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九一八事變期間，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了些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傅正】
今年是“九一八事變”九十週年。每當人們提起“九一八”，總繞不開一個問題：這時蔣公在幹嘛？
無疑，蔣公正在寫日記。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他寫道：
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
按照蔣公的説法，日寇悍然挑起事端，侵略我國東北，是看準了“粵逆叛變”的有利時機。
蔣公對“粵逆”深惡痛絕。他接着把對於“粵逆”的痛恨上升到了國民性批判的高度：
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
看起來，相對於被他稱為“匪禍”的工農紅軍，“粵逆”更是心腹之患。
這段日記末了，蔣公還不忘加上一句：“餘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這個發揮十分穩定。
一
這年“雙十節”，蔣公在日記裏下了一份“罪己詔”：
自十七年雙十節就國府主席以來，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禍患迭起，戰亂頻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內為特甚，此皆餘智力不足，用人失當，不能自撥之過也。外侮內憂，天災人禍之未固，由余德薄之所致。
總之，在我就任國府主席這三年裏，國家動盪。我智力不足，用人失當，導致禍患迭起、戰亂頻乘。我德性微薄，導致外侮內憂、天災人禍。都是我的錯啊。
但關鍵是後面半段話：
而所以致餘至此者，乃自名為一般老黨員爭權奪利，舍責避怨，寧使黨國滅亡而不願新進後起，其意氣用事，實足以滅亡而有餘也。世人不察，皆加罪於餘一人，餘亦願其任咎。否則無人能勝此重任也。餘於此惟有忍辱負重死而後已耳。
這一切都是那羣“老黨員”爭權奪利，為了一己之私不惜犧牲黨國利益。我只是為他們背鍋啊。為了黨國，我只有忍辱負重死而後已。
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看我日記。
這羣讓蔣公背鍋的“老黨員”，就以胡漢民為代表！
胡漢民（資料圖）
比如蔣公在10月22日的日記裏就痛罵胡漢民：“此種卑劣政客既陷總理於前，今且毀賣黨國，不顧一切。胡賊之罪，是在毀滅黨國於其一人之手也。”
罵完胡漢民，還不忘順帶對公子孫科的表現感到惋惜：“餘於下午往訪若輩，而以阿科為最不爭氣，甚為總理嘆惜也。”搞得自己是先總理的託孤重臣一樣。
僅僅一個月後，蔣公對於胡漢民的憤怒就到達了新的高峯：
11月25日：“胡逆漢民之肉，不足食矣。”
11月27日：“胡展堂（胡漢民，字展堂）、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11月30日：“國無紀律，人無道義，此國事之所以亂，胡汪孫肉不足食矣。”（胡汪孫，即胡漢民、汪精衞、孫科，這回蔣公不惋惜“阿科為最不爭氣”了，索性改為吃肉了。）
不禁令人好奇，胡漢民何德何能，竟至於讓蔣公一週之內三食其肉？
又，所謂“粵逆”跟九一八事變有何關係？為何蔣公要把九一八事變的責任推到“粵逆”頭上？
其實早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蔣公就已經提出了聲名狼藉的“攘外必先安內”説。1931年7月，日寇挑起萬寶山事件，唆使朝鮮暴民殘殺我國羣眾。蔣公在當月22號的日記裏寫道：
蓋攘外必先安內，革命而為救國，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氣。而後方能禦侮，完成國家之統一而後乃能攘外。今日之戰爭，乃為救國與賣國之戰，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人之愛國，當有同心，鬩牆禦侮，古有明訓。
反映萬寶山事件的漫畫。九一八事變發生前，日本在吉林省萬寶山村刻意策劃，事件意在引發中國與朝鮮民眾間的衝突，為後續侵佔東北三省的計劃佈局。
這是他第一次提到“攘外必先安內”。次日，蔣公就發佈《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其中説道：
**次如無粵中救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
很明顯，“安內”的對象不僅是工農紅軍。相較紅軍，“粵逆”更是心腹之患。
蔣公與“粵逆”的矛盾是怎麼產生的？國民黨“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原因是什麼？
二
公正地説，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有十足理由痛恨胡漢民，於蔣公則不然。胡漢民在兩年前還對蔣公幫扶有加，蔣公卻頃刻之間恨不能生啖其肉，其變臉速度堪比川劇。
造成這一切原因既複雜又簡單：蔣公不是廣東人。
這絕不一句戲言，更不能做片面的理解。今天中國社會人口流動頻繁，大家都説普通話，雖然南北口音不同，但交流起來幾乎沒有障礙。我們已經很難體會當時人的鄉土意識了。
