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爾瑪·羅塞夫：我們的立場不在美國那邊，而是與中國在一起
【文/ 迪爾瑪·羅塞夫，翻譯/ 高楨玉】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美摩擦日趨明顯。在奧巴馬政府以及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摩擦被更加明確、公開地放大，並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下愈演愈烈。
在此形勢下，中國慣用更為複雜的所謂“軟實力”。2020年5月，在世界衞生組織（WHO）第73屆大會期間，中國提議將新冠病毒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與此同時，中國在兩年內向被美國抵制的世界衞生組織撥款20億美元。
特朗普政府在應對大流行病方面表現出了極大的無能，而中國對這場特殊危機的應對屬世界一流。中國的死亡人數少，感染率也得到嚴格控制。特朗普決定退出世衞組織，與中國在疫情大流行面前更加樂於合作和積極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我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在國際關係史上，特別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關係中，是一個轉折點。
中國的發展及其與國際體系的融合
自1978年鄧小平接手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和中國政府的領導，並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表現非常出色。這是一個跨越三十多年的戰略機遇期，隨後的中國政府領導人，如江澤民、胡錦濤，到如今的習近平，都僅對政策作出適當調整。
這一進程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地位和掌控下發展起來，旨在加速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大現代化。1979年至2013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8%。1991年至2001年和2001年至2013年兩個子時期，經濟增長均超過10%。中國經濟增長幾乎沒有被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所影響。2009年以來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大力刺激經濟增長。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了10.4%，而發達國家的增長率低下甚至為負。
中國2020年GDP增長2.3%，成為全球唯一實現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推動建設了一個強大的私營部門：最初在華南和香港附近建設的所謂“出口特區”。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這個私營生產部門已經擴展到中國其他地區。中國還建立了一個公共部門，專門針對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如鋼鐵、石油、武器、航天和航空工業中間產品的生產。與此同時，中國推動了農業領域的重要改革，主要通過擴大小型家庭農業生產，將其與合作社以及國營農場進行協調。
應該強調的是，中華文明有着重視知識的傳統。近年來，中國已有數百萬學生從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畢業；中國的教育、科學和技術通過政府的鉅額投資，進行了結構化重組和現代化改革；中國在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方面投入巨資。同樣地，中國在創新方面引進大量外國投資，與此同時保持對其目標的強力控制，並且絲毫不放鬆對銀行業和金融業的內部控制。
同時，中國進行了權力下放，將權力更多地賦予各省，這是自帝國時期不同朝代以來的中國特色。歷屆政府不斷向這個方向發展，完善了管理和干預市場的宏觀經濟機制，最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與指示性計劃經濟體系相結合的價格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經濟形勢決定了要深化對解放軍的徹底改造，這是因為中國意識到了技術和海灣戰爭預示的新型武裝衝突所產生的影響。
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14年，按照GDP購買力平價標準，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事實上，中國的名義GDP為10.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名義GDP的60%左右。而按購買力平價標準中國超過美國，這一點意義重大。
另外，中國保持了目前的經濟增長率和相對良好的經濟表現，因此，預計到2030年，中國名義GDP將超過美國。即使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2019年中國GDP的增長也相當於美國GDP的兩倍。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全球影響以及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政府的管理不善，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會更高。
