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1950他們正年輕》導演宋坤儒:我不明白為什麼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覺得哪裏不對
马雪
【文/觀察者網 馬雪】
“剛入朝,我們沒經驗,一個女同志,炸碎了,在河溝裏撈上來她兩個辮子,姓戴,高中生,非常漂亮,我們的白毛女,第一炮就沒了,辮子梢上都是碎肉。”
正在上映的抗美援朝老兵紀錄電影《1950他們正年輕》,開場便驚心動魄。
大熒幕上,26位平均年齡88歲的老戰士,打開深埋的記憶,在你面前講述他們的戰火青春。

雖然豆瓣評分高達9.0,但受影片題材、類型、前期點映因疫情取消等因素影響,排片和上座率不佳。上映16天,票房僅有600多萬。
影片導演宋坤儒在接受觀察者網專訪時表示,堅持院線的原因在於想保持他的執念——“他們必須得被仰視”。他説,壓力不在票房,當初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説這事90%會賠錢,也確實有片方退出。
“所有人看完都説好,然後沒有人看。這事本身就特荒誕。它可以成為另外一個電影,類似於《黑炮事件》。”
也有一些人質疑他,宋導演感慨,“我不明白現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問題,為什麼一提到英雄,就覺得好像哪裏不對。”

但與此同時,《1950他們正年輕》也成為繼《二十二》之後,中國影史上又一部出現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
很多觀眾通過打電話給影院、包場、贈票的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去看,一些影院積極回應,後續排片也有所提升。
“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能有‘自來水’,我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要靠‘自來水’。能有這麼多人來幫助,特別的感謝。”
宋導演説,“我們的目標是能扛一天是一天。哪怕全國就剩下100場,剩下10場,剩下一場,我們都得堅持。只要有場次開就會有人看,有人看就會有人幫我們傳播。因為我們已經沒子彈了,我們自己的子彈已經全打光了。”

“但凡在戰場上活下來的兵,身上全是故事**”**
觀察者網:您能簡單介紹下拍攝這部片子的緣起嗎?
宋坤儒導演:2018年,我陰差陽錯拍了一部跟老兵相關的公益廣告,意外地認識了一些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戰士。轉場聊天時,覺得他們説的話很有意思,跟史料、教科書上的宏大英雄故事不一樣,都是非常細碎、特別打動人的小故事。
當時有個老兵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叫葉發坤,腰特別筆直,一頭白髮,帶個金絲邊的眼鏡。實際拍攝的時候才發現,他沒有雙腿,膝蓋以下全是假肢。一個帶着假肢的人,努力把身體站得那麼直,當時我就是心“砰”了一下。
第二天去他家,發現牆上掛了一張特別奇怪的照片。一個年輕戰士,肩膀上有一隻手,但旁邊卻沒有人。葉老跟我們解釋,旁邊的人是他跟他關係最好的戰友,上戰場前倆人拍了張合影。但他戰友犧牲了,他不想再看到戰友的樣子,就把照片折了過去。這個事又讓我的內心“砰”了一下。

葉發坤家牆上的照片
當時也沒想拍成電影。但有一天深夜,回家路上,突然想起這個老人把照片摺疊過去的時候,我就在想,他究竟在想什麼。那一刻,作為一個電影導演的直覺,我覺得這些老人背後有故事。所以我就在想以後有沒有機會可以採錄一下他們的小故事。就是特單純的一個想法,然後就這麼幹了。
觀察者網:您在拍攝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宋坤儒導演:從大困難來説,第一肯定是時間。我們經常説我們這是“搶救式的採訪”,有兩層含義:一是搶救老人留下來的故事,另一個是我們要搶在時間奪走老人的記憶之前。有些老人他的生命還在延續,但記憶被奪走了。
還有個困難是,有一些老兵不會輕易跟你敞開他的心扉。傷痛也好,記憶也好,對每個人的內心留下的是不一樣的。
