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默克爾
【文/觀察者網 王慧】德國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默克爾的政治生涯也開始倒計時。9月26日，馳騁政壇16載的默克爾將正式交出“接力棒”，為自己的總理生涯畫上句號。
然而，這次大選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説是一道歷史性的選擇難題，因為一向穩健、明智，且讓他們安心的“默克爾媽咪”沒有尋求連任。一時間，不少德國人的選票不知該投給誰，選戰也因此變得撲朔迷離、難以預測。
無論誰最終成為默克爾的接班人，對於德國來説都意味着一個時代的落幕，屬於默克爾的時代，結束了。
向一段長達16年的歷史説再見並不容易。自7月起默克爾就安排了一系列出訪，英國、美國、俄羅斯、烏克蘭、波蘭、法國……期間，她還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了電話。
似乎，默克爾在通過外交的方式一邊向世界“告別”，一邊為她的繼任者鋪路。
這位出身前東德的“政壇鐵娘子”留下了一個怎樣的德國？這次大選將對德國或歐盟產生哪些衝擊？“後默克爾時代”俄美歐三角博弈的劇情將如何上演？德國的對華政策是否會出現“急轉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崔洪建在接受觀察者網專訪中稱：“德國短期內很難再出現一個像默克爾這樣能長期執政的領導人，默克爾已經成為德國政治的一個時代代表。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她在德國獲得了超黨派的影響力，像肖爾茨這樣別的黨派（社民黨）的領導人現在也在拼命地模仿默克爾，以顯示他是默克爾的接班人。”
崔洪建認為，後默克爾時代，德國的對華政策的“品控”難度越來越大，新政府在面臨外來衝擊時可能不會像默克爾時期那麼堅定。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宇方告訴觀察者網，“默克爾在德國是定海神針一樣的存在，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非常務實。讓人很佩服的是，默克爾做所有政治決策時都能放下個人的偏好和情感，來顧全大局。比如説，她在跟特朗普最不對付的時候，都能維護好德美關係的平衡，這很不容易。”
2天后，誰將成為默克爾的接班人？從目前的民調情況來看，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肖爾茨的贏面更大。但最新民調顯示，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和社民黨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究竟鹿死誰手，讓我們拭目以待。
肖爾茨在競選過程中模仿默克爾，擺出默克爾經典的“菱形手勢”
默克爾治下，德國從“歐洲病夫”到經濟強國
2005年當選之後，默克爾成了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理。在此後的大選中，她連續三次成功連任，一干就是16年。在任上，默克爾經歷了4任美國總統、4任法國總統、5任英國首相、9任意大利總理……
對於整整一代德國人來説，默克爾代表着永恆，就像英國女王一樣。他們在默克爾的治下長大，稱她為“媽媽”（mutti）。
法國《解放報》稱，默克爾體現了二戰結束以來德國人所一直渴望的東西：穩定。
這種穩定甚至包括了她的髮型和着裝。一款單排3顆扣、兩側口袋的西服外套硬是被默克爾穿出了“彩虹色卡”。
一位荷蘭藝術家曾用默克爾的西裝拼出一張色卡，顏色多達100種
執政16年裏，默克爾的支持率一直都在50%以上，最高時一度達到86%。即使到了今天，默克爾即將卸任之際，她在德國仍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人氣，德國《明鏡》週刊前不久用“近乎偉大的總理”來評價默克爾。
然而，上台之初的默克爾是不被看好的“黑馬”。當時，甚至有人斷言，她最多幹6個月就得下台，可能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從物理學家轉行的總理開啓了“超長待機”模式。
默克爾1954年出生於一個牧師家庭，在東德長大。從小她就是班上學習最好的學生，堅忍、自信，且不愛出風頭。
