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張昕：俄羅斯對阿富汗的態度和底線是什麼？歐亞秩序如何重構？
【採訪人：崔珩，《俄羅斯研究》雜誌編輯、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博士後】
【受訪人：馮紹雷、張昕】
一、引言
2001年10月7日，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宣佈開始對阿富汗的行動，拉開了阿富汗戰爭的序幕。這場戰爭持續了近20年，跨越四任美國總統，《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稱之為“美國最長的戰爭”。
這場戰爭造成超過2000名美國士兵陣亡，財產損失接近2萬億美元，數十萬阿富汗人喪生。2021年4月14日，美國總統拜登宣佈美軍和北約盟軍將於“9·11事件”二十週年紀念日前全部撤出。2021年8月30日晚，拜登在華盛頓發表聲明，宣佈美國在阿富汗近20年的軍事存在已經結束。
阿富汗戰爭貫穿21世紀前20年，是我們觀察世界變局的重要窗口。《俄羅斯研究》編輯部邀請馮紹雷教授、張昕副研究員就阿富汗問題和歐亞秩序構建進行對話，以饗讀者。
二、阿富汗問題的世界含義
（一）喀布爾大撤退可否視為西方總體性的制度失效？
崔珩：2021年7月底駐阿美軍匆忙撤離，上演了一幕“喀布爾大撤退”，此後阿富汗局勢突變，8月15日，塔利班佔領喀布爾，8月19日塔利班宣佈將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自2001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到2021年撤出阿富汗，美國的失敗不僅僅在於軍事上的丟城失地，我們可否將“喀布爾大撤退”這一幕看作是西方總體性的制度失效？
**馮紹雷：**如果把阿富汗戰爭視為一個西方制度推廣過程的話——雖然，阿富汗戰爭最初是出於反恐，但很快轉換為在全球推廣美國式的“優越制度”的一部分。有人認為，甚至到戰爭末期，就僅僅是為了美國的“顏面”——那麼至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這種制度推廣過程本身所起的功效。也即，能否為人類祛魅除惡？能否為人民提供穩定的福祉？能否帶來區域與世界的安寧？能否帶來一種長治久安的治理模式？能否得到盟友與支持者的首肯？至少，除了最初階段對於恐怖分子的打擊，以及剪除本·拉登這一恐怖主義元兇之外，看不到這場戰爭有助於上述功能的實現。
此外，還需要看一下，作為西方制度推廣過程的決策機制，多大程度上與“正義”有關。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寫過一部題為《共和的危機》的文集，這是她平生最後一部著作。其中有一篇“政治的謊言”，專門檢討越南戰爭的決策過程。在越戰尚未終結的20世紀70年代初，阿倫特就曾非常尖鋭地批評了美國圍繞着越戰的決策體系。阿倫特認為，高度官僚化的機構及其智庫人員——所謂的“問題解決專家”欺人而自欺。她説，“問題解決專家”從抽象的社會科學理論（如骨牌理論）或意識形態出發，不惜通過製造事實來配合理論，來主導對越戰的政策。她認為，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中，民眾對確定性的渴望，竟使得謊言比現實更容易讓人相信。
情況十分相似的阿富汗戰爭的決策過程，究竟是美國情報部門撒謊騙了整個決策部門？還是美國式的意識形態誤導了世界？抑或二者皆有？我認為是二者皆有。從這兩方面來看，説這是西方制度的一次總體性失效，遠不為過。
當地時間9月11日，阿富汗前政府的總統府升起塔利班旗幟。視頻截圖
（二）阿富汗戰爭的結束是否反映了西方的衰弱？
崔珩：阿富汗戰爭開始於21世紀初，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在延續贏得冷戰的強勁勢頭，在全世界範圍內迅速擴展影響力，藉以鞏固西方的優勢。自2001年阿富汗戰爭至今的20年間，我們見證了西方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逐漸喪失吸引力，2008年的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了這一趨勢，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加暴露西方體制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我們站在全球的視野如何理解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其與西方“衰弱”有何關聯？
**馮紹雷：**對這一問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看法的。有學者認為，美國的霸權地位衰落了，不意味着美國衰落了。也有學者認為，未必一定能説，美國霸權必定就衰落了，阿富汗撤軍不過是一次殺向東方的戰略大轉移而已。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的興衰》出版，全世界熱議美國的衰落。當時，亨廷頓説了一句話：越是這個民族自己在討論是否衰落，這個民族就不會真的衰落。當年的美國，吸取了越戰教訓，似乎“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我認為可以從全球轉型的視角來看待“美國衰落”，或者“西方衰落”的問題。巴里·布贊認為，19世紀以來的全球轉型過程有三個段落，法國大革命到1945年是殖民主義的西方中心的全球轉型，1945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這一段是“西方全球性”的全球轉型，而在此之後，則開始了一個“去中心化”的全球轉型過程。
如果從西方或美國對於整個世界物質空間的把持這一角度來看，毫無疑問的確是在收縮，包括其精神世界正在出現重大大裂痕，受到各方的挑戰，也的確出現了很多“倒退”“衰朽”與“衰落”。但是，這裏是否還藴含着西方因此而完全喪失了調整戰略、東山再起的可能性？這還值得討論。
