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勝：美國經濟正站在懸崖邊上，該怎麼辦？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高德勝】
“留給美國避免經濟災難的時間已經不多了”。9月初，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給國會議員的信中這樣寫道。
由美國財政部長髮出警告，這恐怕不是危言聳聽。眾所周知，自2020年3月以來，隨着新冠疫情爆發，為挽救陷入深度衰退的美國經濟，美國啓動無限量化寬鬆和大規模財政刺激。這種強力刺激的猛藥，儘管暫時推遲了危機的爆發，但無助於解決美國經濟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刺激政策不啻飲鴆止渴。
美財政部長耶倫再次呼籲國會解決債務限額問題。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如今，美國無限印鈔和大把撒錢的後遺症正在快速顯現，美國經濟正飽受多重病灶“虛火上攻”的煎熬：持續高啓的通脹陰雲高燒不退，在鉅額債務迅速膨脹的情勢下，美國聯邦政府面臨新的“財政懸崖”，而美聯儲的政策工具箱在高通脹和就業放緩的雙重壓力下已經捉襟見肘。
不僅如此，隨着美國遭受新一波新冠變異毒株迅速蔓延的衝擊，美國經濟復甦進程再次蒙上不確定性陰影，各國抗疫模式和能力的不均衡使全球供應鏈斷裂的風險也在上升。
美國經濟長期積累的沉痾與政府不負責任的貨幣、財政政策相互疊加，正在將美國經濟推到危機的邊緣，美國重現“滯漲”的危機前景恐不可避免。
美國再臨“財政懸崖”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不僅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寬鬆貨幣政策，其大把撒錢的功夫更遠遠勝過特朗普。拜登政府馬不停蹄推出一連串經濟救助與刺激計劃，涵蓋失業補貼、中小企業救助、家庭支持、基礎設施投資、創新與競爭計劃、供應鏈重建等等，總支出規模達到7萬億-8萬億美元。
有學者指出，拜登政府支出的增長規模，已經大大超過了羅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里根上世紀80年代初擴張軍備等歷次美國經濟刺激計劃。
拜登與特朗普在財政刺激的路上接力狂奔，使美國政府債務迅速激增。2020美國財政年度聯邦政府支出增加47.3％，至6.55萬億美元，財政赤字激增逾兩倍，總額超過3.1萬億美元。
加上拜登政府上台以來連續推出的財政刺激支出，目前美國國債總額已突破28.7萬億美元。以2020年美國GDP20.9萬億美元計，美國政府負債與GDP之比已高達137%。
而美國政府的債務增長還遠沒有盡頭。根據拜登政府制定的財政預算，美國2021年財政赤字為3.669萬億美元，2022財年赤字為1.837萬億美元。按照這份預算案估計，自2022至2031年的10年間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將持續上升，2031財年美國的聯邦公共債務累計將達到39.1萬億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目前的債務水平已遠超2019年美國政府規定的22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如今，由2019年8月美國政府《兩黨預算法案》規定的暫停債務上限兩年的期限已過，美國政府債務上限約束重新生效，再次面臨“財政懸崖”。
“財主家也沒有餘糧了”。對此危急形勢，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如坐針氈，從7月開始就不停大聲疾呼，敦促國會就提高政府債務上限採取行動，才有了文章開頭的那句警告。
耶倫提醒到，除非美國國會提高舉債上限，否則財政部可能在10月耗盡現金。“一旦所有可用措施和手頭現金全部用完，美利堅合眾國將有史以來第一次無法履行其國家義務。”也就是説，如果國會不能就解除美國債務上限形成決議，不僅美國政府將陷於停擺，而且大大增加美國政府債務違約的風險。
這不是美國第一次面臨“財政懸崖”了，美國政府因缺乏預算而導致部分政府部門臨時關門的情形也早已屢見不鮮。美國過度依賴負債的財政運作模式，使美國政府債務上限屢屢被突破，自1960年9月至2011年8月美國政府債務上限被上調79次。這也表明，美國所謂的政府債務上限約束，不過是看起來漂亮的擺設而已。
美國當下的情況是，政府已經事實上大大突破了自己設定的債務上限。耶倫所呼籲的，無非是取得國會對事實上已經突破的債務上限給予認可和進一步追加而已。