建議大家發揮一下想象力，如果沒有標準國語，一個浙江人和一個廣東人見面各自説方言，該怎麼交流？
方言的巨大差異弱化了民族國家的意識，卻強化了地方觀念。一則同鄉同籍，再則門生故吏，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兩大頑疾。這兩大頑疾同樣體現在國民黨頭上。
關於鄉土因素對於國民黨派系鬥爭的重大影響，早已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比如羅志田教授就有論文《國際競爭與地方意識：中山艦事件前後廣東政局的新陳代謝》（《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專門討論過這一問題。
在我看來，對於該問題最系統的闡述來自於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所長。金所在專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中就以鄉土觀念為線索，重新梳理了國民黨高層的派系鬥爭。
必須坦承，我寫作本文時儘管參考了其他資料，但主要思路和觀點來自於金以林研究員。如果讀者朋友有興趣進一步瞭解此問題，當閲讀金著，尤其是該書的第11章“地域觀念與蔣介石的起伏”。
三
廣東鄉土意識從一開始就糾纏着國民黨。馮自由撰寫《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蹟考》，記錄了286名興中會會員的生平事蹟，其中271人是廣東籍，佔95%。毫不誇張地説，國民黨的前身就是一個以海外廣東人為紐帶結合起來的團體。
這個現象即便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後，仍然沒有得到改變。比如1926年，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吳永生竟然正式提案，要求所有報告、提案和決議都要翻譯成粵語，並獲得了通過。
蔣公作為浙江人卻深陷廣東幫之中，會是什麼樣的狀態，應該不難想象。用他本人的話説：“粵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較任何一省為甚也。”
電影《革命者》以李大釗和蔣公為對手戲，勾畫劇情衝突主線，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蔣公的籍貫和口音決定了他在國民黨內的起點很低，絕不可能有電影裏虛構的那種地位。
《革命者》海報
舉個例子，蔣公早年在粵軍中擔任的基本都是參謀處長一類的幕僚官職務，很少有機會掌握帶兵實權。我甚至覺得，這個經歷造就了蔣公好謀無斷的性格，為養成一代微操大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按照正常邏輯，浙江人蔣公在廣東幫會組織中很難有發跡的空間，但廣東人的內訌成就了他：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兵變，炮轟孫中山總統府。
失去粵軍的支持，孫中山陷入了無依靠的境地。這時，蔣公出現了，他來到永豐艦，堅定地站在了孫中山一邊。這讓孫中山安心不少，委以蔣公海軍指揮權。在蔣公的保護下，孫中山脱離了危險。
這為後來蔣公擔任黃埔軍校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可以説，黃埔建軍是蔣公掌握軍事實權的開始，也為國民黨“黨”“軍”分裂埋下了伏筆。
然而這並不代表蔣公已經得到了孫記廣東幫的信任，表現為：一、1924年國民黨“一大”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及候補委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共產黨人都名列其中，蔣公卻落選在外；二、黃埔軍校不是他校長説了算，黨權高於軍權，校長受到黨代表廖仲愷的節制。
這種不受信任的狀態令蔣公非常不滿，以至他一度拒絕出任校長之職。如果説粵軍叛變為蔣公嶄露頭角提供了機會，那麼國民黨高層廣東幫的內訌則為蔣公進一步上升提供了空間。
孫氏集團最核心的成員有“上三”“下三”之説，“上三”為胡漢民、汪精衞、廖仲愷，“下三”為朱執信、鄧鏗、古應芬，清一色廣東人。朱執信、鄧鏗早逝，及孫中山去世時，黨內以汪精衞、胡漢民和廖仲愷地位最高。
偏巧胡漢民、汪精衞常有分歧，這就使蔣公有空間時而拉汪排胡，時而拉胡排汪，一步步擴充自己的權力。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遇刺身亡。查明主謀是國民黨右派團體“文華堂”，而文華堂的骨幹是胡毅生，他是胡漢民的堂弟。受其牽連，胡漢民不得不出訪海外。
汪、胡、廖三人中，一下子就去了倆，蔣公成為了最大的得利者。不僅如此，他還迫使廣東人許崇智交出了軍權。
廖仲愷（資料圖）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蔣公又藉此迫使汪精衞出洋。