20世紀20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之後，一敗塗地。直到羅斯福新政、凱恩斯主義登台，實際上昭告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的問世，延存至今。20世紀60年代末期後，包括越戰及內部危機，美國一度似乎分崩離析，但先是中美蘇關係大反轉，然後是1979年裏根和撒切爾夫人發起的私有化改革，掀動了新一輪全球化，造就了美國又一波興盛風光。今天不能忽略這些離開我們還不太遠的歷史。但是，即使西方還有調整的可能，那也是需要有一些關鍵條件的：第一，能否出現羅斯福新政那樣的大規模改革；第二，以真誠的國際合作面對真正的敵人，比如，各類極端化的意識形態與宗教所帶來的安全威脅，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不足。目前，我看不出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條件。
（三）從哪些理論視角來理解阿富汗戰爭的結束？
崔珩：對於阿富汗政治局勢的理解和判斷，我們看到，在國家間層面，主要是地緣政治、現實主義視角的分析，國內層面主要是宗教、現代化等視角，我們可以從哪些理論視角來觀察和理解阿富汗戰爭的結束？
**馮紹雷：**當然可以有很多角度來觀察20年阿富汗戰爭這一獨特現象。其實，大家比較熟悉的地緣政治、現實主義的或者自由主義的國際理論，雖然相互間各有專指，但實際上還是緊密糾纏在一起的。比如，儘管我不太喜歡米爾斯海默的一些具體結論，但他對世界進入“多極化”以後，現實主義、地緣政治一定會聯手並起着比自由主義更大的作用，深信不疑。阿富汗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又如宗教研究與現代性的問題，也是相互間發生着緊密的關聯。從現代性的觀點來看，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也許是最具有前現代性特點，而難與西方所提倡的現代、後現代的世俗文化相融合的。但是，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現代性”這一範疇本身？儘管歐美現代化程度最為發達和充分，但是現代性是否意味着僅僅就是以歐美為楷模，而排除其他一切值得追求又能體現為當代社會理想的、不一定是歐美式的、而是多樣化的文明稟賦？比如，伊斯蘭教對於西方社會中窮奢極欲式的享樂主義的批判；比如，安全這一重大命題應該在“現代性”這一範疇中所佔有的地位。這些都應該成為對於“非線性、廣譜的現代性”的補充。現代性中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非常重要，但並不意味着只存在歐美所理解的民主與自由，更不意味着可以採用大規模暴力去強行推動這種“民主”與“自由”。
（四）既有體系能否接納一個不同政體？
崔珩：現有國際體系是否有可能接納一個內部性質似乎很不一樣的政體，比如推行一整套與現行制度不同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政體？現行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世俗化的國際體系有可能接納“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這種“特殊”政權嗎?
**馮紹雷：**我想起了兩個學者所説的話。列維-施特勞斯有一次在對話中肯定了一個觀點，他説“社會是與世界脱節的”。他在談到“工業文明的去人性化”問題時強調，“未來的公正社會和人種學家所研究的社會之間，永遠存在着一種差別，甚至是對立”。在歷經帝國霸凌和洗劫的複雜歷史背景之下，當阿富汗的部族、五花八門的宗教派別還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存在方式的時候，很難想象這裏能夠按照美國式的公民社會理論來被“構建”。
另外一位學者是胡適。1959年3月，胡適在題為“容忍與自由”的文章中，談到了他與英國史學大家布爾的一次對話。胡適説，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布爾説，“我年紀越大，就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當時回憶道，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他還特別強調，有時候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也許，胡適先生對布爾的回憶，就是對你這個問題的回答。今天，紛亂中的國際社會，除了對於反人類的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應當學會對於不同治理方式的容忍。
