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適度超前基建，何為超前？何為適度？

【文/科工力量】

“依靠人的想象力、創造力使供給創造需求成為可能。要善於創造軟環境，持續完善法治環境，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資源和服務供給。”

在9月6日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這段致辭，引起外界強烈反響。

此前一段時間，海內外媒體上有關中國基建投資下滑的新聞不絕於耳，部分涉足美港股乃至投資移民生意圈的國內頭部財經自媒體，也儼然要一雪近年來“蟄伏”的委屈，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大肆散播中國經濟增速“垮塌”在即的論調。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今年1到7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同比增長10.3%，增速較1到6月回落了2.3個百分點。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同比增速4.6%，2020、2021兩年平均增速僅為0.9%，較上半年回落1.5個百分點。作為基建投資的傳統“發動機”之一，鐵路投資，是一季度後國內基建投資放緩的典型代表，國家鐵路局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3628億元，同比下降7.7%，其中7月完成639億元，同比減少4.77%。

7月經濟數據不及市場預期，是不爭的事實，原因也並不難羅列，例如貨幣供應量增速的提前下行、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進度的滯後、二季度國內較大範圍疫情反彈的影響……

不過只要跳出這些人為設置的議題“場域”，就不難發現，年中以基建投資為代表的經濟活動放緩，遠未達到所謂“問題”的程度。雖然數據同比增速下行，但仍然保持在較疫情之前更高的水平上；由於淨出口貫穿全年的強力拉動，以及全年基建投資計劃在三四季度的“釋放”，中國全年經濟增速達到8%應無問題。

運營商在珠峯鋪設5G基站 資料圖來自中國移動

既然數據波動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我們就不必期待財政與貨幣政策措施在“穩中求進總基調”之外的進一步加碼，如所謂的“大水漫灌”。在此背景下，以劉鶴視頻致辭的方式安撫市場情緒，是一種相當得體而及時的公眾溝通方式。

事實上，許多基建投資乃至廣泛固定資產投資的先行指標、高頻指標，近期已經出現了拐頭向上的變化，螺紋鋼主力合約自8月下旬以來已上漲近800元/每噸，水泥價格指數八月份以來也有類似變化，同時，石油瀝青裝置開工率提升，挖掘機等工程機械在去年超高基數下，八月銷量同比降幅也好於市場預期，證明整體銷售較為景氣。

雖然劉鶴致辭的主要用意在於安撫市場情緒，但作為政策溝通形式，致辭中“適度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一語，依然透露出決策層對未來基建投資的擎畫思路。

以筆者的理解，超前基建有着兩個層面的涵義。

第一個層面，是指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如交通、市政、水利、生態環保、能源等領域建設，在總量和結構上，沿着政策側重點的適當提速，比如水利是一個尤可期待的方向。

近年來，全球變暖對氣候的影響，已越來越能夠被普通公眾所感知。以河南、新疆等地極端降雨事件為代表，降雨線的北移，開始對中國北方內陸地區帶來影響，這種影響之深遠，或許需要在千年級別的時間尺度上進行評估。自中國盛唐以來的北方乾旱化，並非沒有正在轉向“濕潤化”的可能，千年以來北方水土條件的變化，確實需要適當地超前應對；在極端氣象事件發生後亡羊補牢，難免陷入疲於應付的被動局面。

由中央層面直接統籌推進的南水北調超級水利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調水工程，中央累積投資三千多億元。2013、2014年，工程東、中線一期主體工程相繼建成通水以來，已累計調水400多億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2億人，顯著改善中國水資源分佈“北缺南豐”的問題。

