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什·克里斯托弗：印度商人抵抗亞馬遜的絕望鬥爭
【文/尼爾什·克里斯托弗 譯/劉思雨】
今年印度教霍利節的前夕，在印度北部城市坎普爾，10名男子手持雕像聚集在一家珠寶店外。這些紙板雕像有五英尺高，頭是粉紅色的，臉上有可以旋轉的鬍子，它們做出來是為了燃燒的，這是節日習俗之一。在雕像的軀幹上，這些人釘上了亞馬遜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斯的頭像。
這是普拉文·坎德瓦爾組織的現場示威活動的一部分，他是德里的商人，領導着一個由大約8000萬小企業主組成的組織，該組織被稱為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All India Traders），簡稱CAIT。
當坎普爾的人準備好他們的貝佐斯肖像時，全國各地的數百名商人也在Zoom視頻會議中展示了他們手中的肖像（示威本來是要現場親身舉行的，但印度正處於第二波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的邊緣，全國各地的城市已經處於封鎖狀態）。一些商人在自己的商店裏進行視頻通話，其他商人則在陽台和露台上，還有一些人站在街上。許多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首富的紙板版本：一個店主和他的兩個孩子拿着貝佐斯的大頭照在Zoom上進行視頻通話，還有一個多頭魔王拉瓦納的剪影，魔王胸前印有“AMAZON”的字樣。
印度商人焚燒貝佐斯的肖像來抗議亞馬遜的壓迫
在坎德瓦爾的指揮下，他們點燃了自己手中的貝佐斯肖像。在霍利節期間，焚燒雕像代表着消滅女魔頭霍利卡，這是一年一度的正義對邪惡的勝利。對於店主和商人來説，貝佐斯便是今年要燃燒的惡魔。
這個噱頭是坎德瓦爾的最新玩法。這位60歲的商人與納倫德拉·莫迪的印度人民黨關係深厚，30多年來，他一直作為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的領導人出現在公眾視野。坎德瓦爾和像他一樣的商人，是莫迪在印度獲得的支持的經濟基礎；他們代表了印度的“主流”，即莫迪喜歡在自己的演講中誇耀的本土經濟。但新冠疫情引起的封鎖已經蹂躪了印度的實體企業，讓亞馬遜等外國電商平台有機會闖入印度十幾億消費者的視野。
當越來越多的印度人轉向亞馬遜和類似的電子商務平台時——這些平台的9000萬在線購物者估計到2025年將會翻兩番——對於想要稱霸世界的貝佐斯在他們的地盤上開店一事，坎德瓦爾的支持者們正在推動他們的總理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坎德瓦爾甚至還推出了一個貿易商友好型電子商務平台，恰如其分地命名為“婆羅多電子市場”（Bharat E Market，婆羅多是梵語對印度的稱呼），或“印度電商平台”（India’s E Market），試圖在互聯網經濟中分一杯羹。
當人體模型開始燃燒，屏幕上出現一縷縷煙霧時，視頻會議中的賣家開始齊聲高呼“讓亞馬遜滾回去！”，這句話引用了反對英國的反殖民主義口號。
“我們為什麼要燒他們的肖像？”坎德瓦爾對着他的電腦攝像頭大喊。“我們決定在霍利節這一天燒掉亞馬遜和Flipkart（印度最大電子商務零售商，由兩位前任亞馬遜員工創辦）的肖像，向他們表明印度的法律並不軟弱，印度的政府並不軟弱。”商人們齊聲歡呼。“這變成了每個村莊、每個城鎮都要面臨的問題，因此，我們所有人都團結到了一起。”
2019年12月的一天深夜，坎德瓦爾用他的iPhone瀏覽互聯網，看到了關於傑夫·貝佐斯訪問印度的頭條新聞。雖然自90年代以來，他已經贏得了為小企業爭取企業利益的美譽，但自2016年以來，坎德瓦爾將亞馬遜作為他的主要目標，當時印度放寬了外國投資法，電商巨頭開始衝擊他的小企業主聯盟。
