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富豪家族被限選委會名額，香港不能是“李家的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若愚】

9月19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舉行界別分組選舉，這是香港新選舉制度下三場選舉中的首次實踐。這場選舉將為今年12月19日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以及明年3月27日舉行的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打下基礎。

稍早前，有香港媒體報道，香港選舉委員會將限制香港富豪家族們在該機構的政治影響力，這些香港的“大家族”未來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員出任選委會委員。

香港“大家族”未來各自最多只能有2名成員出任選舉委員會委員，截圖來自《南華早報》

自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打出了兩張治理香港的“王牌”，分別是出台香港國安法、重構以選委會為中心的選舉制度。選舉制度重塑後，選委會功能和角色發生深刻變革，限制富豪的影響力便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兩種選舉”的邏輯歸一

香港迴歸以來，對特區影響最大的有兩種選舉，其一是特首選舉，其二是立法會選舉。

雖然在“行政主導”體制下，特首是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雙首長”，但由於迴歸前港英政府的“大刀闊斧改革”，立法會權力大增，立法對行政產生了較大的牽絆限制作用。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特區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法案、重要改革措施，屢屢在立法會遭到阻礙而無法實施。

迴歸20多年來，香港選舉制度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這兩種選舉逐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邏輯。

特首由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候選，再由選舉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並報中央政府任命。迴歸初期，選舉委員會的前身推選委員會共由400人組成，後來才分階段增加至800人、1200人。2017年選舉時，1200人共分為4個界別38個組別。

立法會在1998年首屆選舉時有60個議席，發展到2016年選舉時增至70個議席，其中30席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5席為“超級區議員”，35席由地區直選產生。

兩種選舉的區別何在？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指出，過去特首的選舉基礎多來自於香港社會中上層，偏重於富豪階層，而立法會的選舉基礎則偏重中下層。這就使得經兩種途徑選舉產生的特首、立法會議員，在階層基礎和利益訴求上有一定的差別，這也成為行政與立法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改革後的選舉制度，實現了兩種選舉的大部分功能的合一，也將實現兩種選舉邏輯的歸一。

在筆者看來，在新的選舉制度的基礎上，再限制富豪家族出任選委會委員的數量，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優點：

一是使特首決策能夠突破商界利益束縛。

以往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偏重於包括富豪階層在內的商界，使得特首在提出競選綱領和施政過程中，難免向商界的利益傾斜。隨着富豪階層在選委會的名額受限，特首施政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商界利益的羈絆，更加專注於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

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蔭權，曾與富豪交往密切，因被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入獄服刑。2017年服刑完畢後，香港終審法院撤銷其判決。圖源：港媒

二是實現了行政權和立法權社會基礎的合二為一，這有利於緩解此前曾長期緊張的行政和立法關係，產生良性互動和建設性的監督，使得特區政府的各項議案在立法會通過的幾率提高，政府施政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壓力和阻力。

三是增加的名額主要傾向於基層，使得基層和青年人在行政和立法中的話語權上升，倒逼特區政府施政要儘可能地照顧到他們的利益，如採取多種措施加強住房等保障。這樣更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長遠來看，也可以逐步減少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

“創富一代”退出歷史舞台有益於改革推進

據香港媒體報道，包括李嘉誠、李兆基在內的多個香港富豪，均不會參加9月19日舉行的香港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李嘉誠等地產富豪，曾是選舉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在2000年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中，李嘉誠、李兆基、黃志祥、郭炳江等地產富豪齊齊在地產及建造界成功出線。李嘉誠在地產界別以323票的最高票當選，長子李澤鉅在政協界別自動當選，次子李澤楷則在高等教育界以298票入圍，成績屬於中上。在這一屆選委會成員中，不少都有親姻關係，當中又以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亦為數不少，形成了一個結構嚴密的關係網絡體系。

在此後的幾屆選委會中，地產富豪都佔據了較大份額，擁有着極大的影響力。如2017年特首選舉，包括李嘉誠父子3票在內長和系共有8票，李氏加上其友好的選票，約在50-100票之間，取得李氏家族支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選舉前，李澤鉅早早宣佈提名林鄭月娥，李澤楷此後也表態支持林鄭月娥，只有李嘉誠未曾透露其傾向。

李嘉誠家族對特首選舉一直擁有着較大的影響力。圖源：中國評論新聞網

筆者把李嘉誠、李兆基等人稱為“創富一代”。他們成長於香港經濟起飛年代，通過自身的努力打拼下家業，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幾乎延伸到每一個角落。在內地實施改革開放後，他們又迅速進入內地，港資成為內地經濟起飛的重要加速劑，而這些“創富一代”通過擔任政協委員等職務，在內地擁有着一定的影響力。

