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9·11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還洗什麼腳！還考什麼GRE！美國被炸啦！”

大二第一個學期開學不久後的一個晚上，我正在宿舍裏洗腳，對門的一個小子突然破門而入，佔領了狹小宿舍當中那片我們用來洗腳的空間。他穿着背心和大褲衩，踩着那雙地攤上買來的“阿迪阿斯”拖鞋，在我們的洗腳盆周圍興奮地竄來竄去，甚至踢到了腳盆也毫不在意。

他一邊興奮地喊着剛才那句話，一邊打開了我們宿舍那台16寸電視，模糊的畫面中，兩座大樓正冒着濃煙。説完，他又用同樣的速度跑回了自己的宿舍。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

對一個沒打算考GRE的大二學生來説，那天晚上電視上的一幕並未能留下什麼深刻印象。畢竟那一年裏，對一個年輕的中國學生來説，電視上有比燃燒的大樓更值得記憶的事情。我們中間不少人，也許還對那年4月中美南海撞機事件記憶猶新。在我們心裏，“81192”這個數字要遠遠比“9·11”來得重要的多。很快，隨着7月北京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成功的消息傳來，撞機事件帶來的悲憤也多少得到了些許彌補。而到了9月份，當看到電視上表情錯愕的美國總統小布什時，對撞機事件中美國政府蠻橫無理態度仍舊記憶猶新的我們，也許有不少人在心裏也暗暗罵過一句——“報應！”

今年也是南海撞擊事件20週年，對於中國人來説，“81192”這個數字要遠遠比“9·11”來得重要的多

在隨後的許多年裏，2001年初秋悶熱夜晚電視上的圖像又反覆出現，彷彿不斷地在提醒着我，那一時刻對於這個世界乃至我的生活而言無比重要。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對那時的我而言，那僅僅是電視上講述的另一個無關緊要的驚奇故事。無論再如何聳人聽聞、或是悲情動人，亦或是耀武揚威，它都像是發生在另一個世界裏別人的故事。

就在9·11之後一個月，美國正式出兵阿富汗，以反恐戰爭的名義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軍事行動。在那一時刻，沒有人注意到這個事件的關鍵意義，更沒有人會相信，在2001年10月7日這一天，美國自由帝國主義霸權邁出了它走向衰落的歷史性一步。

在那天我的世界裏，所有人都因為中國足球隊闖入世界盃決賽的消息而興奮得徹夜未眠。這種情形在9·11之後不斷髮生。在那之後的2003年，當美國憑着一小管“洗衣粉”便悍然出兵伊拉克，並且在歐洲各中心城市引發了大規模的反戰抗議時，大三的我們因為非典疫情正在體驗着每日消毒寢室、教室的封校生活。

在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中，被“9·11”佔據的“世界”，與我所體驗並經歷的“世界”，彷彿處在平行時空。直到2011年，當我結束學生生涯，來到阿聯酋開始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之後，這種情形發生了改變，被9·11佔據的世界開始與我的生活產生交集。

2011年，當我第一次踏上阿拉伯半島的土地時，阿拉伯世界正在經歷着蘇聯解體之後的最大動盪。當時，在付出了長達10年，耗資百億美元，以及成千上萬阿富汗平民死亡的代價之後，美國驕傲地宣佈成功擊殺基地組織的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

奧巴馬和國安會官員正在觀看擊斃本·拉登的行動，左圖為網傳本·拉登被擊斃的照片

本·拉登的死亡就像是一場精心排演的戲劇。透過霸權者的鏡頭，這場戲劇將暴力與道義這兩個多少有些矛盾的主題揉捏到了一起。在電視新聞上，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用煽情的語言描述了那個“九月晴朗的一天”。那天的陽光，被“美國歷史上最殘酷的襲擊”所“玷污”。“被劫持的飛機像刀子一樣，切開了九月那一天的萬里晴空”。“9·11的圖像，被深深烙在了我們國家的記憶中”。“我們團結一致”要把“那些幕後黑手繩之以法”。在經歷了曲折和挑戰後，“英勇的美國情報人員、軍人與反恐專家”，在“我們的朋友與盟友”的協助下，推翻了“庇護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終，在“一小羣有着非凡勇氣與實力的美國人”的努力下，本·拉登“被殺死”，他的“屍體”也被這羣美國人“保管”起來。

“本·拉登不是一個穆斯林領袖，本·拉登是一個殺人犯。”奧巴馬一字一頓地向電視機前的聽眾們強調。“全世界熱愛和平與人性尊嚴的人，都應當慶祝他的死”。“他的死不代表”反恐戰爭的結束。“我們會繼續不擇手段地保護我們的公民與我們的盟友”。這場不足10分鐘的演講正如它所宣揚的，恐怕在當時很多人眼裏散發着“正道的光”，掩蓋了自由帝國主義霸權的精神實質。它將復仇假裝成了正義，打着道義與普遍的旗幟，在赤裸的暴力進程中，實踐黨同伐異的目的。

