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共同富裕要優先考慮房產税和遺產税，這是真正的幹實事
**經濟學家圈：**最近財經委會上再次提及了共同富裕問題，您現在怎樣看待共同富裕這個話題呢？
宋曉梧：共同富裕是我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本質體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央提出構建共享社會，實現共同富裕，這對於我們實現“兩個百年”的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
概括説，實現共同富裕既是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舉措，也是維護社會中長期穩定的重要環節，更是堅定社會主義政治信仰的羣眾基礎。鄧小平同志説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後富，最後也是要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我們黨一直堅持的目標，從來沒有放棄過。
經濟學家圈：如何正確理解共同富裕呢？
宋曉梧：既然我們黨一直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為什麼這個問題現在會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要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際的社會經濟狀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在比較長的時間形成了一種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機制，那時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抑制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經濟發展速度也比較慢。
改革開放是從培育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職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起步的，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體、要素參與分配、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體制。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得到釋放，要素參與分配進一步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條件。
浙江金華：“企業+農户”模式帶動共同富裕。圖自視覺中國
4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同時也積累了很多問題，其中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羣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也是現在羣眾很不滿意的問題。
現在中央強調共同富裕，實現小平同志説的先富幫後富，實現共同富裕。應當説，這是早就既定的目標。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中央突出共同富裕，絕不是回到平均主義大鍋飯。自十五大以來，黨的多個重要文件中都一再重申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並列，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去年中央還發了文件，提出進一步完善勞動力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只要堅持這三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就不會重蹈平均主義大鍋飯覆轍。
同時我想強調指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不是平均主義大鍋飯，而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胡潤2020全球富豪榜》資料顯示，雖然在財富總額方面，美國富豪比中國多了6.587萬億美元，但中國的十億美元級富豪有799位，比美國還多173個。同時我國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還有6億。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是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經濟學家圈：您怎樣看待最近幾年的基尼係數數據？
宋曉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左右我國基尼係數曾高達0.49，其後逐步回落，近幾年在0.46左右，還略有所回升。基本的判斷就是在高位波動略有回升。世界範圍看，我國屬於收入分配差距最高組別。對此羣眾是很不滿意的。國家發改委體改研究所的《體制與管理》2021年第7期公佈了2020年改革民意問卷調查數據。
中國曆年基尼係數變化。資料圖
關於收入分配這一項，認為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非常大的佔37.7%，比較大的佔45.6%，兩者合計為83.3%。我在擔任全國政協十一屆委員時，五年兩會的民意調查，收入分配差距大都入選不滿意項目的前三位。可以説，多年來的民意調查結果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反差很大。這也正説明中央強調提出共同富裕符合人民羣眾的迫切期盼。
經濟學家圈：在新階段如何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呢？
宋曉梧：****第一，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
為什麼要重申這一問題？因為有文章提出，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初級階段就要結束了。中國將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高級階段。而中、高級階段的標誌就是公有制佔比越來越大，按勞分配佔比越來越大。我認為在未來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內，要堅持中央提出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佔比。1992年至2010年，按政府、企業、居民三大部門分類，我國居民收入佔比一直處於下降趨勢，且幅度較大，如2000年至2010年這一階段，居民收入佔比初次分配下降7.08個百分點，經過再分配，下降幅度增加到9.35個百分點。2010年到2020年，我國初次和再次分配，居民收入佔比提高了約4.5個百分點。
為此一些官員和學者就説我國工資增長過快、居民收入過高了。但從中長期看，1992—2020年總計，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佔比依然下降了3.8個百分點。這説明還有提高居民收入的空間。
