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1950他們正年輕》導演宋坤儒：我不明白為什麼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覺得哪裏不對

【文/觀察者網 馬雪】

“剛入朝，我們沒經驗，一個女同志，炸碎了，在河溝裏撈上來她兩個辮子，姓戴，高中生，非常漂亮，我們的白毛女，第一炮就沒了，辮子梢上都是碎肉。”

正在上映的抗美援朝老兵紀錄電影《1950他們正年輕》，開場便驚心動魄。

大熒幕上，26位平均年齡88歲的老戰士，打開深埋的記憶，在你面前講述他們的戰火青春。

雖然豆瓣評分高達9.0，但受影片題材、類型、前期點映因疫情取消等因素影響，排片和上座率不佳。上映16天，票房僅有600多萬。

影片導演宋坤儒在接受觀察者網專訪時表示，堅持院線的原因在於想保持他的執念——“他們必須得被仰視”。他説，壓力不在票房，當初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説這事90%會賠錢，也確實有片方退出。

“所有人看完都説好，然後沒有人看。這事本身就特荒誕。它可以成為另外一個電影，類似於《黑炮事件》。”

也有一些人質疑他，宋導演感慨，“我不明白現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問題，為什麼一提到英雄，就覺得好像哪裏不對。”

但與此同時，《1950他們正年輕》也成為繼《二十二》之後，中國影史上又一部出現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

很多觀眾通過打電話給影院、包場、贈票的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去看，一些影院積極回應，後續排片也有所提升。

“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能有‘自來水’，我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要靠‘自來水’。能有這麼多人來幫助，特別的感謝。”

宋導演説，“我們的目標是能扛一天是一天。哪怕全國就剩下100場，剩下10場，剩下一場，我們都得堅持。只要有場次開就會有人看，有人看就會有人幫我們傳播。因為我們已經沒子彈了，我們自己的子彈已經全打光了。”

“但凡在戰場上活下來的兵，身上全是故事**”**

觀察者網：您能簡單介紹下拍攝這部片子的緣起嗎？

宋坤儒導演：2018年，我陰差陽錯拍了一部跟老兵相關的公益廣告，意外地認識了一些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戰士。轉場聊天時，覺得他們説的話很有意思，跟史料、教科書上的宏大英雄故事不一樣，都是非常細碎、特別打動人的小故事。

當時有個老兵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叫葉發坤，腰特別筆直，一頭白髮，帶個金絲邊的眼鏡。實際拍攝的時候才發現，他沒有雙腿，膝蓋以下全是假肢。一個帶着假肢的人，努力把身體站得那麼直，當時我就是心“砰”了一下。

第二天去他家，發現牆上掛了一張特別奇怪的照片。一個年輕戰士，肩膀上有一隻手，但旁邊卻沒有人。葉老跟我們解釋，旁邊的人是他跟他關係最好的戰友，上戰場前倆人拍了張合影。但他戰友犧牲了，他不想再看到戰友的樣子，就把照片折了過去。這個事又讓我的內心“砰”了一下。

葉發坤家牆上的照片

當時也沒想拍成電影。但有一天深夜，回家路上，突然想起這個老人把照片摺疊過去的時候，我就在想，他究竟在想什麼。那一刻，作為一個電影導演的直覺，我覺得這些老人背後有故事。所以我就在想以後有沒有機會可以採錄一下他們的小故事。就是特單純的一個想法，然後就這麼幹了。

觀察者網：您在拍攝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宋坤儒導演：從大困難來説，第一肯定是時間。我們經常説我們這是“搶救式的採訪”，有兩層含義：一是搶救老人留下來的故事，另一個是我們要搶在時間奪走老人的記憶之前。有些老人他的生命還在延續，但記憶被奪走了。

還有個困難是，有一些老兵不會輕易跟你敞開他的心扉。傷痛也好，記憶也好，對每個人的內心留下的是不一樣的。

比如“小北京”任紅舉，他本身是文藝兵出身，比較開朗，會用幽默、講故事的方式來消解他的慘痛。他經歷的故事非常慘烈，比如説大辮子……但他描述的時候還能保持一個清晰的思路。