視頻截圖來自鳳凰衞視
（五）世界向何處去？
崔珩：中國領導人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國際學術界已經提供了一些思考。巴里·布贊教授也認為，世界正處於去中心化的深度多元主義階段。未來世界大變局或者説全球轉型的方向是什麼樣的？
**馮紹雷：**大概是2016年，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瓦爾代論壇上，討論中美俄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未來世界秩序的構建問題，記得那次還請來了米爾斯海默，作了關於中、美、俄關係的大會發言。我曾有幸提問普京總統，人類歷史上經歷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814年的維也納體系、1945年的雅爾塔體系以及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您如何看待未來世界秩序的構建呢？您又如何評價中、美、俄三大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呢？
普京總統當時一邊聽我的發問，一邊臉帶微笑，也許是我的問題的確比較學術。他的回答則言簡意賅，他説：這個世界變化如此之快，無論經濟發展、還是高科技革命都日新月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根本就無法預言，未來的國際秩序會像是您所説的過去的國際秩序中的哪一種；但是，只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真正走向未來秩序的構建，所以中、美、俄相互關係。我認為一定應該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那樣一種相互關係。
我覺得，普京的回答還是能夠給我們以啓示的。原則上，由單一中心來一統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漸地朝向觀念多元化、方式多樣化、力量多極化的世界在演變。但是，這裏還藴含着巨大的不確定性。全球轉型，實際上指的是在經濟、科技推動下，以制度、觀念、力量對比變化為基礎，國際秩序、關鍵國家的體制與發展態勢、以及國家間相互關係這三者，在相互緊密關聯中所發生的總體性變化。上面所説的“單一中心”向“去單一中心化”的演變，是一個大體的方向，但也並不意味着完全不會出現偏離。
三、世界大變局背景下的大國博弈
（一）阿富汗的“地理詛咒”
崔珩：讓我們再回到阿富汗問題。英國地緣政治學家詹姆斯·費爾格里夫在《地理與世界霸權》中強調：在衡量事件的重要性時必須牢記，有些短期內對人類影響很大的事件，過後卻無足輕重；而一些開始對人類影響甚微的事件，卻在後來的歷史中產生了長期的影響。近代以來，大英帝國、蘇聯、美國三個世界強權先後在阿富汗翻船，我們不禁聯想有哪些“長時段”因素，作為“看不見的手”左右着阿富汗問題的走向？如何從地理和歷史角度理解阿富汗對於俄羅斯（包括沙俄、蘇聯、後蘇聯的俄羅斯）的意義？這樣的意義是否隨時間有所變化？
**馮紹雷：**當代全球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長時段”因素的重新顯現。以千百年為計的文明、地理、氣候等因素，都已經大幅度地直接介入國際政治。另一個方面，對那些帶有週期性特徵並反覆出現的歷史現象，當然也值得高度關注。雖然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但是為什麼大英帝國、蘇聯、美帝國一再陷入“帝國的墳墓”？我認為，實際存在的、以及被想象中的地緣政治特徵，起着關鍵的作用。
其一，阿富汗處於南亞與中亞之間的樞紐地帶，康多莉扎·賴斯早在2006年對美國國務院的原有機構進行改動，把南亞與中亞打造成一整片，正是考慮到已被美國佔領的阿富汗的地理樞紐的特點，進一步威懾周邊。
其二，阿富汗還牽動着中東局勢，無論是地理上，還是作為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邊緣地帶，在近20年來中東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之下，阿富汗的地理位置都不可低估。
**張昕：**地理位置等“長時段”因素在阿富汗問題上的作用十分明顯。部分受地理位置的影響，和現代很多發展中國家、前殖民地國家一樣，阿富汗的現代史，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各種外部力量鬥爭的結果。阿富汗身處戰略要衝，位於歐亞大陸東亞、中亞、南亞、波斯（乃至中東）幾個板塊的交叉點。
南亞詩人、哲學家阿拉馬·伊克巴爾曾有一首流傳很廣的講阿富汗的詩，題為“亞洲的心臟”：“亞洲是個水土構成的軀體，而阿富汗就是這具軀體的心臟，軀體的毀滅在於心的毀滅。只要心安樂，整個軀體即會安樂。”恰恰是這樣重要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在特定視角下阿富汗成為“無人之地”的歷史宿命。
伊克巴爾這首詩體現的阿富汗地理重要性，很遺憾地成了現代阿富汗的“地理詛咒”。無論是沙俄還是蘇聯時期，作為和帝國接壤的地理單位，阿富汗的政治命運很大程度上被定格於“帝國的南緣”“温柔的腹部”。