二是提高勞動報酬佔比。居民收入中，勞動報酬份額佔80%以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整體呈下降趨勢，2008年之後有所回升，但至今仍低於90年代初期，這是居民收入佔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我國勞動報酬與歐美國家同一經濟發展時期相比，我國勞動報酬也處於中等水平。
“十四五”及今後一個時期，必須堅持多勞多得原則，着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報酬，從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縮小分配差距。進一步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係和企業生產經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包括勞動報酬增長機制和薪酬支付保障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一步完善勞動力需求方和勞動力供給方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同時參照市場工資水平，合理調整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報酬。
三是構建發揮各類生產要素活力的分配體制，強化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激勵機制。讓資本、管理、技術以及數據等要素在生產經營中更加活躍起來，使企業家、職業經理人、科研技術人員和職業技能人員的各種創造潛能得以充分發揮，並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
第二，打破城鄉行政分割，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2.9億農民工，占城鎮總就業人數4.4億的66%。一次分配方面，農民工工資被壓得這麼低，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有所作為。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一樣，我們還沒有很完善地培育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還存在體制、機制障礙。政府在進一步培育勞動力市場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城鄉勞動力不能合理自由流動，導致雙軌就業體制，過分壓低了農民工工資。這是一次分配問題，解決這一問題，政府責無旁貸。但政府幹預一次分配的方向不是單純採用行政手段要求提高某一羣體的收入，而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一國公民的平等就業權利。前些年還有地方政府的GDP 競爭，競相壓低本地工資水平以吸引投資，在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之間偏向資本。對這些問題，不能用一句“一次分配交給市場”就搪塞過去了。
一是暢通農民工在城鎮落户的渠道。去年中央出台了《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暢通落户渠道。
“探索推動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羣率先實現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户口制度”，“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衞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鈎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落實上述政策措施，將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意義重大。
二是增加農民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土地要素的城鄉二元分割至今仍嚴重製約了農民工和農民的總體收入。有資料顯示，因為大量農民工常年外出，各地農村的農房空置率普遍在20%以上，沿海很多地方普遍在40%左右，典型案例最高達70%。
農村宅基地流轉不暢，導致農民財產性收入無法提高。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提高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需要進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鄉行政分割局面，將附着在宅基地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的巨大潛在財富轉化為農民工和農民可以平等交易的財產權益。多個研究報告指出，這個數量比農民工打工收入還要高。
三是優化個體從業者就業環境。農民工有60-70%在個體工商從業，要麼自己是體工商户，要麼在個體工商户打工，現在很多地方以整頓市容等措施，實際壓縮了個體工商户的生存空間。
圖自視覺中國
第三，以提高公平性為基點，深化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以國家立法實施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調節一次分配差距，是所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作法。應當進一步加大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共濟性，這對提高國內廣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水平，平抑貧富差距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方向。在一次分配差距很大的情況下，二次分配應該縮小一次分配的差距。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針對平均主義盛行的社會背景，曾提出把一次分配的激勵原則引入二次分配，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創造了高速經濟發展奇蹟的同時，逐步積累了許多問題，其中十分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在這種情況下，“十四五”及今後一個時期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強調並提高其公平性、共濟性，以平抑一次分配的差距，實現共享發展。
二是儘快實施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平衡各地畸輕畸重的企業養老保險繳費負擔，並促進全國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關於這方面，“十四五”規劃已經定了，但現在阻力比較大，要打破一些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還需做出艱苦努力。
