鐳射：阿富汗需要中國，但不要“模式”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鐳射】2021年8月15日，一系列讓人感覺眼花繚亂的變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接連發生：就在這一天，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塔利班代表在與阿富汗政府商討“和平移交權力”，總統加尼“出走”他國……而在另一邊，與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同時，美軍從阿富汗政府軍那裏接管喀布爾機場安全事務，以執行空中大撤離。16日早晨，數百名阿富汗人衝向機場跑道，圍向飛機，甚至“掛在”美軍運輸機上，期望美軍運輸機能把他們帶走……
這一幕，讓很多人想起了46年前的“西貢時刻”。而當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在阿富汗這個地方，“模式化”的社會改造方式，再一次破產了。
所謂“模式化”，是約旦哈希姆王國首都安曼市文化局前局長、阿拉伯城市組織文化事務委員會主席、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獲得者、著名學者薩米爾·艾哈邁德在其著作《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中提出的一個用來描述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所處困境成因的概念。
據薩米爾·艾哈邁德撰寫的《文明的追隨》中文版序言中説，《文明的追隨》一書的阿拉伯文版於2009年出版，並於2012年和2013年兩次再版。同一本書在四年時間裏連印三版，可見此書在阿拉伯讀者中的受重視程度。
而他的新作《東方的復興——“阿拉伯之春”的失敗與中國崛起的前景》一書的中文版，也已由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翻譯團隊完成翻譯，並將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該書是薩米爾繼2008年出版《文明的追隨》後，又一部對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危機進行“文明的審視”，並對中阿關係的前景進行深入分析的力作。
同《文明的追隨》一樣，《東方的復興》阿文原版於2018年8月在約旦出版後，便得到阿拉伯讀者的廣泛關注，一年多來三次再版，並被約旦文化部納入“全民閲讀計劃”。
這兩部書的內容具有很強的延續性，《文明的追隨》是作者對2011年中東劇變之前阿拉伯世界所處困境的思考和對外關係的展望，而《東方的復興》則是對2011年中東劇變以後阿拉伯世界局勢演變的解讀和反思，以及對新形勢下中阿關係發展的觀察和理解。
我認為，阿富汗雖然不屬於阿拉伯世界，但它和阿拉伯世界同屬於伊斯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因此這兩本書，可以作為一個從伊斯蘭世界內部觀察阿富汗的視角，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鑑。
中東的“模式化”與“非模式化”
先談《文明的追隨》。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就是兩個關鍵詞：“模式化”和“非模式化”。
薩米爾對“模式化”的定義，是通過與“非模式化”的對比進行的。“非模式化”這個詞在全書中所佔地位非常重要，它是整本書的一大核心概念。理解了這個詞，就明白了整本書的主要內容。
根據薩米爾在書中的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就是‘非模式化’，即在發展過程中，不會用一種固定的、神聖化的模式來衡量各種舉措、計劃。”（《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中文版P.68，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下同）如果用中國人的話説，就是不拘泥於教條，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
按照薩米爾在本書中所表達的看法，阿拉伯世界的近代史應從1798年開始算起，其標誌性事件是這一年發生的拿破崙遠征埃及。雖然此前歐洲人對中東地區的各種遠征和入侵發生過很多次，但在薩米爾看來，拿破崙對埃及的遠征有特殊意義。
拿破崙與將軍們在埃及，作者Jean Leon Gerome
因為拿破崙的遠征軍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將埃及人民從馬木留克王朝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在埃及的。因此，“拿破崙手下的士兵和參謀們也沒有嚴酷、殘忍地對待埃及人。”(P.13)因此，阿拉伯人沒有將拿破崙遠征軍視作敵人；相反，通過對來到埃及的法國人的直接貼近觀察，使得阿拉伯人意識到，歐洲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歐洲已經崛起，而阿拉伯人已經落後了。
