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聯合國的“價值觀和原則”，還得靠第三世界國家來維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9月27日，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落下帷幕。這次大會持續一週，不出所料的，美國總統又因為他的表演被大家記住了。

“我要告誡諸位：美國永遠會繼續保護自己，保護我們的盟友，保護我們的利益。對任何進攻，包括恐怖主義威脅，我們都會全力打擊。面對當下與未來的威脅，我們會全力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如有必要，我們隨時準備使用武力。”

在9月21日聯合國76屆大會開幕第一天的大會中，年老的拜登顫顫巍巍地走上了講台，摘下口罩，開始了他20多分鐘的冗長講話。拜登象徵性地對“450餘萬新冠病毒的死難者”們表示了哀悼——在這其中，有超過15%的死難者來自他號稱要護衞的美國。隨後，拜登話鋒一轉，在“人權”與“全球合作”的口號下，向全世界表明了他要將人類重新拖到戰爭陰雲之下的決心。

“美國將繼續保衞我們自己、我們的盟友以及我們的利益不受攻擊，包括不遭受恐怖主義威脅，而且我們準備在任何必要情況下使用武力，用來保衞我們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利益，包括針對持續存在的、迫在眉睫的威脅。”

相比他前任粗暴的姿態，拜登更願意用“外交”的幌子來包裝他的帝國主義。他不像特朗普那樣，赤裸裸地向美國的“盟友”們訛錢，像一個包租公那樣，將全球公共安全包裝成美國提供的有償服務，並伸手直接要求盟友們為美國遍佈全球的軍事基地付賬。

拜登在講話中強調，美國將參與競爭，並且將“激烈地競爭（compete vigorously）”

不！帶着“進步”光環上台的拜登，要將這種美國單邊主義的霸權態度包裹在道貌岸然的“外交”姿態下。然而，拜登的美國所希望的“外交”既像是一戰前夕歐洲霸權者之間，那種充滿了秘密外交、民族帝國主義傾軋與軍國主義色彩的脆弱聯盟；又表現出了一戰之後，威爾遜試圖借用國聯，向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的那種自由帝國主義的傲慢態度。

自由帝國主義者將“普遍主義”理解為某種特定政體、秩序與價值觀體系的普遍化。儘管它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帝國由盛轉衰的時代，它的理論基礎則直接來自於18-19世紀英國對外擴張高峯時期，為擴張行為辯護的理論家們。

拜登在講話中不斷提及“自由”（freedom），他強調，“我們的安全、我們的繁榮，與我們的自由是相互連接的”。在“安全”、“繁榮”與“自由”這些普遍的原則之前，拜登添加了“我們的”進行修飾。這個含混不清的物主代詞恰恰給出了在帝國主義者眼中“普遍價值”的界限，即以自我為中心，對“他者”進行的價值觀投射。這種“普遍價值”本質上是帝國主義者的自我辯護。

這正如早期自由主義者、東印度公司的僱員約翰·司徒亞特·密爾，在他的名著《論自由》中，為英帝國對“野蠻人”進行專制的暴力統治所做的辯護。他強調，“專制主義是治理野蠻人的合法的政府模式”，只要能夠讓野蠻人的狀態“有所改善”，那麼無論使用何種手段達成這種目的都是“正當的”。

這番論述不免讓人想起了英屬印度殖民政府對印度民族起義者進行“炮決”的殘酷手段，讓人想起布爾戰爭時期英國殖民者為鎮壓布爾人而發明的“集中營”，讓人想起比利時在殖民剛果期間對黑人實施的砍手砍腳暴行，讓人想起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也讓人想起了美國及其“盟友”借反恐戰爭之名，在關塔那摩黑獄中發明的水刑，在伊拉克、阿富汗對平民進行的虐殺。這一切帝國主義的暴行，都在“教化”之名的掩蓋之下。而今天，就在聯合國大會上，老朽的拜登又一次搬出了這種帝國主義的説辭。