比如“小北京”任紅舉,他本身是文藝兵出身,比較開朗,會用幽默、講故事的方式來消解他的慘痛。他經歷的故事非常慘烈,比如説大辮子……但他描述的時候還能保持一個清晰的思路。
他跟我説過一句話,“你記住啊,宋導演,但凡在戰場上活下來的兵,身上全是故事”。尤其像他們文藝兵,他不是在一個部隊,文藝人才畢竟不多,要反覆到不同的部隊宣傳演出,所以他經歷和看到的故事比較多。上甘嶺那個著名的孤膽英雄——胡修道(一級戰鬥英雄,上甘嶺戰役中帶領戰友共擊退敵人40餘次進攻、斃傷敵280餘人,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蹟),任紅舉是第一個採訪的。當時陣地上就剩了他一個人,17歲的任紅舉把胡修道背了下來,還根據胡修道的事蹟寫了山東快書《金星英雄》,演遍全軍。

任紅舉,中國人民志願軍12軍31師文工團隊員(圖片由宋坤儒導演提供)
跟任爺爺聊了之後,顛覆了我的一些印象,我才知道文藝兵並不僅是唱唱跳跳。朝鮮戰場上的文藝兵有三重身份,他們叫“大三元”。第一個就是本職工作——宣傳員,將戰地真人真事迅速改編成快板、口號、歌曲、獨幕劇,演出給戰士;第二,衞生員,要擔負戰場上的救護工作;第三更超乎我想象的是,他們還要肩負戰鬥任務,配槍,戰鬥慘烈的時候他們也要參戰。
觀察者網:劉素謙奶奶説“你來的正是好時候,來的再晚我可能就沒有了”,片尾列表上有幾位接受採訪的老兵名字帶上了白框,好像也有她?
宋坤儒導演:劉素謙奶奶是今年5月份離開我們的。她特別愛唱歌,我們去拍的那時,她每天去公園唱一個小時的歌,是公園裏年齡最大的。看她年輕時候照片,有點像周冬雨那個感覺。
她當時是司令部的秘書,敵軍轟炸建築物時,她為了保護機密文件,抱着公文包就從三樓還是四樓直接跳了下去。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上面是飛機在轟炸,下面是“鐺鐺鐺”的炸彈,一個女孩子破窗而出。當時那會兒三四樓可能跟現在不太一樣,冬天還有積雪、帳篷什麼的遮擋。但她跟我們説,當時啥都沒想,就是覺得這個文件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我們特別想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但正式拍攝的時候,老人卻忘了。她不僅忘了這件事,她連自己參軍的年份都忘了。
她女兒説,上了92歲之後,她的思維就時好時壞。很不巧,我們拍攝那天她的思維變得不好了,就停留在她當時喜歡照相,來來回回地重複這個話。我試圖順着她的話題往下問,這也是有些觀眾在評論裏質疑説,我為什麼只關心女孩子愛不愛照相。其實不是我關心,作為採訪者,我希望被採訪者最大限度地主動去説。當天老人的思維就停留在照片相關的,所以我只能順着她問照片相關的問題。但她也接不住我的問題,還是回到原點。
就在我們已經準備放棄的時候,給我們介紹她的熊朝瑞奶奶來了,劉素謙一回頭就看見熊朝瑞。我在她對面,看到她那個眼神跟剛才不一樣了。我就問了她一個問題,我説您看看這是誰啊。她一下就把我這個問題接住了,説“這是我戰友,熊朝瑞”,那一瞬間我覺得老人的思維就回來了,特別的奇妙,就是一瞬間就回來了。她還開玩笑,説熊奶奶現在漂亮什麼的,我們大家就開始很放鬆了,説老人知道開玩笑了挺好,證明她情緒正常了。
我們就打算先把熊奶奶請出去再接着問,結果一轉頭,真的就一秒鐘,劉素謙的臉就變得悲傷了,説“我現在已經這麼老了,你們才來,你們再不來我可能就走了”。當時她抓着熊奶奶的手,讓我覺得沒有辦法把她們分開,那就索性兩個人一塊拍,就是全片當中唯一一段雙人畫面。

全片唯一一段雙人畫面
老人對死是不畏懼的,一個怕死的人,是不會説出來“我知道我這個身體隨時都會走”的話。她是向死而生的,包括她也很清楚她的照片,他們的歷史會在更大的歷史當中隨風而去。其實有的時候歷史對於我們普通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張照片,撕吧撕吧這段歷史就沒了,曾經的長輩的這種過往可能就灰飛煙滅了。
我覺得我很問心無愧的一件事,就是説我們至少為我們所有采訪的這些老兵的家族,保留了一段完整的家族長輩口述史,我們片子裏面雖然用到的少,但是每一家每一個老兵,我們都把完整的聲畫資料做了一個硬盤,送給了每一個老兵的家屬。
觀察者網:有的爺爺説不願意想過去,一直迴避這個事,一個爺爺甚至説他沒給孩子講過自己抗美援朝的事,是不是有的老兵不是那麼容易開口?
