份報紙的感受與影響，第一次看到報紙，第一次聽説孫中山，第一次發表政治意見。他説：1911年，“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這是一種民族革命的日報，登載着廣州反對滿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難。這件事情是在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的領導下發動的。我被這個故事很厲害地影響着了，覺得《民立報》充滿了動人的材料。這報是由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變成國民黨一個有名的領袖。在這個時候我也聽到了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的綱領。國家這時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興奮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到學校裏的牆上。這是我的政治意見的第一次的發表”10。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政治觀念、世界觀念、知識結構發生重要變化關節點，幾乎都與上海知識產品的影響有關：讀了《盛世危言》與《校邠廬抗議》，知道了改良派變法圖強的思想；讀了《警世鐘》，知道了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危險；讀了嚴復等人翻譯的西書，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學説；讀了《民立報》，知道了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他用一句話，那時毛澤東儘管還沒有到過上海，但上海作為中國最大城市，作為中國報刊書籍出版中心，作為中國文化重鎮，其輻射力已經波及毛澤東所生活的區域，毛澤東已經與上海發生了重要的關聯。
毛澤東用這類文句來表述自己的感受：“非常喜歡”、“極有價值”，“我竟興奮到這樣的程度”，“我對祖國的將來，覺得非常可憂。我開始認為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的職責”。上海，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
毛澤東自述：“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閲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報紙。”上海的報刊與書籍，一直是他獲得外界信息、增長知識的重要途徑。1917年，他還在湖南第一師範就讀時，就經老師楊昌濟推薦，閲讀到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深其影響。毛澤東曾對友人説：“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其實，他不光閲讀上海報刊，還向上海刊物投稿。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發表《體育之研究》的文章。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文章。
《體育之研究》，是近代難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學眼光深刻論述體育意義的宏文。文中極其正確且富含學理地闡述了體育之真義：“體育者，人類自其養生之道，使身體平均發達”，並認為在德智體中，“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
體育之為事，對於全世界各國家、各地區、各民族來説，均品類繁多而歷史悠久。中國古人強調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前四藝都或多或少地與體育有關，特別是射、御，射箭與駕車，就是體育活動。先秦時期，中國社會民氣剛勁，武風盛行。漢代以後，獨尊儒術，漢民族地區社會趨於崇文鄙武，特別是唐宋代以後，武事廢墮，民氣柔靡。儘管民間習武之風不絕如縷，士大夫中亦有人以習武強身。北方蒙滿等遊牧民族與西南少數民族，或騎馬擊劍，或翻山越嶺，皆可視為體育之事。但是，從總體上説，在儒學主導的傳統社會，沒有體育的地位。
體育之為學，作為三育之一或四育之一，在西方，是古已有之，亞里士多德那裏就已經很明確了，在中國，則是近代以後的事。近代中國是在一次又一次戰敗以後，眾多志士仁人在分析尋找原因，由堅船利炮而聲光化電而立憲制度而思想文化，也有人看到體質的差異，開始有了體育自覺。嚴復、梁啓超等人在這方面均有論述。體育的重要性在清末已經被人們所認識。清政府在1903年頒佈的“癸卯學制”，確立了體育在新式學校中的地位，規定體操科目為各級各類學校所必修，還對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宗旨、體操科目的內容和要求作了規定。
但是，近代中國在倡導體育的過程中，有一突出現象，即將體育強身與救亡圖存緊密聯繫起來。嚴復、梁啓超、蔡鍔、蔡元培、鈕永建等，都有這方面論述。這類關於體育與救亡之間關係的思想，可以概括為體育救亡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各種體育活動、體育賽事都被賦予愛國的意義，經久不衰。這種思想，有其產生的歷史根源，也有其一定的道理。首先，由體育而強身而強國，三者之間確有內在關聯。其次，被侵略的國家，經濟落後的國家，國力弱小的國家，需要通過一切可以激勵民氣的方式、途徑來鼓舞國民的士氣。在這個意義上，弱小國家、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渴望諾貝爾獎、奧斯卡獎，渴望奧運會金牌和一切國際賽事的獎牌。但是，不適當地、過分地強調體育的救亡意義，看上去是賦予體育在政治上很高的價值，實際上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體育對於人的全面發展的真義。因為，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人們一旦從自己的經驗中感受不到體育與救亡的直接關聯，就會失去對體育的興趣。
毛澤東這篇文章的過人之處，是他直接從人的成長、人的健康、人的全面發展出發，而不是從體育功用出發。他認為體育自覺是人類進化的結果，是人類高於其他動物的地方：“人體之組成，與羣動無不同，而羣動不能及人之壽，所以制其生者無節度也。人則以節度制其生，愈降於後而愈明，於是乎有體育。體育者，養生之道也”。文中論述體育在德智體三育中的根本地位，體育鍛煉給人生帶來的益處，批評中國傳統教育中輕視體育的弊端，介紹參加鍛鍊的原則與方法，分析普通人不重視體育鍛煉的種種原因，在在合乎科學，深中肯綮。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發表此文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之中，此前兩年日本提出過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此前一年袁世凱上演過復辟帝制的醜劇，可以説，中國內憂外患，極其嚴重，作者雖然在文中提到“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但是，通觀全文，作者並沒有過多地將筆墨落在體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體育與人的全面發展上面，這是毛澤東見解特別深刻之處。11
《體育之研究》撰稿過程、投稿過程、發表過程以及稿費數額，均無具體史料披露。但是，可以料想的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發表文章，一定非常喜悦，也一定會對《新青年》雜誌留下難忘的印象。這也是毛澤東通過雜誌這一媒介，與上海、陳獨秀髮生關聯的重要事件。