8月29日，美軍撤離前一天，10名阿富汗無辜平民被炸死。圖片來源：新華社

“改進”的觀念對自由帝國主義者而言是立論的關鍵。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文明階段”論與“社會狀態”論開始成為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道德基礎。密爾強調，統治實踐和制度，需要根據被統治人民的德行和智力，做出相應的調整。這當然不是要承認全球制度的多樣性，相反，這種論述強調，野蠻人無法剋制自己的“自私意志”，無法“遵從任何規則”，因此必須被排除於國際社會和國際法規範之外。只有通過文明人對他們的嚴格教化，通過“有力的專制主義”——即殖民統治，才能慢慢地讓野蠻社會習得文明社會的屬性。

當然，這個過程可能會長達數個世紀。在今天美國政客們不斷重複的論調中，我們也會經常看到將反對美國霸權的國家描繪為“規則破壞者”的説辭。這無疑是在重複幾個世紀以前，殖民帝國主義霸權者們那些陳腐的濫調。實際上，是希望建立一個以極少數人為中心的、排他的、自利的、有限度的“自由秩序”，並將這種“自由秩序”偽裝成普遍主義。

在拜登冗長的聯合國講話中，這種有限度的自由被體現得淋漓盡致。講話中，拜登一共提到了6次“進攻”（attack），14次“威脅”（threat），8次“盟友”（allies）；僅僅3次“合作”（cooperation），以及1次“多邊”（multilateral）。文首摘錄的那段拜登的講話，很好地給出了拜登使用這些詞語的語境。我們看到，拜登在談到“威脅”時，毫不掩飾他以“美國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立場。凡是對美國利益造成“威脅”的，均被視為對美國的“進攻”。美國則鼓勵自身“盟友”之間的“多邊”“合作”，對這些“進攻”做出集體回應，消除當下與潛在的“威脅”。

只有符合美國利益的，才能被冠以“人權”的大旗，只有同美國進行合作，才能被授予“全球合作”的名聲。這無疑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違反聯合國精神的戰爭宣言。它的核心是陳舊的、由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們創造的干涉主義。它也將重複兩次世界大戰始作俑者們的罪惡，將戰爭的陰雲重新籠罩在世界，特別是不被視為“盟友”的、廣大受霸權主義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之上。

有意思的是，在與古特雷斯的會見中，拜登稱讚美國和聯合國之間的“牢固夥伴關係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和原則為基礎的”，這種紐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一時倒讓人錯愕：“美國和聯合國”“共同的價值觀和原則”，那聯合國遵循的“價值觀和原則”到底是什麼？

相比之下，在習近平主席同場發表的簡短講話中，“合作”出現了8次，“多邊”出現了5次，而“進攻”與“盟友”這類充滿軍事同盟暴力色彩的詞語則從未出現。相反，“不對抗”、“不排他”、“摒棄小圈子”、“和平”、“發展”等議題，則是組成中國多元化、多邊主義秩序觀的主要部件。

和平與發展，是我們留給下一代最好的禮物

今天的聯合國已經76歲，它的肇始則是80年前的《大西洋憲章》。作為聯合國的雛形，《大西洋憲章》本質上是美、英、蘇之間的戰時同盟。在它從一個大國戰爭同盟，轉向為一個希望推動國際秩序和平與平等發展的組織的過程中，來自於廣大亞非拉世界對霸權主義的抗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這一抗爭歷史中的關鍵一分子。

就在1945年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召開前的一天，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個後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長篇報告，為戰後中國政治與世界秩序勾勒了一幅較為細緻的圖景。報告中強調，中國人民歡迎各國政府與中國“訂立平等新約”。但是，毛澤東同時強調：

“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絕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

同樣是謀求人類普遍的繁榮與自由，毛澤東點出了一種與帝國主義者“教化”路徑截然不同的方案。這種方案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最後公報》中得到了進一步強調。《公報》中強調，萬隆國家期待的國際平等秩序，需要以各個國家的自我解放為基礎。而實現這種解放的路徑，需要通過被壓迫國家之間的合作與互助達成。這種合作與互助的前提，是對普遍存在於亞非國家中的“殖民主義”的反抗。