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是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持有國，是全球唯一一個資本順差高的主要經濟體，因此中國沒有揹負鉅額外債。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正進入所謂的“新常態”，經濟增速在6%至7%之間。這是由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驅動的模式枯竭所致。五年計劃表明，必須將這種由出口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與國內消費的增長、擴張和激活結合起來。然而，即使經濟增長水平已經回到6%至7%，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遠高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峯值3.1%。
習近平正在加快從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五年計劃和相關決策中提出中國戰略。原因之一無疑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而另一個原因是中美衝突以及中美經濟脱鈎的威脅。例如，在《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習近平主席提出大力加速國內半導體生產。這個舉措十分重要，因為面對中美經濟脱鈎的威脅，中國不得不嘗試通過這個計劃來預測國內生產自給自足的能力。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提出“雙循環”，將消費拉動內需增長與外貿相結合。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遏制政策特色是關税貿易戰以及封鎖技術的企圖，比如在5G網絡上對華為的限制，或者是對TikTok的迫害。美國一直以來的主要戰略是推動兩國經濟脱鈎以削弱中國。
拉丁美洲的十字路口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必然會影響到拉丁美洲。
中國已與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及本地區其他多個國家簽訂雙邊協議，中國已成為拉丁美洲最大的買家和最主要的外國直接投資提供者。
中國的支持對於鞏固和承認南美洲聯盟和拉加共同體的地位也非常重要。甚至之前在金磚國家峯會上，那是本人執政期間，幾乎所有拉美國家都與中國舉行了會談（觀察者網注：2014年第六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與南美洲國家聯盟領導人舉行了對話會）。
對於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最大軍事強國美國而言，近幾十年來，兩大變化對其與拉美的關係和世界地緣政治產生了影響。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另一方面，隨着柏林牆的倒塌，冷戰結束，美國幾乎變成了一個單極“霸主”。這些強力趨勢極大奏效，並且對經濟政治框架的影響延續至今。
新自由主義改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活力。自從經濟金融化、對小政府的追求、累退税制的應用以及對勞動力市場、銀行和金融活動更徹底的放松管制以來，收入已經更加高度集中在社會金字塔頂端，這抑制了經濟增長速度。這些過程也成為美國主導的整個國際秩序的模式範本。
曾經充當生產性經濟引擎和經濟增長的推動者——信貸和金融，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真正障礙：這個障礙的核心是無節制的金融投機。通過投機，所有財富被吸走。更加病態的狀況是，美國和西方國家都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它是收入和財富極度集中、工資增長停滯不前、工作不穩定的產物。這種不平等也造成不可避免的經濟脆弱性，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政治後果，如極右浪潮的興起以及投機泡沫和危機的產生。
我想強調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美國如今干涉一些國家的做法。不僅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這對美國經濟本身來説是極具災難性的。還有全部所謂的“混合戰爭”，尤其是發生在我們土地上的那些與洪都拉斯的塞拉亞、巴拉圭的盧戈、與我的巴西政府之間的戰爭。此外，對古巴和委內瑞拉的經濟封鎖，我認為是一場災難。還有在玻利維亞發生的事情：像在拉丁美洲發生的其他情節一樣，美洲國家組織成為設計陰謀的工具，但這些陰謀同時也充斥着政治和軍事因素。
美國在委內瑞拉培植起來的傀儡瓜伊多，最終被美國拋棄。圖片來源：新華網
拉丁美洲與世界經濟融合面臨的挑戰
美國對拉美、對中國的施壓日益向新領域蔓延。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對中國公司華為的攻擊和對5G網絡的壓迫。
5G網絡的一個大問題在於，要建立5G網絡，今天除了華為之外別無其他公司可供選擇。主要是因為華為的網絡使用了4G LTE技術，並對其進行了更新，因此這種技術價格更加低廉。
但它不僅僅是更便宜，還更高效、更持久耐用。現如今，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首先，通信必須非常可靠並且低延遲，這對於重要用途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自動駕駛汽車中，網絡必須沒有延遲且不會掉線。這是不能允許網絡延遲的具體情況。另一個是應對所謂的“物聯網”（IoT）下一次大發展的能力：機對機通信，設備互聯並傳輸越來越密集、大量的數據。這些資源將需要大量新的基礎設施，以期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得到廣泛利用。
美國逼迫拉丁美洲國家放棄採用5G技術，是為了阻止我們擁有必要的超現代架構，並不僅僅意味着“不要買這個，買另外一個”。他們正在做的是封鎖5G技術。在全球範圍內，人們普遍認為，華為公司開發的5G網絡，其時延非常小，數據容量非常大。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政治和技術戰爭，要求我們對與自己有關的重要問題作出回應。拉美將走向何方？如何參與到第四次工業和技術革命中？創新的門檻不是優步或愛彼迎這些平台。參與技術和經濟轉型的門檻是基礎設施，在當前的情況下，是5G網絡的發展。關鍵在於要能夠進行技術交流，從而實現人工智能、機對機通信和新應用程序的開發。因此，拉丁美洲應討論的是如何在這場衝突中獲取技術。