這位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將與總理和高級內閣成員會面，自2004年這家電商巨頭在這裏建立中心以來，這是他第四次訪問該國了。“在他上一次訪問期間（2014年），他在總理府的歡迎儀式享有鋪上紅地毯的待遇。”坎德瓦爾感嘆道。他發誓要確保貝佐斯這次不會得到同樣的待遇。
2017年莫迪會見貝佐斯
坎德瓦爾，每當他想出一個宣傳技巧時，他那張圓圓的、長着鬍子的臉就會閃現一絲笑意，他説話的速度快得讓人迷惑，只有當他切換到英語時才會放慢語速。他是個有錢人——在德里最繁忙的市場道路之一，他家的五金批發生意有一個店面，他開着他的栗色捷豹去參加政治家和商人的許多會議。他的小指上戴着綠寶石戒指，褲子內側的口袋裏裝着一疊現金，符合印度傳統商人的特徵。
在他家族商店內的辦公室裏，明亮的黃色牆壁上掛着幾十張裝裱好的照片，包括一幅坎德瓦爾家族的三代商人身着王子服裝的黑白畫像。在對面的牆上，有一幅3英尺高的拼貼畫，畫上是坎德瓦爾與莫迪總理坐在一起，兩人都在笑。坎德瓦爾的家人虔誠地擁護莫迪的人民黨，部分原因是總理對像他們這樣的商人的支持。
自2014年上台以來，莫迪已經明確表示，印度對商業的態度是開放的。在他作為總理在《華爾街日報》撰寫的第一篇專欄文章中，他寫道：“印度對商業、思想、研究、創新和旅行將是開放和友好的。”作為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多年來他贏得了對商業友好的美譽，這有助於他獲得國內外渴望提高祖國國際地位的印度人的支持。
儘管莫迪在競選中主張印度向國外的商業和創新持開放態度，但他也提倡將印度企業放在首位。上任後不久，莫迪政府發起了“印度製造”運動，這項舉措旨在通過放寬某些關於外國投資的規定，來促進印度成為全球市場上製造業的領導者。在許多方面，推動印度向外國投資者開放邊界的做法發揮了作用。流入該國的外國資本達到了歷史新高。他以“新印度”的承諾拉開了2019年競選活動的序幕。莫迪宣稱這個國家將“重回輝煌的過去”，承諾實現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
但為鞏固印度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所做的努力，對當地企業來説並沒有產生同樣的效果。當莫迪準備在2019年連任時，印度的經濟增長已經衰退到三年來的最低水平，而今年的新冠疫情讓情況更加惡化。為了振興衰弱的經濟，印度政府正在開展十多年來最大的私有化行動，出售其在主要國有企業中的股份。而當小企業在嚴峻的經濟情況下掙扎時，亞馬遜和沃爾瑪旗下的Flipkart所佔有的市場份額卻大幅增長。今年疫情的長期封鎖只是進一步鞏固了亞馬遜的地位。自新冠疫情肆虐以來，它的銷售額翻了一番。
貝佐斯的第二次印度之行是在莫迪宣誓就任總理後不久，也是這家電子商務巨頭全面進入印度市場的一年後。出訪前不久，貝佐斯宣佈在印度投資20億美元，以助力其在全國範圍內發展業務，貝佐斯也在莫迪的辦公室與他會面。印度總理在推特上發佈了一張會面時的圖片，他們兩人互相看着對方微笑。
儘管貝佐斯受到熱烈歡迎，但印度有保障措施，防止亞馬遜和其他電商企業接管印度的商業市場。亞馬遜在美國可以在其平台上直接向客户銷售自己的產品，而但印度的法律限制電子商務網站持有和銷售自己的產品，這一限制是為了保護小企業。這意味着亞馬遜只能從印度供應商那裏收取產品銷售費用，而不能直接與製造商建立單獨交易，創造亞馬遜品牌的產品。