對於俄羅斯而言，阿富汗一直有兩層重要的戰略意義，一是經由中亞構成的安全價值，一是通過阿富汗向南進一步擴張的地理價值。傳説中非常流行的彼得大帝當年設想的俄羅斯南下的三條路線，就包括了經由中亞、阿富汗到阿拉伯海獲得温水港。雖然這個故事已經被證明沒有歷史依據，但對蘇聯而言，阿富汗地理上的戰略要衝地位毫無爭議，也是更長遠歷史維度上、蘇俄文化身份上中東穆斯林地區與蘇聯中亞地區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緩衝地帶，是蘇俄眼中“自己”與異域“東方世界”的交叉地帶。
2013年前後，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與美國國防大學近東南亞戰略研究中心曾聯合主辦過幾次國際會議，針對的是當時（2014年）美國將從阿富汗全面撤軍的背景，討論美國全面撤軍之後的南亞和中亞地區的安全與發展前景。其中一次會議的標題就是“中亞南亞戰略交叉點”，其實具體指向的中心，也是阿富汗。
阿富汗周邊國家示意圖
現代阿富汗國家的形成和政治命運，很大程度上是兩次大的帝國鬥爭的結果，先是19世紀英帝國和沙俄帝國對於中亞和南亞爭奪的所謂“大博弈”的一部分，再是冷戰時期美蘇陣營的鬥爭。但是關於阿富汗是“帝國的墳墓”的陳詞濫調，忽視了阿富汗其實也一直是各種外部力量試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標準、發展模式和國際主義願景的實驗場。
阿富汗的現代歷史可以總結出一條清晰的發展（或者説“不發展”）路徑。部分地受地理和自然條件約束，阿富汗的原生資源無力支持本地政治精英對於本國邊界內部的有效治理，無法實現自身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從而必須轉向依賴外部資源。於是，阿富汗精英們不斷利用各種外國資源試圖建立和維護阿富汗國家。然而一次又一次，各種外部力量的議程取代了阿富汗自己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而且幾乎總是“分而治之”、有選擇地支持阿富汗國內某些派別而打壓另一些派別。阿富汗政治精英集團往往通過利用外部投入的資源，又在阿富汗內部不斷複製不公平的結果，從而引發一輪接一輪的內部騷亂（比如，代表佔據人口多數的普什圖人的精英對於非普什圖人少數派的剝奪）。
由此，阿富汗長期以來與各種外部力量主導的“國家構建”、甚至是更廣大的“世界構建”項目聯繫在一起，成了各種外部力量可以投射各自認定的國家建設、發展模式和現代性規範的實驗場。阿富汗也成了“國際社會”實際狀況的一面鏡子：當下的重建阿富汗不僅僅是幫助一個“失敗國家”，其實也是幫助重建一個“國際社會”，因為現在的“國際社會”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全球層次上的“失敗國家”。
按照中國外交部阿富汗事務特使嶽曉勇的理解，當下阿富汗“最大的機會是看到在過去20年，在過去40年或70年，阿富汗第一次有機會掌握自己的命運”。但願在沒有外國駐軍和外部強制的情況下，阿富汗能夠把握超越“地理詛咒”、開始邁上自主發展道路的機會。
（二）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歷史參照
崔珩：之前提到過歷史上曾有多個大國在阿富汗遭遇失敗。20世紀70年代末，正值國力巔峯的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在十幾年後蘇聯便不復存在。入侵阿富汗是蘇聯由盛而衰的標誌事件。將歷史與現實對照：冷戰時期蘇聯入侵阿富汗和當下美國進行的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是否有比較意義？
**張昕：**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簡要回顧蘇聯阿富汗戰爭的緣起、過程和最後的撤軍對蘇聯的中長期影響。蘇聯決定入侵阿富汗，主要是出於對當時迅速衰弱的阿富汗的安全考慮。
20世紀70年代末的阿富汗阿明政府推行激進的左翼政策，引發國內多種力量反抗，使得阿富汗容易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和西方國家的侵擾。蘇聯當局認為這對其南部邊界已經構成威脅，如果阿富汗落入對蘇聯不友好力量的控制之下，則蘇聯“柔軟的腹部”中亞就會對其敞開。20世紀70年代正是中亞伊斯蘭教權勢力迅速抬頭的時期，這是當時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業已缺乏自信的蘇聯領導人所不願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美國的潛在威脅像極端伊斯蘭主義一樣，可能會在地緣政治上孤立蘇聯，並導致類似20世紀50年代土耳其那樣美國導彈直指蘇聯的局面。另外，當時在南也門、埃塞俄比亞和安哥拉等脆弱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裏出現了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政權失勢的威脅；而美國國會否決《第二階段戰略武器會談協議》之後，美蘇之間“緩和”框架也走向終結。在決定入侵之前，蘇聯當局也考慮過其他的多種手段（談判和派遣顧問），但都沒有使得當時掌權的人民民主黨政權穩定下來。因此，面對日益縮小的選擇範圍，軍事幹預成為最後的手段。當時蘇聯做出戰爭的決定，希望先遏制阿富汗的伊斯蘭主義和逐漸失控的地方精英，抵抗美國勢力的進入，又可以使阿富汗成為日後進一步影響伊朗的基地，從而全面穩定海灣地區的局勢。