宋坤儒導演:對。比如説上海的談學賢,談學賢經歷過上甘嶺的馬鞍山戰鬥。他當時是是7班班長,有22個人,這個班比正常的班人數多,最後就剩了兩個人,20個戰士全部犧牲了,其實是一場相當慘烈的戰鬥。我就一直問爺爺,我説您跟我説説您馬鞍山唄,咱們怎麼打的,老頭就繞,説我們不去説這些,説這些就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思想,我們當時跟朝鮮老百姓的紀律可好了,路過蘋果地都不摘蘋果,然後就説了一個多小時。
他聽力不好,退役軍人事務部的同志説就大聲跟他説“談老,説説戰鬥情況”。然後談老又開始説,“我當時是7班長談學賢,跟朝鮮老百姓打交道……”。後來我就知道只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就是他不想説,第二種原因就是他非常不想説。我們就結束採訪。有一些老人我們打不開,我們跟這些老人都不是見一次面,最少見兩次以上,而且不是採訪環境,就是私下,所以有些老人是不願意提的。
包括像你剛才説的包月祿,包月祿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英雄的原型。有個電影叫《奇襲》,京劇叫《奇襲白虎團》,那裏面就有一個人物叫包月祿,那個包月祿就是生活中的包月祿。當時他們13個人奇襲白虎團,也是算世界軍事史的一個奇蹟了,無一傷亡,還把人團旗給扯了。就充滿了一種年輕小夥子那種愣勁兒,管他什麼旗,我就扯下來,就給纏腰上,現在這面旗在中國軍事博物館保管。
他們年輕的時候,估計對他們的兒女也説,但是兒女可能聽多了,就覺得我爸又説這些事。到了第三代,比如説孫子孫女輩的,説了可能也聽不懂,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跟他們的距離太遠了。他們能夠知道的可能就是教科書上説我們有抗美援朝,語文課本上有一篇《最可愛的人》,僅此而已。
但是從情感上來説,我覺得老人其實還是很渴望講述他們的故事。所有的老人,在跟我説起他們曾經經歷的時候,我都有兩個感覺,第一他們回到了少年,坐在我面前的一定不是老頭。像任紅舉,他一邊跟我説,我就一邊在想,這老爺子年輕得多“猴兒”,他真的是那種上躥下跳,最調皮、最搗蛋、最“招人恨”的。用他的話講,就是因為我年齡最小,就最“招人恨”。
像包月祿,他一直跟我説,我沒覺得我多麼的英雄,我就是覺得稀裏糊塗挺幸運的。當時他年輕的時候就是連長説走、就走。我還問他,我説您當時明知道這個任務很危險,有沒有寫過什麼血書,電影裏不是都這麼演嗎。他説當時打仗哪有這個閒工夫,天天都打仗,每次打仗之前都寫一份血書,那血就沒了。我説也是,所以很多電影裏描述的,其實都是我們這些創作者臆想的片段。
包月祿跟我説,他覺得自己真的特別幸運。這些爺爺奶奶入朝的時候都是新兵,都是“生瓜蛋子”。到戰場,特別怕的就是槍響,槍一響他們就趕緊躲起來,但是他們發現老兵根本就不怕,老兵説槍不可怕,炮才可怕。就是説“新兵怕槍、老兵怕炮”,因為炮一轟轟一片,你不知道哪片彈片就轟到你了,槍其實它就是單向的。
包月祿剛入朝的時候,跟他的新兵部隊打散了。打散了之後也是一陣陣轟炸,他就跑,然後跟另外一羣打散的新兵匯到一塊了。他膽兒最大,説我們還是得找到一支部隊,不找的話,咱就不就成散兵了嗎,手裏也沒有武器。晚上,這羣人就跟着他睡在一個炸彈坑裏,大約有10來個人。早上起來天亮了,他覺得肚子疼,就從炸彈坑裏出來,去小樹林解手。飛機一顆炸彈,這一坑的人沒了,除了他,因為他上廁所去了。這個事裏,他一點都不英勇,但這個事就讓你覺得戰爭的殘酷和無常,一個人一個特別不經意的選擇,可能就改變了他的一生。