但亞馬遜已經通過創建自己的印度賣家公司來繞過這些限制，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公司叫做Cloudtail。Cloudtail成立於2014年，是一家名為普瑞恩商業服務（Prione Business Services）的班加羅爾公司的子公司，是亞馬遜亞洲分區和一家由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的億萬富翁創始人納拉亞納·穆爾蒂（N.R. Narayana Murthy）合夥創立的印度風險投資公司的合資企業。2021年路透社的一項調查發現，亞馬遜通過Cloudtail這樣巧妙的手法在印度蓬勃發展。儘管該國的亞馬遜市場擠滿了數十萬賣家——大大小小的賣家——但到2019年初，其中的35家商家就已經佔了亞馬遜在印度在線銷售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受益的是亞馬遜和大企業。
亞馬遜一直試圖規避印度的法律，這激怒了坎德瓦爾。“這些公司全年都在搞促銷活動，每次促銷都有難以想象的折扣，”他告訴Rest of World新聞（一家非營利性的報刊機構，報導信息技術對除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區的影響）。“所以，他們這是在公然藐視政策和法律。”
2018年，莫迪政府宣佈要採取措施進一步限制電子商務，以阻止電商大平台在印度的發展。這些規則專門針對亞馬遜和Flipkart等外國電商公司，並且也不讓這些大公司擁有Cloudtail等賣家實體超過25%的股份。對莫迪來説，制定該規則的時機至關重要：他正在為確保連任總理而進行競選。而對印度人民黨來説，像坎德瓦爾這樣的小商人構成了一個強大的票倉，他不能疏遠這些人。此舉安撫了小商販和坎德瓦爾，迫使亞馬遜出售其兩個賣家實體的部分股份，並造成了暫時性的故障，因為一些產品——包括亞馬遜品牌的商品——在印度版平台上暫時無法使用。到2020年1月貝佐斯宣佈訪問印度時，他的公司在印度的地位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因此，在坎德瓦爾看到貝佐斯即將訪問印度的消息後的第二天，早上5點，他就開始行動了。他給總理辦公室的隨員發了信息，告訴他們，貝佐斯的訪問會給印度的小企業發出錯誤的信號——亞馬遜馬上就會把中小企業毀了。他用工會的信箋給莫迪辦公室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後來他給媒體分享了這封信。“亞馬遜首席執行官傑夫·貝佐斯急於會見總理【原文如此】，肯定是急於掩蓋電子商務中不公平的商業活動。”信中寫道。
坎德瓦爾回憶説：“我們不僅向總理發送了那封信，還向印度人民黨主席、內政部長、國防部長、財政部長髮送了那封信。很快，部長們的電話開始紛至沓來。當地媒體也報道了此事。到上午9點，印度人民黨政府中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職能部門都收到了坎德瓦爾的貿易遊説團體的信，敦促他們不要與貝佐斯會面。
坎德瓦爾是莫迪的支持者
遊説起了作用。在2020年1月的三天行程中，貝佐斯沒有與任何一位部長或政府官員會面，據説莫迪的辦公室也拒絕了他的預約。坎德瓦爾和印度貿易商聯合會（CAIT）加倍努力，在貝佐斯演講的德里會場附近安排了一次抗議活動。當這位身穿藍色謝爾瓦尼大衣的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向座無虛席的禮堂鞠躬致意時，坎德瓦爾和幾十名零售商高呼“亞馬遜滾回去！”坎德瓦爾舉着拳頭，拿着話筒帶頭呼喊。
貝佐斯的此次印度之行的遭遇與前次訪問相比有了明顯的變化。紅地毯和莫迪的推特都沒有了。這一次，印度商務部長皮尤什·戈亞爾（Piyush Goyal）公開抨擊了貝佐斯關於幫助小企業商人的10億美元的承諾。