1973年，19歲的默克爾以1.0的滿分成績從高中畢業，進入萊比錫大學攻讀物理學專業。1978年碩士畢業後，原東德科學院的物理化學研究中心成了她的棲身之地，默克爾在那裏從事了12年的科研工作，並於1986年取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
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默克爾”這個姓氏不是她的孃家姓氏，而是來自於她的第一任丈夫烏爾裏希·默克爾。
1977年，23歲的默克爾嫁給烏爾裏希，但僅僅4年之後這段平凡的婚姻便以失敗告終。現在看來，這段婚姻唯一的不平凡，或許就是它讓安格拉·卡斯納變成了安格拉·默克爾。
35歲之前，物理學家默克爾的政治履歷還是一片空白。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給她的人生帶來了新的可能，正如她自己所説，她內心深處的政治意識被喚醒，從此讓她走上了從政之路。
然而就是在柏林牆倒塌當晚，默克爾還是雷打不動地和朋友去洗了桑拿浴，然後她去西邊看了一眼，和朋友慶祝了一會兒就回家了，後來她給出的理由的是第二天要上班。
理性且穩定的作風，真的非常默克爾。
歡慶的人羣爬上柏林牆
1989年12月，她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東德“民主覺醒黨”，並預感自己“在這裏可以有所作為。”不久之後，“民主覺醒黨”就與基民盟合併，默克爾隨之成為基民盟成員。
在其政治導師科爾的提攜下，默克爾在基民黨內平步青雲。1991年至1998年間，默克爾任基民盟副主席，並先後出任聯邦婦女和青年部部長以及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和反應堆安全部部長。
默克爾一度被稱為“科爾的小女孩”。她能獲得時任總理科爾的高度器重，外界普遍認為有三個理由，一是因為默克爾的女性身份；二是因為她來自東德，當時德國剛剛統一，科爾認為內閣需要有來自東德的成員；三是因為她原先所在的政黨屬於少數政黨，代表了少數羣體。
然而，這個“小女孩”並沒有一直活在科爾的庇護和陰影之下。1999年，當科爾捲入政治獻金醜聞時，默克爾果斷與他劃清界限，以一己之力挽救基民盟，也讓自己在黨內的支持率飆升。
2000年，默克爾在黨內選舉中以96%的得票率成為基民盟新一任主席；2005年，她戰勝施羅德，成為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理，也是兩德統一後首位出身前東德地區的聯邦總理。
科爾與默克爾，1991年12月
當政16年，默克爾應對了一個接一個的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危機。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如此評價：對德國而言，默克爾是一位“危機總理”；對歐洲而言，她是“動盪時代的船錨”。
英國《金融時報》稱，自2005年以來，德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是英國、加拿大、日本和法國的兩倍，如今德國已經從“歐洲病夫”變成了經濟強國。
圖源：金融時報
這段時期，德國女性和老年人的就業機會大幅增加，現在德國的女性勞動力的就業率在七國集團（G7）國家中位居首位。
圖源：金融時報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批評默克爾“沒有遠見”，導致德國現在在一個更加綠色、更加數字化的世界面前毫無準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德國《明鏡》週刊認為，“默克爾時代是錯失良機的時代”。
法國《解放報》則稱，離任後，人們將記住默克爾的風格，但不一定是她的政治，她維護了國家繁榮，滿足於管理國家，而不是改造國家。她從其前任施羅德的改革中獲益，卻沒有啓動實現德國現代化所必須的改革。
16年，12次訪華，70多個對話機制
執政16年，訪華12次，默克爾絕對是來中國次數最多、對中國情況最瞭解的西方領導人之一。
每次訪華，除了首都北京之外，默克爾都會走訪另一座中國城市，上海、南京、西安、廣州、天津、成都、合肥、瀋陽、杭州、深圳、武漢。這些年，默克爾走過的中國城市，遍及大江南北，甚至比許多中國人還要多。
2019年9月，默克爾第12次訪華時來到了武漢 圖源：IC Photo