他跟我説過一句話，“你記住啊，宋導演，但凡在戰場上活下來的兵，身上全是故事”。尤其像他們文藝兵，他不是在一個部隊，文藝人才畢竟不多，要反覆到不同的部隊宣傳演出，所以他經歷和看到的故事比較多。上甘嶺那個著名的孤膽英雄——胡修道（一級戰鬥英雄，上甘嶺戰役中帶領戰友共擊退敵人40餘次進攻、斃傷敵280餘人，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蹟），任紅舉是第一個採訪的。當時陣地上就剩了他一個人，17歲的任紅舉把胡修道背了下來，還根據胡修道的事蹟寫了山東快書《金星英雄》，演遍全軍。

任紅舉，中國人民志願軍12軍31師文工團隊員（圖片由宋坤儒導演提供）

跟任爺爺聊了之後，顛覆了我的一些印象，我才知道文藝兵並不僅是唱唱跳跳。朝鮮戰場上的文藝兵有三重身份，他們叫“大三元”。第一個就是本職工作——宣傳員，將戰地真人真事迅速改編成快板、口號、歌曲、獨幕劇，演出給戰士；第二，衞生員，要擔負戰場上的救護工作；第三更超乎我想象的是，他們還要肩負戰鬥任務，配槍，戰鬥慘烈的時候他們也要參戰。

觀察者網：劉素謙奶奶説“你來的正是好時候，來的再晚我可能就沒有了”，片尾列表上有幾位接受採訪的老兵名字帶上了白框，好像也有她？

宋坤儒導演：劉素謙奶奶是今年5月份離開我們的。她特別愛唱歌，我們去拍的那時，她每天去公園唱一個小時的歌，是公園裏年齡最大的。看她年輕時候照片，有點像周冬雨那個感覺。

她當時是司令部的秘書，敵軍轟炸建築物時，她為了保護機密文件，抱着公文包就從三樓還是四樓直接跳了下去。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上面是飛機在轟炸，下面是“鐺鐺鐺”的炸彈，一個女孩子破窗而出。當時那會兒三四樓可能跟現在不太一樣，冬天還有積雪、帳篷什麼的遮擋。但她跟我們説，當時啥都沒想，就是覺得這個文件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我們特別想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但正式拍攝的時候，老人卻忘了。她不僅忘了這件事，她連自己參軍的年份都忘了。

她女兒説，上了92歲之後，她的思維就時好時壞。很不巧，我們拍攝那天她的思維變得不好了，就停留在她當時喜歡照相，來來回回地重複這個話。我試圖順着她的話題往下問，這也是有些觀眾在評論裏質疑説，我為什麼只關心女孩子愛不愛照相。其實不是我關心，作為採訪者，我希望被採訪者最大限度地主動去説。當天老人的思維就停留在照片相關的，所以我只能順着她問照片相關的問題。但她也接不住我的問題，還是回到原點。

就在我們已經準備放棄的時候，給我們介紹她的熊朝瑞奶奶來了，劉素謙一回頭就看見熊朝瑞。我在她對面，看到她那個眼神跟剛才不一樣了。我就問了她一個問題，我説您看看這是誰啊。她一下就把我這個問題接住了，説“這是我戰友，熊朝瑞”，那一瞬間我覺得老人的思維就回來了，特別的奇妙，就是一瞬間就回來了。她還開玩笑，説熊奶奶現在漂亮什麼的，我們大家就開始很放鬆了，説老人知道開玩笑了挺好，證明她情緒正常了。

我們就打算先把熊奶奶請出去再接着問，結果一轉頭，真的就一秒鐘，劉素謙的臉就變得悲傷了，説“我現在已經這麼老了，你們才來，你們再不來我可能就走了”。當時她抓着熊奶奶的手，讓我覺得沒有辦法把她們分開，那就索性兩個人一塊拍，就是全片當中唯一一段雙人畫面。

全片唯一一段雙人畫面

老人對死是不畏懼的，一個怕死的人，是不會説出來“我知道我這個身體隨時都會走”的話。她是向死而生的，包括她也很清楚她的照片，他們的歷史會在更大的歷史當中隨風而去。其實有的時候歷史對於我們普通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張照片，撕吧撕吧這段歷史就沒了，曾經的長輩的這種過往可能就灰飛煙滅了。