貝佐斯離開該國後不久，商務部長會見了坎德瓦爾。
20世紀初，坎德瓦爾家族在德里建立了自己的貿易行，並通過銷售建材發家致富。在分治後的印度，當該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市場隔絕時，他們的業務是在印度還幾乎沒有進口產品時做進口貿易。坎德瓦爾説：“我們家族的人曾經什麼都進口——撲克牌、鑰匙鏈——因為這些東西當時在印度並不生產。
坎德瓦爾擅長政治作秀，他的特技表演使他受到當地媒體的青睞，這些媒體總是渴望得到他豐富多彩的評論。他已經成為電視上的一個常規話題人物。焚燒雕像和靜坐是他戰術的主要部分；他的推特也是如此，推特內容是對電子商務永無止境的蔑視。但他是“有關係”的，在一個靠山和血統起着重要作用的國家裏，他繼承的這些遺產為他打開了許多扇門。
印度的商人階層有着悠久的歷史，是由屬於吠舍種姓的巴尼耶羣體主導的。在印度教的種姓制度中，巴尼耶處於處理放貸、銀行和商品交易的社會階層。在莫卧兒統治時期，巴尼耶也融入進了重商的傳統中。歷史學家賽義德·阿里·納迪姆·雷扎維（Syed Ali Nadeem Rezavi）寫道：“沒有任何交易是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多年來，巴尼耶種姓在貿易行業常常取得成功，這使他們成為印度最強大的商業羣體。許多著名的印度商業大亨——安巴尼家族（Ambanis）、伯拉斯家族（Birlas）、金德爾家族（Jindals）——都來自巴尼耶種姓，他們的個人經歷和投資產業都緊跟印度經濟的發展軌跡，這也延續到了印度的互聯網繁榮時期。
在成長過程中，坎德瓦爾一直都知道自己未來會加入家族企業，但他從未料到會來得這麼快。1975年，當坎德瓦爾還是個少年時，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將國家置於長期的封鎖狀態之下，這種狀態被稱為“緊急狀態”。在與鄰國巴基斯坦的戰爭和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之後，印度陷入了長達21個月的憲法權利暫停期，在這一時期內，甘地逮捕了數千名政治反對派。
坎德瓦爾的父親和叔叔是家族企業的負責人，他們也是一個新興組織的成員，該組織名為“印度人民同盟”（Jana Sangh），是印度民族主義民間自發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簡稱RSS）的政治部門。該組織因被指控傳播社區仇恨而被多次取締，但近年來，該組織已將自己重塑為一個右傾的青年組織。該運動在“緊急狀態”期間轉入了地下，坎德瓦爾的父親最終被逮捕，在監獄裏被整整折磨了兩年。
坎德瓦爾在談到他生命中的這段時期時仍會流淚。此時，他就失去了平時那興致勃勃的神態，轉而回想起青少年時期那段脆弱的回憶。他記得有一次去監獄，他的父親告訴他：“雖然我知道你還是個孩子，但你的肩上有責任。你必須定期去辦公室幫你叔叔。”
這位商人的政治立場是在“緊急狀態”下的不確定性中形成的——他父親加入的印度人民同盟最終成為人民黨。坎德瓦爾説他對人民黨的忠誠已經超出了只是為它投票的範圍。“這是發自內心的。我們是因為意識形態而緊密相連在一起的。”坎德瓦爾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在“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學生部工作，與那些後來成為莫迪內部成員的人混在一起。在那時，他就有宣傳方面的才能，他為了學生團體而到處奔走尋找媒體關係，撰寫新聞稿，並把稿子交給媒體機構的編輯。