就在美國宣佈“反恐戰爭”取得了“巨大勝利”，他們扶持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政府都在向着良好的方向發展時，阿拉伯世界的許多國家正在接連不斷地面臨着社會動盪與政府倒台的巨大挑戰。當時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像是在重複着同一個英語媒體創造的幻境，將這場動盪描述為“阿拉伯之春”。彷彿在短暫的暴力之後，一個人人解放、社會自由的未來會從天而降。只需要通過複製自由主義者們深信的政治與經濟模式，一個國家便可以從“失敗”走向“成功”，並最終成為“文明”國傢俱樂部的成員。

然而，哪怕是最樂觀的自由帝國主義者，也將會對接下來的歷史變遷感到不安。

2014年，當阿拉伯動盪進入到第四個年頭時，伊斯蘭國宣告成立。一時間，歐美世界主流媒體彷彿找到了一個完美他者。這些神秘、暴虐、骯髒、無知、揮舞着陳舊俄製武器的黑衣人們，既像是蘇俄幽靈的轉世，又彷彿見證了冷戰結束之初，由西方先知宣佈的“文明衝突”的世界秩序預言。

從動盪之初，西方媒體便用“之春”這一極具冷戰意味的字眼來描述這場政治變局，更試圖為他們霸權主義的軍事幹預提供道德佐證。彷彿一場“民主”的大風，以及自己軍隊“正義”的火焰能將“專制”、“腐敗”的“獨裁者”們一掃而光。然而，曠日持久的敍利亞內戰，以及2013的利比亞內亂與埃及軍方政變，都為這個“春天”籠罩上了層層寒意。

伊斯蘭國成立、利比亞內亂以及至今還在繼續的敍利亞內戰，都是這場打着“反恐戰爭”旗號的自由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產物。“反恐戰爭”與“阿拉伯之春”代表了自由帝國主義霸權的兩個面向。這種霸權主義相信，只要在“人權”與“自由”的名義下，便可以通過軍事幹涉與暴力顛覆的形式，清除一切“障礙”，自上而下地推行一套為霸權所認可的“模式”。

然而，這種干涉主義的長臂並未能將和平帶給亞非拉世界，相反，卻將動盪帶回到了西方本土。就在2014年伊斯蘭國在美軍佔領的伊拉克廢墟上興起時，一場對美國自由帝國主義的盟友、乃至全世界影響更深遠的事件也在悄然展開。

在歐盟南方，連接歐亞非三塊陸地的地中海上，來自非洲與阿拉伯國家的難民們開始乘着小船，離開他們動盪與貧窮的國家，冒險穿過地中海，來到歐洲謀求生計。2015年9月，敍利亞3歲男孩愛蘭·科迪陳屍海灘的照片席捲了全球主流媒體的頭版。在那之後，查理週刊恐襲，以及年末爆出的伊斯蘭國“聖戰約翰”真實身份，都讓歐洲人發現，那個本應當在自己城門之外的他者，實際上早已是自己社會內部難以割裂的一部分。

這張照片，擊碎了歐美的“聖母心”。來源：維基百科

美國與其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在十多年之後，在本·拉登死後，反倒更讓“恐怖主義”在歐美社會內部生根發芽。很快，歐洲大陸主要國家中的右翼民粹主義政客開始獲得更大話語權，英國也啓動了退歐公投，在成立了22年的歐盟裏，裂痕也變得越來越大。一切彷彿在重複一百年前的故事——直至分崩離析到來的那一刻，一切都顯得歡樂無恙。

隨後，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後半段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英國正式公投決定退歐開始，以一場至今為止還未平息的大瘟疫結束。由911開啓的這場自由帝國主義的漫長衰落，則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頭，便迎來了它最黯淡的高潮——美軍倉促撤離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權。

今天世界的霸權者們與一百多年前他們的前輩們可能並沒有什麼兩樣。在1902年留下的遺言中，著名的南非殖民者塞西爾·羅德斯對英國人説，自己堅信“我們是世上第一種族”，他赤裸裸地表示，“我們佔地越多，越有利於人類”。這種用槍炮、屠殺、壟斷與暴力為世界“帶去文明”的種族主義帝國觀，至今為止仍在影響着我們的世界。

然而，關於羅德斯的另一個軼聞則比這種堂而皇之的道德敍述更能説明霸權的本質。就在19世紀下半葉，當經濟危機掃蕩全歐時，羅德斯在倫敦東區目睹了一場工人階級失業者們舉行的街頭大會，失業者們高喊“給我們麪包”。從那以後，羅德斯便深切地認識到，為了避免英國本土發生任何形式的內戰，為了避免本土的階級衝突，唯一的出路便是成為帝國主義者。通過尋找海外的敵人並進行經濟擴張，以亞非拉地區的永久不發達為代價，將本土社會由於不平等引起的矛盾儘可能地向外輸出。

