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上海開放進程中的跨國公司

01

穿越百年

20世紀20年代，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市，有着東方巴黎之譽。雖然當初上海是在列強堅船利炮的裹挾下被迫融入世界市場的，但屈辱的背後，孕育着變革的種子。就本文談論的主題而言，今天許多耳熟能詳的跨國公司，包括滙豐銀行、美國國際集團、聯合利華等，就是在上海發軔併成長起來的。

現在我們已進入21世紀20年代，我國積改革開放40多年的非凡成就，大踏步趕上了時代，正充滿自信地引領經濟全球化進程。立於改革開放潮頭的上海，成為我國開放型經濟最典型的代表。穿越百年，上海也再次成為跨國公司最為集中的中國城市。

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突破200億美元，佔全國13%。截至這一年，上海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超過2700億美元，佔全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的1/10。截至這一年，上海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達到771家，佔全國約24%；在上海設立的外資研發中心累計達481家，佔全國26%。185家在華外資著名品牌，總部位於上海的有99家，超過50%。

記得開發開放浦東時，鄧小平同志説，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浦東對面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今天的上海，沒有辜負小平同志當年的殷殷期許。截至2020年，在上海設立的771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中，歐洲企業佔29%，美國企業佔27%，日本企業佔21%，合計佔比77%；在上海設立的481家外資研發中心中，來自於歐、美、日的合計佔比59%。

今天的上海，外資企業超過6萬家，以佔全市2%的企業數量，貢獻了超過1/4的GDP、1/3的税收、2/3的貨物進出口、2/3的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1/5的就業崗位。

今天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面向全球開放最重要的前沿窗口，也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網絡佈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節點。

02

上海開放的歷史邏輯

上海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發展，令許多地方的主政者豔羨，也令許多學者和媒體驚歎。但上海之所以成為開放型經濟的典範和跨國公司總部機構集聚的高地，有其特有的歷史邏輯。

很多學者認為，相較於改革，開放是推動發展更直接的力量。改革的本質，是通過體制機制的變革調整，重組存量要素，提高配置效率。開放的本質，則是引進新增量、新變量。一方面，這種增量是比存量具有更高水平、更高效能的增量，另一方面，增量的引進，衝擊着存量，使存量發生激烈的分化和變革，推動存量在競爭中鳳凰涅槃。透過開放，人們逐漸熟悉和掌握國際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管理、通行的規則，這就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歷史邏輯。

上海這座城市缺少山清水秀的自然風光，也沒有特別稀缺而珍貴的自然資源。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之所以能夠脱穎而出，靠的就是開放，遵循的就是上述歷史邏輯。

遙想改革開放之初，由於近30年的封閉，解放前上海較高水平的工業技術，已經遠遠落後於國際同行。在國內，由於持續不斷地技術輸出，上海與其他地區的技術落差也已經大大縮小了。同時，計劃體制的鬆動，民營企業、鄉鎮企業的崛起，從原料供應、銷售市場等許多方面對上海工業產生嚴重衝擊，許多曾經享譽一時的上海知名品牌和知名企業，都陷入了困境，逐步萎縮甚至消失了。再加上由於長期的財政資金輸出，上海在城市基礎設施、民生投入等方面欠賬累累、包袱重重。於是人們看到，在改革開放頭十年，上海發展步履蹣跚、困難重重。

怎麼辦？上海的情況不同於其他一些省域和城市。我們也看到，改革開放後一些地方從小商品、從“雞毛換糖”逐步積累、逐步升級發展起來的艱苦創業歷程，但上海是中心城市，高成本是給定的，上海不可能走那樣的發展路子。上海只能着眼全球，引進新增量，一種能夠承受相對高成本而且技術顯著領先於國內水平的新增量，以在更高水平上重啓上海工業化進程，這隻能是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

上海的開放歷程是很不平凡的，上海的開放優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準確地説，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是從經濟特區開始的，整個20世紀80年代，上海不是我國開放的前鋒，而是後衞。浦東開發開放後，上海的開放上演了後來居上的精彩逆襲。