莫迪2014年的壓倒性勝利讓坎德瓦爾感到很振奮。右翼民粹主義政府崛起，而他自己作為貿易領袖的地位也不斷提高。但是，儘管他們有共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莫迪將外國投資引入印度的願望使坎德瓦爾與印度人民黨的經濟政策產生了分歧。坎德瓦爾認為，增加福利和關注印度本國的零售和貿易才是前進的方向。
根據政治學家和作家維奈·西塔帕蒂（Vinay Sitapati）的説法，印度教民族主義“在經濟方面並沒有意識形態的觀點。”雖然民族主義的政治學説要求組織和團結起印度教社會，建立一個固定的票倉，但西塔帕蒂説，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在治理和外交政策問題上的觀點都比較模糊。印度的大部分現代歷史都是採取的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閉關鎖國、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在莫迪執政前，一直都是國大黨主政印度。這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動盪和經濟停滯，最終導致1991年的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促使印度逐漸嘗試開放自由貿易。
印度人民黨的一些派別強烈反對90年代初的改革。意識形態的真空導致“在過去的50—60年裏，印度人民黨的各個領導人對經濟的看法都各不相同，”西塔帕蒂説，“而且這些看法都是相互矛盾的。”莫迪甚至早在登上總理職位之前，就堅定地站在了改革陣營之中。他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邀請了大型外國企業在古吉拉特邦建立製造業，這常常被認為是改變了古吉拉特邦。在他的帶領下，今天的印度人民黨對市場導向的經濟充滿了熱情。除了偶爾擺出自力更生的姿態外，莫迪的政策總體來看是歡迎私有化和外國投資的。
“印度人民黨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政治意識，即如果它在經濟上（而非社會上）被視為印度的一個右翼政黨，那就不利於贏得選舉，”西塔帕提説。像坎德瓦爾這樣的上層種姓商人“由於歷史原因仍在施加一些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並沒有轉化為保護主義政策。”
這讓坎德瓦爾和印度貿易商聯合會處於一場很彆扭的戰鬥之中。這場戰鬥讓他們站到了莫迪的經濟政策的對立面。該遊説團體——包括坎德瓦爾——在2018就年嶄露頭角，當時他們威脅要在全國範圍內舉行示威，反對沃爾瑪以160億美元收購印度電商巨頭Flipkart的多數股權。他們稱這筆交易是零售業的“毒瘤”，並遊説監管機構對這項收購進行審查，但莫迪政府、工商部以及印度競爭委員會還是促成了這項交易。自被收購以來，Flipkart的用户已從1000萬增至約1.08億。隨着亞馬遜和Flipkart在印度的擴張，零售市場的某些行業受到了特別大的衝擊，包括個人電子產品的零售商。到2020年，印度每兩部手機中就有一部是在網上銷售的，這使實體零售商陷入困境。
對於像阿文德·庫拉納（Arvinder Khurana）這樣的手機銷售商來説，這種轉變是殘酷的。在電子商務流行之前，庫拉納説，“我甚至都沒有時間吃飯，我們得一直站着賣東西。”但在2015年之後，當亞馬遜和Flipkart開始在網上售賣獨家智能手機型號，並搭配大力度的優惠折扣時，庫拉納這樣的零售商完全無法與之競爭。庫拉納説：“我注意到，我的主要顧客的小孩們都來店裏，但不買手機。”“他們會在我的店裏看手機，然後在網上下單。”他説，在最廉價的智能手機中，有25款手機甚至不給線下商店授權銷售。