在北方水土再整治的宏偉進程中，南水北調工程無疑將繼續作為重要抓手，牽引內陸河流水利體系重構。

在南水北調工程規劃的東中西三條線路中，從長江上游水系向黃河上游水系調水的西線工程，由於對自然影響的不確定性，以及過於巨大的投資量級、施工難度，自提出至今數十年間，始終處於比選論證階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的推進南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後，工程後續建設已經出現了提速跡象。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此前對該工程實施進度的表述是“推動南水北調東中線後續工程建設，深化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方案比選論證”；但在8月《人民政協報》刊載的《只為大江濟大河——全國政協“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專題調研綜述》一文中，則對工程進度作出更激進的展望：“西線工程雖然還沒有具體的開工時間表，但其實需求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快規劃方案比選論證工作，用兩年左右時間開展重大問題研究，兩年左右時間進行立項決策論證，力爭在‘十四五’期末實現開工建設”。

一旦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正式開工，這一投資量級或許將達到萬億水平的“人類工程之王”，以及地方主導的黃河水系局部整治配套投入，無疑將為中國基建投資注入新的動力。

南水北調線路示意圖 圖片來自星球研究所

超前基建的第二個層面涵義，則是面向呼之欲出的數字化、智能化、清潔化轉型浪潮，超前部署相關基礎設施或技術能力“基座”，如清潔能源消費所需要的，從生產、輸配電、儲能到終端供能的基礎設施體系，或智能化時代“萬物互聯”所需要的泛在傳感器、物聯網、雲端存儲算力等支撐要素，這些新質基礎設施建設，亦即“新基建”，將幫助中國產業界乃至全社會，更充分享受到這一巨大變革浪潮釋放的力量。

以新基建的代表性項目5G基站建設為例，客觀而言，上半年投入確實有所放緩，三大運營商完成投資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特別是市佔率居後的電信、聯通，自建基站投入明顯趨於保守。這一方面是個人用户對5G的使用體驗，由於移動互聯網應用軟件服務商的流媒體優化技術迭代，相當程度上缺少與4G的可感知差異，導致5G用户導入緩慢，投資回收期延宕；另一方面，5G在行業應用，也就是企業市場上的開拓，儘管成果不斷，但仍然未能達到由點及面，打穿某個大領域需求，形成“殺手級”應用場景。

新基建領域的超前建設，要求跳出短期成本收益權衡，在短期內，接受能力建設相較於實際需求的“過剩”，寧可讓基礎設施等待應用爆發，而不讓終端應用的可能突破，受限於基礎設施不足。

這種做法，事實上暗合着技術與商業創新的需要，例如作為美國防空基礎設施而出現的互聯網，正是由於院校之間局域網的能力“過剩”，為六七十年代的校園極客，提供了應用創新的可能，基礎設施的“富餘”能力溢出，往往會帶動大量的技術前沿創新，其中藴含着巨大的產業化潛力。

不過在超前基建的同時，“適度”，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求，這種適度，同樣有兩層內涵。第一層，也是最直接的涵義，無疑是不能過度與實際需求脱節，以往基建領域出現的投資效益下滑現象，往往來自於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在舉債弱約束下的過度建設，超出人口與產業現象的“新城”、“新區”建設衝動，留下了數不勝數的“鬼城”。

另一層涵義，則是基建投資過程中，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要在恰當的位置發揮作用，尊重技術發展規律，尊重市場規律；在項目的具體規劃建設實施上，淡化“運動員”的角色，如採用公私合營PPP等創新模式，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鼓勵終端應用領域的創新探索。與此同時，政府的“裁判員”角色，則應大大加強，對政策套利的投機資本，或過度發展的壟斷資本，應有相對健全嚴密的糾正機制。

在這方面，美國曾有過深刻教訓，上世紀90年代初，克林頓政府提出所謂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號稱將用20年時間、耗資4000億美元打造一個寬帶網絡“國家信息基礎設施”（NII），隨後投機這一風口的AT&T隨後耗費巨資併購地區性網絡服務商，試圖建立壟斷寬帶基礎設施的“大一統”地位，卻未料到不出數年，以家用有線電視為終端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被家用電腦滲透率的快速提升所顛覆，過度負債擴張的AT&T，也不得不全面剝離業務，最終賣身關聯公司。

無論如何在基建投資即將到來的提速中，大項目與新現象將層出不窮湧現；其中的光榮與夢想，輝煌與遺憾，我們都將共同見證。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