阿拉伯人對歐洲的這種關注很快就落實在了行動上。公元1805年，就在法國撤出埃及後不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埃及成立。穆罕默德·阿里致力於通過對歐洲國家的學習，來實施社會改革和國家機構改革，為了培養相關的專業人才，從1809年開始向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派遣留學生。此舉為埃及培養了一個思想家和教育家羣體，阿拉伯近代思想史由此發端。
在這批19世紀初產生的思想家中，薩米爾最推崇裏發阿·拉斐阿·塔哈塔維，將其稱為“阿拉伯復興事業最重要的啓蒙思想家”。此人是在伊斯蘭世界有重要地位的愛資哈爾清真寺的一名宗教學者，1826年出任埃及赴法國留學生團的伊瑪目。
從1826年到1831年，塔哈塔維在巴黎居住了5年，在此期間，他對法國的科技、思想、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了全面觀察，並將其與伊斯蘭教的教義進行了對比，最後得出結論：以盧梭所代表的法國啓蒙思想，和在其指導下建立的法國的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是法國實現復興的主要原因，這些因素與伊斯蘭教完全不相違背，可以適用於埃及人，以及想要重塑輝煌的全體穆斯林。
1831年回國後，塔哈塔維將自己在巴黎的所見所想整理成了一本書：《巴黎精華》，於1834年出版。穆罕默德·阿里對此書大加讚賞，並指示將其阿拉伯文原本和土耳其文譯本印發到各級學校和行政機構。這本書很快名聲大噪，成為阿拉伯復興事業中影響力最大的一本書。
薩米爾認為，有關塔哈塔維的思想，有兩點特別值得重視：
第一，塔哈塔維的思想產生在19世紀初，當時歐洲國家對阿拉伯世界的大規模殖民進程尚未開始，阿拉伯人尚未將歐洲視為必須防範的危險對象，而是將其單純視為觀察和學習的對象。也就是説，塔哈塔維的思想，反映的是近代阿拉伯復興思想的本來面目。
第二，塔哈塔維對法國啓蒙思想的重視，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思想本身具有先驗的（相對於伊斯蘭教義的）正確性，而是這些思想可以幫助穆斯林追求自身利益，實現社會進步。塔哈塔維為借鑑法國思想成果設定的唯一前提條件是“不得違背伊斯蘭教法”，在此基礎上，他主張“真理不問出處”，只要是對穆斯林有益，對阿拉伯社會的復興和進步有益，就應該拿過來為己所用。在薩米爾看來，這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做法，就是“非模式化”。
由此，薩米爾得出結論：在歐洲殖民入侵導致阿拉伯世界對歐洲的印象被改變之前，“本原”的阿拉伯復興運動就是“非模式化”的，即不受意識形態束縛，將他人的經驗拿來改造，使之符合阿拉伯的國情和文化——特別是道德準則——之後為己所用，以民族復興為最高目標。薩米爾認為，這才是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復興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如果按照塔哈塔維所主張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夠獲得復興，重現輝煌？對於這個問題，薩米爾的回答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了。
因為從19世紀中期起，“歐洲國家從奧斯曼帝國的邊緣開始，逐步蠶食阿拉伯國家，最終將整個阿拉伯世界都變成了歐洲的殖民地。“（P.9）薩米爾認為，這一現實導致阿拉伯人面臨的問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對阿拉伯人來説，最緊要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實現復興，而是如何抵抗歐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擴張。”（P.13）
薩米爾指出，在這種新的形勢下，阿拉伯人對歐洲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並由此產生了兩種立場截然相反的主張：
一種人將整個歐洲視為敵人，並進而反對歐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反對現代化的人同時也是反抗歐洲殖民統治的人，他們所開出的藥方是從穆斯林先輩的遺產中尋找答案”（P.14）。
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蘭思想家、泛伊斯蘭主義運動開創者賈邁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尼不是阿拉伯人，而是阿富汗人，但他的觀點在阿拉伯世界同樣影響深遠（由此我們也能看出阿富汗與阿拉伯世界的緊密聯繫）。
