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丨孟捷：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國家經濟治理
【文/ 孟捷】經過40餘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世界歷史上一種嶄新的市場經濟制度，黨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理解中國的國家經濟治理，首先要理解黨的性質和功能。黨所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協調機制，既與市場有別，又與市場嵌合。兩者的有機結合界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與政治
研究中國的國家經濟治理，首先要正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為此，筆者曾將工業革命以降的市場經濟區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市場經濟體制1.0、2.0和3.0。市場經濟體制1.0對應於工業革命後在英國出現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重農學派和斯密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這種市場經濟類型在經濟學上的反映，可以稱其為市場經濟1.0理論。二戰結束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2.0。凱恩斯的理論是這一市場經濟類型在經濟學上的反映，即市場經濟2.0理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屬於市場經濟體制3.0，作為其理論表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被稱為市場經濟3.0理論①。
（一）市場經濟1.0理論
這一類理論既有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如重農學派和斯密的理論，也有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將經濟和政治（或者説市場和國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看作截然兩分的兩種制度：市場經濟的主體只有私人企業，國家作為“守夜人”處於市場經濟之外。
《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來源：樂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在當代，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也屬於市場經濟1.0理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反對凱恩斯主義，通過各種具體學説，如理性預期理論、真實經濟週期理論等，否定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職能，延續了市場經濟1.0理論的核心思想。此外，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通過其中性國家假説，將國家的經濟職能侷限於降低交易費用、監督合同的實施等，實質上和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如出一轍。
（二）市場經濟2.0理論
市場經濟2.0理論的代表為凱恩斯、李斯特的理論，以及以演化經濟學和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代表的當代異端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英國經濟學家，他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的精神分析法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一起並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界的三大革命。來源：投資領域（investopedia）
這一類理論認識到：在一個純粹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中，產品市場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諸如投資這樣重要的權力不能完全交託給私人，國家必須接過一部分投資的權力；在後發經濟中，如果不能發揮國家的經濟作用，將面臨企業家職能稀缺、戰略性基礎設施落後以及知識生產不足等瓶頸。為了克服這些問題，國家就必須擔負生產關係的職能，介入並調節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併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在此類理論中，市場和國家，經濟和政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被視作相互嵌入和彼此包容的②。
（三）市場經濟3.0理論
中國經濟過去40餘年的發展，客觀上為市場經濟理論3.0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市場經濟3.0理論與2.0理論有許多共同點，但同時又發展和超越了市場經濟2.0理論。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其一，在分析國家的經濟作用時，市場經濟3.0理論所涉及的範圍和內容更為寬廣。以宏觀政策而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除了將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核心外，還將產業、區域、城鄉、環保等結構性政策作為宏觀管理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事實上破除了傳統理論在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管理之間設置的過於僵硬的界限，形成了着眼於國家長期發展的“宏觀戰略管理”。中國的宏觀戰略管理和宏觀戰略投資超越了純粹的市場邏輯，同時又可與市場經濟在整體上相嵌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應對週期性危機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③。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於理論創新。來源：東北財經大學
其二，市場經濟3.0理論將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看待，重視黨對經濟工作，尤其是對國家經濟治理的全面領導作用，將這種領導作用視作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奇蹟的“密碼”。正是由於黨的領導，中國的國家經濟治理才有可能擺脱在其他國家常見的特定利益集團的干擾和限制，以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發揮其作用。此外，市場經濟3.0理論還將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看作“三維市場經濟”，其中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競爭性地方政府，以及各種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都是這一市場經濟的內生主體④。
黨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着關鍵作用。要深入理解這一點，需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遺產，更新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的認識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傢俱有兩重性，一方面是上層建築或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經濟基礎或經濟制度，是在特定生產關係中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
類似的,中國共產黨也具有這種兩重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與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在其早年的文章裏，習近平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經濟政治化”和“政治經濟化”[1]。
《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認識》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
他還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於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於關鍵環節。”[2](p62)
二、黨的領導與國家經濟治理
黨的十九大報告裏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地推動中國經濟體制變革，成功地實現了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用三大變革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來源：新華社
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經濟作用，一個前提是將中國共產黨作為具有特定含義的使命性政黨來看待①。與傳統西方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不是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性政黨，而是肩負特殊歷史使命的使命性政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毛澤東屢次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以解放生產力。