這場戰爭的失敗在幾個方面深刻地影響了蘇聯政治。在觀念上，戰爭改變了蘇聯領導人對使用軍隊來維持帝國和干預外國有效性的看法。軍事上，戰爭失敗損害了蘇聯軍隊的名譽，分化了蘇共和軍隊之間的關係，也讓蘇聯內部，尤其是部分加盟共和國產生了蘇軍並非不可戰勝的想法，讓前者更有勇氣推動之後的獨立運動。在合法性層面，戰爭的結果也為蘇聯的部分加盟共和國和特定政治力量提供了一個要求獨立的共同理由，因為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場由俄羅斯人主導的“俄羅斯戰爭”，是讓大批非俄羅斯族裔去送命的對阿富汗人的戰爭。
最後，戰爭促發了新的政治參與形式和參與效應，在戈爾巴喬夫開始“新思維”改革前已經開始改造蘇聯的新聞媒體生態，可以説是打響了新思維的第一槍。戰爭產生的大量退伍軍人（Aфганцы）組成了新的民間組織，部分推動了新形態的社會運動，也削弱了蘇共晚期的政治控制力。
順便説一句，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部分當年的蘇聯阿富汗戰爭老兵現在在烏克蘭東部戰爭中又站在了戰鬥的兩邊。對於其中一部分人來説，他們經歷的是一場持續的、未完成的戰爭：從阿富汗到車臣再到烏克蘭東部，是一整套邏輯在過去40年裏的延續。這可能是蘇聯語境下，跟阿富汗有關的另一種“歷史並未終結”的世界觀。
説到戰爭對蘇俄的長期影響，則必須涉及對於戰爭的記憶。對於這場戰爭的記憶不僅是個人層面的，也是社會性的。迄今為止，俄羅斯對蘇聯阿富汗戰爭的理解，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戰爭進展過程中由蘇聯國家主導的，官方將這場戰爭描述為一項崇高的事業，即蘇聯士兵保衞一個脆弱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免受外部邪惡資本主義世界的侵略。第二階段開始於1986年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時期，民間對於阿富汗戰爭的反思開始挑戰之前的官方立場，並在20世紀90年代葉利欽時代達到鼎盛。第三個階段始於2001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隨後美國阿富汗戰爭的開始。在向阿富汗派遣軍隊40年後，俄羅斯國內對阿富汗戰爭及其退伍軍人的看法遠比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01年期間要好得多。
俄羅斯電影《第九連》劇照
現在俄羅斯社會的主流聲音，主要不是直接追問戰爭的正義性或者戰爭結果的價值，而是更多集中在個體層面的犧牲和戰爭記憶。2005年俄羅斯有部非常賣座的電影《第九連》（9рота）。電影的主人公是一羣乳臭未乾、懵懂中被徵兵後加入第九連進入阿富汗的年輕人。1989年1月蘇聯阿富汗戰爭接近尾聲，第九連奉命堅守某高地以掩護大部隊撤退，戰至彈盡糧絕之時卻被告知政府早已宣佈撤軍。影片結尾處，唯一倖存的第九連戰士的一段畫外音很能説明現在俄羅斯社會對於阿富汗戰爭的一個“中位”心態：“那時我們正在離開阿富汗，第九連，我們贏了我們自己的戰爭。那時候我們對很多事情都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兩年之後我們為之戰鬥的國家將不復存在，佩戴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國家頒發的獎章將不再是時髦的事兒……我們被新生活無情地隨意擺佈，有些人高升了，有些人到了最底層。那時候我們對這些一無所知，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被大部隊遺忘在撤離的混亂中，遺忘在那遙遠的高地。我們離開了阿富汗，第九連，我們贏得了勝利。”從中可以看到一種“蘇聯不復存在，但至少我們贏得了自己的戰爭”的心態。
（三）俄羅斯運籌阿富汗問題
崔珩：如您所言，蘇聯出於安全因素的考慮入侵阿富汗，同樣，我們觀察到今日俄羅斯正在積極運籌。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對於阿富汗塔利班的態度，從20世紀90年代末、2001年到2015年前後、再到目前，經歷了幾次明顯的變化，甚至俄羅斯一度成為與塔利班接觸最深的大國。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如何理解俄羅斯對於阿富汗政治前景的基本態度和政策底線？
**張昕：**雖然塔利班組織正式成立於1994年，但是其相當一部分的骨幹力量在抗擊蘇聯的侵阿戰爭中已經嶄露頭角。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對阿富汗的基本立場一直穩定。俄羅斯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與它自己的“反恐戰爭”有關：俄羅斯必須持續地與來自阿富汗和南亞、中東地區、通過中亞進入俄羅斯的宗教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做鬥爭。
“9·11事件”後，俄羅斯總統普京是第一個給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打電話的外國領導人。在隨後美國開啓阿富汗“反恐戰爭”之際，普京主動向美國提供了在阿富汗反恐所需的情報信息，默認中亞國家向對抗塔利班的“北方聯盟”提供軍事援助，並一度默認美軍在中亞國家開闢反恐軍事基地。