説回這個問題的原點,就是我不覺得他們是老人,我覺得他們都是少年。第二,就是他們在講述少年故事時,呈現出來的是兩個狀態:一個是驕傲,覺得他們年輕時候做的這些事兒很驕傲,他説出來的時候,自覺不自覺的都帶着那種自豪感;第二,感覺他們挺落寂的,很多老人,比如薛英傑、周有春、任紅舉,劉素謙等等,都沒怎麼接受過採訪,甚至説就沒接受過採訪。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周有春,在他軍休所的家裏,5樓沒有電梯,我爬上去的。老人給我們開門,特別熱情地歡迎進他家狹小的客廳,給我們倒水。我問老人第一句話就是“有記者採訪過您嗎”,老人説“沒有”,“從來沒有”。他的回答一出來,我突然覺得特別的慚愧。我覺得這個老人身後,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因為他説出那句話的時候,就已經哭了,他的哭一定是帶着某種心酸或委屈。

周有春,中國人民志願軍23軍67師炮兵營話務員
《二十二》後,又一部出現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
觀察者網:紀錄電影通過前期點映來發酵口碑很重要。2018年紀錄電影票房冠軍《二十二》上映前點映了兩個月,《1950他們正年輕》的點映卻因為疫情大部分都取消了,這對後期上映會不會有很大影響?
宋坤儒導演:剛才沒有説到,這個片子其實還有一個困難,就是一直在跟疫情做賽跑。片子最終決定去整體採的時候,定下來是2020年2月份,春節一結束我們就立刻走,計劃5月份拍完,拍完就是兩個多月,結果2月份疫情來了,出不去了,北京成了災區了。
後期上映,為什麼上座率和口碑沒有發酵出來,其實看過的人都會被感動,但是為什麼現在的票房跟上座率這麼低,有一個特別重大的原因還是疫情。
我們原計劃是一個月差不多15個城市的路演,第一站從瀋陽開啓,8月1號建軍節,我們瀋陽的點映首場海報物料,所有的一切包括邀請老兵、跟烈士陵園的支持聯動,瀋陽的各種媒體都安排好了。突然,南京出現疫情,然後瀋陽就出現疫情。原來是南京是一重站,後來揚州,上海、成都、重慶、瀋陽、廣州都去不了。最後我們所有的活動全部被迫取消,大學又在放假,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最後我們在北京提前上映一週,做了4次點映。所以很多觀眾後來會説,其實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個電影的存在。
當我們把點映全部取消的時候,就已經基本判斷,它的上映會是什麼情況,因為我們現在的發行也曾經發行過《二十二》,這個發行公司對紀錄片的發行非常的熟悉。紀錄片一定是先有口碑,如果片子足夠好的話,再上院線。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尷尬,就是沒有口碑發酵的過程。我們只能等待上映過程當中,這些觀影的人去幫我們發酵。
有的觀眾説,繼《二十二》之後,《1950他們正年輕》是中國影史上又一部出現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特別感謝這些人,因為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能有“自來水”,我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要靠“自來水”。
對我而言,是兩種特別複雜的情感。首先感謝,其次覺得悲傷。原因就在於,我經常自己開解自己,其實電影跟人一樣,每個電影都有每個電影的命,這個電影從他醖釀、出生到成長,就面臨着各種先天性不足,不是説它不夠好,而是説背後能給到它的東西太少了。
我們確實也盡力了,我們沒有錢,很多人説你們去找大V給你們宣傳,如果按正常的費用的話,我們一家都找不起。一些善良的大V,都是他們主動發聲的。我真的是覺得,能有這麼多人來幫助,特別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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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當院線下映後,會上線網絡版或電視版嗎?