他寫道：“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着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着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3](p109)；“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4](p1079)。
改革開放以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也以類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性質，並據此闡釋了黨的使命及其領導作用。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5](p113-114)習近平發展了鄧小平的思想，在強調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同時，又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6](p67-69)
這些論斷相當於宣佈：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是要破除一切妨礙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是自覺承擔了這一歷史功能的使命性政黨。
從歷史發展階段來看，黨的使命又涉及三重具體的維度：
其一，推動當代中國的國家形成；
其二，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三，引領中國並聯合世界最終趨向天下大同，即實現共產主義②。
黨的使命性進一步派生出黨在國家經濟治理中的作用，這些作用包括：
第一，黨對國家經濟治理的全面領導。黨的這種領導作用要通過黨對國家機器的領導（即通過構建作為整體的社會主義政黨—國家）來實現。黨對國家機器的領導，一方面表現為黨的組織和國家機器的同構性，另一方面體現為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
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作用，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是將黨的作用和國家的作用區別開來的重要因素，也是黨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發揮政治領導作用的關鍵所在③。改革開放以來，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定不移地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從根本上決定了當代中國國家經濟治理的性質和方向。
第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是一種既與市場機制不同，又與市場機制相嵌合的另一種經濟協調和資源配置的機制。社會主義政黨—國家作為公共產權和公共利益的總代表，擔負着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經濟社會發展，滿足人民羣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任務。黨領導的公有經濟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助於在全社會形成集體利益、集體目標、集體知識，從而使得“集中力量辦大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最大優勢。
黨還負有在全社會貫徹公平正義的職責，為此需要結合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認識，協調各方利益訴求，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第三，黨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擔負着克服“市場失靈”、引領市場發展的功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市場在發揮這種作用的同時，也會暴露出各種矛盾，導致各種形式的市場失靈，如產品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勞動力、土地等波蘭尼所謂“虛構商品”的過度商品化，生態環境惡化，金融資產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戰略性通用性技術的供給不足等等，為此需要國家以各種形式介入或干預，更好地發揮國家的作用④。
卡爾·保羅·波蘭尼經濟史學家，實質論的創始人，提供了一種以文化視角研究經濟活動的新方法。來源：德國經濟雜誌Makronom
三、中國國家經濟治理的具體制度****和工作機制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上述作用，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中國國家經濟治理大致形成了以下各方面具體制度和工作機制。
（一）提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願景與戰略，制定和執行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
制定和實現長期乃至超長期的發展戰略和規劃，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從改革初期的“翻兩番”戰略到今天的“兩個百年”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將長期發展戰略和規劃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制度優勢。
在評價國家中長期規劃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時，習近平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實踐證明，中長期發展規劃既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7]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並在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發展條件的基礎上，將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劃分為兩個階段。
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來源：人民日報
其中，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20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8]。2020年10月29日，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9]。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決議。這為中國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全面開啓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確立了總體目標和行動指南。
（二）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以國家長期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發展規劃為導向，以財政、貨幣政策為依託，以產業、就業、投資、消費、外貿、環保、城鄉、區域等政策為抓手的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穩定價格、改善民生、推動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具有兩個重要特點：
其一，通過開展宏觀戰略管理，克服了傳統需求管理在時間視野上過於狹窄的弊端；
其二，破除了傳統宏觀理論在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設置的形而上學界限，強調兩者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
近年來，中國宏觀戰略管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習近平提出：“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他還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行，是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和實踐的新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源：光明日報
（三）建設中國特色產業政策體制和國家創新體系
注重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是日、韓等發展型國家的共同特點。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同樣要依靠產業政策助力經濟發展。
中國的產業政策體制與傳統發展型國家有顯著差異，其中最重要之處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以及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基礎上，形成了學界所謂的“多層級”產業政策體制，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在這一政策體制中均發揮重要作用。通過不同層級地方政府間的博弈和競爭，這種多層級產業政策體制有助於規避傳統計劃經濟管理方式的弊端，相對有效地促進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
創新是推動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因素。建設具有舉國體制特點的國家創新體系是國家經濟治理的另一任務，它與前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習近平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指出：“科技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是應對許多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將加大科技投入，狠抓創新體系建設，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10](p11)