從來沒有什麼理所當然。上海在開放上的成功靠的就是前瞻謀劃、領先一步。

——早在開放的大門還半遮半掩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就主動採取“計劃單列、自借自還”的方式，開展“九四專項”利用外資，通過國際市場籌集資金。“九四專項”累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籌資32億美元，安排308個項目。

——早在國內一些地區還在爭論“姓資姓社”的時候，上海就着手創辦國內第一家出口保税區，探索房地產、商貿領域對外開放，探索外資銀行開展人民幣業務。

——早在國內一些地區還在爭相引進我國港澳台企業的時候，上海就已經看到了跨國公司全球佈局的趨勢和潮流，雄心勃勃地面向歐美，率先實施財富500強招商戰略，率先提出打造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戰略構想。

——早在國內一些地區還在爭搶各種“三來一補”、出口加工製造項目的時候，上海就已經着眼於入世後的發展趨勢，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把利用外資的重心轉到現代服務業上來。

——早在國內一些地區還在為爭搶各類優惠政策而面紅耳赤的時候，上海就開始提出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動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接軌。

——早在國內一些地區還在為招商而拼地價、拼補貼、拼政策的時候，上海就開始大力建設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所有上述這一切以及這一切的綜合，才是今天跨國公司總部機構雲集上海的根本原因。

03

跨國公司在上海

1980年，上海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上海迅達電梯有限公司。40多年來，上海的跨國公司總部機構在能級、功能、規模、佈局等許多方面已經得到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今天，在上海的跨國公司總部機構到底有什麼樣的特徵呢？

——他們是高度本土化的跨國公司總部。本土化這個概念，大概許多跨國公司都會講。但在筆者看來，在很多情況下，許多本土化的概念不過是一種外交辭令，用以消除跨國公司當地機構與所在市場之間存在的文化隔閡和對立情緒。是不是本土化，關鍵看有沒有帶動當地產業的升級發展。

用這個標準衡量，在東南亞、中東歐、拉丁美洲等許多地方，跨國公司並沒有真正實現本土化。但上海則不同，許多在上海的跨國公司已經實現了高度的、真正的本土化，包括生產製造的本土化、人力資源的本土化、研發創新的本土化、供應採購的本土化等。

日本森松公司是浦東引進的第一家外資企業，這是一家生產壓力容器的企業，早期他來到中國，與眾多跨國公司一樣，更多是利用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今天，森松的供應商和用户都來自中國，他是煙台萬華的優秀供應商。他的產品的應用場景來自中國，就在不久前，森松幫助中國企業建成了世界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鎳工程實驗室。他的核心管理層和員工大多來自中國，他在上海和南通兩個城市擁有生產基地。他為着中國製藥、冶煉、石化等領域的關鍵設備的製造進行技術突破攻關，助推中國重大設備國產化進程。今天，上海森松已經成為國內第四大壓力設備製造商。

上海森松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通用電氣、霍尼韋爾、巴斯夫等在本土化方面走得比森松更遠，他們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於一個本土競爭者。這些高度本土化的跨國公司總部已經根植於中國，他們離不開中國，他們所進行的製造理應是中國製造的一部分，他們所進行的創造理應是中國創造的一部分。

——他們是在上海、為世界的跨國公司總部。跨國公司之所以來中國，是出於降低成本和開拓市場的驅動；跨國公司之所以能來中國，則是由於他們擁有充裕的資本和領先的技術。就技術而言，一開始跨國公司是我國先進技術的提供者，是“東方學習西方”的邏輯。今天，隨着我國技術進步和人才成長，跨國公司設在上海的研發中心，與其在西方的研發中心，技術落差迅速縮小，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反向創新，上海研發中心開始研究全球技術問題，包括西方世界面臨的技術問題，這是“東方輻射西方”的新實踐。