宋坤儒導演:很多人都在問我説會不會有網絡版,特別真實的告訴大家,目前沒有,但是如果説,未來更多人想看到網絡版,一定可能是會有的。
但是有一點,網絡版跟院線版一定不一樣,因為院線版是完全針對院線這個環境打造的。首先,網絡版一定會做大量的刪減,現在的片子是98分鐘,根據網絡的特性和現代人獨自觀影習慣,一定會把這片子做得很短,可能有大量你在院線看到的東西,在網絡版就看不到了。
第二,可能會更改一個新結構。在院線,我們給觀眾呈現的是一個浸入式的感覺。在網絡版的情況下,你獨自觀影,很難用一個巨大的聲音跟影像的魅力,讓你沉浸的時候,我可能就要變方式了。院線裏面我們有很多留白,很多情緒的疏解,很多打斷的鏡頭,我們就可以這樣做,長時間沉默讓人感受到背後力量。但如果在網絡上,假設我們用一個手機,他會覺得手機壞了,手稍一滑就過去了。那種鏡頭對網絡是沒有用的,我們就要大量的改,可能這場戲整個拿掉,你看不到這個人了。
現在電影裏面這26位老人,其實我就想做一件事,我要把他們變成一個人,這26位老人所有的故事,其實在我的腦海裏,就是讓他們變成一個人——中國人民志願軍。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希望,能夠堅守住院線的陣地。我們不甘心,説白了就是不甘心。前幾天他們説,導演要不你也跪一下,跪一下票房,跪一下觀眾。我説首先我尊重觀眾,其次,我身後站的這些爺爺奶奶,71年前他們都沒有跪過,我不可能跪。別的片子有可能我作為導演,真的會下跪,這片子我不能跪。如果我今天跪了,有一天他們都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就是化成鬼也不會原諒我。我身上揹負的是他們的囑託,我不可能帶着他們的囑託下跪,不管這個跪是跪什麼,不可能。我一定得站着,哪怕我內心特別想跪着,為了他們,我現在也得站着。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覺得不對”
觀察者網:您接下來還會繼續拍紀錄電影嗎?
宋坤儒導演:我覺得紀錄電影的未來會很好,但有沒有可能我再去參與,就不好説了。我真的覺得做紀錄電影太難了,真的是太難了。電影再怎麼説,我有明星。任何隨便一個爛故事片賣得都比我們好。我們那天在羣裏説,我們觀影人數終於達到10萬人了,對我們來説是特別不容易的一步,有10萬人看過這部電影了。但是你在燈塔、貓眼專業版隨便一劃拉,一個爛故事片,隨隨便便幾萬人就衝過去了。
如果一定讓我説實話,我可能會以另外一種形式來講述這些爺爺奶奶的故事,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可能繼續來講述。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你如果想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所謂的私慾的話,拍故事片肯定更合適。我們前前後後也差不多4年,上映很慘淡,觀影人數也很少,社會效應、口碑也沒有。我兩年就可以拍一個故事片,劇本寫好,3個月週期拍攝,6個月週期後期,就可以上映了。
我為什麼要幹這個事,現在我都覺得我們挺愚蠢的。第一個愚蠢是太過於自信,第二個愚蠢是把所有判斷和思考的權利都交給了觀眾。很多人都説這個片子,整個的剪輯弄得那麼淡,也沒什麼導演觀點。甚至有的觀眾説,這不就是一堆採訪放一塊了,當然,每個人都能從這個作品裏面解讀出他們想看的東西。我只是想説,紀錄電影需要導演,也需要編劇,如果沒有導演和編劇,你們看到的就全是素材,而素材是沒有情緒的。
還有觀眾説,你就不應該剪,每個爺爺奶奶就應該讓他們説,我説那樣恐怕你在這部電影裏面只能看到兩個人。每個老人的講述都兩個多小時,我一個人剪一刀,正好倆人倆電影就湊齊了。當然我們不去跟觀眾計較這些問題。
反正我幹這麼一事,第一我自己問心無愧,第二我對這些爺爺奶奶問心無愧。以後幹不幹再説,反正這事兒哥們已經幹了,幹了就幹了。我也不後悔,賠錢我也認。其實片方會比較的慘,就現在的票房情況,連宣發費用都收不回來,就更不用提之前那些正常的製作投資了。
你不知道,雖然我們片子小,但其實每天我們宣傳的小夥伴、發行的小夥伴,包括片方,我們每天深夜都在開會,都在想明天怎麼辦,我們的目標是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後來鼓勵他們説,我説哪怕説全國我們就剩下100場,剩下10場,剩下一場,我們都得堅持,因為只要有場次開就會有人看,只要有人看就會有人幫我們傳播。因為我們已經沒子彈了,我們自己的子彈已經全打光了。