零售商們爭先恐後，扎堆在網上搶購，只為拿到獨家庫存。庫拉納描述説，店主們蹣跚着用30多張信用卡和身份證為自己的商店批量購買只能在網上下單的手機。但（更專業的）職業槍手是壓死這些店主們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據全印度移動零售商協會的數據，自2019年以來，已有超過4萬家手機店關門。庫拉納關閉了自己的三家門店，解僱了在那裏工作的員工。他哀嘆道，他們現在“用Uber開出租車，有些人在沙龍理髮”。“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被逐出了這個行業。”
作為回應，印度當局已經逐漸開始對電商平台採取行動。2020年1月，也就是貝佐斯訪問印度的那一週，印度的反壟斷監管機構根據從新德里一個貿易集團那裏接到的投訴，對亞馬遜和Flipkart展開了正式調查。坎德瓦爾、庫拉納以及其他受影響的交易商稱，平台通過大幅折扣和獨家合作關係影響價格，尤其是在手機銷售這方面，並通過幫助指定賣家與製造商達成交易，給予他們優惠待遇。
當記者聯繫到Rest of World新聞時，亞馬遜印度區域的發言人拒絕置評。在今年4月的一份新聞稿中，該公司表示，有超過5萬家線下零售商和社區商店在亞馬遜平台上銷售商品，自2020年1月以來，它為印度創造了近30萬個“直接和間接”的就業機會。
在委員會開始調查這些排他性安排是否違反印度反壟斷法之前，亞馬遜在班加羅爾的一家法院對這一決定提出質疑，調查因此被擱置。路透社2021年的一項調查再次引發了線下零售商要求繼續調查的呼聲。一家法院表示，調查結果證實了長期以來亞馬遜對賣家差別對待的指控。報告發布後，坎德瓦爾呼籲“立即禁止亞馬遜在印度的運營”，並再次呼籲制定新規則限制電子商務。他的呼籲引起了媒體的關注，然而雷聲大雨點小，雖然大張旗鼓地反對貝佐斯，但沒有任何其他的動靜。
2020年5月，當世界大部分地區仍在遭受着新冠疫情對健康和供應鏈的影響時，印度解除了全國性的封鎖，而且相對來説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樂觀的政策制定者預計，在莫迪推動的“印度優先”的復甦政策的刺激下，印度的復甦路徑將呈現出V字型的結構。“為本地發聲”（Vocal for Local，即不止購買本地的產品，還要為其聲援）成了政府的口頭禪。“新冠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了本地製造、本地市場和本地供應鏈的價值，”莫迪在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時説道。“本地化不僅是我們的需要，也是我們的責任。”
在第一波封鎖期間，坎德瓦爾看到他的朋友和鄰居轉向了網上購物，對他來説，這是一個行動的信號，他終於可以實行自己醖釀多年的想法了：運營他自己的本地電子商務平台。2020年9月，全印度貿易商聯合會推出了“婆羅多電子市場”。該平台的目的是“讓你附近的商店離你更近，只需點一下鼠標的距離，”有關該平台的新聞稿如此寫道。
坎德瓦爾希望在疫情期間建立自己的電子商業平台
坎德瓦爾設想的“婆羅多電子市場”的概念很簡單：這個市場是吉拉納（Kirana，印度版的便利店）的線上平台，也就是印度家庭購買大部分日常用品的街角商店，而賣家不需要繳納佣金。在“婆羅多電子市場”裏，各行各業的賣家都可以創建自己的電子商店，向客户提供私人折扣，理論上也可以擴充更大的客户羣。坎德瓦爾解釋説，平台上的用户只需輸入他們的區號，就可以在離他們3英里以內的任何一家商店購物。雖然多年來他一直在構想這樣一個平台，但老字號的店主卻不願改變。“新冠疫情是一種祝福，”坎德瓦爾説，“現在每個賣家，每一個湯姆、迪克和哈利，都意識到了電子商務的力量.”
