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西方眼中,中國共產黨不是“政黨”,因為……

《再趕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國共產黨》
【文/潘維】
一
在慶祝建黨百年之際,六位新鋭學者一起貢獻了這本《再趕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國共產黨》,記錄他們在2021年對黨生存條件的認識。
廉思討論如何贏得青年,江宇闡述如何堅持羣眾路線,鄢一龍分析如何駕馭資本,樊鵬研究如何應對技術革命,張飛岸展示黨的國內國際使命,白鋼探討黨與未來新世界體系的關係。收藏此書,在2049年人民共和國百年華誕時檢驗這幾位學者的認識,會非常有趣。
儘管無力分別評論六位作者的觀點,我與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前途的關切有強烈共鳴。
世事難料。昨天不足以説明今天,今天也難預言明天。蘇聯興旺一時,卻迅速衰敗。美國過去興旺,而今顯現出難以逆轉的衰落之勢。借推薦這書的機會,我企圖“為往聖繼絕學”,換一種政治史觀去理解黨的現在和未來。

二
自古希臘以降,西學政治史觀以每個社會內部的分際為基礎,以相互進行利益博弈的上、中、下層社會集團為分析的基本單元。於是,社會進步是先進社會集團淘汰落後社會集團的結果。
對中國而言,上述西學史觀非常新穎,在革命時代尤為有用。自二十世紀初引入西方史觀以來,傳統的中華史觀漸成“絕學”。
傳統中華史觀講士農工商“四民分業”,但四民一體。這種史觀只分“官”與“民”,民營私,官奉公。“公”指的是“大家庭”互助的利益,是“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有老有小是為“家”。小家庭旨在育小養老。大家庭是家國,患寡、更患不均,旨在互助,育小養老的互助,即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
因此,傳統中國這樣理解歷史:官奉公,官以民為本,則天下大治;官營私,官以官為本,則天下大亂。官以民為中心,民就以官為圓心。執政集體公心墮落,就被視為腐朽政權,就發生“革命”,由新的以民為本的執政集體取代。於是有“治亂興衰”的循環和大一統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而今的西方政學兩界普遍認為,中國“一黨執政不合法”,不合西方“契約論”裏的“法”。既然每個社會都分為上、中、下層的各種利益集團,不允許結社結黨競爭政權,不實行大眾選票支撐的政黨輪替執政,即“政黨政治”,就是拒絕“自由”,就是一黨“威權體制”,只能靠宣揚“民族主義”和“辦大事”支撐。既然沒哪個政權總在“辦大事”,而且辦成“大事”也未必能支持政權生存,如秦隋兩朝,所以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不合法”,必然脆弱和不可持續。
然而,從中華傳統史觀角度看,代表社會個別集團的利益,結黨營私,才是“不合法”、不可持續。中文一般不用“合法性”而用“正當性”,因為“契約論”裏的“法”源於絕對主義和單一神信仰。
20世紀早年,中國靠西學的“結黨”推翻腐朽政權。但革命黨無一不聲稱自己代表全民福祉。一旦革命成功,孫中山就明確反對“政黨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拒絕實行西式“政黨政治”。而今官稱中國政治是“新型政黨政治”。無論如何,中華的執政集體必定要代表“全民根本利益”。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西學意義上,如此中國共產黨不是“政黨”。但在中華大地上,西式競爭型政黨都不是“好東西”。中華政權的正當性來自組織百姓生活互助,平衡和凝聚“大一統”的內部利益。由此,分久必合裏的“合”是好的,“分”是壞的。治亂興衰裏的“治”與“興”是百姓之福,“亂”與“衰”是百姓之災。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組織全國百姓育小養老的互助、大家一起過好日子,與鼓吹文化單一性和優越性的“民族主義”無關。基督教單一神信仰才自視“優越”,自認為掌握了“真理”。熱衷論證“華”在文化上優於“夷”,是因為染上了西來的病毒。
組織全國百姓育小養老的互助、大家一起過好日子,同“威權”與“自由”兩分無關。
西方以結社結黨競選為“政治自由”,否則就指斥為“威權政治”。如同市場機制,西式政權是用來競拍的,分成集團的民眾讓出價高者得。除非與外敵作戰,西式政治共同體內部總在進行制度性的集團利益博弈,爭論誰更近上帝的“真理”。因此,共同體裏發生的一切壞事皆可歸咎於“本屆人民”。
中華政治共同體是個同心圓,以執政集體為圓心,執政集體對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負“無限責任”,向來不能指責“本屆人民”。商業不軌、疾病傳播、乃至居民樓坍塌、着火,都會問責官員,歸咎於官員不夠奉公。
中華民眾嚮往“大同”,但腳踏實地追求“小康”。中華政治共同體家國一體、目標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就是互助過日子,攜手應對大自然、攜手抵抗外來侵略,過太平興旺的日子。簡單意味着包容。無論講什麼語言或信仰何方神祇,都可以加入中華互助過日子的世俗共同體。有容乃大,簡單和包容成就了廣土眾民的三千年“大一統”。
政治共同體的規模與質量有張力。“大”有“大”的優越,能舉廣土眾民之力辦互助的大事,“開河渠、築堤壩,河東千里成平壤”。但包容之“大”以“質量”為代價,如人均收入比較低,同心協力比較難。換言之,大一統政治共同體呈同心圓結構,並非偶然。
三
以政治共同體為本位解釋政治史是中華學問。以社會集團為本位解釋政治史是西方學問。兩種學問各自有存在的社會淵源。
社會淵源要追溯到五千年前,追溯到歐亞大陸核心地帶遊牧羣體遷徙和征服大陸邊緣的農耕羣體,追溯到這種征服最初形成的“種姓”層級。未經這種征服,中華的社會層級分際向來不清晰、不穩定。中華的扁平社會有漫長曆史,科舉考選文官僅是例證之一。
“政治共同體”指的是國土、國民、國民政權的有機共同體,即今日中文所稱之“國家”。有政權領導相對固定國土上的國民互助過日子,稱為“政治共同體”。
今日西文雖常以“國民”(nation)代指中文意義上的“國家”,“國民”卻與“國土”(country)和“政權”(state)分別並列。西方政治理論號稱是“國家理論”,其實只是“政權理論”,是關於分成不同層級的民眾集團互相爭奪治權或“統治階級”地位的理論。政治共同體本身不是西學關注的重點。
羅馬帝國之後,歐洲直到近代才出現政治共同體。歐洲最大的政治共同體德國要到19世紀晚期才出現。圍繞這新興的政治共同體,歐洲人連續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不僅證明工人階級“有祖國”,而且證明“資本主義”的美國與“社會主義”的蘇聯會聯手對付德國。
最早的政治共同體是城邦。很多部落凝聚成一個城邦,很多城邦凝聚成一個國家,很多中小國凝聚成一個大國甚至超級大國。儘管“寸土必爭”,但政治共同體的疆界依然不穩固。就在我們眼前,蘇聯和南斯拉夫衰敗,分裂成很多國家。今日歐洲要生存發展,就要向“歐羅巴合眾國”邁進,與“美利堅合眾國”平等。