“從默克爾的安排來看，她對中國有濃厚的興趣，對發展中德關係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和誠意。她願意到中國各地走表明，她願意更深入、更廣泛地認識中國，”崔洪建説，德國也有意識地通過默克爾的訪問在中國民眾中樹立對德國的正面形象，這可以理解為是默克爾本人親自擔當的公共外交，通過這種方式深化中國民間對德國政府的認識。
另外，崔洪建和朱宇方都提到，默克爾走訪的這些城市都和中德合作的重點領域密切相關。
“基本每個地方都會有赫赫有名的德國企業，像武漢的德國偉巴斯特工廠，合肥的德國的馬牌輪胎，天津的空客基地，深圳的西門子等等，”朱宇方説，從城市的選擇上可以看出，默克爾是很用心的，她希望在更加務實的層面來推動中德合作，尤其是經濟合作。
“每次訪華，默克爾都會帶着經濟代表團，這些代表團到了具體的城市就會談一些具體的合作項目。”朱宇方補充道。
由於德國內部的一些政治原因，默克爾時代的中德關係經歷了“低開高走”的過程。
《金融時報》稱，如今，德國製造業目前佔歐元區全部產出的40%，主要得益於中國的崛起，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是歐元區最高的。
德國對華出口依賴在歐盟裏是最高的 圖源：金融時報
製造業是中德之間最成熟的合作領域。在這16年間，中德一直在努力擴寬合作領域，把經貿領域的成功向其他領域拓展，雙方目前已建立了70多個對話機制。
崔洪建介紹道，默克爾對華政策的主基調是：擱置分歧、務實合作、求同存異。“默克爾對中國的認識、對中德共同利益的認識、對如何處理中德之間差異和分歧的認識，比大多數西方領導人都要高明。”
他特別提到，當時的背景給雙方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默克爾時期，德國完成兩德統一，逐漸走上國家正常化的發展道路，其本身政策目標和方向發生了變化，而這時（本世紀初）的中國剛加入世貿組織，正在更快速地融入世界主要經濟格局和秩序當中。
崔洪建認為，默克爾對華政策的一大特點是穩定性強，“品控”做得很好。“當然，這個穩定性是和她本人執政了16年聯繫在一起的，不過一個人能堅持16年穩定、連續地做一件事，也很不容易。”
默克爾執政的16年，是德國經濟快速發展的16年，更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16年。隨着中德經濟合作的不斷加深，雙方一起創造了共贏局面：
從2005年到2020年，德國GDP由2.85萬億美元增長至3.8萬億美元，增長了1.3倍；而中國的GDP由2.29萬億美元衝到15.66萬億美元，增長了6.8倍。16年前，中國GDP僅是德國的80%；16年後，中國GDP已是德國的4倍有餘。
默克爾參觀西門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 圖源：新華網
後默克爾時代，德國的對華政策的“品控”難度越來越大
德國大選日近在眼前，新政府未來的對華政策也引起廣泛討論。
崔洪建和朱宇方都認為，默克爾的對華政策有足夠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未來的新政府不管誰接棒，都沒有辦法無視或者放棄默克爾時期的對華政策，他們只能説是繼承，或者説多大程度上繼承。
朱宇方認為，新政府一開始可能會“冷處理”一下，到後期就會比較放開手腳，畢竟對華還是意味着很多現實利益的。
“德國各黨派在大選的時候是一套説辭，在簽訂聯合執政協議的時候也會有一些表態，但是真的到具體出台政策的時候，是否會做出很多很強硬的舉動，我覺得不一定，”朱宇方説，“因為德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實在太密切了，它真的做不到和中國切割。甚至中美之間出現摩擦時，德國許多行會、商會以及學者的討論都是德國是不是能從中有所獲益。”
崔洪建稱，由於默克爾卸任之後，德國短期內很難再出現一個長期執政的領導人，所以德國對華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會受到很大影響，可能會處於一個不斷調整、變化，甚至不斷爭論的過程當中。另外，德國新政府在應對外來壓力，尤其是來自美國壓力的時候，可能不會像默克爾時期那麼堅定，換句話説，德國新政府要做政策“品控”的難度越來越大。
本次大選的三位總理候選人（左至右）：聯盟黨拉舍特、綠黨貝爾博克和社民黨肖爾茨
除此之外，崔洪建還提到，原本中德之間合作對話的邏輯可能會受到挑戰。“之前，雙方是把經貿合作成功的經驗推廣到其他領域，今後中國如果在別的領域和德國談合作，德國人可能會不接受，可能會覺得在其他領域的分歧和競爭要大於合作。”