阿富汗尼認為：“對任何一個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國家只能為敵人的入侵打開大門”。因此，他反對必須學習和仿效歐洲才能實現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復興的説法。相反，他提出：“應對民族危機的有效辦法在於迴歸伊斯蘭教的根本，恢復伊斯蘭教創始時期的制度，並且用伊斯蘭經典引導大眾淨化心靈與道德，點燃變革之火，為國家的榮譽奉獻生命。”以“復古”為基本出發點的近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由此產生。
薩米爾將其主張歸納為兩點，即拒絕歐洲的現代化道路，和主張迴歸到先輩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薩米爾不無諷刺地説：“在持這種思想的人看來，既然‘復古’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那麼越是與歷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決問題。基於這樣的邏輯，‘復古’所複製的不僅僅是以往的社會體制、政治制度和思想體系，還包括古人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語言習慣。”這種做法的結果是：“這不僅延緩了阿拉伯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同時還給反對現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評、拒絕的口實。”（P.20）
另一種人則與前一種人相反。他們認為，阿拉伯文化是導致阿拉伯世界落後的根本原因，歐洲在探尋復興道路這一問題上握有絕對真理，阿拉伯人應沿着歐洲的道路全盤照搬，不必也不能對其作任何根本上的變化和調整。與前一種人相比，這種人可以按照中國人熟悉的説法，被稱為“全盤西化”派。
冷戰結束後，由於美國被認為所冷戰的勝利者，持西化主張的人更進一步堅定的認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國。但現實是，這條路除了讓阿拉伯國家變成西方的附屬之外，別無所得。特別是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更是讓這些人陷入了危機。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薩米爾認為，根本原因在於，這兩種思想雖然貌似對立，但它們其實是基於同一個基礎，那就是：它們在本質上都不具有獨立性，都是為了應對殖民擴張而產生的，只不過二者選擇的具體方式不同：“要麼傾向古代文化，要麼傾向異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維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們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復興，被忽略了。套用一箇中國人熟悉的句式來表達，就是“救亡壓倒了復興”。
塔哈塔維
在薩米爾看來，由於近代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壓倒了復興”，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開始；而由此又產生了兩個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復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西化”。按照薩米爾的定義，這就是所謂的“模式化”——與塔哈塔維所主張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復古”和“西化”的最大特點就是預先設定了一種完美的“模式”，然後試圖在現實中按圖索驥將其構建起來。
薩米爾認為，這是企圖逃避艱苦的文明成果學習和本土化過程，企圖通過找到一個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問題。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機會主義”。沒有通過學習、創新，自主構建符合自身特點的發展模式，而企圖以這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來應對發展問題，是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至今復興無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已經在這兩種機會主義之間來回震盪了兩個世紀，虛擲了十代人的血淚精華！
阿富汗失敗的“模式化”
如果用薩米爾的這個理論來觀察近20年的阿富汗歷史，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短短20年時間裏，薩米爾所説的兩種“模式化”，在阿富汗都上演了一次，而且都是以失敗告終。