習近平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來源：央視新聞視頻截圖
新產品、新市場、新部門的不斷湧現，對於暫時克服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可以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的組織者和新興市場的創造者發揮作用，並以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瓶頸來確定創新的方向和重點。
（四）做大做強做優公有制經濟，通過混合所有制等多種途徑構築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的競爭性合作關係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做大做強公有經濟，有利於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有利於實現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調控的目標，有利於克服市場失靈，並在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競爭性合作中引領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有制企業，不以利潤為唯一主要的追求目標。
然而，公有制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在承擔社會責任、滿足社會共同利益的同時，有時也會片面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這兩種利益的並存和可能的衝突，構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企業的內在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黨的領導就是內嵌於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制度中的關鍵因素。必須加強黨對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的領導，使後者不至於淪為追求小集團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工具，最終導致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的解體。
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經過多年的實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要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11](p148)
習近平：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不動搖。來源：共產黨網
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在國計民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既有競爭關係，也有合作關係。應該利用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在混合所有制結構、企業間網絡、產業前後項聯繫等方面的相對優勢地位，在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間構築競爭性合作關係，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五）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多種所有制並存、按要素分配廣泛存在的前提下，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內容之一。十八大以來，國家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加大調控力度，為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了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績。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按勞分配決不只是一種侷限於公有制經濟的特殊的分配製度，而且是一種分配性正義的原則。將按勞分配僅僅作為一種和其他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來看待是片面的。即便是非公有制經濟，也有貫徹分配性正義的必要性。按勞分配作為正義原則在何種程度上能得到普遍貫徹，是與黨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合法性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筆者曾經提出，如果將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無條件地相提並論，事實上等於將一種分配性正義和現實中的產權制度相併列，這在學理上是難以圓融的。
在這個問題上，黨的十九大報告出現了理論突破，其中不再將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直接相提並論，而是寫道：“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這一表述事實上將按勞分配作為更高層次的“原則”——即作為一種正義原則來看待，在理論上更為成熟，同時也有利於在實踐中推動對分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②。
（六）調整中央和地方的經濟關係，構建中國地方政府間良性競爭的格局
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中央和地方的經濟關係一直是中國國家經濟治理的核心問題。早在《論十大關係》裏，毛澤東同志就曾將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視為國家治理的主要問題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經濟關係的調整先後經歷了財政包乾和分税制這兩個階段，其結果是：通過財政和行政分權，一方面在縱向上中央和地方的經濟關係得到了重塑，另一方面縣級以上的地方政府被塑造為具有特殊行為和動機模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推動了地方政府間的橫向競爭，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論十大關係》。來源：人民日報
競爭性地方政府體制是中國國家經濟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面向，也是中國有別於傳統發展型國家的特色之一③。
中國地方政府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司令部，它通過開展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戰略投資、推行相對自主的產業政策、扮演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等多種行為方式來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就土地財政而言，它事實上發揮了動員和集中全社會儲蓄、將其轉化為生產性投資的作用。中國地方政府是通過土地財政而形成的“制度—壟斷租金”的生產性使用者和分配者。地方政府通過將這一租金投資於各種附着於土地的“營建環境”，進一步刺激了企業的生產性投資，造就了中國經濟超高的投資率和增長率。
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間的競爭為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髮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地方政府競爭所形成的發展模式在其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矛盾，其主要表現是房地產價格的過度膨脹以及與此相關聯的中國經濟的金融化。高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模式，已成為國家宏觀調控和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對象。
中國的中央和地方的經濟關係有待進一步重塑：一方面，應結束地方政府過度依賴現有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開闢地方政府可支配租金的新來源；另一方面，要保持競爭性地方政府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主體的地位，使之繼續發揮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的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外,中國國家經濟治理還涉及：協調城鄉和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開展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動綠色發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推行保護勞動力再生產（醫療、教育、住房等）的經濟社會政策；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格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等其他方面內容。限於篇幅，這裏不再逐個加以介紹。
四、結語
伴隨中國經濟的成長，國際上圍繞中國經濟模式的討論也越來越熱烈。這些討論中有許多深刻的觀點，但也有許多見解完全沒有把握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反而將這些特殊性因素排斥在經濟分析之外。