以上都是毛澤東或通過上海出版的書刊，與上海發生的間接關聯。毛澤東第一次來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他從北京乘火車，經過南京來到上海，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出國。這次赴法勤工儉學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學生最多，有歐陽欽、林蔚等43人。同年12月16日，毛澤東率40人的代表團赴京，從事驅張運動，途經上海。恰逢摯友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等三十餘人在滬候船準備赴法勤工儉學，他與蔡和森親切晤談話別。這次，他借宿於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號寰球中國學生會會所內。以後，毛澤東來上海日益頻繁（見表格），其中，對他思想演變影響最大的，要算1920年他在上海拜訪陳獨秀並與陳獨秀深談的那次。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陳獨秀與毛澤東晤談
1920年夏天，時在上海的毛澤東，多次前往老漁陽裏2號，拜訪陳獨秀。兩人談了很多，討論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討論了湖南改造等問題。這對毛澤東的思想演變影響很大。他十六年後回憶：在上海，“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那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2
陳獨秀與毛澤東兩人此前已經相識，並有思想交流。
1918年秋，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陳獨秀時任北大文科學長。一次，毛澤東在文學院門口見到陳獨秀，簡單地講了幾句話。毛澤東談及自己曾多次拜讀他的文章，並抱着嘗試的態度，給《新青年》投稿，發表了《體育之研究》文章，以及新民學會在《新青年》雜誌影響下的發展情況。這引起了陳獨秀對他的注意，特別囑咐毛澤東有時間就去找他。這次短暫的談話，令毛澤東興奮不已。他高興地對楊開慧説：我今天見到陳獨秀了，“陳先生見解精湛，敢做敢為，正是國家所需要的棟樑之才。這幾天，我在北京接觸了不少人，他給我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了。”13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了支持學生運動，陳獨秀曾上街散發傳單，結果被軍警逮捕。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高度讚揚陳獨秀的行為。文中寫道：“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於國內外。”“陳獨秀氏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實學界重鎮。”“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説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宣稱“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着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文末，毛澤東心潮澎湃地喊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陳獨秀被捕以後，聲援的人很多，但是喊“萬歲”的似乎僅此一例。
陳獨秀與毛澤東，兩人有許多不同之處，諸如家庭出身、學術素養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處，即都是馬克斯·韋伯所説的個人魅力型領袖人物，天資聰穎、富有主見、意志堅定，具有超羣的領導能力。這類人通常不易被別人意見所打動折服，但一旦被別人的意見所打動折服，則全力以赴，一往無前，強毅果敢，不屈不撓。毛澤東用“關鍵性的那個時期”“深刻的印象”“沒有動搖過”等極端詞彙，描述自己與陳獨秀晤談以後的感受與印象，説明他確實被陳獨秀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深深打動，心悦誠服。人類社會中，師生兼同志的關係，話最容易越説越深入，越説越投緣。漁陽裏的陳、毛會晤，陳獨秀究竟對毛澤東説了些什麼，史料闕如，無法確知。但回溯兩人以往的相互瞭解與交往，他們當會談到《新青年》，談到《新青年》對《湘江評論》的影響，談到《體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談到在北京大學的經歷，當然也會談到那篇喊“萬歲”的文章。他們一定會談到陳獨秀那篇讚揚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歡迎湖南人底精神》，對毛澤東等人開展的驅除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運動，深表支持。文章一開頭就説：“我們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對着湖南人非常地慚愧。”他如此説，因為張敬堯是安徽霍邱人。陳獨秀提到湖南人的奮鬥精神，舉了一批英傑，包括艱苦奮鬥的學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曾國藩、羅澤南，歷盡艱難、堅忍不拔的軍人黃克強和蔡松坡。陳獨秀説，他們奮鬥的精神，“已漸漸在一班可愛可敬的青年身上覆活了。我聽了這類聲音，歡喜極了，幾乎落下淚來！”。這“可愛可敬的青年”中，就包括毛澤東在內。依陳獨秀那種胸無城府、激情澎湃的特性，他一定會由衷欣賞這位比他小14歲的後生，其喜悦之情也一定會溢於言表。
其結果，便是我們所熟知的，毛澤東成了由陳獨秀親自介紹入黨的共產黨員，黨齡從1920年算起。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革命活動，陳獨秀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汪原放回憶：
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惲代英同志於一九一九年冬在武昌創辦利羣書社；毛澤東同志則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陳獨秀為這兩家書社都向亞東作了三百元營業額往來的擔保。毛澤東同志曾經拿了陳獨秀的保單，親自到亞東來聯繫。現在推算起來，時間當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間。亞東和利羣書社、文化書社的業務往來，在亞東《萬年清》帳冊上均有原始記錄，往來帳目都未結清。解放後汪孟鄒還説過，這已經成了歷史文物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帳冊都已經散失了。14
毛澤東回到湖南，成了中國共產黨長沙組織的發起人與組織者。1921年中共一大舉行，毛澤東成為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書記；1923年中共三大後，毛澤東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局成員兼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1923年以後，毛澤東在黨內有如此高的地位，個人能力、奮鬥業績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説與陳獨秀對他的欣賞器重沒有關係。誠如金衝及先生在《毛澤東傳（1893-1949）》中所説：“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刊發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六年過去了。從五四、建黨到工人運動，陳獨秀越來越賞識毛澤東的才幹。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籌備黨的三大，便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維漢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一職”。15