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自己也加入反對塔利班的國家聯盟支持北方聯盟。1995年8月，為當時阿富汗拉巴尼政府從阿爾巴尼亞運送彈藥的喀山航空公司一架伊爾-76飛機在坎大哈被塔利班戰鬥機強行迫降，機組乘員在被囚禁一年多後才伺機逃脱，這個事件後來在俄羅斯被改編成電影《坎大哈》。1996年9月，塔利班佔領喀布爾後，俄羅斯拒絕承認，並關閉了駐喀布爾大使館。“塔利班運動”於2003年被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認定為恐怖組織，至今（2021年8月底）仍然沒有改變。
過去20年，俄羅斯對阿富汗基於安全和反恐立場的基本看法沒有改變。有所變化的，是俄羅斯對於中亞和俄羅斯在反恐鬥爭中地位和作用的判斷。雖然中亞國家仍然面臨內部諸多發展難題，但是過去幾十年這五個國家的國家建設總體上有進步，在維持內部安全和地區穩定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所謂的“國家性”都在上升。因此，俄羅斯對中亞地區維持穩定的能力更有信心，不再把這個地區僅僅視為失敗國家的集合、滋生恐怖主義或者傳送極端主義的温牀。
此外，俄羅斯內部的反恐形勢也有所變化。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面臨車臣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聚居地區的分離主義威脅，當時塔利班曾經承認車臣事實上的獨立。而現在，車臣和北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威脅已被明顯削弱，暴力衝突也得到控制。中亞地區面對的主要跨境安全威脅來源也已經變成了“伊斯蘭國”，後者跟塔利班相比，有更強的跨國擴張的衝動，而塔利班和“伊斯蘭國”也是鬥爭關係。
正是在這一系列變化的背景下，俄羅斯對“不與塔利班發生官方接觸”這個原則有所鬆動。在2015年前後，塔利班向莫斯科保證，它將在對俄羅斯來説特別敏感的阿富汗北部打擊“伊斯蘭國”，俄羅斯也為這一任務向塔利班提供支持，包括情報。這已經成為此後雙方關係的一種模式。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為反塔利班聯盟提供幫助，近期俄羅斯沒有再給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2021年8月3日，俄羅斯政府阿富汗特使扎米爾·卡布洛夫甚至明確表示，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是受歡迎的，因為這將有助於取代“伊斯蘭國”和那裏的其他敵對團體。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加尼總統放棄了權力，而俄羅斯的大使館並沒有像很多西方國家的大使館一樣撤離喀布爾，俄羅斯政府也宣佈不會干涉塔利班奪權。
除了在是否參加反對塔利班國際聯盟、是否向現在的阿富汗政府提供軍事支持等問題上立場的悄然改變，俄羅斯也開始更加積極地扮演阿富汗問題調停者的角色。2018年，俄羅斯利用第二次莫斯科阿富汗問題國際會議的機會，促成了塔利班與阿富汗高級和平委員會的首次對話（所謂的“莫斯科模式”），那也是塔利班第一次受邀參加國際論壇。近期，塔利班領導人也已經請求俄方協助與阿富汗北部潘傑希爾抵抗運動的領導人進行談判，希望通過俄羅斯向潘傑希爾人民傳達和解的政治信號。目前俄羅斯在積極推進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擴大的三駕馬車”（俄羅斯、美國、中國、巴基斯坦）發揮作用，推動和平解決阿富汗衝突。“擴大的三駕馬車”的目的是與塔利班就未來阿富汗局勢展開談判，並不是重複當年的反塔利班國際聯盟的作用。
目前俄羅斯政府的態度是不急於撤銷對塔利班武裝的“恐怖組織”定性，也不急於承認塔利班政府是阿富汗合法政府。俄外長拉夫羅夫明確表示，俄羅斯政府“支持阿富汗展開有包容性的全國對話，讓所有政治、民族和宗教團體參與”，在此基礎上在阿富汗形成包容性的過渡機構，作為阿富汗局勢正常化的重要起點。當下，只要保證恐怖主義力量不向中亞和俄羅斯蔓延、美國力量不在該地區長期存在，俄羅斯就不會直接干預塔利班在國內的政策，但對於阿富汗國內政局發生進一步變化保持警惕狀態；同時和中亞國家一道，對於阿富汗可能對外滲透的安全威脅做好準備。近期，俄羅斯加大了在集體安全條約框架下與中亞國家的軍事行動協調。2021年8月以來，俄羅斯參加了和中亞國家的一系列軍事演習，包括模擬阿富汗安全隱患外溢的情景。
當地時間2021年8月10日，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三國聯合軍事演習在塔境內的哈布-邁登訓練場持續舉行。@人民視覺
在此過程中，俄羅斯高級官員認為美國撤軍是其阿富汗政策的徹底失敗，批評美國“打碎一切，轉身走人”是禍亂周邊國家安全的不負責任做法。相形之下，當年蘇軍撤離至少保留了一個相對有秩序、體面的收場，蘇軍撤出之後留下的阿富汗政府也至少還維持了幾年的統治，並沒有在一夜之間崩盤，這與美國宣佈撤軍後的阿富汗加尼政府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對美國和北約在阿富汗行動的評價，也反映出俄羅斯與西方自由主義治理模式和國際衝突解決方法之間的固有分歧。在扮演國際衝突談判調解者和中介的過程中，俄羅斯的方法還是以國家為中心的，一般尊重所在地的合法政權。這樣的調解做法，有些專家稱之為“脅迫性調解”：談判和脅迫性軍事行動緊密關聯。衝突管理被認為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和平是由較強的一方強加的。脅迫性調解需要使用武力（直接或通過武裝代理人），但武力與外交舉措同和平談判同時展開，往往能在短期內取得遏制衝突升級的效果。這樣的調停方法已經在敍利亞、阿富汗、中非共和國、利比亞等國家得到應用。在這些國家，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俄羅斯的衝突解決方法與美國和西方的方法在進行競爭。在印巴克什米爾衝突、巴以衝突、也門衝突等其他案例中，衝突各方也明確有意邀請俄羅斯調停或者加入衝突和解過程。由此，美國阿富汗撤軍“失敗”的結論對俄羅斯來説有額外價值，更好地説明了俄羅斯衝突解決方案的相對優勢。