第一次，是1996年，塔利班攻佔喀布爾後，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作為一個20世紀末產生的政治伊斯蘭派別，塔利班以追求“真正的伊斯蘭政權”為奮鬥的最終目標。而它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權”的具體方式，就是薩米爾所説的“復古”——在20世紀90年代的阿富汗，全面照搬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的生活方式。
關於塔利班在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比如禁止體育運動、禁止音樂、男人必須留鬍鬚、婦女必須穿戴布卡，且在無直系成年男性親屬陪伴下禁止出門等等，已有很多報道，我就不再贅述。在這裏，我只想介紹大家可能不是很瞭解的兩個方面：
一是毒品。前段時間，網上有輿論稱，塔利班統治期間在阿富汗“毒品產業幾乎絕跡”。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毒品問題一直是困擾阿富汗社會的一大問題。早在塔利班上台之前，就已經是如此。據聯合國毒品控制計劃署（UNDCP）的統計，在1994年，也就是塔利班成立的那一年，阿富汗鴉片總種植面積達71470公頃，鴉片總產量3416噸；到1996年，也就是塔利班佔領喀布爾，正式宣佈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那一年，阿富汗的鴉片種植面積下降到了56824公頃，總產量2248噸，為歷史最低。
而且，在這2248噸的總產量中，塔利班控制區的產出僅佔65%，還有35%處於塔利班控制區之外。考慮到此時塔利班已經控制了阿富汗全部國土面積的90%以上，可以確認，這幾年塔利班確實認真執行了禁毒政策，且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網上所流傳的“毒品產業幾乎絕跡”的説法，應該就是由此而來。
但是，從塔利班執政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起，情況發生了變化。自從1996年“觸底反彈”後，1997年阿富汗的鴉片種植面積增加到58416公頃，鴉片產量也提高到了2804噸，其中塔利班控制區產出佔總產量的93%。
到1999年，正是在塔利班政權統治下，阿富汗的鴉片種植面積和產量雙雙創下歷史新高：這一年阿富汗鴉片種植總面積90983公頃，比1995年，也就是塔利班上台前一年種植總面積增長近一倍；而鴉片總產量達到了4581噸，比1996年增長了一倍多，其中塔利班控制區產出佔比更是達到了97%。據UNDCP估算，1999年阿富汗的多交易額在1.83億美元以上，塔利班從中至少抽取了2%的税率。
（本表及上段內容資料引自《塔利班政權的興亡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一書第44頁，何明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由此可見，所謂塔利班統治期間在阿富汗“毒品產業幾乎絕跡”的説法，是錯誤的，至少是不準確的。
塔利班對毒品的態度之所以如此前後矛盾，原因很簡單。伊斯蘭教禁止毒品，作為一個要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權”的政治組織，塔利班自然會嚴格執行。但塔利班在執政後不久就遇到了嚴重的財政問題，即使有巴基斯坦和沙特的資助，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為此塔利班甚至接納了“恐怖大亨”本·拉登，以獲得他的財政支持。
但顯而易見，一個國家政權的維持和運轉，完全依靠這些外部援助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塔利班重拾鴉片生意，也就不足為奇了。而作為一個以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權”為目標的政治組織，塔利班居然允許毒品生產、交易並從中牟利，也實在讓人對他們所聲稱要追求的理想和信念的可信度表示懷疑。
另一個方面，是與恐怖組織的關係。在這方面，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是1996年5月，塔利班接納了“恐怖大亨”本·拉登，並因為後者與9·11事件的關聯，最終導致了塔利班政權在2001年倒台。相比之下，塔利班在中亞地區的所作所為，知名度就低多了。
《環球時報》2001年6月22日頭版文章《像瘟疫一樣蔓延 三股惡勢力威脅中俄哈吉塔烏六國》，對塔利班、本·拉登與中亞和新疆的恐怖勢力的關係，作了如下披露：