不過這也不意味着，其他領域的對話和合作不能開展，“只是邏輯上要發生一些變化，不再是簡單地把經貿合作推廣到其他領域，而是要通過其他領域的對話來解決分歧、管控競爭，然後再促進合作。即便是在經貿領域，合作的拓展也會發生一些變化，以前大家基本上是在世貿規則下來促進經貿合作，但現在國際規則和秩序本身面臨着一個調整過程，所以今後雙方在經貿領域的合作和對話要‘前置’，大家先要談標準、談規則，然後再來搞合作。”
朱宇方則提到了兩個中德未來比較有前景、也比較明確的可深化合作的領域：一個是氣候領域，一個是數字領域。
“氣候領域當中涉及到一些非常具體的合作，比如説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其中包括了設備、技術等各方面合作的可能性，而且這裏面的價值觀阻力會比較少。德國在新能源、潔淨能源的技術創新上投了很多錢，扶持了很多前沿技術，他們想找到應用市場，通過氣候合作進行一些技術的輸出，以實現經濟利益。”
“數字領域比較現實和明確的合作方向是人工智能。德國認為，他們的優勢是複雜系統，而中國在人工智能的應用上特別厲害，只要有一點技術馬上就能夠用，並且是經濟性的用，很快就能產生收益。而且中國的市場大，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一下子就能產生規模效應，所以在德國看來，他們在這方面和中國是存在互補的。”
不過，數字領域的合作也要一分為二的看，朱宇方補充道，“雖然像5G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有發展潛力，但是它涉及到數字安全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現在成了一個新的討論熱點。”
“告別之旅”，也是解決問題之旅
在德國大選進入倒計時之際，默克爾從7月開始先後訪問了英國、美國、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法國等國家，這一系列出訪被外界視為她的“告別之旅”或者説“謝幕之旅”。
在美國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阿富汗政局突變、英美澳達成三邊安全協議之際，大國關係的不確定性日益增加，因此默克爾的這些旅程也變得特別引人注目。
俄美歐關係的複雜微妙在默克爾的旅程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值得一提的是，9月10日晚，默克爾還特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了電話。
崔洪建認為，默克爾到訪和通話的國家都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裏對德國外交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其中包括了像中美俄這樣的大國，這説明默克爾要在大國關係當中為德國外交尋求一個穩定的框架，這是她“告別之旅”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2021年7月，默克爾訪問美國，和拜登會面 圖源：澎湃影像
另外，這也是一趟“解決問題”之旅。大國關係裏的問題和其他國家也是有聯繫的，崔洪建拿“北溪2號”舉例，串起了默克爾“穿梭外交”中的“生意”：
“她先去美國和拜登討論，雙方在‘北溪2號’上達成一個妥協，美國暫時放行‘北溪2號’，但是附加了條件。有了這個妥協之後，默克爾接着去俄羅斯和普京談，她實際上在給未來的俄德關係找到一個支點，這樣一來，大國關係的穩定就有了基礎。和美俄談完之後，烏克蘭和波蘭肯定不高興了，所以她緊接着就去了烏克蘭和波蘭，這兩個都是歐洲強烈反對‘北溪2號’的國家。”
“她分了兩頭，在莫斯科和普京主要談‘北溪2號’放行的事兒；到基輔更多地和澤連斯基談限制性條件，今後在‘北溪2號’上還要堅持對烏克蘭的承諾，不讓烏克蘭吃虧等等。”
2021年8月，默克爾訪問俄羅斯，普京為她送花 圖源：澎湃影像
值得注意的是，默克爾“告別之旅”的第一站是英國。
對此，崔洪建分析稱：“今年是英國脱歐第一年，英歐之間還有一些後續問題沒有解決。事實上，在英國脱歐過程中，德國的態度一直是比較保守的，很想挽留英國，但是沒有成功。默克爾把‘告別之旅’的第一站選在英國説明，她今後仍想和英國建立一種密切的合作關係，即便是脱歐了，德國也不願失去英國市場。”