曾經有一篇自稱“香港小學生”寫的作文“李家的城”，在網絡上瘋傳，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議論。在這篇作文裏，該學生歷數了屈臣氏、百佳、7-11、惠康等在香港街頭隨處可見的李氏家族產業，感慨道：“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

雖然這網文有幽默調侃之意，但其揭露的卻是這樣一個事實：香港的“創富一代”，大部分靠地產起家，通過壟斷地產行業進而控制大部分經濟民生產業。因此，香港社會一直有“地產霸權”的説法，地產商竭力通過參與政治來影響政策制定，維持對其有利的政策，阻擊可能攤薄地產及相關利益的政策。派出代表參與選舉委員會，發揮對特首的影響力，進而維繫他們家族的控制力，就成為“創富一代”們的自然選擇。

這種控制力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通過政策制定限制土地開發，令普通民眾上樓艱難。

深港是緊鄰的兩個城市，深圳土地面積2050平方公里、人口1259萬，人均163平方米；香港1106平方公里、745.1萬人，人均148平米，兩者相差不大。但從住房面積看，深圳人均水平卻比香港多75%。

這其中一條重要因素是香港製定了《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面積佔據香港總面積約4成，其中75%的郊野公園屬於受保護用地，但有不少郊野公園並沒有太大的保護價值。這就使得香港可用於開發的土地較少，地產商可以囤積居奇，房價接連飆升。這些年，香港社會不乏有變革《條例》的聲音，但往往被地產集團以“環保”“保育”之名反對。

2020年國慶期間，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進基層社區，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解決住房等民生問題，是中央治港的重點。圖源：香港中聯辦

據統計，經過100多年的開發建設，香港已開發土地只有275平方公里，佔土地總面積比例為24.9%，遠低於內地大中城市。目前，香港用於私人住宅土地只有26平方公里，而用於公屋用地的則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鄉郊居所竟佔去35平方公里。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改變現行土地政策，根本沒有足夠的土地來蓋房，香港市民的住房夢想是很難實現的。

二是地產商控制大量閒置土地，享受囤積帶來的暴利。

香港的大地產商普遍在土地價格較低的時候購買大量土地，但其中有不少並未開發，而是放在那兒坐等升值。僅所謂“地產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積的農田就達到13950畝。現行香港法律對囤積土地並未作出嚴格監管，長期持有土地不開發並沒有太大的風險。因此，對大地產商來説，囤着足夠多的土地，即意味着帶來源源不斷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

三是高房價滋生裙帶資本，影響其他產業健康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曾直言：“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遠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財富高度集中。近年來經濟發展遇到瓶頸、科技創新產業乏力，包括房屋問題嚴重影響香港民生髮展，影響香港人的幸福指數，究其根源無不是因為資本壟斷，香港發展的命脈被地產商、財團把控。面對資本無限擴張，社會缺少制衡的力量，加之地產商支配下的媒體配合，對於積怨已久的房屋問題，根本原因反被掩蓋，只調整印花税是捨本逐末。”

有限的房屋供應、高企的租房成本，意味着在香港創業的成本比其他城市要大得多。類似互聯網企業、高科技產業，在香港發展是比較困難的，年輕人比起創業，更願意排隊輪候公屋，先上樓再圖謀其他發展，這也是香港近些年來新的產業極難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2021年5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提出一項議員議案，敦促政府全方位增加土地供應。這項提案經過多位議員作出修正案，但在付諸表決時提案和修正案全部遭到否決。而工聯會近期關於“地產霸權”的系列言論，更是遭到了地產商的炮轟。這從一個側面説明，想動房地產“奶酪”是多麼的艱難。

結語

筆者認為，此次選委會改革，是限制地產霸權的一個有利契機。“創富一代”年歲已高或已辭世，第二代已經接班走上前台，他們的思維理念和辦事方法相比上一代，更樂於接受新事物，更願意嘗試新的創造財富模式，這或將有利於推動香港產業改革。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些富豪家族在香港長期經營，各種關係錯綜複雜，各種枱面上、枱面下的利益關聯還有很多。家族參選受限，他們也可能通過其他多種手段繼續維持其影響力和控制力。因此，香港經濟社會的轉型必然是長期而複雜的，絕非一蹴而就，必須做好長期鬥爭和調整的準備。

參考資料：

香港文匯報《吳秋北撰文批地產霸權　籲政府建立規管機制》；劉兆佳：《完善選委會利聚焦基層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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