在與中國新疆接壤的塔吉克斯坦北部山區，盤踞着一股極端勢力。長期以來，它們一直試圖在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交界處的費爾干納地區建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併為走私毒品和武器開闢一條通道。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非政府控制區聚集的非法武裝約有2000多人。就人員構成來説，這是一支國際縱隊，其中有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吉爾吉斯人、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納曼加尼是這夥極端武裝的頭目，他因近年來大搞恐怖活動而被稱為“中亞的巴薩耶夫（車臣匪首）”。納曼加尼現年37歲，烏茲別克人，幾年前當上了烏地下瓦哈比教派的首領。1992年，他逃竄到了塔吉克斯坦，入夥塔伊斯蘭反對派陣營，並參加了塔內戰。此後，他又入夥阿富汗塔利班，並在後者的支持下，創立了一個叫做“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的黨派。2000年8月，龜縮在阿富汗的納曼加尼的部隊又神秘地出現在塔吉克斯坦。
數百名極端分子從塔吉克斯坦北部越過塔烏邊境，竄入烏茲別克斯坦南部，企圖向烏境內的費爾幹納盆地進軍。烏政府軍重兵迎敵，與武裝分子激戰數十天。與此同時，800餘名極端分子越過塔吉邊界，進入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巴特肯地區，企圖取道進入烏境內，一路燒殺搶掠，引起了一片恐慌。吉邊防軍奮力抗擊，傷亡慘重，戰鬥一直打了一個多月。
納曼加尼一夥的資金來源主要靠贖買人質、販運毒品和由塔利班總部直接給錢。其中販運毒品獲利最大，贖買人質的收入也相當可觀。靠着手中的錢財，納曼加尼招兵買馬，擴大隊伍。據説，吉巴特肯地區的年輕人對激進分子的號召非常積極，成批加入極端武裝分子的隊伍。
或許有人會説，擺平幾千匪徒何以如此之難。記者前不久曾到吉爾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地區，採訪曾與極端分子作戰的吉邊防軍官兵。阿吉爾中尉告訴記者，打擊這些武裝分子並非易事。“他們長年在烏、塔、吉三國交界地帶活動，不停流竄，你這邊剛一調兵遣將，他那邊就越過了國境線。我們有一個小分隊夜裏出去偵察，第二天清晨點名時發現，一個也沒回來。士兵屍體找到了，但卻沒一個是完整的。有兩個偵察兵是被刀子捅死的，另幾個被扔進了峽谷。匪徒多是身經百戰的老兵，又有山地作戰經驗，每一次行動都經過精心安排。他們不僅有當地的秘密軍事地圖，還有最先進的通訊設備，有美式名牌狙擊步槍和帶夜視鏡的衝鋒槍，甚至還有能夜間在山區飛行的直升機。他們不只裝備精良，還穿着山地靴、防彈衣、羽絨衣，好吃好喝外加綠票綠票（美元）。我們也有武器，但太差，俄製自動步槍不適合山區作戰。山峯險要，灌木叢生，重槍重炮都成了擺設，無能為力。匪徒中老少男女啥人都有，還講究攻心戰術，我們在夜裏常能聽到他們的大呼小叫。
……
中亞的極端分子肯定有背後黑手在暗中操縱。俄羅斯對外情報局的材料證明，中亞極端武裝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全力支援，在費爾干納地區建立獨立伊斯蘭國家的想法也是塔利班高層人物的政治決斷。納曼加尼可以在塔利班軍營培訓自己的官兵，並從本·拉登及一些阿拉伯富商手中獲得錢財。
根據中國政府2002年發佈的《“東突伊斯蘭運動”基本情況》，中國新疆的恐怖組織“東伊運”，也參與了這一系列由塔利班支持的活動：“‘東伊運’與本·拉登“基地”組織系共生關係，在培訓武裝人員和暴力恐怖分子方面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組織的大力支持。”
如此倒行逆施，自然不可能長久。2001年塔利班政權的崩潰，不能僅僅視為美國軍事優勢的結果，塔利班的各種政策導致其極不得人心，才是根本原因。2001年塔利班政權的倒台，更應被視為塔利班在在阿富汗進行的“復古”派“模式化”實驗的失敗。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主導的另一種“模式化”——全盤西化，確切的説，是“全盤美化”。這場實驗的結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
不要“模式”，但“追隨”中國
二十多年下來，一場“復古”，一場“西化”，這兩場“模式化”實驗，都以失敗而告終。按照薩米爾的觀點，這意味着，“模式化”，在阿富汗已經走到了盡頭。如果説塔利班的“復古”因為其“倒行逆施”而失敗，那麼以美國主導的“西化”為什麼會失敗呢？
2011年，也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倒台10年之後，“阿拉伯之春”爆發。在短暫的“春天”之後，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場不見盡頭的持續動盪，“阿拉伯之春”沒有解決既有問題，卻成為既有問題的總爆發。
