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中國的“華夷之辯”和西方的文明等級論是一回事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自有文明以來，如何看待世界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文明交流並不順暢的古代，人們的認識觀往往存在很大的差異。在古代中國，以“華”、“夷”作為區別，形成了所謂的“華夷之辯”。19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出現了稱作“文明等級論”的認知觀，他們按照發展水平的差異，把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劃分為不同的等級。

中國古代的華、夷具有高下之別，西方的文明等級論下亦是貴賤分明。看起來，似乎中外之間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在近代工業文明的加持下，曾有許多中國人追捧“文明等級論”，視其為認識世界的正確理念。

不過，歷史已經證明，“文明等級論”非但救不了中國，還會把中國拖進殖民主義的泥潭。然而，當“華夷之辯”的舊思維被堅船利炮徹底摧毀之時，為何中國的知識分子會轉向“文明等級論”？“華夷之辯”與“文明等級論”真的相連相通，乃至於可以無縫對接嗎？我們不妨回到歷史，探討答案。

“華”、“夷”的等級與區分

至少從商周時期開始，華夏民族就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華夷”概念。所謂“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活動在華夏文明周邊的部族，都是夷狄、戎狄、蠻夷。東漢史學家班固在《白虎通德論》中説得很清楚：“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蠻夷戎狄和中國是涇渭分明、相對對峙的兩類羣體。

在華夏的話語體系中，作為對立一方的“夷”承擔了各種意義上的反面角色。春秋時期，管仲説“戎狄豺狼”，與之相對則是“諸夏親暱”。孔子完全贊同管仲的觀點，更直白得闡述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看法。可以説，至少從先秦時期開始，“華”對“夷”的歧視就已經公開存在，而且藴含着高低貴賤之分。

華夏鄙視、敵視，乃至仇視蠻夷，很重要的原因是雙方頻發的戰爭。在傳統時代的生產力下，遊牧民族與漁獵民族出於各種原因，時常對農耕民族發動充斥着殺戮與破壞的掠奪戰爭，使華夏產生了“戎狄禽獸”的觀感。有聖君之名的唐太宗李世民説過：“戎狄人面獸心”，情感傾向，可見一斑。

《步輦圖》局部

隨着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不斷完善和轉型，“華”與“夷”共同存在，而地位之別、高低之分也變得更為清晰。宋代石介做《中國論》，表述“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華夏與四夷決不可混淆。繼而延伸，“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華”與“夷”一高一低，格外分明。

在討伐元朝的檄文中，朱元璋高高舉起了“華夷之辯”的大旗，他説“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以此否定蒙元的合法性。其實，在更多的場合下，朱元璋一再説過元朝興起是天命，自己能夠取而代之，則又是另一場天命。

但無論如何，當出現民族之間的戰爭時，“華夷之辯”都是一把有力的武器。

話至於此，可以看出“華”與“夷”的區分古已有之，而且防範甚嚴。就此而言，説“華夷之辯”具有等級色彩並無問題。但關鍵問題在於，華夏與夷狄，是以什麼標準來區分的？是不是和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級論”一樣，按照地域、人種、血緣劃分呢？

眾所周知，孔子做《春秋》具有深遠的意義，其中也包括華夷觀。對此，韓愈是這麼解釋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倘若華夏的諸侯“用夷禮”，那麼他就成了夷狄。反之，如果夷狄“進於中國”，那就成了華夏的一部分。

可能有人會説，韓愈是唐朝人，李唐皇室都有胡人血統，觀點難免偏頗。那麼請看宋代大儒程頤的説法：“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倘若“失禮”，就會由“華”降為“夷”，甚至再淪為禽獸。因為要避免這種淪喪，所以聖人做《春秋》，而且“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辛棄疾的好朋友，志在恢復中原的陳亮曾經給宋孝宗上書，論及華夷問題，陳亮説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陽，全面學習華夏文明，於是成了中國之主。而當時的南朝政權雖然血統、法統來自華夏，卻因為文明墮落而“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

總而言之，在“華夷之辯”的話語體系中，確實具有華高於夷的等級觀。但無論是中華、華夏還是中國，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或者種族概念，更多是文化、文明的概念。就根本而言，這與“文明等級論”的等級觀是不同的。

“入夏則夏”的動態實踐

僅就文字而言，“文明等級論”也並沒有把人種、血緣與等級直接關聯。但無論其如何遮掩、粉飾，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在這套話語體系下，黃種人、黑種人能夠比白人更先進嗎？中國人、日本人可以比美國人、英國人更文明嗎？答案不言自明。

或許有人要反問，難道“華夷之辯”就真的能“變”？當然可以。

孟子説“用夏變夷”，這樣的例子在當時就很好找。小人物如楚國人陳良，本來是“蠻”，但“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於是成了“夏”。大人物如晉文公，其母親來自於戎，流亡期間又娶了狄人之女為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身上的戎狄色彩顯然不少。

遼朝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權，與北宋長期對立，應該是典型的“夷狄”。遼道宗讓大臣講解儒家經典，讀到“夷狄之有君”這句時，大臣怕惹事，迅速跳過不講。遼道宗卻面色坦然，他説：“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作為契丹民族的君主，遼道宗自視為“中華”，其依據是“禮法”、“文物”。至少在他的概念裏，已經從“夷狄”上升到了“華夏”。