這張著名的漫畫“巨人羅茲”，諷刺了1892年羅茲宣佈在開普敦與開羅之間鋪設一條電纜的計劃。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以對外擴張和海外霸權為基礎，以加劇亞非拉地區的不發達與本土社會發展不平等為代價，以戰爭或經濟制裁為武器，維護霸權集團的壟斷利益，這是自19世紀以來，導致全球不斷地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快速往復的基本原因。甚至到了今天，英美的政治也圍繞着兩者展開。

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的這場全球性變遷，早在20世紀末便開始醖釀。以20世紀末蘇聯解體為起點，霸權集團的壟斷利益開始隨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快速滲透到全球多個層面。而與之相伴的矛盾力量，則是在西方世界開始幾乎同時出現的，來自政治左翼與右翼的反全球化訴求。同時，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之後的12年，全球社會不斷出現的動盪，也是對這種霸權格局不穩定性的反應。

從9·11至今，整整20年。在這20年中，我從一名學生變為了一個大學老師。我在歐亞非大陸上學習與生活的軌跡，恰好也同這20年的歷史變遷，發生了空間與時間上的重合。我目睹了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霸主們，從21世紀初南海撞機時的傲慢，到刺殺本·拉登時的驕橫；從“阿拉伯之春”時的虛妄，到敍利亞內戰時的跋扈；從難民危機時的虛偽，再到新冠流行時的狂躁，這些舊時代的霸主們從未停止尋找新的敵人，販賣新的神話。在這些霸權的神話背後，同霸權的對抗也從未缺席。

幾年前，在給一門討論中國與第三世界外交關係的本科課程備課時，我看到了歷史學家傑里米·普利斯霍德一篇講述本·拉登形象在蒙巴薩傳播的文章。文中提到，2002年他在蒙巴薩訪問了一名普通肯尼亞青年。這名青年掩飾不住他對本·拉登的興趣。“這個世界上有兩個超級大國”，這名青年説：“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本·拉登。”傑里米·普利斯霍德隨後分析，這種態度背後的邏輯應當是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邊緣化的人羣，對西方干涉主義、對自身處境不滿的自然表達。本·拉登策劃的那場在全世界媒體鏡頭前的襲擊，也恰恰促使他成為了所有被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壓迫人眼中，嘲弄霸權的符號。

普利斯霍德的故事當然不是替恐怖主義辯護，它向英語讀者們展現了霸權邏輯中徹底被忽略的層面。在霸權者描繪的世界秩序神話裏，沒人會注意到那些被幹涉主義矛頭所指的人們，那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繁榮景象之外的邊緣人，更沒有會想到那些在霸權的繁榮下，支撐一切，卻被壓迫的勞動者。

新自由主義帝國得以實現其全球化霸權的底層邏輯之一，是宣佈這個世界除了擁抱新自由主義秩序之外“別無選擇”。這一底層邏輯得以大行其道的歷史前提是蘇聯解體。在那之後，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者們，“將他們的生存條件強加於社會”，在“自由”的謊言下，他們試圖將一個原本多級的世界變成只利於霸權者生存的樣子。他們將資本主義視作人類歷史發展的終點，他們否認社會主義，壓制第三世界自主發展走向工業化的努力。

新自由主義帝國的霸權不僅限制了我們在現實中自力更生的選擇，也禁錮了我們對未來的想象力。由此，他們在過去的20年中，在全球各個角落，促生了大量沒有希望的反抗。我們看到了那些以擾亂生活為手段，對日益加劇的氣候危機的抗議；我們也看到了法國曠日持久的黃背心遊行，印度穆斯林婦女爭取公民權力的鬥爭，以及美國黑人對種族暴力的示威。我們更看到，宗教極端主義在信仰伊斯蘭、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社會中，都開始迅速增長，並在許多地方都與各種形態的種族主義相結合，將排外的暴力當做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武器。

9·11之後的20年，資本主義世界已成為了一個火藥桶，自由帝國主義用以支持軍事幹涉主義的人道修辭已經失去了信譽，橫掃西方社會的新冠疫情更讓“別無選擇”的神話顯得岌岌可危。最近，一羣來自全球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們，從中國與第三世界再次看到希望。他們以“國際宣言小組”的名義，寫下了題為《通過多極化走向社會主義之宣言》。《宣言》的結尾寫到：

“我們的世界及其文明的多樣性是一種巨大的資源，只有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才能維持這種多樣性。雖然和平、發展、平等、正義、民主和自由是人類的共同價值觀，但並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相反，世界必須不斷交流，相互學習，分享進步的成效。”

這段話，不免讓人想起毛澤東主席在接見各個第三世界國家代表團時，屢屢會用到類似“向你們學習”與“自力更生”的説法。“你們應當創造自己的經驗。”1967年，毛澤東主席向希望從中國經驗中獲得啓發，熱切尋找反對帝國主義方向的秘魯、厄瓜多爾共產黨學習團以及玻利維亞共產黨政治局委員代表團成員講了上面的那句話。

這種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間的互助團結、以“自己為主，外國援助為輔”、“要靠人民”的獨立經驗與對未來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澤東認為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個具有真正“普遍”意義的經驗。世界存在共同的價值觀，但“並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自由帝國主義衰落的20年，世界不再“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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