對此，薩米爾在新作《東方的復興》中的分析是：“這些問題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阿拉伯民族脱離於世界和落後於時代的諸多表現：當世界各國邁向未來的時候，阿拉伯人則將時針撥向過去；當世界各國將自然資源和國家財富用於實現復興和滿足人民需求時，阿拉伯人卻大肆浪費其有限的資源與財富；當全世界都堅持着自由、平等的價值觀時，阿拉伯人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視和踐踏它；當世界各國都拒絕依賴外國力量、力圖實現獨立發展時，阿拉伯人卻極力取悦於別國；當世界各國走向統一的時候，阿拉伯人卻愈發分裂；當第三世界國家努力接受公民身份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觀時，阿拉伯人卻在回味公民社會以前，部落時代中的落後要素；當各國着力改善自身處境以迎接未來的時候，阿拉伯人卻宣稱要追根溯源，迴歸歷史。”
薩米爾認為，關鍵問題在於，“阿拉伯之春”企圖通過直接移植西方政治體制的方法來解決阿拉伯國家的發展問題，但這種做法完全忽視了阿拉伯國家自身的國情。很多阿拉伯國家只是有着現代國家的外形，內部卻仍然是阿拉伯傳統的部落主義、宗派主義，統治者沒能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轉型或融合，疲於應付內外壓力，無力進行社會整合，只能通過強化部落主義、宗派主義來保障執政地位和政權合法性。由此導致的後果，就是不同的利益羣體之間沒有共同議程，因此“阿拉伯之春”成為了“議程真空下的即興革命”。
2014年4月觀察者網製作圖説，回顧阿拉伯之春後的各國情況
在薩米爾看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面臨的問題就是：“復古”和“西化”這兩條路線都以失敗而告終，阿拉伯世界已經陷入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出路在哪裏？對此，薩米爾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國為對象，進行“文明的追隨”。這也是薩米爾這本《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的主旨所在。
根據薩米爾的定義，所謂“文明追隨”，其要義是“落後民族……追隨先進民族的復興之路”（P.97）。具體地説，“追求復興的落後民族”，應該選定一個在發展程度上高於自己的民族作為“追隨”的對象，然後與作為其追隨對象的先進民族，建立這樣的關係：
1、先進民族應捍衞落後民族的利益並滿足他們的迫切需求，特別是保護他們免受外界的壓力和干涉，為落後民族實施民族復興計劃創造適宜的外部環境。
2、先進民族通過為落後民族提供他們自己不能探索、瞭解和創造的物質文明成果，加快落後民族實施民族復興計劃的步伐。這既有助於先進民族從落後民族那裏獲得相應的利益，也有助於落後民族加速縮小與先進民族的發展鴻溝”（P.99）
從薩米爾的這段話可以看出，“安全”帶來的“和平”與“發展”，是他最關心的。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先進民族”，由這個“先進民族”充當“落後民族”的保護者，保護和引導作為“落後民族”的阿拉伯世界走上覆興之路。
薩米爾認為，在“復古”和“西化”這兩個方向都已經走進死衚衕的情況下，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與發達的文明國家建立‘利益共同體’的關係，從而實現互利合作而非單純的索取利益：落後民族借鑑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汲取他們文明的諸多成果，同時落後民族也可以為先進國家的持續進步和長久發展提供相應的幫助。”（P.96）這個“發達的文明國家”，就是薩米爾為阿拉伯世界設計的“文明追隨”的對象。
但是，薩米爾又認為，“利益共同體”這個概念，“只適合於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否則就是空中樓閣。”因此，與先進國家建立起“利益共同體”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隨先進民族的復興之路”（P.97）。也就是説，阿拉伯世界所要“追隨”的對象，應該是一個自身也處於復興進程中的國家。在有着共同的復興追求的基礎上，借鑑對方“在實現成功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學，為阿拉伯人規劃自身的復興提供指引。”（P.2）這就是薩米爾所説的“文明追隨”的具體內容。
那麼，什麼樣的國家，可以充當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隨”對象呢？薩米爾認為，這個國家應具備三個特徵：
第一，它必須是一個與阿拉伯世界沒有利益衝突的國家。此前西化派的失敗已經證明，與阿拉伯世界有利益衝突的國家，是不可能成為阿拉伯世界復興的學習榜樣的。
第二，它自身必須是一個足夠發達，並有強大實力的國家。
第三，這個國家應與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處。這個國家自身也是處於復興的過程中，而且取得了成功。特別是，這個國家在復興過程中，也採用了與近代阿拉伯復興思想鼻祖塔哈塔維所提出的“非模式化”類似的發展方式。