遼道宗要當華夏，宋朝君臣可能未必同意，畢竟這涉及到誰是“天下共主”的問題。但待到蒙元崛起，天下即將又異族混一之時，誰是有資格統治天下的“華”就成了重大問題。

對於這個理論空白，效力於元朝的儒生們及時打上了補丁。比如郝經、許衡等人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入夷則夷，入夏則夏”。

這些説詞至少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希望蒙元統治者“行中國之道”，元世祖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了此種意見。另一方面是繼續論證“華夷之辯”的合理性，蒙古統治者用中國之道，就成了“華”，其外圍那些不行中國之道，甚至與元朝對抗的番邦、部落，就是“夷”。

事實上，忽必烈的繼任者們大多對“中國之道”不甚感興趣。但到了清朝，統治者的漢文化水平遠超普通人，甚至不再需要儒臣幫忙打補丁，愛新覺羅家的皇帝們要自己站出來，親自上台解釋異族征服與“華夷之辯”的關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雍正皇帝。

韓愈在《原道》中説“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雍正打着韓愈的名號，悄悄把這句話改成了“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韓愈的原話對應的是華夏血統的諸侯，如果他們“用夷禮”就成了蠻夷，用中國禮樂文明，才能是“華”的一部分。至於夷狄怎麼能變成“華”？韓愈在這裏並沒有説。經過雍正帝的改造，似乎只要夷狄統治中國，即成了中國的一部分，就能名正言順的完成從“夷”到“華”的進步。

《雍正帝行樂圖·道裝像》，圖自故宮博物院。

某種意義上，元朝儒生所説的“入夏則夏”，在清朝這裏得到了完美的實現。如此而言，清朝、元朝，乃至於此前的遼、金，都不能算是夷，大家都是“華”。

剖析近代西方“文明等級論”，其根在於種族。設置等級的目的之一是把他們所認為的野蠻人緊緊關在門外，哪怕如同東洋某國穿西裝、吃西餐、説外語，造出堅船利炮，也還是“黃皮猴子”。

而在“華夷之辯”的體系中，看起來“華夷之防”甚嚴，但從來沒有關門上鎖，反而給“夷”點亮了通往“華”的方向。只要走完這條路，就能“變夷為夏”。在歷史上，中華民族能夠不斷壯大，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越來越多的族羣走上，並且走完了這條路。

走出“華夷”，掉入“等級”

“華夷之辯”這套體系使用了兩千多年，但自從西方入侵，世道徹底變了。覺醒的中國人意識到，老祖宗留下的東西不管用了，繼續堅持只能挨更多、更痛的打。未來該往何處去？流行的“文明等級論”進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

從最初“開眼看世界”的薛福成、郭嵩燾，到為變法犧牲的譚嗣同，早先覺醒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文明等級論”很感興趣。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在這文明的等級上不斷提高，向上爬升，才能擺脱今日的不利局面。然而，洋人不會告訴他們，這文明的等級是鎖死的，只會告訴中國人，列強高尚、中國卑鄙，所以中國該打。

晚清的人們初看世界，難以覺察其中奧秘，到民國時代，一些留學於歐美，真正吃過洋麪包的知識分子，其實已經看到了其中的問題，卻因為各種原因，反而更加推崇文明等級論。

比如胡適，早年他就痛心疾首於西方之優越、中國之低下，説“不能宣傳中國文化”。晚年時，胡適以飽經歲月的老者身份教育年輕人，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紀是“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國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裏，是這個世界一個偉大的穩定力量。”當然，在真實的歷史中，這個“偉大的穩定力量”在那一百年裏幹過的罪惡之事，只怕一場演講都説不完。

胡適

晚清以來，中國人從“華夷之辯”的舊世界中脱離出來，卻掉進了更為險惡的“文明等級論”，其中原因，時代衝擊造成的自卑心理是很是重要。

其實，如果長時段對比東西方世界，“華夷之辯”構造的等級世界顯然比西方更為成功。藉由“以夏變夷”的通道，中華文明得以長期延續，而且發展壯大。相較之下，羅馬帝國既不能“驅逐蠻族”，也不能“用羅變蠻”，曾經輝煌的羅馬帝國，最終被蠻族吞噬，歐洲也進入了無論如何都並不光明的中世紀。

現在，有人斷定，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着民族歧視、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甚至説直至今日也非常嚴重。那些為了抹黑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無聊之人，自然無需理會。但還有一些人，他們看似有理有據，還能引經據典，但其主要邏輯根源就是自己的“文明等級論”。按照他們的理解，高等級就是要欺負低等級，所以不用看也能想到，中國正在發生民族壓迫。

但事實上，從古到今，“華夏”不斷改造、吸收和消化“夷狄”，於是不斷壯大、發展。或許一些人理解不了其中的智慧，但有必要提醒他們，特別是一些喜歡動輒“大發慈悲”的洋大人，不要用自己黑暗的過去，揣測別人光明的歷史。

日前，加拿大坎盧普斯賽克維派克第一民族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了使用探地雷達對坎盧普斯市一所印第安寄宿學校舊址進行探測所獲得的最初報告，又發現了200個兒童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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