我覺得我很問心無愧的一件事，就是説我們至少為我們所有采訪的這些老兵的家族，保留了一段完整的家族長輩口述史，我們片子裏面雖然用到的少，但是每一家每一個老兵，我們都把完整的聲畫資料做了一個硬盤，送給了每一個老兵的家屬。

觀察者網：有的爺爺説不願意想過去，一直迴避這個事，一個爺爺甚至説他沒給孩子講過自己抗美援朝的事，是不是有的老兵不是那麼容易開口？

宋坤儒導演：對。比如説上海的談學賢，談學賢經歷過上甘嶺的馬鞍山戰鬥。他當時是是7班班長，有22個人，這個班比正常的班人數多，最後就剩了兩個人，20個戰士全部犧牲了，其實是一場相當慘烈的戰鬥。我就一直問爺爺，我説您跟我説説您馬鞍山唄，咱們怎麼打的，老頭就繞，説我們不去説這些，説這些就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思想，我們當時跟朝鮮老百姓的紀律可好了，路過蘋果地都不摘蘋果，然後就説了一個多小時。

他聽力不好，退役軍人事務部的同志説就大聲跟他説“談老，説説戰鬥情況”。然後談老又開始説，“我當時是7班長談學賢，跟朝鮮老百姓打交道……”。後來我就知道只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就是他不想説，第二種原因就是他非常不想説。我們就結束採訪。有一些老人我們打不開，我們跟這些老人都不是見一次面，最少見兩次以上，而且不是採訪環境，就是私下，所以有些老人是不願意提的。

包括像你剛才説的包月祿，包月祿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英雄的原型。有個電影叫《奇襲》，京劇叫《奇襲白虎團》，那裏面就有一個人物叫包月祿，那個包月祿就是生活中的包月祿。當時他們13個人奇襲白虎團，也是算世界軍事史的一個奇蹟了，無一傷亡，還把人團旗給扯了。就充滿了一種年輕小夥子那種愣勁兒，管他什麼旗，我就扯下來，就給纏腰上，現在這面旗在中國軍事博物館保管。

他們年輕的時候，估計對他們的兒女也説，但是兒女可能聽多了，就覺得我爸又説這些事。到了第三代，比如説孫子孫女輩的，説了可能也聽不懂，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跟他們的距離太遠了。他們能夠知道的可能就是教科書上説我們有抗美援朝，語文課本上有一篇《最可愛的人》，僅此而已。

但是從情感上來説，我覺得老人其實還是很渴望講述他們的故事。所有的老人，在跟我説起他們曾經經歷的時候，我都有兩個感覺，第一他們回到了少年，坐在我面前的一定不是老頭。像任紅舉，他一邊跟我説，我就一邊在想，這老爺子年輕得多“猴兒”，他真的是那種上躥下跳，最調皮、最搗蛋、最“招人恨”的。用他的話講，就是因為我年齡最小，就最“招人恨”。

像包月祿，他一直跟我説，我沒覺得我多麼的英雄，我就是覺得稀裏糊塗挺幸運的。當時他年輕的時候就是連長説走、就走。我還問他，我説您當時明知道這個任務很危險，有沒有寫過什麼血書，電影裏不是都這麼演嗎。他説當時打仗哪有這個閒工夫，天天都打仗，每次打仗之前都寫一份血書，那血就沒了。我説也是，所以很多電影裏描述的，其實都是我們這些創作者臆想的片段。

包月祿跟我説，他覺得自己真的特別幸運。這些爺爺奶奶入朝的時候都是新兵，都是“生瓜蛋子”。到戰場，特別怕的就是槍響，槍一響他們就趕緊躲起來，但是他們發現老兵根本就不怕，老兵説槍不可怕，炮才可怕。就是説“新兵怕槍、老兵怕炮”，因為炮一轟轟一片，你不知道哪片彈片就轟到你了，槍其實它就是單向的。

包月祿剛入朝的時候，跟他的新兵部隊打散了。打散了之後也是一陣陣轟炸，他就跑，然後跟另外一羣打散的新兵匯到一塊了。他膽兒最大，説我們還是得找到一支部隊，不找的話，咱就不就成散兵了嗎，手裏也沒有武器。晚上，這羣人就跟着他睡在一個炸彈坑裏，大約有10來個人。早上起來天亮了，他覺得肚子疼，就從炸彈坑裏出來，去小樹林解手。飛機一顆炸彈，這一坑的人沒了，除了他，因為他上廁所去了。這個事裏，他一點都不英勇，但這個事就讓你覺得戰爭的殘酷和無常，一個人一個特別不經意的選擇，可能就改變了他的一生。