根據以上三條標準，薩米爾認為，世界上有且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充當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隨”的對象，這就是中國。
之所以選擇中國，薩米爾給出的理由有三條：
首先，西方國家不能成為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隨”的對象。因為“西方國家只會索取阿拉伯世界的資源卻不願支持他們的實現發展和進步，因為阿拉伯世界的復興不利於西方國家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大國，“恰恰是阿拉伯世界最應該予以考慮的對象”（P.98）。
第二，“中國的發展前途無量”，“將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力”，是一個“將來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與之相抗衡的國家。”因此，“他們可以幫助阿拉伯人從目前所遭受的剝削與外部壓力中解脱出來，創造繁榮的阿拉伯現代文明，並共同保持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關係。”（P.99）
第三，最重要的是，薩米爾認為，中國與阿拉伯世界有眾多的相似之處。在薩米爾看來，這種相似之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同屬東方國家，在國情上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塔哈塔維……的哲學思想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哲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塔哈塔維目睹了法國社會與政治的發展，認為其發展方式有利於伊斯蘭世界實現文明與進步，值得重視和借鑑，並主張效仿其中不違背伊斯蘭教義的成功經驗。他這樣做完全是出於民族復興的考慮，將他人的經驗拿來改造，使其符合阿拉伯國情和文化。這與鄧小平求真務實的思想如出一轍。”（P.150-151）
在《東方的復興》中，薩米爾對這一點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薩米爾認為，所謂向中國學習，既要關注中國發展之“術”，但更重要的是借鑑中國成功之“道”，“道”的問題是阿拉伯人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而中國的成功之“道”，就是“非模式化”。
他説：“中國在堅持某些基本原則的同時，避免走向某種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意識形態的禁錮之中，甚至可以説，中國的發展與復興進程本身就是一個應對各種思潮，規避其不良影響以實現核心目標的過程。中國超越了某種或某幾種意識形態的刻板模式，實現了融合與創新。”
薩米爾認為，由於以上原因，中國應成為阿拉伯世界實施“文明追隨”的首選對象。
既然確定了以中國為阿拉伯世界實施“文明追隨”的對象，接下來，薩米爾就必須面對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是否願意接納阿拉伯世界？對於這一點，薩米爾認為問題不大。原因正如前述，薩米爾認為在中國和阿拉伯世界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衝突，因此中國不會介意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隨”。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阿拉伯世界何以讓中國接納他們？薩米爾認為，要想和中國建立“文明追隨”關係，阿拉伯世界必須能夠滿足中國的國家利益。
在薩米爾看來，阿拉伯世界滿足中國國家利益的方式有二：一是立足於阿拉伯世界所擁有的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滿足中國對資源方面的需求；二是發揮阿拉伯國家數量眾多的優勢，在聯合國一類的外交活動中，為中國充當“票倉”，提供政治支持。
薩米爾認為，目前阿拉伯世界還沒有為“文明追隨”於中國做好準備，中國也沒有。“但是，從中國的經濟數據和中國製定的未來發展規劃中可以確信，中國必然會在21世紀的某一歷史時刻做好準備。那麼在這段時間內，阿拉伯人應當全力以赴，對於阿拉伯人來説，文明追隨於中國是實現阿拉伯文明覆興的難得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如果阿拉伯人自身不努力，那麼中國為什麼要熱衷於幫助阿拉伯人的文明覆興事業呢？”（P.146）
在《文明的追隨》一書中，薩米爾反覆強調了學習中國經驗對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但我認為，他真正想表達的，反映在全書結尾的這幾段話中：