其實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參與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調研時，就有一些新興的效益好的行業或企業反對加入地方統籌，認為自己的行業、企業是所謂“貢獻户”，老行業、老企業是“受益户”。現在説職工基本老保險全國統籌是在地方之間實行“南水北調”的論調，不過是聲階提高了的老調重彈。
三是視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調整並縮小城鄉之間以及不同人羣之間的基本社會保障待遇差別。針對當前一些同志仍然片面強調在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改革中突出激勵機制，主張提高個人賬户佔比的觀點，需要強調指出，基本社會保障最重大的項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改革的方向也應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提高其公平性和共濟性。目前一個突出問題是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連續多年調整費率與提高發放標準，統籌賬户佔比下降，同時個人賬户記賬利率由2-3%上調至6%以上，進一步帶來了再分配效應下降，再提高個人賬户佔比，必然進一步擴大一次分配差距。
第四，提高直接税比重，發揮税收平抑貧富差距的作用。
我國個人所得税中，工資、勞務及個體工商户生產經營所得佔比高達70.3%，利息、股息、紅利及財產轉讓所得僅佔27.2%。此外，勞動報酬的最高邊際税率是45%，而資本所得只有20%的税率，且我國的直接税種中，目前主要針對流量收入，調節存量財產差距的房地產税、遺產税等多年醖釀，遲遲未見出台。長期積累，對居民的財富差距必將起放大作用。人民銀行調查報告提供的數據，目前份額最高的20%家庭的資產佔全部家庭資產的63%，而最低20%家庭僅佔2.6%。
一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税制度。擴大綜合徵收範圍，實行家庭申報制度，並適當降低勞務所得最高邊際税率，加大對短期資本利得、財產交易所得的調節力度。
實行累進性税率制的個人所得税，對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很強的正向調節作用，但我國個人所得税幾經提高起徵點，雖然減輕了工薪階層的税收負擔，對促進消費起到一定作用，同時應當看到，這一措施致使目前個人所得税覆蓋面過窄、收入規模過小、佔比過低，嚴重限制了其收入分配正向調節作用的發揮。“十四五”時期不宜再提高個人所得税起徵點。
二是穩妥開徵房產税。目前房價過高，居民房貸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擠佔了居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購房支出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3年的7.3%上升為2019年的26.7%。為抑制商品房的投資行為，在總結一些城市探索房產税經驗的基礎上，“十四五”時期應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科技，儘快摸清居民住房實際情況，穩妥啓動開徵房產税。
房產税的主要徵收對象不是廣大中低收入普通勞動者，而是高收入多套住房家庭，可以設計較高的累進調節機制，起徵點也可以適時調整。
三是研究開徵遺產税和贈與税。遺產税是世界各國調節財富差距的常用手段。開徵遺產税的時間，荷蘭1598年、英國1694年、法國1703年、美國1788年、意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國1906年。
我國在1996年八屆人大四次會議批准的經濟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就明確提出要逐步開徵遺產和贈與税，2013年經國務院同意發佈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第15條再次明確提出“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徵遺產税問題”。但至今遺產税沒有出台，且爭議很大。我國已經出現了數量龐大的擁有鉅額資產的家庭，這就具備了開徵遺產税和贈與税的條件。
我認為在這次共同富裕討論中，紮紮實實研究怎麼把房產税、財產税、贈與税等税種建立起來，如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這是真正幹實事，是力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用不着又從大同世界和空想社會主義論起，在內涵外延和倫理道德方面爭論不休。
現在引起熱議的第三次分配，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如果沒有遺產税、贈與税，僅靠宣傳號召是很難發展起來的。有了遺產税、贈與税的平台，再給予慈善事業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的税收優惠，建立有利於慈善組織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並加強監督管理，三次分配才能走上正軌。
經濟學家圈：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什麼？
**宋曉梧：**經濟發展的目標比較好確定，如翻兩番，GDP增長或人均GDP增長幅度等等。共同富裕可否也明確幾個大的衡量指標？現在共同富裕的內容十分寬泛，如果從主攻方向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入手，我認為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具體目標的。
當然，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也很多，有的很學術化，如基尼係數、泰爾指數、五等分法，以及基於五等分法的阿魯瓦利亞指數、收入不良指數等等。根據國內外相關資料，我拋磚引玉，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度量指標，供大家批判。
一是城鄉差距縮小到1.5：1以下。浙江2020年的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可能全國最小，1.9:1，有的縣接近1.5:1。但從全國看，目前還在2.6:1左右。
二是行業差距縮小到2.5：1以內。2019年從行業門類看，最高行業職工平均年收入是161352元，最低行業職工平均年收入是39340元，兩者相差4.1倍。如暫把農林牧副漁行業剔除，則最高最低行業差距也在3.2倍。
三是地區差距。不再用地區人均GDP作為衡量區域是否協調發展的指標，主要看地區之間是否實現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平抑城鄉差距也有十分重要作用。
四是中等收入羣體達到7億，佔總人口的50%以上，目前中等收入羣體大約在4億左右。
五是最重要的指標，即通過二次分配，全國的基尼係數下降到0.35以內。到2035年或2050年，以上幾個主要指標基本實現了，是否可以説我們初步構建了共享社會，達到了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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