（四）阿富汗問題為中俄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間
崔珩：2021年8月4日，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庫普乾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離間中國和俄羅斯的正確之路”，建議從七個方面分化瓦解中俄關系。隨後，俄羅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主編盧基揚諾夫發表文章回應庫普乾的觀點。盧基揚諾夫認為庫普乾的觀點基於狹隘的地緣政治理論，所謂的分化中俄策略缺乏現實和歷史的依據。中俄關系的穩定性和基礎成為一個熱議話題。世界大變局的時代，特別是圍繞着阿富汗問題的大國博弈，能夠為我們思考中俄關系提供一些什麼樣的啓示？
**馮紹雷：**值得提一句，庫普乾在近20年前所寫的《美國時代的終結》曾轟動一時。但當時庫普乾的看法是，無論是崛起中的中國還是伊斯蘭世界，都不是挑戰美國的敵人。他認為，美國的真正對手是當時處於熱火朝天的一體化過程中的歐盟。可見，美國精英階層的思想也在變。
至於，無論是主張從意識形態立場打壓中俄，還是庫普乾式的主張以非意識形態方式來分化中俄，都忽略了一個在中俄與歐美之間的帶有根本性的區別：中俄對以往封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模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刻反思，同時在自主性前提下，既維護主權穩定，又學習民主與市場。這種包容開放、同時又謹慎前行的立場，比起美國與其盟友一味固守自以為是的排他性的意識形態、堅持以武力威懾、政權更替等手法推廣自己的觀念與制度，顯然要棋高一着。這是中俄夥伴關係難以撼動的關鍵所在。阿富汗變局又提供了一種新的合作機會。
再補充一句，這位庫普乾，不僅是當年的看法與今天不一樣，而且，也正是他幾個月前與理查德·哈斯共同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主張今天的國際秩序構建應該仿效1814年的維也納體系，也即，不論國內體制如何差異，在大國間要奉行“協同”。此種觀點一時間激起了巨大的國際爭議，特別是遭受了奉行意識形態路線的西方輿論的反對。可見，即使是同一位學者，儘管發表了不利於中俄關系的言論，但是他也有着諸多其他還是值得聽一聽的主張。對此，我們應該學會分門別類地加以對待，而不是簡單化地處理。
四、未來歐亞大陸秩序構建的前景
崔珩：如果從構建區域秩序的視角出發，美國在阿富汗的意圖並非只是控制這個地理位置十分關鍵的國家，而是試圖以阿富汗為中心連接中亞和南亞，改變原有的歐亞區域秩序，但美國的歐亞空間整合方案在阿富汗遭遇挫折。未來歐亞區域秩序的構建可能以什麼方式展開？“一帶一路”能否成為構建歐亞區域秩序的載體？
**馮紹雷：**我認為，歐亞區域秩序的構建還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曾經有人設想，以歐安會模式整合歐亞板塊，但這一機制早已時過境遷。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人們還主張通過亞歐會議的方式，來強化歐亞大陸國家的合作，但這還只是停留於論壇式的交流。現有的北約、歐盟、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以及南亞、中東的各類區域組織，都尚難成為整全性的歐亞秩序模式。可能還是要通過次區域進程的逐步提升，以及“一帶一路”方式的非剛性區域體制構建，強調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引領等務實合作，才能夠逐步地走向歐亞總體秩序的構建。
**張昕：**首先，很難説美國曾經有過整合歐亞大陸的野心，能力恐怕達不到。希拉里·克林頓擔任美國國務卿時，曾在2011年推動過美國主導的“新絲綢之路”計劃，該計劃的提出其實早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美國設想的重心落在打通從印度由南往北的通道上，希望促進從南亞經阿富汗到中亞的經濟走廊建設和地區發展。希拉里·克林頓在2011年的一次演講中説：“一個阿富汗農民在開車去新德里之前，應該能夠在伊斯蘭堡賣石榴。”阿富汗也應該有希望成為中亞和印度次大陸之間經濟一體化的“新絲綢之路”的核心。
和中國的絲綢之路計劃相比，2011年美國版的“新絲綢之路”動議其實也有類似的“以發展促安全”的初衷，但是前期準備非常倉促，主要是為了在當時奧巴馬總統承諾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的前提下，為整個南亞中亞地區提供一套正面的政策話語。這種心態導致美方沒有很好評估政治意圖背後的經濟利益。美國和盟友資源有限，所以當時推進計劃時希望有關的新基礎設施項目能夠財政獨立，並且主要由私營部門驅動，而現實中美國企業不願意承擔進入該地區的風險。