阿拉伯世界渴望重振復興事業，而中國為其提供的不僅僅是可資學習和借鑑的經驗，還有未來的機遇，我們必須珍視並牢牢把握。如果説自從拿破崙以武力打開阿拉伯世界大門以來，西方列強（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出於種種原因一直剝削、壓迫阿拉伯世界，那麼有希望成為世界上重要一極的中國不會像西方一樣對待阿拉伯世界，而是會與我們站在一起，與我們攜手創造公正的國際環境，解決阻礙阿拉伯文明進步的各種問題。
為此，我們要發展好同中國的關係。……中阿雙方間在經貿上的密切合作為雙方帶來了財富，但這對實現更高層次的戰略利益、對實現阿拉伯復興來説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從文明的視角出發處理好同中國的關係，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實現我們在物質與非物質層面的文明覆興。
阿拉伯人渴望更加美好的未來，中國提供的各種機遇不容忽視。從重視中國的“非模式”發展到對中國的“文明追隨”，我們必須與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這將有助於阿拉伯世界在中國努力實現“中國夢”的同時重振自身的復興大業，早日實現“阿拉伯夢”。（P.151~152）
這段文字是全書結語，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薩米爾所説的“文明追隨於中國”的真正含義，而這其實並沒有在書中直接説出來，那就是：在目前阿拉伯世界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缺乏一個核心國家的情況下，他期盼由中國來充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路人；阿拉伯世界通過與中國這個“將來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取代西方的地位，或與之相抗衡的國家”的國家結成“命運共同體”，獲得中國的支持和指導，通過學習中國的“非模式化”發展方式，實現阿拉伯世界渴望已久的重振復興事業。
當然，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救亡壓倒復興”的問題，薩米爾給出的答案，其實是依靠中國某種形式的的“保護”來完成救亡。確實，基於阿拉伯世界、伊斯蘭世界分裂的現實，他們是難以通過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救亡”的，而沒有“救亡”談何“復興”？中國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救亡”，但中東看不到希望，所以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倒也不必苛責薩米爾的“侷限性”。
在《東方的復興》中，薩米爾的觀點又進一步發展了。薩米爾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阿拉伯世界與中國結成“利益共同體”，並對中國進行“文明追隨”的天賜良機。
在薩米爾看來，中國政府提出的中阿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不僅意味着中阿之間更大規模的貿易、投資、人員流動，更意味着阿拉伯國家可以藉此機會，更好地吸收、利用中國日益成熟的生產能力和科技成果。當先進的國家正在熱烈討論、大力發展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3D打印時，多數阿拉伯國家則還在工業化的大門內外徘徊。
“一帶一路”所重視的產能合作、所倡導的“授之以漁而非授之以魚”正是阿拉伯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科技發展所亟需的。因此，薩米爾呼籲阿拉伯人不要滿足於做一個“商業”的民族，要從戰略高度看待“一帶一路”倡議，藉助中國這一倡議的豐富內涵和務實舉措加快阿拉伯國家工業化進程，成為“創造”的民族。
如果薩米爾的這些分析能夠成立，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由於阿富汗與阿拉伯世界同屬伊斯蘭世界，在社會形態和文化上有眾多的共同點，他的這些觀點，對於今天的阿富汗，也同樣適用。如果阿富汗能夠按照薩米爾的設想，與中國建立起“利益共同體”的關係，那麼其發展前景將大有可期。
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其實已經表明了態度，塔利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與東伊運等恐怖勢力斷絕關係，劃清界限，並予以打擊。這是塔利班滿足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本前提。只有這樣，中國和阿富汗建立起“命運共同體”，從而實現阿富汗對中國的“文明追隨”才有可能。塔利班會作何選擇，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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