但很難想象“婆羅多電子市場”能夠同亞馬遜、Flipkart等公司競爭，因為甚至連本土競爭對手也能打造自己的平台。這個網站是由印多爾市的五名編碼人員組成的團隊建造的，這個城市以棉花和紡織工業聞名，而不是編碼器。該平台的創始成員大多是50多歲的老派交易員，作為“婆羅多電子市場”的負責人，坎德瓦爾經營該網站的方式更政治化，而不像一家電子商務的初創企業。他挑選了56名當地比較有名的商人，他稱之為“電子商務戰士”，他們舉辦研討會，培訓供應商如何註冊和使用他的平台。他形容自己的同事是“義工”，他們是“盡忠職守”而“誠實”的人，這一點體現了甘地式的無私奉獻精神，同受利潤驅動的市場行為截然不同。
“這56個人會在國內不斷宣傳，讓更多的人瞭解婆羅多電子市場，並吸引人們加入。”坎德瓦爾説。
但是電子商務的發展速度非常緩慢，讓坎德瓦爾和像他一樣的交易商處於守勢，電子商務目前只佔印度零售業的2 %。對亞馬遜來説，來自印度的收入也相對很少，甚至與日本等其他國外市場相比也是如此。根據Forrester（美國的一家研究和諮詢公司）的數據，2020年，印度只佔亞馬遜全球商品總值的2.2%。換句話説，本土競爭者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穆克什·安巴尼的信實工業集團（Reliance）和印度工業巨頭塔塔集團（Ta ta Group）最近就進入了電子商務市場——近年來，兩家公司都收購了當地一些關鍵的初創企業的多數股權。亞馬遜和信實正在打一場極其關鍵的官司，他們試圖爭奪一家價值34億美元的印度連鎖超市的控制權，以期鞏固自己在在線零售市場的股份。
除了大型企業集團，數百家資金雄厚、雄心勃勃的本地創業公司也正在幫助數百萬個街角的印度便利店實現數字化。Fynd就是這樣一個平台，成立於2012年。聯合創始人哈什·沙阿希望能幫助線下零售商直接賣出其商店銷售的產品，並能夠與亞馬遜等第三方平台合作。32歲的沙阿畢業於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比坎德瓦爾和他的幹部更符合電子商務平台的形象。沙阿説，雖然由於新冠疫情導致的封鎖迫使他們採取行動，但交易商“早就該這麼做了。我認為由於對電子商務和技術的不信任和蔑視，我們浪費了太多時間…沒有把它看作是一種新的經營方式。”沙阿認為，小店主的未來是線上和線下銷售的結合。他表示，大平台“永遠無法複製”小店鋪的庫存來源和已經積累起來的客户粘性。哈什的Fynd平台現在由信實工業掌握多數股權，後者在2019年收購了該公司87.6%的股權。
“婆羅多電子市場”相比之下就相形見絀了。坎德瓦爾知道平台不會做什麼，但他不知道應該做什麼。他説他們的平台不會有外國投資，不會有中國產品，只有印度人在努力的搭建平台。不同於亞馬遜將“客户粘性”列為其關鍵原則之一，坎德瓦爾則在平台的上線視頻中説，“婆羅多電子市場”是“賣家的平台，依靠賣家，為了賣家”。儘管坎德瓦爾表示，已經有10萬賣家簽署了該倡議，但該門户網站尚未對客户開放，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投入使用。
這讓坎德瓦爾和與他合作的賣家們處境岌岌可危。即使他在印度人民黨內有相當多的關係，這位中年商人認為人民黨可以做得更多。“六個月之後，會出現一些變化的，”他説，但是沒有平時那麼樂觀了。“但是當然，到目前為止，商人們在印度確實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儘管他們正在為印度人民提供儘可能好的服務。”
他不願批評莫迪政府，但印度人民黨的規矩束縛着他，過去的7年裏他一直在與一個日益擴張、利潤日益豐厚的大型產業作鬥爭，變得筋疲力盡。坎德瓦爾認為這場戰爭是很早以前英國人對印度進行殖民掠奪的戰爭的一部分，那場戰爭使商人階層中的許多人陷入貧困。因此他對帶着公文包的外國人始終持懷疑態度。
對於坎德瓦爾來説，他的家人一直堅定地支持着印度人民黨。幾代人以來，莫迪的“新印度”政策旨在惠及包括像他這樣的商人。他視自己的信仰和貿易業務為一體，他對兩者的忠誠體現在對莫迪本人的忠誠上——他在WhatsApp上用的就是他坐在總理旁邊的照片。但隨着印度向外國競爭者開放市場，他可能會發現莫迪的新印度將以犧牲他為代價。
尼爾什·克里斯托弗（NILESH CHRISTOPHER）是駐印度班加羅爾的記者，主要關注技術對印度社會的影響。
（本文發表於2021年6月10日Rest of World網站，譯者劉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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