我在電影學院上學時,有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們有國際生,一個特別年輕的烏克蘭的學生,十八九歲,跟我們班的一個同學學漢語。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就聊起了斯大林格勒保衞戰,我説當説有講斯大林格勒保衞戰的電影。那女孩是一個挺漂亮的烏克蘭姑娘。説着説着就哭了,一直在哭,説我們真的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會有我們後來的生活,我們必須要銘記先烈。當時我覺得有點震驚,覺得特別像政治老師,但她真的是特別的真切。我不明白現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問題,為什麼一提到英雄,就覺得好像哪裏不對。
當然這次2020年的抗疫,很多90後00後衝到了第一線,我覺得特別高興,包括這些老兵在採訪的時候也説,現在的年輕人其實跟我們當年一樣,當國家有危難的時候,他們也會第一時間衝到前線。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很多人説紀錄片為什麼不免費看,貓眼上還有人説,這個東西還買票,那不看了。還有人在豆瓣給我留言,説你幹這個事兒就應該學柴靜,你就應該傾家蕩產幹,讓所有的人免費看,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我沒回,但是我很生氣,我説第一你怎麼知道我沒傾家蕩產?第二你怎麼知道她傾家蕩產了?第三為什麼做好事就得傾家蕩產?難道做公益就得死是嗎?我不明白到底哪出了問題,其實我也挺痛苦的。
這幾天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所有人看完都説好,然後沒有人看。這事本身就特荒誕。如果我做導演的話,它可以成為另外一個電影,類似於《黑炮事件》。所有人都覺得很好,但沒有人去看。你不覺得很荒誕嗎?
我的壓力不是票房,我根本就不care票房,幹這個事的時候,我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就説這事兒90%、95%必須賠錢。在過程當中也有片方退出,就覺得這事幹不了了,投資就撤了。不是所有的片方都很堅定,現在留下來的片方是一直很堅定的,也有不堅定的片方。但是我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這事你不能逼別人。
首先我個人就特別討厭“道德綁架”,所以為什麼在整個宣傳過程,從來不會用所謂“道德綁架”的方式。其實之前有一些片子,確實有道德綁架的嫌疑,“不看就不是中國人”,為什麼不看一個電影就不是中國人,我都不知道這些論調是怎麼來的。
我還是想保持我那個執念,我覺得他們必須得被仰視。我還是不能夠接受,我們以一個特別隨便的態度去觀看他們。當然這可能確實是我的執念。
如果我們把他們想象成自己的爺爺奶奶,我經常把他們想成我自己的爺爺奶奶。就像我們片子裏,有一個老兵叫薛英傑,我們都叫他“姥爺”。薛英傑是跟我接觸時間最長的一個老兵,差不多持續了3年,我真的把他當成姥爺。

薛英傑,中國人民志願軍47軍司令部軍醫
今年4月份做調色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薛英傑外孫女打來的,説姥爺昨天走了,我現在得趕回邯鄲,你們要不要跟我一起。我們當時特別想一起去,但因為後期也有別的工作,所以把我們的時間排得很死。我們又不是什麼大片,只能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我説現在去不了,還很平靜地就掛斷了。掛完之後,片子正好又出現了薛英傑的畫面,那個時候你再看到他,怎麼説,特別的奇怪,就是你剛知道這個人已經不在了,這個人就在一個巨大的屏幕面前,還在跟你訴説着他的故事。我跟我搭檔兩個人就都哭了,哭得特別傷心。調色師説導演我們要不要停一下,我説不用停。那一天,我真的覺得特別自責。
