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理事會主席這樣談中歐關係,美媒:美國會不高興
赵挪亚没有感情的写稿机器
(觀察者網 訊)長期以來,歐盟和美國都將彼此視作重要盟友。但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起,雙方分歧逐漸顯現,而美國在新冠疫情和阿富汗問題上暴露出的“領導力”問題,讓歐盟領導人開始忍不住思考:歐洲需要做到“戰略自主”。
9月8日,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接受了法國智庫地緣政治研究集團(Groupe d’études géopolitiques)的長篇專訪。他在採訪中稱,歐盟需從阿富汗問題中吸取教訓,不能被“中美系統性競爭”裹挾,必須對中國這個全球性大國制定自己的戰略。
談到具體的中歐關係時,米歇爾一方面宣稱,歐盟需堅持“人權”的基本原則,以及經濟關係上的“再平衡”,另一方面他也稱,中歐有必要在疫情和氣候等問題上對話。
美媒“政客”(Politico)的歐洲版評論稱,美國“不會樂見”米歇爾這樣的中歐關係論述。

地緣政治研究集團對米歇爾的專訪
歐洲理事會是歐盟的最高決策機構,前比利時首相米歇爾於2019年12月起擔任理事會主席職務。地緣政治研究集團本次專訪,是他任期之內接受過最長、也是信息量最大的一次專訪。
專訪開頭,米歇爾從近期地緣政治熱點阿富汗問題開始談起。過去20年間,歐盟中的北約成員國,與美國一起入侵阿富汗,並深陷這一“戰爭泥潭”。但最終北約黯然撤軍的結果,顯然無法讓這些北約國家對本國民眾,以及國際社會交差。
米歇爾認為,20年來,我們(歐盟中的北約成員國)在阿富汗“被動地”站在軍事、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前線。但8月底北約國家撤離阿富汗期間發生的種種事件“非常悲慘”,這是“國際社會”的失敗。
《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規定,若成員國在歐洲或北美洲遭到攻擊,則被視作針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成員國可以據此採取包括派遣軍隊在內的行動。當初,北約各國正是據此協助美國出兵阿富汗。

8月27日,參與阿富汗撤離行動的德國士兵返回德國 東方IC圖
但米歇爾表示,特朗普政府在與塔利班協商,確認撤軍時,並沒有與歐洲夥伴進行任何磋商,這點令他感到“震驚”,也促使他開始反思美歐關係。
“顯然,作為歐洲人,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一些教訓。阿富汗危機只會加強和鞏固我一段時間以來的信念,這也是其他(歐洲)人的信念:即歐洲戰略自主的想法。”
他認為,歐盟是一個由27個國家組成的超級經濟體,還是一個有着“極其強大價值觀的民主政治體”,但在脱離美國支持的情況下,歐盟卻無法獨立撤離公民和需要幫助的阿富汗民眾,這點“非常令人擔憂”,也讓歐洲“戰略自主”的討論變得“更為迫切”。
米歇爾反思稱,美國很早開始就有“美國優先”的戰略,並且延續至今。特朗普政府信奉“簡單二元”的地緣政治觀,強調“弱肉強食”。相較而言,拜登政府領導下,美歐之間“更加正常和富有成效”的對話正在恢復。
“話雖如此,在我看來,美國似乎存在一種結構性趨勢。”米歇爾話鋒一轉,“這種趨勢早在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前就已存在,而他讓這種趨勢變得更為明顯:即美國優先考慮美國利益。我們必須非常清楚這一現實,這是合理。”
隨後,米歇爾被問及歐盟在中美“系統性競爭”中的位置,他也延續了此前的看法。“我們不能被這種競爭裹挾。毫無疑問,我們擁有與美國相同的民主價值觀和政治模式。但與此同時,作為歐洲人,我們必須對中國這個全球性大國制定自己的戰略。過去幾個月內,我們試圖在歐洲理事會的框架內,確定我們與中國互動的方式。”
他進一步宣稱,歐盟已經確定了三點對待中國的方式。第一是歐盟要堅持並嚴格對待對自身“人權”的基本基本原則。這一框架將在必要時引領歐洲行動,如“對待香港或新疆問題”。
其次,歐盟認為有必要保持在全球和多邊問題上,與中國對話的自由。歐盟認為,新冠疫情和氣候問題,是與中國進行關鍵對話的例子。
最後,歐盟想要在貿易關係,以及更為廣泛的經濟層面上,與中國保持再平衡。
近期,由於美方在阿富汗的糟糕撤離,“戰略自主”一詞成為了歐洲領導人口中的“熱詞”。7日,米歇爾在一場愛沙尼亞首都塔林舉辦的會議上表示,歐盟長期以來追求的“數字主權”,是“戰略自主”的關鍵。從5G到6G,再到通訊衞星的建設,歐盟正追求網絡和通信層面的自主。
米歇爾在7日的會議上強調,歐盟“數字主權”是“戰略自主”的關鍵
參加下任德國總理競選的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上個月談到美歐關係時認為:“我們正站在一個劃時代的變化面前。”
而堅定跟隨美國,讓英國捲入阿富汗戰爭的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在9月6日的一次講話中承認,他那一代西方領導人“天真地以為一個國家真的可以重塑,或者只是重建的時間需要更久一點”。
布萊爾認為,當務之急,西方要想明白怎麼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加強反恐,這對歐洲國家來説是特殊挑戰,而對於英國,“不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英國就是歐洲一部分”。
“對我來説,最近最令人警惕的事態發展就是西方越來越沒有構建戰略的能力”,布萊爾説,“短期政治決策的必要性總是在擠壓長遠思考的空間”,這種意識會讓我們的盟友越來越焦慮,而讓我們的對手意識到,“屬於我們的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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