美國在推進該“新絲綢之路”計劃時又堅持排除中俄。對於中亞國家，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更多是將該地區經濟重新導向美國的新盟友印度，而削弱中亞國家同俄羅斯、中國的關係。但是相應的具體政策大都沒有得以實施，甚至完全沒有開始。而且，美國之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已有建設成就也沒有説服力，使美國“新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對美國是否有足夠堅定的決心和足夠強大的能力來推進此計劃產生懷疑。十年後，這種將阿富汗納入歐美國家所説的冷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設想已經破滅。
中亞-南亞輸變電項目（CASA-1000）示意圖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過去20年左右的時間內，我們確實觀察到全球層面某種大局面醖釀改變中的躁動不安。一方面，地緣政治學説中麥金德的“世界島”和“心臟地帶”概念與德國法哲學家卡爾·施密特的思想在一些主要的歐亞大陸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土耳其都有所迴歸。各種版本的歐亞主義也在莫斯科、安卡拉、柏林和德黑蘭不同程度地流行起來，“北京-莫斯科-柏林”為基礎的歐亞大陸聯盟的一些設想雖然更多還只停留在話語層面，但是這種想象的吸引力無疑在上升。這其中，阿富汗問題、朝鮮半島局勢、烏東衝突等熱點都成了歐亞大陸整合需要解決的難點。
另一方面，美國方面無論是“亞太再平衡”還是之後極力推動的“印太”概念，再到近期的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都有鮮明的海洋聯盟色彩，都是在歐亞大陸外圍。這種全球層面的地理和地緣政治想象，無疑會深刻影響未來的世界格局，包括未來歐亞大陸的命運。
崔珩：阿富汗問題事關全局，面對阿富汗的亂局，中國該怎麼辦？
**張昕：**對於中國而言，阿富汗國內的安全穩定直接關係到中國尤其是中國西部地區的安全穩定。阿富汗安全局勢的穩定有助於控制恐怖主義、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的潛在來源。阿富汗境內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部分領土可以作為“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亞”的跨國經濟帶來連接中國和其他歐亞、歐洲地區的貿易與投資。尤其考慮到中國政府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阿富汗和中亞、南亞合作所藴含的能源、農業等領域的經濟利益，使得阿富汗在調整中的中國外交總體戰略中是可能有所突破的舞台。
底線可能是準備好規避最壞結果的風險控制手段，之後在不給各國留下填補美國撤軍後權力真空的印象、不給周邊國家引入地區霸權的印象的同時，創設阿富汗各方和談的國際舞台，提供地區一體化相對中立的國際舞台，提供實現地區多種“聯通”的操作平台。中國在對阿富汗工作過程中需要強調：中國的基本原則是促進和平安全，協助經濟發展，支持政治和解，加強國際合作；同時強調中國從沒有介入過阿富汗內部事務或者在該地區扮演過殖民勢力，是發揮中間力量的合適代表。
中國尤其可以在災難管理、反恐、反毒等方面對阿富汗和周邊地區提供更多幫助。在基礎設施之外，中國可以增加人員培訓、發展援助和農業發展支持。可以聯合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或者在上合組織框架下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技術支持、訓練更多警察、訓練裝備阿富汗的反毒品人員、以及培訓在災難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員；可以考慮提供更多的學生培訓和獎學金，支持阿富汗學生和年輕職業人士來中國學習。在打擊罌粟種植和毒品貿易方面，中國也可以幫助當地農民尋找替代品，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冷藏車在內的運輸儲藏工具，幫助阿富汗農民對外運輸新鮮農產品。
在中長期，中國可以認真考慮在多重意義上參與到促進阿富汗和周邊地區的互聯互通的長期建設中。其中在該地區建立跨大陸交通帶的可能性已經被多方提出，包括俄羅斯、伊朗、南亞諸國在內的地區國家都表達過有興趣參與這樣交通帶的建設。類似的還有一個包括中亞、阿富汗和其他南亞國家在內的共同糧食交易市場，以及推動本地區關於水資源和農業資源共享、地區分工的合作機制。在實現阿富汗政治基本穩定之後，這些都是可以共同推動、造福各方的經濟項目。在謹記從英帝國、蘇聯到美國的歷史教訓前提下，對阿富汗的政策可以成為中國對外“創造性介入”的一個突破口。
崔珩：感謝兩位老師接受《俄羅斯研究》雜誌訪談，併為我們提供了內容豐富的分析與進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間。
（本文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