説回這個問題的原點，就是我不覺得他們是老人，我覺得他們都是少年。第二，就是他們在講述少年故事時，呈現出來的是兩個狀態：一個是驕傲，覺得他們年輕時候做的這些事兒很驕傲，他説出來的時候，自覺不自覺的都帶着那種自豪感；第二，感覺他們挺落寂的，很多老人，比如薛英傑、周有春、任紅舉，劉素謙等等，都沒怎麼接受過採訪，甚至説就沒接受過採訪。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周有春，在他軍休所的家裏，5樓沒有電梯，我爬上去的。老人給我們開門，特別熱情地歡迎進他家狹小的客廳，給我們倒水。我問老人第一句話就是“有記者採訪過您嗎”，老人説“沒有”，“從來沒有”。他的回答一出來，我突然覺得特別的慚愧。我覺得這個老人身後，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因為他説出那句話的時候，就已經哭了，他的哭一定是帶着某種心酸或委屈。

周有春，中國人民志願軍23軍67師炮兵營話務員

《二十二》後，又一部出現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

觀察者網：紀錄電影通過前期點映來發酵口碑很重要。2018年紀錄電影票房冠軍《二十二》上映前點映了兩個月，《1950他們正年輕》的點映卻因為疫情大部分都取消了，這對後期上映會不會有很大影響？

宋坤儒導演：剛才沒有説到，這個片子其實還有一個困難，就是一直在跟疫情做賽跑。片子最終決定去整體採的時候，定下來是2020年2月份，春節一結束我們就立刻走，計劃5月份拍完，拍完就是兩個多月，結果2月份疫情來了，出不去了，北京成了災區了。

後期上映，為什麼上座率和口碑沒有發酵出來，其實看過的人都會被感動，但是為什麼現在的票房跟上座率這麼低，有一個特別重大的原因還是疫情。

我們原計劃是一個月差不多15個城市的路演，第一站從瀋陽開啓，8月1號建軍節，我們瀋陽的點映首場海報物料，所有的一切包括邀請老兵、跟烈士陵園的支持聯動，瀋陽的各種媒體都安排好了。突然，南京出現疫情，然後瀋陽就出現疫情。原來是南京是一重站，後來揚州，上海、成都、重慶、瀋陽、廣州都去不了。最後我們所有的活動全部被迫取消，大學又在放假，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最後我們在北京提前上映一週，做了4次點映。所以很多觀眾後來會説，其實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個電影的存在。

當我們把點映全部取消的時候，就已經基本判斷，它的上映會是什麼情況，因為我們現在的發行也曾經發行過《二十二》，這個發行公司對紀錄片的發行非常的熟悉。紀錄片一定是先有口碑，如果片子足夠好的話，再上院線。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尷尬，就是沒有口碑發酵的過程。我們只能等待上映過程當中，這些觀影的人去幫我們發酵。

有的觀眾説，繼《二十二》之後，《1950他們正年輕》是中國影史上又一部出現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特別感謝這些人，因為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能有“自來水”，我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要靠“自來水”。

對我而言，是兩種特別複雜的情感。首先感謝，其次覺得悲傷。原因就在於，我經常自己開解自己，其實電影跟人一樣，每個電影都有每個電影的命，這個電影從他醖釀、出生到成長，就面臨着各種先天性不足，不是説它不夠好，而是説背後能給到它的東西太少了。

我們確實也盡力了，我們沒有錢，很多人説你們去找大V給你們宣傳，如果按正常的費用的話，我們一家都找不起。一些善良的大V，都是他們主動發聲的。我真的是覺得，能有這麼多人來幫助，特別的感謝。

知名CG畫家@烏合麒麟 無償為影片設計的海報

觀察者網：當院線下映後，會上線網絡版或電視版嗎？

宋坤儒導演：很多人都在問我説會不會有網絡版，特別真實的告訴大家，目前沒有，但是如果説，未來更多人想看到網絡版，一定可能是會有的。

但是有一點，網絡版跟院線版一定不一樣，因為院線版是完全針對院線這個環境打造的。首先，網絡版一定會做大量的刪減，現在的片子是98分鐘，根據網絡的特性和現代人獨自觀影習慣，一定會把這片子做得很短，可能有大量你在院線看到的東西，在網絡版就看不到了。