“另外，英國脱歐以後實際上和歐盟之間存在比較激烈的競爭。英國更多的去拉着美國，把歐盟甩在一邊，”崔洪建認為，默克爾去英國也是想尋求英歐關係的穩定，一方面繼續保持密切合作，另一方面避免英歐之間出現過度競爭。
在外界看來，默克爾在總理生涯行將結束之際四處“奔波”，主要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外交遺產。
對於默克爾給德國留下的外交遺產，崔洪建給出了三點評價：
第一，默克爾時期是德國推進國家正常化的時期，它的外交議程充滿複雜性和豐富性，在接連不斷的外交挑戰和探索當中，默克爾基本上形成了她比較統一的外交思路，今後的德國外交會不斷從默克爾這個時期留下的外交遺產中得到經驗。
第二，正是由於默克爾外交的探索性，所以它在一些方面是有爭議的，比如説難民問題，實際上這個爭議也直接催化了德國內部的變化。
第三，默克爾的外交遺產很大程度上是時代的產物，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德國在學習正常外交的過程中也在適應變化，不斷體現自身特色。
未來默克爾外交遺產的命運可能會比較複雜，一方面它會是後來者的經驗來源，但同時也會不斷成為後來者批評的靶子。
少了默克爾的歐盟能否戰略自主，成為獨立一極？
從外交上看，默克爾是個斡旋高手，在俄美歐之間穿梭，不斷搞平衡。
然而，在默克爾卸任、英國脱歐、馬克龍明年連任困難情況下，歐盟實現戰略自主，成為世界政治一極還有多大的可能性？
崔洪建稱：“戰略自主對於歐盟來説是個長遠目標，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歐洲知道自己現在還不具有戰略自主的能力，所以它不斷地去提這個目標。”
他解釋道，“戰略自主”本身有兩方面含義，一般媒體的解讀是對外的層面，即應對中美俄這些大國的競爭壓力，這實際上是個比較次要的方面。“戰略自主”對於歐洲，尤其是歐洲的大國來説，最主要的是解決歐盟內部分散、分化的狀況。
近年來，歐盟內部的分歧不斷，在決策上很難形成一致。因此，內部團結是歐盟首先想要解決的問題，他們想要變的更像一個團體，而不是大家各持己見，最後什麼事兒也幹不了。
崔洪建注意到，這兩年，法德這些歐盟大國在不同程度地推動加強歐盟機構的權利。
“以前歐盟機構都是把小國的領導人推到前面去，大國在後面。但現在，歐委會主席是德國人，理事會主席是比利時人。比利時雖然不是大國，但它是個核心國。歐盟機構的這種變化就表明，歐盟大國想把更多的動力和主導性直接注入到歐盟機構。一方面讓歐盟機構的權利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通過機制來約束成員國的行為，讓大家往一個方向走。”
默克爾和馬克龍 圖源：澎湃影像
至於未來的歐盟是否可以成為世界“一極”，朱宇方認為，不太可能。她説，歐盟成員國內部不是擰成一股繩的，成員國之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很難形成很強大的力量。另外，歐盟層面可以動用的資源很少，包括財政方面、防務方面等等，這就導致它很難有政治行動力。
但崔洪建則提出，未來歐盟可能形成“一極”，但是這“一極”和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一極”不太一樣。
“我們通常理解的‘一極’就是力量中心，一般來説要看綜合實力，很多民眾一説到這個就會算武器數量、軍事力量等等。要是算這個的話，歐盟至少目前很難是被當做‘一極’的，它的安全都不能完全自主。”
“所以歐盟現在不追求完全靠綜合實力，尤其是硬實力評估成為‘一極’，它在突出它的強項。比如説經貿，歐盟27個國家放一起在經濟上至少能排名前三，既然前三了，那肯定是‘一極’了。第二，它要加強它在價值觀、制度等方面的東西，歐盟認為這些方面它是有優勢的，是有軟實力的。”
崔洪建稱：“歐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形成‘一極’，但又不是輪廓清晰的‘一極’，在堅持自身的特性的同時，又在大國競爭中體現靈活性和韌性。所以，歐盟現在強調要發揮在規則制定、規則塑造方面的作用，它想把自己定位一個規制力量，你幹什麼最後都繞不開它。從你的日常生活，到工作，再到思想，多多少少都會受到來自歐洲的影響。”
歐盟最終會變成怎樣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和歐洲政壇必將因為默克爾的離開而發生變化。
人們會想念她，人們會記得她。再見，默克爾！
16年來，每年新年致辭時的默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