此次美國政府面臨“財政懸崖”窘局，幾乎也會毫無懸念地在國會兩黨討價還價中達成妥協，而結果無非是再次提高美國政府債務上限，或乾脆選擇暫時忽略債務上限，即允許政府繼續舉債以維持運行。
持續通脹高燒難退
今年4月以來，美國通脹水平持續飆升，連續數月“高燒不退”，屢破新高。
2021年4月通脹率上升到4.2%，5月份上升到5.2%，6月CPI同比增長5.4%，核心CPI同比增長4.5%，創30年新高。最新數據是，7月CPI與6月持平，核心CPI同比增長4.3%。
從食品到日用品、從汽油到交通服務、從芯片到汽車、從木材到房屋，美國各類消費品都出現持續的價格上揚。消費者物價指數、服務價格指數、房價指數一齊飆漲。整個社會都在經受通脹的壓力和痛苦，而底層民眾感受傷害最甚。
美國的消費物價指數不包括美國房價因素，如果加上美國房價上漲的情況，則美國的價格上漲更為嚴重。
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房價狂漲，衡量美國主要大城市平均房價的標普全美房價指數，6月同比上漲18.6%，是自1987年該指數開始發佈以來的最高水平，最高地區的房價漲幅高達29.3%。房屋價格上漲帶動租房價格飆升，美國房地產數據公司跟蹤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份，美國房屋租金要價上漲了近13%，創下過去五年以來的最高同比漲幅，而房租價格與普通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美國通脹快速上漲的根源在於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貨幣寬鬆及財政刺激計劃。2020年3月後，美聯儲祭出史無前例的無限量化寬鬆“大殺器”，僅2020年3月的一個月內，美聯儲就增發3萬億美元，此後維持每月1200億美元購債計劃，持續向經濟體系放水。
美國實施量化寬鬆不是第一次了，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先後推出四輪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總資產從2008年的1萬億美元左右驟然增加到2012年末的2.85萬億美元，美元發行急速擴張。但過去美國曆次量化寬鬆並未引起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美國的通脹率長期保持在2%以下的低水平。
美國憑藉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殊地位，每次都能把通脹向其它國家轉嫁。而這次美國瘋狂印鈔造成的貨幣氾濫，使美國近30年來第一次自己嚐到濫發鈔票釀成的通脹苦果。
這背後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國此次量化寬鬆規模空前龐大，超出了全球資源和產出能夠支撐的限度。一年中增發4萬億美元，幾乎相當於美國GDP的四分之一。美國增發的貨幣，通過美國政府的紓困和救助計劃幾乎全部轉移到美國民眾和企業手中。
據追蹤現金流的固定收益交易商FHN Financial測算，美國家庭和小企業已經囤積了創紀錄的近17萬億美元現金，這超過了世界各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採取的財政刺激資金的總規模（16萬億美元），原因就是美國政府直接向美國個人和小企業發放現金補貼和紓困金。這些龐大的資金形成對商品和服務的巨大潛在需求，必然拉高普遍的價格水平。
另一方面原因是，過去美國依賴廉價商品的進口，使美國輕鬆向世界轉嫁了通脹，而此次美國向外轉嫁通脹的通道，沒有以往那麼順利了。
中國是美國最大貨物出口國，由於美國愚蠢的對中國的貿易戰，加徵的高關税成本90%以上由美國進口商承擔，抬高了美國進口價格。同時中國沒有跟隨美元貶值，去年7月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相當於中國出口商品的整體性漲價，不僅有效狙擊了美國向中國輸出通脹，還把通脹壓力反向傳導回美國。研究表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4月，人民幣大幅升值約壓低了生產者價格指數2.4個百分點。
同時，中國開始自主掌控部分優勢產品出口的價格水平。今年8月起，中國取消部分鋼鐵產品出口退税，並提高鉻鐵、高純生鐵的出口關税，相當於中國鋼鐵產品出口的一次整體提價。這也是中國運用產能優勢，掌控國際市場定價話語權的一招妙棋。