2003年，通用電氣在上海設立全球研發中心，其研發團隊針對中國國情開發的便攜式超聲診斷儀，在中國取得成功後，又成功進入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羅氏製藥是最早進入上海張江的國際醫藥巨頭。2004年，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設立，從部門升級為法人。2009年，羅氏全球藥物上海研發中心成立，成為其全球五大研發中心之一。2019年，羅氏上海創新中心成立，研發功能進一步升級，成為羅氏繼瑞士巴塞爾、美國舊金山之後的第三大全球戰略中心。在羅氏上海創新中心的任務清單中，有乙肝藥物，有克勞恩病治療等。請讀者注意，克勞恩病，在歐美的患病率是每10萬人12.7例，在中國是每10萬人1.4例，前者是後者的9倍。這充分説明羅氏上海創新中心不僅着眼於中國市場，更服務於歐美市場。據瞭解，目前羅氏上海創新中心，已經有7款藥物分子進入全球臨牀開發，而且全部由上海創新中心首次發現。羅氏和通用電氣的故事，正在思科、微軟、德爾福等越來越多的機構中上演，上海跨國公司總部已經有能力參與和引領全球創新的進程。

——他們是全球化、多功能的跨國公司總部。早年跨國公司在華機構，就其功能來説，無非是一間生產車間或一個業務單元。今天，上海的跨國公司總部，在其全球體系中的地位發生了飛躍，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亞太總部、全球功能總部、全球事業部放在上海，由上海的總部機構承擔區域整合和全球運作的功能。

輝瑞集團是最典型的例子。2019年，輝瑞將其成熟藥物板塊全球管理中心放在上海——所謂成熟藥物主要是指過了專利保護期的原研藥，該中心將統管其全球9個生產基地，業務遍佈全球100多個國家，年銷售額超過120億美元，這是輝瑞在美國本土之外第一次設立的全球總部。

2020年，得益於上海離岸轉手買賣業務的政策突破，全球第三大建築設備企業沃爾沃將其亞太總部從新加坡遷往上海，亞太市場佔其銷售額超過50%，上海總部年銷售額超過250億元，僅次於其瑞典總部。跨國公司總部的能級提升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的，除了輻射範圍的擴大，還有總部功能的複合。

隨着我國外匯管理等關鍵領域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投資、結算、分撥、銷售、研發等核心功能賦予其上海總部。統計顯示，上海跨國公司總部機構中，95%具有兩種以上功能，82%具有投資決策功能，61%具有跨區域或跨境資金管理功能，54%具有研發功能，35%具有采購和銷售功能。這對於上海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無疑是極為關鍵的。

——他們是高輸出、強溢出的跨國公司總部。跨國公司在上海的發展，非但沒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擠壓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而且產生了強大的溢出效應，包括產業迭代、技術溢出，更包括人才溢出。現在人們看到，圍繞跨國公司形成的供應鏈，要比那些圍繞民營大企業形成的供應鏈，更加生機勃勃，因為跨國公司會對與之合作的供應商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指導、流程優化，並保證其合理的利潤水平和結算週期——這些都是民營大企業所缺乏的。

跨國公司還是本土人才培養的大學校，他們提高了我國學習曲線的上升斜率。許多人在跨國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後出來創業，成功率更高。2017年貝恩諮詢報告顯示，過去五年，跨國公司40%的高管已經跳槽，去了同一方向上的中國公司。阿里現任掌門人——張勇，就在上海普華永道工作過。在上海張江，300多家研發型中小藥企，40多家生物研發外包企業，其核心人才都是由國際醫藥巨頭培養的。這當中，有從羅氏中國出來創辦華領醫藥的陳力，有從輝瑞出來創辦和記黃埔和再鼎醫藥兩家上市公司的杜瑩，有從賽諾菲出來創辦和鉑醫藥的王勁松，有從葛蘭素史克出來創辦天境生物的臧敬五。他們都從跨國公司的任職經歷中獲益匪淺。他們的案例，充分解釋了為什麼在上海，許多青年才俊就業選擇跨國公司，這不僅僅是時髦，也不僅僅是薪酬，而是跨國公司為將來的成功創業提供了最好的訓練。

一言以蔽之，跨國公司在上海，並沒有導致所謂的“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局面，而是形成了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的熱帶雨林生態。