正如本文第一節所描述的，人們可以運用不同的理論——市場經濟1.0理論或3.0理論——來研究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得出的結論也迥然不同。理解中國市場經濟及其制度特徵，一個重要前提是擺脱新舊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束縛，以適當的方式將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納入考察範圍，充分反映黨所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圖1 對市場經濟的不同理解
圖1體現了不同經濟學理論對現代市場經濟的不同認識。其中縱軸代表兩種相互對立的看待國家經濟作用的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新制度主義、新政治經濟學、奧地利學派）主張國家是“中性的”，即國家事實上是斯密的守夜人式的國家，不能嵌入市場從其內部發揮作用。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張國家必然嵌入市場經濟，從其內部發揮作用。
橫軸代表不同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可協調性的看法。值得指出的是，以《資本論》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方面在其正式分析中沒有納入國家，另一方面認為市場經濟因其內在矛盾完全不可協調，在此雙重意義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所區別。
由圖1出發，也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經濟制度的核心環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作一個概括的理解。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包括三方面內容：
其一，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其二，在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前提下，堅持按勞分配原則；
其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更好地發揮國家的作用。
在這三項內容中，每一項都帶有二元特徵：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為國家和有效市場。一方面，公有制、按勞分配、國家的經濟作用，體現了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和黨領導下的國家經濟治理；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這兩方面制度因素有機結合的前提下形成和發展的，正是這種結合使得市場經濟的諸多內在矛盾有可能被協調。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種結合中，市場雖然是在資源配置中起着決定性作用的一方，但市場和國家的關係是辯證的。這意味着，當市場不能克服其內在矛盾，不能為自身的運作提供一般條件的時候，國家就起着決定性作用。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也揭示了現代市場經濟的某些共性，具有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普遍意義。
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的發展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8](p10)。
參考文獻
出處：《理論月刊》2021年第9期
[1]習近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J].東南學術，2001(4).
[2]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3]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澤東選集：第3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M]//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習近平.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M]//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習近平.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M].人民日報，2020-08-24.
[8]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0]習近平.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對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的特別緻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1]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開頭註釋：
①這裏採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概念，有別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筆者認為：後一概念主要是在經濟運行的意義上使用的，側重的是市場和國家的關係；而前一概念強調的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組成的制度體系。參見孟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理論：源流、對象和體系》，載《清華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統領地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版，第125頁。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與政治註釋：
① 參見孟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理論：源流、對象和體系》，載《清華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②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奈格里（T.Negri）細緻地研究了凱恩斯的經濟學從圖景到具體理論的形成過程，並將凱恩斯主義視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再形成在“資本的科學”中的反映。這一再形成一方面使國家成為一種經濟結構，成為生產性主體；另一方面也改變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基礎。他的研究精彩地詮釋了市場經濟2.0理論的最初形成過程。見[意]奈格里，《凱恩斯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理論》，王行坤、張雪琴譯，載《政治經濟學報》2020年第17卷。
③ 參見史正富：《治理週期性危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挑戰——論相對生產過剩和宏觀戰略管理》，載《文化縱橫》2018年第6期。
④ 史正富提出了三維市場經濟的概念，參見史正富：《超常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⑤筆者在下述著作裏深入討論了這一問題，參見孟捷：《歷史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另可參見張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張宇教授和筆者在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這一問題上，得出了一致的結論。
二、黨的領導與國家經濟治理註釋：
① 筆者在下文中較為深入地討論了黨作為使命性政黨的含義，孟捷：“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東方學刊》2020年第1期。
②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參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③ 參見孟捷：《農民工、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社會主義政黨—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學話語》，載《東方學刊》2019年第1期。
④本文刻意採用了國家而不是政府的概念，這是因為：第一，在政治學裏，政府只是國家的行政部門，不能代替整個國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門也具有重要的經濟作用。第二，儘管在中國的語境中，政府有所謂“大政府”的意味，即在行政部門外，還可涵蓋立法、司法部門，但畢竟不能將黨也包含進來。中國的國家形態具有特殊性，黨對整個國家機器有領導作用，即形成了我們所稱的社會主義政黨—國家。
三、中國國家經濟治理的具體制度和工作機制註釋：
①習近平還提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着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參見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1頁。
② 參見孟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化的若干問題》，載《政治經濟學報》2018年第13卷。關於按勞分配作為分配性正義及其與按需分配的關係，參見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可參閲孟捷、吳豐華：《制度壟斷地租與中國地方政府競爭——一個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載《開放時代》2020年第3期；孟捷等：《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五章“三維市場經濟中的地方政府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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