美國此次高通脹，還與疫情持續蔓延下全球產出下降和供應鏈受阻有關。資源輸出國、商品生產國受疫情影響開工不足、產能受限以及全球港口關停等導致的國際貨物運力下降等，都限制了全球實物商品的產出水平和供給能力。例如，遍及全球的芯片荒及其它關鍵原材料的短缺，阻礙了汽車、電子產品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從而從供給端推高了通脹。
當下，全球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病毒的快速變異可能削弱疫苗的預期效果，疫情的不確定性對世界經濟產出的影響不容樂觀，全球經濟復甦的步伐仍面臨諸多阻力。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雖然2021年全球經濟步入緩慢復甦，但全球產出水平仍將低於疫情前2%。這也預示美國及全球的高通脹不會在短期內消退。
美聯儲進退維谷
持續飆升的通脹，使美國繼續維持寬鬆貨幣以刺激經濟的政策面臨壓力和兩難。一方面是通脹猛如虎，需要收緊貨幣加以遏制；而如要控制通脹，美聯儲被迫收緊貨幣政策，不僅使美國脆弱的經濟復甦戛然而止，而且會觸發美國股市下跌的風險。
如今美國股市已呈現極度泡沫化。持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使美國股市不斷攀上歷史高位。美國股市一路高歌的表面繁榮，完全依賴美聯儲超寬鬆的貨幣政策維繫，與美國實體經濟表現越來越脱節。
截至6月1日，按照威爾夏指數估算的美國股市總市值已達44.3萬億美元，而美國今年首季GDP最新估值約為22.1萬億美元，衡量股市泡沫風險的巴菲特指數（股市總市值/GDP）突破200%，遠遠高於2000年互聯網泡沫崩潰時167%的水平。巴菲特認為如果該指數創下歷史新高，是“非常強烈的崩盤警告信號”。
除了巴菲特指標，投資顧問機構RIA Advisors首席投資策略師羅伯茲也警告，衡量股市風險的五大指標均顯示美股已處於嚴重泡沫之中，只要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恐慌性拋售，導致股市崩盤。著名投行高盛也屢次發出美國股市即將暴跌的警告。
隨着美國通脹的快速攀升，美國股市已然是“高處不勝寒”，投資者心態正變得十分脆弱，美聯儲和財政部任何一點兒的微妙暗示，都會引起股市大起大落。而美股泡沫一旦刺破，將引發美國金融市場巨震。
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收緊貨幣政策，將使美國鉅額債務面臨難以持續的困境。美國政府的鉅額財政刺激資金大部分依賴美聯儲購債來承接，美聯儲目前保持的每月1200億美元購債規模，其中800億美元用於購進美國國債。
如果美聯儲減少或停止購買美國國債資產，將使美國國債缺少了最大的支撐，其它投資者對美債的接盤難以滿足美國國債的龐大規模，美國新增舉債有面臨流拍的風險，美國政府靠發新債還舊債的模式難以為繼。這不僅使已有的29萬億美元存量債務無法償還，美國政府後續大規模的多項刺激法案也將面臨無米下鍋。
不僅如此，在發債-印鈔模式的背後，美國政府還隱藏着一個不便言説的秘密：隨着美國通脹率的高企，美債資產已經成為負收益資產。
比如，按照目前30年期美債收益率1.9%，扣除通脹率5.4%，實際收益率是-3.5%了；而美國兩年期國債收益率僅0.22%，實際收益率相當於-5.18%。這説明美國長期國債是負收益的。既要借債，還讓債主倒貼，這對美國政府無疑是無本萬利的好買賣。不到迫不得已，美國絕對沒有自己停下的意願。這就是為什麼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一再高唱“通脹暫時論”的原因。
然而，高通脹的局面，也使得美國玩慣了的以“發債-印鈔”來支撐經濟的金融遊戲快走到了頭。隨着美聯儲持續增加印鈔，美國金融市場流動性氾濫，大批現金無處可去，不得不向美聯儲迴流。
8月12日美聯儲逆回購規模突破歷史性的1.1萬億美元，這表明大量美元資金在美聯儲和金融機構之間形成內部空轉，也意味着美聯儲現在每月購債1200億美元並向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的操作正在接近極限：金融體系已經沒有接納空間。
隨着美債激增，曾經作為全球資金避風港的美債，受到越來越多質疑，美債的擴張也將面臨市場的天花板，除了美聯儲，外部投資者開始越來越不再願為天量美債接盤。
如今，美聯儲面對遏制高通脹與勉力維持美國債務的可持續的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標，陷於一種近乎無解的死局，其政策空間已非常有限。
“滯漲”危機悄然隱現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至今仍宣稱美國當前的通脹“是暫時的”，然而現實卻一再打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的通脹絕非是美聯儲高官們所輕描淡寫的那麼簡單，實際情況顯然糟糕得多。
