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理事會主席這樣談中歐關係，美媒：美國會不高興

（觀察者網 訊）長期以來，歐盟和美國都將彼此視作重要盟友。但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起，雙方分歧逐漸顯現，而美國在新冠疫情和阿富汗問題上暴露出的“領導力”問題，讓歐盟領導人開始忍不住思考：歐洲需要做到“戰略自主”。

9月8日，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接受了法國智庫地緣政治研究集團（Groupe d’études géopolitiques）的長篇專訪。他在採訪中稱，歐盟需從阿富汗問題中吸取教訓，不能被“中美系統性競爭”裹挾，必須對中國這個全球性大國制定自己的戰略。

談到具體的中歐關係時，米歇爾一方面宣稱，歐盟需堅持“人權”的基本原則，以及經濟關係上的“再平衡”，另一方面他也稱，中歐有必要在疫情和氣候等問題上對話。

美媒“政客”（Politico）的歐洲版評論稱，美國“不會樂見”米歇爾這樣的中歐關係論述。

地緣政治研究集團對米歇爾的專訪

歐洲理事會是歐盟的最高決策機構，前比利時首相米歇爾於2019年12月起擔任理事會主席職務。地緣政治研究集團本次專訪，是他任期之內接受過最長、也是信息量最大的一次專訪。

專訪開頭，米歇爾從近期地緣政治熱點阿富汗問題開始談起。過去20年間，歐盟中的北約成員國，與美國一起入侵阿富汗，並深陷這一“戰爭泥潭”。但最終北約黯然撤軍的結果，顯然無法讓這些北約國家對本國民眾，以及國際社會交差。

米歇爾認為，20年來，我們（歐盟中的北約成員國）在阿富汗“被動地”站在軍事、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前線。但8月底北約國家撤離阿富汗期間發生的種種事件“非常悲慘”，這是“國際社會”的失敗。

《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規定，若成員國在歐洲或北美洲遭到攻擊，則被視作針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成員國可以據此採取包括派遣軍隊在內的行動。當初，北約各國正是據此協助美國出兵阿富汗。

8月27日，參與阿富汗撤離行動的德國士兵返回德國 東方IC圖

但米歇爾表示，特朗普政府在與塔利班協商，確認撤軍時，並沒有與歐洲夥伴進行任何磋商，這點令他感到“震驚”，也促使他開始反思美歐關係。

“顯然，作為歐洲人，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一些教訓。阿富汗危機只會加強和鞏固我一段時間以來的信念，這也是其他（歐洲）人的信念：即歐洲戰略自主的想法。”

他認為，歐盟是一個由27個國家組成的超級經濟體，還是一個有着“極其強大價值觀的民主政治體”，但在脱離美國支持的情況下，歐盟卻無法獨立撤離公民和需要幫助的阿富汗民眾，這點“非常令人擔憂”，也讓歐洲“戰略自主”的討論變得“更為迫切”。

米歇爾反思稱，美國很早開始就有“美國優先”的戰略，並且延續至今。特朗普政府信奉“簡單二元”的地緣政治觀，強調“弱肉強食”。相較而言，拜登政府領導下，美歐之間“更加正常和富有成效”的對話正在恢復。

“話雖如此，在我看來，美國似乎存在一種結構性趨勢。”米歇爾話鋒一轉，“這種趨勢早在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前就已存在，而他讓這種趨勢變得更為明顯：即美國優先考慮美國利益。我們必須非常清楚這一現實，這是合理。”

隨後，米歇爾被問及歐盟在中美“系統性競爭”中的位置，他也延續了此前的看法。“我們不能被這種競爭裹挾。毫無疑問，我們擁有與美國相同的民主價值觀和政治模式。但與此同時，作為歐洲人，我們必須對中國這個全球性大國制定自己的戰略。過去幾個月內，我們試圖在歐洲理事會的框架內，確定我們與中國互動的方式。”

他進一步宣稱，歐盟已經確定了三點對待中國的方式。第一是歐盟要堅持並嚴格對待對自身“人權”的基本基本原則。這一框架將在必要時引領歐洲行動，如“對待香港或新疆問題”。

其次，歐盟認為有必要保持在全球和多邊問題上，與中國對話的自由。歐盟認為，新冠疫情和氣候問題，是與中國進行關鍵對話的例子。

最後，歐盟想要在貿易關係，以及更為廣泛的經濟層面上，與中國保持再平衡。

近期，由於美方在阿富汗的糟糕撤離，“戰略自主”一詞成為了歐洲領導人口中的“熱詞”。7日，米歇爾在一場愛沙尼亞首都塔林舉辦的會議上表示，歐盟長期以來追求的“數字主權”，是“戰略自主”的關鍵。從5G到6G，再到通訊衞星的建設，歐盟正追求網絡和通信層面的自主。

米歇爾在7日的會議上強調，歐盟“數字主權”是“戰略自主”的關鍵

參加下任德國總理競選的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上個月談到美歐關係時認為：“我們正站在一個劃時代的變化面前。”

而堅定跟隨美國，讓英國捲入阿富汗戰爭的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在9月6日的一次講話中承認，他那一代西方領導人“天真地以為一個國家真的可以重塑，或者只是重建的時間需要更久一點”。

布萊爾認為，當務之急，西方要想明白怎麼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加強反恐，這對歐洲國家來説是特殊挑戰，而對於英國，“不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英國就是歐洲一部分”。

“對我來説，最近最令人警惕的事態發展就是西方越來越沒有構建戰略的能力”，布萊爾説，“短期政治決策的必要性總是在擠壓長遠思考的空間”，這種意識會讓我們的盟友越來越焦慮，而讓我們的對手意識到，“屬於我們的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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