很久以前直到今天,人民福祉被國土界限強硬區隔,人類羣體的根本分際是“國家”。國家是政治歷史的根。人類文明史主要是羣體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史還是羣體間的競爭史?社會進步主要來自羣體間的生存競爭,還是來自羣體內的鬥爭?沒有“七國”之大爭能有秦漢?沒有“五胡入華”能有隋唐?當初的中蘇之爭和當今的中美之爭是哪個階級對哪個階級的鬥爭?中國近現代以來教育、科技、衞生、工業、國防事業的進步,是“階級鬥爭”的結果還是政治共同體的意志?
自西周成王至今,中華“大一統”存續了整三千年。與此相對照,在中華以外的地區,政治共同體要麼規模小,要麼曇花一現,要麼在近現代才出現。為什麼? 自城邦始,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否則不可能存在。然而,陷於階級鬥爭之中,強大的“統治階級”是維持政治共同體穩定的基礎。當社會分成上、中、下羣體並鼓勵這些羣體彼此爭鬥,“自由”爭奪政權,就很難支撐大型政治共同體,更難支持政治共同體的持久穩定。
終結歷史的終極精神信仰,貌似能鞏固政治共同體,其實是政治共同體不穩定乃至分裂的原因。對神祇的理解是人創造的,也必然因人對絕對精神教義的不同理解而分裂。在現實中,不接地氣的精神追求還經常流於虛偽,進一步傷害政治共同體的內聚力。
世俗文明不做清晰的物質與精神二元劃分。強調生活的終極精神意義或目標,很西方、很一神教。患寡亦患不均,組織百姓生活互助,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讓羣體千秋萬代生存下去,貌似是簡單的物質目標,卻也是偉大的精神目標,是中華民族每代青年都認同的目標。
上帝終將走下神壇,中華世俗文明前程遠大。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推動建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世界人民互助過好日子的共同體,也是世俗的,不是“福音傳遍世界則天堂降臨塵世”的精神許諾。包裹在“世界民主化”許諾里的現實,明顯是軍事壓迫和經濟壓榨,是維持不平等世界體系的企圖,是對全球霸權的追求。
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生產方式進步是個新穎的宏大主題。自從七千年前人類完成了主要食品植物的培育和主要食品動物的馴化,有了“產業”,人類財富的主體一直是養殖和種植的產品。換言之,生產方式向來不是個問題。
始於三百年前,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製造的產品取代種植和養殖的產品成為人類財富的主體。在最近十幾、幾十年,生產方式再次發生根本變化,人類財富的主體從有形產品變成無形產品,就是説製造變成了創造。

生產方式落後,哪怕是超大型政治共同體,也會陷入捱打受欺凌的囧境。西方在最近兩次生產方式的革命中都遙遙領先,西學對生產方式的理解是個偉大貢獻。
先進生產方式塑造政治共同體的前途,是我們認同的唯物主義理解。創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大環境,塑造“創新型中國”,是對中華政治共同體的嚴峻挑戰。
四
概括上文觀點。第一,人類羣體間的區隔主要是政治共同體之間的區隔。第二,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動力。第三,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取決於政治共同體的三大特徵:規模(人口和國土兩要素的綜合)、內聚力、生產力。
中華政治共同體規模之大舉世無雙。這共同體是個既患寡亦患不均的大家庭,其無與倫比的內聚力來自獨特的同心圓結構,功能是組織互助,是扶老攜幼、扶危濟困、守望相助。中國共產黨不是什麼“統治階級”,而是現代同心圓的現代圓心,時刻警惕自己脱離羣眾,時刻警惕自己因行政化而滑向官僚主義的腐朽。中國共產黨一心為公,為14億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還努力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人民謀大同。因此,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選擇,是中國人民過去、現在、將來的選擇。
從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出發理解世界政治史,同心圓大一統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進形式。中華政治共同體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生產方式的再次鉅變。建構“創新型中國”,讓全民熱衷技術創新,讓中國在技術上領先全世界,中華民族就能“強起來”,同心圓大一統就會被全世界尊敬。
這篇文字其實是我對本書的評論,也代表我加入六位作者的行列致敬百年中國共產黨,共同期待黨領導中國人民勝利完成“第二個一百年”任務。即便我無法活着見證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年的莊嚴時刻,卻希望那時這篇文章還與這本書及其作者和讀者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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