自責的原因是,薛英傑在住院之前,一直跟他的外孫女説,能不能讓我們把片子給他看一看,他想看一看自己的故事。因為對姥爺的情感太深了,我一直跟小歐説,我説我一定給姥爺剪好,現在還是一個特毛的樣子,音樂字幕啥啥都沒有,顏色亂七八糟。我説你再給我幾天,你再給我三週,我把它剪立整了,我給姥爺看一完整的,到時候我們拿着電腦帶着音箱過去。我就老想做一個特別好的東西,這可能是性格里面一個缺陷,追求一種不太現實的極致。所以薛英傑最後就沒有看到過現在這些畫面,這事讓我覺得特別的難過。
看過電影大家都知道,薛英傑把戰友埋葬,想着有一天打回來再把戰友帶走,但誰想到戰事變化,部隊調動,他就沒再回來,成為一生的遺憾。這件事其實在他心裏鎖了挺多年的,但現在我又虧欠了他一個承諾。
坦白説,這個電影的價值,一定超越票房。今年是2021年,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1週年,我們現在老人最小86歲,最大98歲,我們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也就是80週年的時候,很可能就不在了。你們想聽到親歷者的聲音,去哪找呢?所以它已經超越了一個常規的商業電影的邏輯了。
對票房我們一點都不糾結。你一定要説我是因為票房、排片失望,好吧。但其實我內心真的不是這麼想的。我內心真的是覺得,我們一定是哪出了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它可能也不是電影的問題。
我那天特別憤慨的一件事,我們被迫、躺槍上了一一段熱搜,是源於説我們上映了多少天,票房是100多萬,好像有粉絲去籌款一個小時,人家就籌到了200多萬。
我特別討厭這種比較,我覺得首先這種比較特別不尊重我們的老兵。粉絲行為,我不去討論它正確與否,誰還沒年輕過,我年輕的時候也有我的偶像,他們現在對他們偶像的這種推崇,沒有任何的不好,當然好不好我説了也不算,都是有爹媽的人。我只是覺得,把我們這兩件事並在一塊的人挺討厭的。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問題,很多觀眾都想問一下孫德山爺爺自己辦的紀念館,具體位置在哪?
宋坤儒導演:在遼寧瀋陽渾南區高坎鎮舊站村。
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這個爺爺,就會發現他是能幹出這種事的人。老人特別的憨,憨厚的憨,也就代表了他特別的直,特別的倔。他今年93歲了,為了説給他展館買幾個那種三四塊錢的照片,他可以賣一車垃圾,然後從瀋陽北站走回他自己的家,可能要走30多公里。
你會覺得這老兵挺傻的,為啥呀?他兒子閨女、老伴都跟他説你別弄了,90多歲了,你就四世同堂安享晚年得了是吧。不行,老人説只要我活着我就得弄。我對於他的理解是,他人回來了,但他把自己的某一個部分永遠留在了那個時空裏。他做這些事兒,是為自己嗎?他是免費的。老頭不管在屋裏面穿什麼衣服,只要有人進他院裏,就立刻穿上軍服戴上軍帽,從頭給你講一遍,抗美援朝怎麼回事,幾次戰役……

工作照,右二為孫德山
他那屋可熱了,等於把他的院子上面蓋了一個盆,不通風,連空調都沒有。我們2020年去拍的時候,太熱了,就湊了3000塊錢,我説我們來不及了,要來得及,我就立刻下單給你買個空調。我們得走了,我説您務必裝個空調,至少能夠涼快一點。在外人看來,就完全是自己給自己找罪受。他為了什麼呢?我對這個問題一直在思索。就是每個老兵,面對他們過往的方式都不一樣,每一個人,都在用他們各自的方式去回溯這段歷史。
有人看了電影后説,看到一個老人在田間騎着自行車,感覺特別的悽慘,我説是嗎?我不這麼認為。一個93歲的老人還能夠騎自行車,代表他得有多麼的頑強和硬朗。有的畫面沒拍,就是他每天要掄一個很大的實心鐵錘,從裏面砸出鋼條,能賣個兩三塊錢。93歲的老人,不染髮,頭髮是黑的,牙沒有掉。我能夠想象他十七八歲的時候什麼樣子,他的兵種是通訊員。就是在戰地交通被破壞後,他要一個人上路,比如説從中線去東線送信,可能兩三百公里,這一路他要麼就搭車,要麼就靠走,中途也有特務,他就一個人上路,所以這爺爺膽子特別大,特別硬。
他説我無所謂,我都這麼大歲數,我就是想我們這些戰友。這些老人普遍都藏着一個心理,就是説他們認為活着不是自己的事兒,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不應該活,另外一方面他們覺得要活就得要把戰友的命都給活出來,每一個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