第二，可能會更改一個新結構。在院線，我們給觀眾呈現的是一個浸入式的感覺。在網絡版的情況下，你獨自觀影，很難用一個巨大的聲音跟影像的魅力，讓你沉浸的時候，我可能就要變方式了。院線裏面我們有很多留白，很多情緒的疏解，很多打斷的鏡頭，我們就可以這樣做，長時間沉默讓人感受到背後力量。但如果在網絡上，假設我們用一個手機，他會覺得手機壞了，手稍一滑就過去了。那種鏡頭對網絡是沒有用的，我們就要大量的改，可能這場戲整個拿掉，你看不到這個人了。

現在電影裏面這26位老人，其實我就想做一件事，我要把他們變成一個人，這26位老人所有的故事，其實在我的腦海裏，就是讓他們變成一個人——中國人民志願軍。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希望，能夠堅守住院線的陣地。我們不甘心，説白了就是不甘心。前幾天他們説，導演要不你也跪一下，跪一下票房，跪一下觀眾。我説首先我尊重觀眾，其次，我身後站的這些爺爺奶奶，71年前他們都沒有跪過，我不可能跪。別的片子有可能我作為導演，真的會下跪，這片子我不能跪。如果我今天跪了，有一天他們都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就是化成鬼也不會原諒我。我身上揹負的是他們的囑託，我不可能帶着他們的囑託下跪，不管這個跪是跪什麼，不可能。我一定得站着，哪怕我內心特別想跪着，為了他們，我現在也得站着。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覺得不對”

觀察者網：您接下來還會繼續拍紀錄電影嗎？

宋坤儒導演：我覺得紀錄電影的未來會很好，但有沒有可能我再去參與，就不好説了。我真的覺得做紀錄電影太難了，真的是太難了。電影再怎麼説，我有明星。任何隨便一個爛故事片賣得都比我們好。我們那天在羣裏説，我們觀影人數終於達到10萬人了，對我們來説是特別不容易的一步，有10萬人看過這部電影了。但是你在燈塔、貓眼專業版隨便一劃拉，一個爛故事片，隨隨便便幾萬人就衝過去了。

如果一定讓我説實話，我可能會以另外一種形式來講述這些爺爺奶奶的故事，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可能繼續來講述。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導演，你如果想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所謂的私慾的話，拍故事片肯定更合適。我們前前後後也差不多4年，上映很慘淡，觀影人數也很少，社會效應、口碑也沒有。我兩年就可以拍一個故事片，劇本寫好，3個月週期拍攝，6個月週期後期，就可以上映了。

我為什麼要幹這個事，現在我都覺得我們挺愚蠢的。第一個愚蠢是太過於自信，第二個愚蠢是把所有判斷和思考的權利都交給了觀眾。很多人都説這個片子，整個的剪輯弄得那麼淡，也沒什麼導演觀點。甚至有的觀眾説，這不就是一堆採訪放一塊了，當然，每個人都能從這個作品裏面解讀出他們想看的東西。我只是想説，紀錄電影需要導演，也需要編劇，如果沒有導演和編劇，你們看到的就全是素材，而素材是沒有情緒的。

還有觀眾説，你就不應該剪，每個爺爺奶奶就應該讓他們説，我説那樣恐怕你在這部電影裏面只能看到兩個人。每個老人的講述都兩個多小時，我一個人剪一刀，正好倆人倆電影就湊齊了。當然我們不去跟觀眾計較這些問題。

反正我幹這麼一事，第一我自己問心無愧，第二我對這些爺爺奶奶問心無愧。以後幹不幹再説，反正這事兒哥們已經幹了，幹了就幹了。我也不後悔，賠錢我也認。其實片方會比較的慘，就現在的票房情況，連宣發費用都收不回來，就更不用提之前那些正常的製作投資了。