正是在對反抗本身多樣性的認可，以及尋求共識與合作的理想基礎上，以反帝與反霸權運動為表現形式的第三世界運動，才真正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新世界平等政治秩序的起源。也正是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第三世界將聯合國從一個大國軍事同盟，轉變為謀求人類普遍利益的民主平台。

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閉幕式上發言。圖片來源：新華社

亞非國家間的國際合作與互助嘗試，還首次將平等納入到現代國際秩序的構建中。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在“國際主義”的合作與互助基礎上，構想了另一種全球規模的秩序。在這種秩序想象中，獨立民族的興亡並不必然遵循“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準則，它更進一步體現了互助與創化的組織原則與目的論理想。隨着亞非國家在社會歷史變革與重新認識自身“民族”傳統的互動中，去殖民歷史主體性意識的覺醒，產生了一種建立在作為獨立主體的“民族/國家”與作為整體的“人類/世界”的共同命運基礎之上的、互助的世界秩序想象，對西方中心的帝國主義敍述進行了祛魅。

在西方國際法與國際關係敍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常被描述為一個規則的破壞者。這種帝國主義態度，在拜登的聯大講話中也有明確體現。除了北約之外，他格外強調了美國與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形成的“四方夥伴”關係，並強調這個聯盟在應對“健康安全、氣候與技術”挑戰時的重要意義。雖然沒有明確提及中國，拜登在講話中，多次強調了近些年在壓制中國行動中，美國的重點打壓領域。

就在此次聯大召開之前一星期，美國便夥同澳大利亞和英國，成立了一個以壓制中國為任務的政治-軍火同盟，甚至不惜挑戰《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承諾向澳大利亞輸送可發射“戰斧”巡航導彈的核潛艇，儘管目前尚未向澳大利亞提供核武器，但“戰斧”畢竟是可以使用核戰鬥部的。這種一面鼓吹和平、繁榮、自由，一面擴散核武器的“人權”表演，本質上是對戰後艱難形成的聯合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平等秩序的直接蔑視。

美國所描述的全球“普遍秩序”，是一個在霸權暴力威懾下，以美國為君主的專制主義秩序。美國這個擁有5550枚核彈頭，軍事預算佔全球總軍事預算40%，在全球共有600餘個海外基地的“暴君”，將中國這個僅有320枚用以自衞的核彈頭的國家，描述為極大“威脅”，並極力希望將中國拖入“新冷戰”的現象，無疑向世界再次展現了自由帝國主義謊言背後的霸權本質，展現了隱藏在自由、進步、普遍人權説辭背後，那種干涉主義的暴力本質。

雖然拜登極力想要在內政與外交場合中，塑造自己與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他的聯大講話中，拜登向美國的所謂“盟友”們喊出了“我們共同領導”的口號，宣稱“不斷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要迎來一個“不斷外交”的“新時代”。

然而，拜登政府的軍事預算卻與特朗普政府沒什麼兩樣。在拜登治下，美國2020年的軍事預算高達7780億美元，佔全球各國軍費總和的40%。在拜登政府的軍事預算中，僅僅有關核武器的預算在過去的一年裏，便比前任政府增加了1130億美元。此外，在拜登政府提交的軍事預算中，繼承了特朗普政府120億美元的F-35戰鬥機項目，也從實質上繼承了前任政府大肆在全球“盟友”中進行核武器擴散的思路。

“我們隨時準備使用武力。”這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在聯合國講台上的傲慢宣言。當拜登的美國説到戰爭時，它將會用“和平”與“人權”來裝點暴力。當拜登的美國説到黨同伐異與霸權軍事同盟時，它將會打着全球合作與維護秩序的旗號。這當然不是拜登的創造。在過去的30年裏，從科索沃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亞、敍利亞、阿富汗、委內瑞拉、海地、古巴、伊朗，在全球每個遭受動盪與苦難地區的背後，都有打着自由與人權旗號的美帝國的影子。

用槍炮與制裁傳播和平與繁榮，這個詭異的帝國主義邏輯壓迫了全球數百年，併為現代世界帶來了兩場全球規模的戰爭。如今，“世界又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霸權秩序下的和平必不能持久，未來終究是在霸權反抗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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