大而政黨，小而個人，其發展既有路徑依賴，也有基礎鋪墊。毛澤東日後成為全黨最高領袖，其最初的基礎鋪墊便是中共三大，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正因為此，毛澤東對於當年與陳獨秀的交往，對於在漁陽裏與陳獨秀的晤談，印象特別深刻。也正因為此，他對於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別深刻。十多年後，他與斯諾談話時，還特別提到住在上海的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氣息的日子”。
陳獨秀於1927年7月離開中共中央領導位置，1929年因就中東路事件發表不同意見而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1931年被推選為中國託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1937年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重慶（原屬四川）江津，1942年逝世。對於陳獨秀的錯誤，毛澤東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事過之後，毛澤東還是比較全面地、辨證地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他多次談到陳獨秀：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曾簡要提及陳獨秀，
“在五四運動裏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1944年，毛澤東曾因為沒能將陳獨秀挽救會黨內而感到惋惜。還在1937年底，黨中央曾嘗試將陳獨秀挽救回到黨內，前提是要陳獨秀承認加入托派等錯誤。陳獨秀拒絕認錯後，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刊物上誣稱陳獨秀做了日特漢奸，接受日本津貼。陳獨秀對此反應激烈，憤而駁斥，導致兩方關係進一步惡化。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中指出：
“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他還指出：
“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李立三錯誤路線大斗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鑑戒。”
1945年4月21日，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評價陳獨秀：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羣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説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説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羣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説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説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啓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
1945年5月24日，毛澤東在談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時，説：
“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結果是不是好呢？陳獨秀後頭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並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裏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
毛澤東對於陳獨秀的歷史貢獻，一直念念不忘。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報告
註釋：
1.[美]埃德加・斯諾著，胡仲持、馮賓符等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00頁。
2.1915年2月24日，毛澤東給表兄文運昌寫了張還書便條，內稱“《盛世危言》失布匣”。其時正值春節期間，説明毛澤東那年春節期間，還在讀《盛世危言》。
3.孫家鼐：《請飭刷行〈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第二冊，第430頁。
4.呂濤：《敲響警世鐘的陳天華》，《史學月刊》1984年第1期。
5. [美]埃德加・斯諾著，胡仲持、馮賓符等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09頁。
6.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記述此事時，比較慎重，僅稱“在一本世界英傑傳裏”云云，未加書名號。
8.其中《天演論》最初不是在上海出版，後來也歸併到商務印書館，作為嚴譯名著叢刊出版。
9.《民立報》，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創刊，是革命黨人利用上海特殊地位所出版的眾多報紙中影響最大的一份，館址初設福州路望平街160號，後遷法租界三茅閣橋南54號。于右任為社長，宋教仁、範鴻仙、章士釗等先後任主筆。日出三大張，以提倡國民的獨立精神為宗旨，激烈攻擊清政府，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報導各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在清末民初革命鬥爭中有巨大影響。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凱查封。
10.《西行漫記》，第211-212頁。
11.1952年，毛澤東在為中華體育總會成立大會的著名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説的也是同樣的意思。這説明毛澤東對於體育意義的理解是一以貫之的。
12.[美]埃德加・斯諾著，胡仲持、馮賓符等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39、242頁。
13.丁彥斌主編：《中共領袖人物傳記》第1卷，中國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14. 汪原放：《陳獨秀和上海亞東圖書館》，王樹康編：《陳獨秀評論選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 第94頁。
熊月之：《光明的搖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