你不知道，雖然我們片子小，但其實每天我們宣傳的小夥伴、發行的小夥伴，包括片方，我們每天深夜都在開會，都在想明天怎麼辦，我們的目標是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後來鼓勵他們説，我説哪怕説全國我們就剩下100場，剩下10場，剩下一場，我們都得堅持，因為只要有場次開就會有人看，只要有人看就會有人幫我們傳播。因為我們已經沒子彈了，我們自己的子彈已經全打光了。

我在電影學院上學時，有件事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們有國際生，一個特別年輕的烏克蘭的學生，十八九歲，跟我們班的一個同學學漢語。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就聊起了斯大林格勒保衞戰，我説當説有講斯大林格勒保衞戰的電影。那女孩是一個挺漂亮的烏克蘭姑娘。説着説着就哭了，一直在哭，説我們真的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會有我們後來的生活，我們必須要銘記先烈。當時我覺得有點震驚，覺得特別像政治老師，但她真的是特別的真切。我不明白現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問題，為什麼一提到英雄，就覺得好像哪裏不對。

當然這次2020年的抗疫，很多90後00後衝到了第一線，我覺得特別高興，包括這些老兵在採訪的時候也説，現在的年輕人其實跟我們當年一樣，當國家有危難的時候，他們也會第一時間衝到前線。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很多人説紀錄片為什麼不免費看，貓眼上還有人説，這個東西還買票，那不看了。還有人在豆瓣給我留言，説你幹這個事兒就應該學柴靜，你就應該傾家蕩產幹，讓所有的人免費看，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我沒回，但是我很生氣，我説第一你怎麼知道我沒傾家蕩產？第二你怎麼知道她傾家蕩產了？第三為什麼做好事就得傾家蕩產？難道做公益就得死是嗎？我不明白到底哪出了問題，其實我也挺痛苦的。

這幾天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所有人看完都説好，然後沒有人看。這事本身就特荒誕。如果我做導演的話，它可以成為另外一個電影，類似於《黑炮事件》。所有人都覺得很好，但沒有人去看。你不覺得很荒誕嗎？

我的壓力不是票房，我根本就不care票房，幹這個事的時候，我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就説這事兒90%、95%必須賠錢。在過程當中也有片方退出，就覺得這事幹不了了，投資就撤了。不是所有的片方都很堅定，現在留下來的片方是一直很堅定的，也有不堅定的片方。但是我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這事你不能逼別人。

首先我個人就特別討厭“道德綁架”，所以為什麼在整個宣傳過程，從來不會用所謂“道德綁架”的方式。其實之前有一些片子，確實有道德綁架的嫌疑，“不看就不是中國人”，為什麼不看一個電影就不是中國人，我都不知道這些論調是怎麼來的。

我還是想保持我那個執念，我覺得他們必須得被仰視。我還是不能夠接受，我們以一個特別隨便的態度去觀看他們。當然這可能確實是我的執念。

如果我們把他們想象成自己的爺爺奶奶，我經常把他們想成我自己的爺爺奶奶。就像我們片子裏，有一個老兵叫薛英傑，我們都叫他“姥爺”。薛英傑是跟我接觸時間最長的一個老兵，差不多持續了3年，我真的把他當成姥爺。

薛英傑，中國人民志願軍47軍司令部軍醫

今年4月份做調色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薛英傑外孫女打來的，説姥爺昨天走了，我現在得趕回邯鄲，你們要不要跟我一起。我們當時特別想一起去，但因為後期也有別的工作，所以把我們的時間排得很死。我們又不是什麼大片，只能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我説現在去不了，還很平靜地就掛斷了。掛完之後，片子正好又出現了薛英傑的畫面，那個時候你再看到他，怎麼説，特別的奇怪，就是你剛知道這個人已經不在了，這個人就在一個巨大的屏幕面前，還在跟你訴説着他的故事。我跟我搭檔兩個人就都哭了，哭得特別傷心。調色師説導演我們要不要停一下，我説不用停。那一天，我真的覺得特別自責。

自責的原因是，薛英傑在住院之前，一直跟他的外孫女説，能不能讓我們把片子給他看一看，他想看一看自己的故事。因為對姥爺的情感太深了，我一直跟小歐説，我説我一定給姥爺剪好，現在還是一個特毛的樣子，音樂字幕啥啥都沒有，顏色亂七八糟。我説你再給我幾天，你再給我三週，我把它剪立整了，我給姥爺看一完整的，到時候我們拿着電腦帶着音箱過去。我就老想做一個特別好的東西，這可能是性格里面一個缺陷，追求一種不太現實的極致。所以薛英傑最後就沒有看到過現在這些畫面，這事讓我覺得特別的難過。