把中國妖魔化的霸權主義地緣政治面貌背後隱藏着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基於兩個假設：
首先，尤其是對美國建制派而言，中國永遠不會對美國在全球的經濟主導地位構成威脅，因為中國曾經是一個封建的農業國家，經濟非常不穩定。在1980年時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中國經濟僅相當於美國經濟的5%。但現在看來完全是愚蠢的。對這種觀點的唯一合理解讀是意識形態層面的高度目光短淺。
這又基於第二個假設：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是由美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定義的，而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教條”定義的，這會是國家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像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蘇聯共產黨一樣，盛行官僚主義和腐敗作風。與此同時，人們沒有意識到，儘管在一些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政治矛盾和內部衝突，然而對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領導人，最大的否定是將他們當作“中國的赫魯曉夫”或“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是因為在中國，人們將蘇聯被摧毀的嚴重錯誤歸咎於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
我們可以根據歷史對其進行評判。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因為中國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的參與、對價格體系的控制和中國共產黨在出台指示性計劃，就對其造就了政治、文化凝聚力和經濟增長這一事實不予承認。
有意思的是，中國共產黨也摒棄了只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觀念，將資產階級也囊括進來。2002年，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必須思考在一個緊張局勢加劇的世界如何自處
我們知道，美國有一個基本特徵：基礎科學的極大發展至少在中短期內不是、不能是也不將是重大爭端的主題，因為大學、實驗室以及公共和私人創新中心已處於國際領先層面。與此同時，中國正朝着形成和鞏固教育、科技基礎的方向發展。我認為拉美要意識到必須脱離商品化，尋求具有更多特色的再工業化，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有自主和獨立的立場。誰能夠與拉丁美洲建立最具建設性的關係，我們就必須支持誰，必須與誰建立聯繫。
我想補充一點，由於種種原因，此時拉美決不能盲目服從美國。我們不能將科技創新落後歸咎於自身，不能將受到不當干涉歸因於自身。我認為拜登政府打開了一些視角，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證據表明民主黨執政期間，美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希望拜登上台後情況會有所不同。
在這種力量對比中，拉丁美洲非常薄弱，但我們必須表現出堅定和積極的不結盟態度。當巴西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南非一起加入金磚國家時，我們與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從屬關係。我們的政治獨立，然而在如今的拉丁美洲，我們的經濟議價能力被極大地削弱了。巴西受制於博索納羅的政治規劃，我希望這種情況只持續到下次選舉。阿根廷正在經歷最困難的時期，由於前總統馬克裏留下的債務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危機的加劇，阿根廷經濟處於極度脆弱的境地，費爾南德斯正在創造奇蹟。還有墨西哥……離上帝那麼遠，離美國那麼近。
因此，我不認為我們能保持中立。我認為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擁有更高的談判地位。因為我們的大陸擁有最大的能力來養活世界，我們擁有能想到的所有礦產資源，從用於製造電池的貴金屬到石油：別忘了阿根廷有很多石油礦藏；不要忘記巴西有鹽下油儲備；不要忘記委內瑞拉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國；不要忘記墨西哥的重要資源儲備。因此，我們的融入可以是自主的，並且可以與其他國家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談判。然而，一些精英和寡頭集團，因其自卑情結以可恥的方式屈從於美國，這種事不應繼續重現。
除了不結盟，我們還要有談判技巧；以及我們在南美洲國家聯盟或拉加共同體擁有的團結力量。有三個拉丁美洲國家是G20成員國，這非常棒。現在，應該有更多的拉美國家加入。哥倫比亞為什麼不可以加入？我們有6.8億人，而正是我們自己能夠在不斷加入的過程中，給予自己必要的力量來進行有效的談判。
正如新加坡總理所説，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存在誤解。它是一個文明的政黨，是中國整個文明傳統的一部分。我認為中國非常務實。因此，中國並不打算干涉他國自主選擇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組織方式。中國的關注點不同，視野也不同。
中國的戰略眼光與西方不同。西方最複雜的策略遊戲是國際象棋，目標是圍住皇后，殺死國王。中國的圍棋是一種策略和攻城的遊戲，它不是靠直接行動、征服和戰爭取勝的：最好的取勝方式是不戰鬥。這是中國人的觀點，我們必須設法以中國的方式來理解它，正如我們必須理解他們與我們的宗教觀點不同。所謂的中式現實主義，就是“儒家為公，道家為私，佛家為死”。
我們的立場不在美國那邊。我們的立場是獨立，是與中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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