據張國燾的説法，當時譚延闓曾跟他説：“廣東這出戏，不能是軍事獨腳戲，總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而且廣東這個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來掌握一切。……汪既不願再幹，有些人知道胡漢民快要回來了，有意要抬胡出來。”
一貫親蔣的張靜江則向張國燾預言：“這就證明廣州的領導並沒有把事情辦好，現在只有讓我們從外省來的人，以客觀公正的態度，來加以調整，從根本上來解決一切糾紛。”
譚、張二人立場不同，卻不約而同地談及了國民黨內部廣東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尖鋭矛盾。這個矛盾在北伐戰爭開始後，得到了進一步擴大。
你想想，蔣公進入上海見到虞洽卿，兩人一張嘴飆出寧波話，是什麼感覺？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啊。
金以林研究員指出，為了抵制廣東幫，蔣公羽翼豐滿後開始大力發展江浙幫：
北伐前，他在國民黨元老中着力捧出的張靜江、為他作‘軍師’的戴季陶、替他辦黨務的陳氏兄弟都是浙江人。北伐開始後，他大力拉攏在上海的浙江籍銀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財力上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受到他特殊信任、曾參加同盟會而始終未加入國民黨的盟兄黃郛也是浙江人。以後，在軍隊將領中最受他信任的陳誠、湯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務工作的戴笠（軍統）、徐恩曾（中統），為他起草文稿的陳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我曾説，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新派舊派其實一派——江浙派。一貫信任本鄉本籍的蔡校長會站到同樣信任本鄉本籍的蔣校長一邊，豈不就在情理之中？民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徒然披着一張“現代”的外皮，骨子裏卻始終革不去封建社會“同鄉同籍”“門生故吏”那一套。
《覺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所有這些使得1927年寧漢分裂既反映出國民黨內黨權與軍權的分裂，又反映出廣東幫與江浙幫的分裂。
四
1928年1月，蔣公復職北伐軍總司令。此時汪精衞被迫出洋，因為黨內元老指責他與中共廣州暴動有染。蔣公順勢電邀胡漢民加入南京國民政府，蔣、胡之間開始了他們短暫的蜜月期。
胡漢民的支持對於蔣公而言至關重要，正是他擺平了國民黨高層廣東幫的勢力，使得蔣公能夠充分調動政治資源，打贏新軍閥混戰。
更重要的是，胡、蔣合作暫時避免了國民黨內廣東幫與江浙幫的進一步分裂，使得黨權與軍權獲得了表面上的統一。可惜蜜月總是那麼短暫，統一的假象僅僅持續到1930年中原大戰，就戛然而止了。率先站出來拱火的人居然是胡適。
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了胡漢民提出的《訓政綱領》。這引發了胡適的不滿，不久後，他就在《新月》雜誌上連續發表了《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猛烈抨擊國民黨的“訓政綱領”，鼓吹應結束“訓政”，開始“憲政”。這些文章影響廣泛，蔡元培便盛讚其“振聵發聾，不勝佩服”。
今天尚沒有證據表明胡適受人指使，他批判國民黨“訓政”，應當是出於自己的獨立見解。但諷刺的是，胡適的觀點不自覺地滿足了蔣公的需要。
是的，你沒聽錯，蔣公需要“憲政”而不是“訓政”。理由很簡單，在“訓政”條件下，軍隊和政府都必須受到黨權節制。蔣公身兼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職務，軍政大權一手抓，哪能容得國民黨中央這個太上皇指手畫腳？
當蔣公一步步剪除其他新軍閥時，他與胡漢民在“憲政還是訓政”問題上的矛盾越來越尖鋭，到中原大戰結束後就變得不可協調了。
五
1930年10月，蔣公剛剛在前方擊敗了閻錫山、馮玉祥，就躊躇滿志地致電國民黨中常會：“中正以為目前第一要務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召集國民會議之議案，頒佈憲法之時期及制定在憲法頒佈以前訓政時期適用之約法”，“準備以國家政權奉還於全國國民”。
該電報韻目為“江”，故被稱之為“江電”。下圖為10月7日《民國日報》的報道：
胡適在10月7號的日記中剪報黏貼了《蔣請開國民會議之江電》，但沒有評論。
按照蔣公的如意算盤，實施“憲政”，就需要在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五院之上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總統，總統職位當然是由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公擔任。
他的提議理所當然地遭到了胡漢民的強烈抵制，雙方矛盾愈演愈烈。自1931年起，蔣公開始在日記中痛罵胡漢民。
2月6日：“胡則內訌，孫（連仲）則跋扈，內外夾擊，此何時耶？”