鮑威爾説美聯儲今年或開始縮減購債規模。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國及全球疫情的反覆、美國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壓力、美國對寬鬆貨幣政策的深度依賴、全球產能和供應鏈恢復的不確定性等，都預示着美國的“高通脹”將持續更長時期。
美國現實的情況是“生之者寡而食之者眾”。美國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國家，在消費需求回暖的同時，美國的就業數據卻遠遜於預期。美國8月份非農就業人口增加23.5萬人，大幅不及市場預期的73.3萬人，創今年1月以來最小增幅。
這固然反映了新冠變種病毒蔓延、美國新一波疫情復燃對就業的影響，也反映了美國人勞動意願下降以及對更高工資的要求。拜登的紓困支票和各種政府救濟助長了美國人寧願“躺平”而不去工作。這導致雖然企業有大量的招聘需求，而願意回到工作崗位的人卻寥寥，美國8月的職位空缺達到1090萬。
在勞動力供應缺口之下，美國的薪金水平出現明顯上升。美國8月就業報告顯示，勞動者8月平均時薪環比增長0.6%，高於7月的0.4%，同比增速上升至4.3%。美國每月都有高達400萬的主動離職者，顯示勞動者正在尋求更高的報酬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勞動力的短缺不僅限制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還會導致“工資-物價”螺旋上升的疊加循環，助推通脹上升。
德爾塔變種病毒正在美國迅速傳播，為美國經濟復甦蒙上新的陰影。8月以來，美國連續日均確診人數超過10萬，住院人數及死亡病例也再創6個月以來新高。疫情復燃減緩了美國經濟活動，也阻礙了就業增長。全球疫情的反覆也將進一步加劇資源產品短缺和供應鏈緊張，拖累美國經濟復甦。
為此，高盛經濟學家下調了對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並指出隨着通脹上升，美國消費者的未來之路將比預期的“更艱難”。美國銀行策略分析師援引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最新調查數據表示，12個月後，美國的通脹率或達6.8%。
而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家魯比尼更開始警告，美國當前持續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組合將導致通脹過熱，同時中期的負面供應衝擊將降低潛在增長，增加生產成本。這些供求態勢結合起來，使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可能會導致1970年代式的滯脹，甚至會導致嚴重的債務危機。
筆者認為，在聯邦債務疊創新高的形勢下，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深陷對寬鬆貨幣政策的依賴而不能自拔。美聯儲前期盡力淡化通脹威脅，無非是為繼續保持寬鬆貨幣政策尋找藉口。在美國就業形勢黯淡且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人們一度預期的美聯儲收縮購債的可能性更加減弱。
未來，美聯儲更大可能會繼續忽視通脹的威脅，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不變，以盡力支持美國經濟復甦的勢頭，同時為拜登政府多項經濟刺激計劃提供資金。
美聯儲對通脹的放任，遲遲不收緊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將錯失遏制通脹的時機，使通脹走向失控的局面，進一步推高通脹水平與資產泡沫，屆時美國再來收緊貨幣政策將為時已晚。
另一方面，美國經濟迄今為止出現的復甦，主要靠政府大規模財政刺激推動，帶有明顯的水分。隨着年初1.9萬億美元紓困政策陸續到期，政策刺激效果漸退，經濟增長動能將顯著減弱。同時在疫情反覆、勞動力供應不足等不確定因素疊加影響下，美國經濟增長停滯的風險也在上升。由此，美國重蹈1970年代“滯漲”的危機前景極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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