看過電影大家都知道，薛英傑把戰友埋葬，想着有一天打回來再把戰友帶走，但誰想到戰事變化，部隊調動，他就沒再回來，成為一生的遺憾。這件事其實在他心裏鎖了挺多年的，但現在我又虧欠了他一個承諾。

坦白説，這個電影的價值，一定超越票房。今年是2021年，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1週年，我們現在老人最小86歲，最大98歲，我們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也就是80週年的時候，很可能就不在了。你們想聽到親歷者的聲音，去哪找呢？所以它已經超越了一個常規的商業電影的邏輯了。

對票房我們一點都不糾結。你一定要説我是因為票房、排片失望，好吧。但其實我內心真的不是這麼想的。我內心真的是覺得，我們一定是哪出了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它可能也不是電影的問題。

我那天特別憤慨的一件事，我們被迫、躺槍上了一一段熱搜，是源於説我們上映了多少天，票房是100多萬，好像有粉絲去籌款一個小時，人家就籌到了200多萬。

我特別討厭這種比較，我覺得首先這種比較特別不尊重我們的老兵。粉絲行為，我不去討論它正確與否，誰還沒年輕過，我年輕的時候也有我的偶像，他們現在對他們偶像的這種推崇，沒有任何的不好，當然好不好我説了也不算，都是有爹媽的人。我只是覺得，把我們這兩件事並在一塊的人挺討厭的。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問題，很多觀眾都想問一下孫德山爺爺自己辦的紀念館，具體位置在哪？

宋坤儒導演：在遼寧瀋陽渾南區高坎鎮舊站村。

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這個爺爺，就會發現他是能幹出這種事的人。老人特別的憨，憨厚的憨，也就代表了他特別的直，特別的倔。他今年93歲了，為了説給他展館買幾個那種三四塊錢的照片，他可以賣一車垃圾，然後從瀋陽北站走回他自己的家，可能要走30多公里。

你會覺得這老兵挺傻的，為啥呀？他兒子閨女、老伴都跟他説你別弄了，90多歲了，你就四世同堂安享晚年得了是吧。不行，老人説只要我活着我就得弄。我對於他的理解是，他人回來了，但他把自己的某一個部分永遠留在了那個時空裏。他做這些事兒，是為自己嗎？他是免費的。老頭不管在屋裏面穿什麼衣服，只要有人進他院裏，就立刻穿上軍服戴上軍帽，從頭給你講一遍，抗美援朝怎麼回事，幾次戰役……

工作照，右二為孫德山

他那屋可熱了，等於把他的院子上面蓋了一個盆，不通風，連空調都沒有。我們2020年去拍的時候，太熱了，就湊了3000塊錢，我説我們來不及了，要來得及，我就立刻下單給你買個空調。我們得走了，我説您務必裝個空調，至少能夠涼快一點。在外人看來，就完全是自己給自己找罪受。他為了什麼呢？我對這個問題一直在思索。就是每個老兵，面對他們過往的方式都不一樣，每一個人，都在用他們各自的方式去回溯這段歷史。

有人看了電影后説，看到一個老人在田間騎着自行車，感覺特別的悽慘，我説是嗎？我不這麼認為。一個93歲的老人還能夠騎自行車，代表他得有多麼的頑強和硬朗。有的畫面沒拍，就是他每天要掄一個很大的實心鐵錘，從裏面砸出鋼條，能賣個兩三塊錢。93歲的老人，不染髮，頭髮是黑的，牙沒有掉。我能夠想象他十七八歲的時候什麼樣子，他的兵種是通訊員。就是在戰地交通被破壞後，他要一個人上路，比如説從中線去東線送信，可能兩三百公里，這一路他要麼就搭車，要麼就靠走，中途也有特務，他就一個人上路，所以這爺爺膽子特別大，特別硬。

他説我無所謂，我都這麼大歲數，我就是想我們這些戰友。這些老人普遍都藏着一個心理，就是説他們認為活着不是自己的事兒，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不應該活，另外一方面他們覺得要活就得要把戰友的命都給活出來，每一個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