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如果讓丘吉爾來領導，今天的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文/尼爾·弗格森 譯/劉思雨】
當美國在一片混亂中從阿富汗撤離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英國的衰落。一位歷史學家警告説，這也可能導致更大範圍的衝突。
“許多人仍然沉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就是這樣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的。他痛苦地回憶到：“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的勝利，而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美國讀者看着他們的政府可恥地離開阿富汗，聽着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所造成的不光彩的混亂而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對戰時英國的批評中，至少有一些是令他們心裏不舒服卻感到熟悉的。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一句話，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戰爭和金融危機，並在1918到1919年經歷了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經濟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的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無可匹敵的角色。這樣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業已形成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了威脅。集體安全體系——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在1920年作為戰後和平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成立的——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來勉強補充分散的帝國資源。但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失敗，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的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起威懾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權力的未來？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但將美國與上一任英語國家的全球霸主進行對比，或許可以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同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個類比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對等的統治區域。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的時候，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屠殺（近90萬人死亡，在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更不用説還有170萬傷員）。美國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緊迫。不過，這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的，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秩序的嘗試都失敗了。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而這對美國未來的影響令人感到不安。
美軍從阿富汗撤退是美國衰落的最新一幕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詞濫調。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温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
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同英國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今年它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的前一個高峯。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着，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區別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批評。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迴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着在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的減少。在1932年的低谷期，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蕭條並不嚴重，這主要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着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裏，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會有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誠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以前是錯誤的，而且美聯儲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部分，特別是國防等可自由支配的支出。
這就把問題的關鍵擺在了我們面前。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他的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綏靖主義者的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温哥華的帝國的高額成本——使得快速的重新武裝變得不再可能。
説美國今天面臨着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有些異想天開。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説明了問題所在。大多數美國人，就像兩戰期間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的大規模軍事投入之外，還要對一個或多個政權發動一場重大戰爭。這就是為什麼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而這隻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是和當初的英國的又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誠然，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着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到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時值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而到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變淡。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並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大陸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著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1938年9月張伯倫和希特勒見面，決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弗格森把英國在“慕尼黑陰謀”中的角色寫的很無辜，把責任推給張伯倫一人。事實是1938年背叛捷克斯洛伐克是英國高層共識，目的是禍水東引，讓德國去進攻蘇聯。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給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則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同大英帝國是相似的。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説：“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對於右翼來説，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象着“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同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利堅帝國其實穿着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衞着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説法——拒絕英國的殖民統治——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曆史改寫為充斥着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經不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然而，帝國仍然存在。誠然，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羣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羣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點殖民地不值一提。然而，美國同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佈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脱他們同樣不容易。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他們的教訓。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是不明智的，説明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奧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特朗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税取代“反叛亂”。
本月在阿富汗發生的災難完美地説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而且不僅僅對塔利班來説是這樣的。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就在奧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敍利亞進行了軍事幹預，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脱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印度支那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給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峯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裏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短板。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頭寸（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負的國際投資頭寸本質上意味着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戰，但它仍然有着龐大的正國際投資頭寸。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説，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其中一種方式。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將更多的公共債務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是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面臨着新的風暴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當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説：“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説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居高不下的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沒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來為工業提供動力。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大陸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大陸——隨着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大陸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大陸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麼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麼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1959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英國女王在加拿大，3年前美國重創了英國
丘吉爾説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丘吉爾：勝利！
他用一句精闢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什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唐納德·特朗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隨着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着陣痛。
【尼爾·弗格森是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2021年8月21日英國《經濟學人》網站，譯者劉思雨）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