2月10日：“晨起，與立夫談國民會議籌備事。胡專欲人為其傀儡，而自出主張，私心自用，顛倒是非，欺妄民眾，圖謀不規，危害黨國，投機取巧，妄知廉恥，誠小人之尤也。惟餘心暴躁發憤，幾忘在身矣，戒之。”
2月13日：“貪天之功，侵人之權，總理對胡汪之所以痛恨者，此也。阻礙革命謀傾黨國，其罪不可恕也。”
2月14日：“自彼加入政府之後，政府即行不安，黨部因之內訌，二年來，內戰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批究總因，實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異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當，且受不白之冤，年來犧牲部下與人民損失如此之多”。
2月15日：“破壞黨國，阻礙革命，陰險小人，終不自覺，為之奈何？繼以‘司大令’自居，而視人為‘托爾斯黨’，故對中外人士皆稱餘為軍人而不知政治並詆譭政治之無能，而其一面妨礙政治，使各種要案不能通過執行，其用心之險，殊堪寒心。”
2月16日：“彼阻礙四中全會之提案，明既簽字，暗又反對，今又把持國民會議，人為其名，彼受其實，此誠小人之尤者也。”
……
其頻率之高，幾乎到了每天必罵的地步。
老實説，我每次翻閲蔣公日記，都感覺此人心理不大健康。他這樣罵人，每罵一次，受害感就加深一分。越罵越恨，越恨越罵，完全停不下來，已經全然不記得胡漢民當初是怎麼支持他的了。
罵着罵着，蔣公終於衝動了。
2月25日，蔣公寫下了一段長長的日記，歷數胡漢民各項罪狀：
下午會客後，為胡事，又發憤怒。回湯山休息。彼堅不欲有約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毀法變法，以便宜私圖而置黨國安危於不顧，又言國民會議是為求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不言約法，試問無約法，何能求統一，何能言建設。……且彼既以隨侍總理數十年，自命此國世人所皆知為我總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國元年本黨所既得之革命政權，而彼等人必欲強總理讓於袁賊，終總理之世，使本黨革命卒無一成者，無非為滿軍所把持劫奪，使總理孤立無援，有志之士皆欲隨總理革命，而不可得。其阻礙革命，破壞革命之罪惡，不自知悔悟。以總理偉大勇決之精神，卒為彼等褊挾刻薄者所斷送。
三天以後，28日，蔣公記道：
本晚宴客，留胡漢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搗亂也。
次日舉國輿論譁然，寧粵分裂的導火索正式點燃。
六
蔣公軟禁胡漢民，國民黨高層廣東幫驚駭失色。孫科、陳濟棠、古應芬等人相繼聯合起來，集體反對蔣公。汪精衞更發表《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表示要與胡漢民捐棄前嫌，共同反蔣。幾個月內，桂系軍閥李宗仁連同“再造派”“改組派”“西山會議派”雲集廣州，另立國民政府。
也正是在寧粵分裂期間，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9月18日當天，蔣公還在“籌劃對粵對匪策略”：
一、對粵決令十九路先佔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餘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共為四屆委員，餘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屬陳蔣蔡等應之，如粵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得路成，再剿赤匪，否則欲速不達，否難見效也。
日寇突然進犯，令蔣公在日記裏着實表現了一把不惜死戰的姿態。
9月26日：“我不能任其梟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於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10月7日：“故倭寇果逼迫於我政府至絕境，而使我民族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能顧，惟有犧牲一己，表示國家之人格與發揚民族之精神，不能不與倭寇決一死戰。”
按照他的説法，我本欲同日寇決一死戰，以維護中華民族獨立之精神，奈何粵逆背後捅刀，為一己之利而不惜與日寇暗通款曲。
今天沒有直接證據表明“粵逆”確實暗中勾結日寇，他們竭力譴責蔣公的不抵抗政策倒是真的。但蔣公斥責他們為了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公器，同樣是句實話。
幾年以後，1938年3月29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這次會議確立了總裁制，蔣公終於擺平了他過去一直未曾擺平的黨權系統。次年，汪逆投敵，蔣公終於戰勝了廣東幫。
從表面上看，此時軍權與黨權終歸於一統。但蔣公真的贏了嗎？只消看看國民黨各路軍頭保存實力、擁兵自重的基本事實，便不難得出結論。而最大的受害者總是日寇鐵蹄之下的中國羣眾。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