04

遐思與餘論

1.歷史的啓示。唐王朝是我國古代文明的巔峯，中西交通是唐興盛的重要原因。自唐末以降，西域隔絕，明成祖以後，海上絲綢之路亦告斷絕，一度全面領先的中華文明因封閉而逐步衰落。以此鑑之，文明交流互鑑是一切文明發展壯大的關鍵所在，盲目自滿、夜郎自大是不可能領先的，即使領先也不能長久保持。

跨國公司，是當今時代我國與世界保持緊密聯繫的一個重要紐帶。我國經濟是超大經濟體，內部可循環。但內部可循環決不是內部單循環，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不是封閉的國內單循環。上海發展跨國公司總部經濟，就是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但形成與國際市場密不可分、任何力量也難以割裂和封鎖的格局，而且在開放中始終把握全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始終走在時代發展的最前列。筆者認為，這才是跨國公司之於上海和我國的終極價值所在。

也有人説，“跨國公司終究不是自己人”。謝謝這種提醒。其實，誰都知道，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只是業務跨越國家的公司，並不是超越國家的公司。每家跨國公司都有着其國家屬性、本土情結，也都是民族企業，或多或少都遵循着本土優先的基本原則。筆者從不否認這一點。但如果因為考慮到跨國公司具有國家屬性、本土情結，而對跨國公司另眼相看、區別對待，進而在政策上給予某種歧視或限制，那就純屬不智了。

2.現實的作用。人們也許會問，跨國公司到底給上海、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某種意義上可以説，跨國公司是我國和上海工業化的一顆“火種”。原始積累是任何一個經濟從農業時代邁向工業時代繞不過去的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是通過殖民主義掠奪而完成的。十月革命後，很長時間內，俄國的工業生產都未能恢復到戰前水平。為了推進俄國工業化，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提出對外國資本家實行租讓制，目的就是引進美國和西歐的資本，而在資本主義國家武裝干涉的背景下，這是很難成功的。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等人提出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始積累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提出，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決不可能靠對外掠奪完成原始積累，在外部封鎖條件下也難以引進外國資本，只能在內部積累和分配上做文章，這才有了社會主義國家在走向工業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工農業價格“剪刀差”。

1954年，毛主席曾説，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麪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而到了現在，我國則成為世界工廠，製造業全球第一，擁有全部產業門類，幾乎什麼都能造。這魔幻般的變化令人吃驚。這一切是怎麼來的呢？或者説，誰是這一切變化的第一推動力？當年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是我國工業化的“火種”。長期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的奉獻是“火種”。但不要忘了，外資的引進、跨國公司的引進，也是我國工業化的“火種”。1978年，我國人均儲蓄21.9元，外匯儲備1.67億美元，而上海當時更是資本奇缺，人均參儲額最低時僅有3元左右。顯然，單純依靠內部積累無法迅速地實現工業化，必須加快引進外部資本。20世紀90年代前後，上海計劃體制下的工業被衝擊得七零八落，這個時候外資的引進重啓了上海工業化的新進程。

3.正確的抉擇。戰國末期，當秦人察覺鄭國渠的“疲秦計劃”後，宗室大臣鼓譟要驅逐在秦的六國客卿，於是李斯寫下流傳千古的《諫逐客書》，指出逐客之議是“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今天，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加劇。西方國家正處心積慮推進所謂“再工業化”“製造業迴歸”，誘導跨國公司離開中國，也正千方百計進行封鎖，通過實體清單對我國國有和民營企業進行各種遏制和打壓。於是，網上就有人鼓吹制裁跨國公司，對美西方國家在華企業下手。殊不知，這樣做恰恰是“為淵驅魚”，正中美西之下懷！

1920年，列寧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號召各國共產黨人同當時盛行的“左傾”學理主義作鬥爭。今天，國際上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已經形成某種氣候，這種氣候可能通過互聯網輿論的疊加和放大，傳染給國內部分人，刺激某種狂熱性，使其自覺不自覺地患上“左派”幼稚病。對此，我們要始終保持足夠的清醒和冷靜。

對上海來説，構築未來發展的戰略優勢，就必須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經濟，毫不動搖擁抱外資企業、跨國公司、海外人才，這是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必然選擇。

注：本文圖片來自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