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濱：美軍高官“通共”還是愛國“義舉”？——兼論美國政軍關係的軌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濱】
初秋的華府，註定是多事之都。8月底美軍潰退阿富汗的硝煙未散，美軍高官又被曝“通共”，一時間，美國政要與軍頭之間斬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又被推上風口浪尖。
9月中，水門事件爆紅的美國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其新著《危險》（Peril）中，稱參聯會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2020年大選前後，兩次與中國軍方通話，向中方保證美國不會攻擊中國。米利的行為，在美國政壇引起軒然大波，保守派羣起而攻之，強烈要求米利坦白交代，必要時繩之以法。
9月28-29日，美國參院就阿富汗問題和中美軍方通話舉行聽證會，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參聯會主席米利，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齊（Frank McKenzie）出席。兩天的聽證會上，軍方無論在阿富汗撤軍還是中美通話問題上，都堅持自身的專業化和程序的正當性，力圖與阿富汗災難性的撤軍和政壇的各類過客劃清界限。三位軍頭均堅持曾向拜登進言，建議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美軍，以避免阿富汗政府崩潰及塔利班重新掌權。
米利在證詞中強調他與中方溝通均依據美國的相關程序和法規，意在穩定中美兩軍關係；他還表示會盡心盡力，支持美國憲法，反對國內外的一切敵人，堅信文官對軍隊的控制是這個國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則，致力於確保軍隊不受國內政治的影響。
兩天聽證會信息量巨大。然而無論米利本人的説詞，還是眾多的提問者，以及數週來的媒體炒作，似乎都在就事論事，周旋在“是”與“否”、“對”與“錯”、“通敵”與“愛國”這樣極簡的和政治化的語境之中，有意無意忽略了特朗普制下憲政危機和美國軍事化的對外政策的深層致因。
米利在聽證會上。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有鑑於此，本文借用美國政治中政軍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這一近乎永恆的議題，梳理、比較和分析特朗普治下政軍關係與內外政策的互動方式，及其與冷戰和後冷戰的政軍關係模式的異同，並以此展望近、中期（1至3年）美國政治和政軍關係的走向。
一個初步的觀察是，二戰以後，美軍作為多元政治的機構之一，其本身的建構、實力和利益訴求，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危機環境中與其他利益集團互動、競爭和博弈，至少呈現了三個不盡相同的階段：即冷戰期間的軍事（軍工集團）的政治化；後冷戰期間的文官軍事化；以及特朗普治下深度政治和社會危機中軍方日益強化的作用。
拜登當選後，黨派、貧富、種族、疫情等多重危機仍在繼續困擾和撕裂美國社會；2024年特朗普二進宮，亦非痴人説夢。美國新保守主義巨頭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9月2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萬字長文，預示美國的“至暗時刻”即將到來，節點是特朗普再度出山的2024大選之年。[1]處於如此極化政治環境中的美軍如何“獨善其身”，仍是一個巨大的變數。
特朗普最後一搏：內亂到外戰？
特朗普與軍頭們勢不兩立，直接的導火索是2020年5月25日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引發的全國性抗議和騷亂，美國陷入自越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6月1日，已經數次進入白宮地下工事“視察”的特朗普，[2]聲稱要援引1807年的《叛亂法案》，在各地部署美軍平暴。[3]特朗普欲引兵平“暴”，軍界為之譁然。防長和眾多退役將領紛紛表態護憲，反對總統以美軍“平亂”的“公器私用”行為。
回頭看，早在2020年6月美國憲政危機高峯期，拜登競選團隊就與軍方做成交易：如果特朗普在11月敗選後賴着不走，就會被軍方“掃地出門”（escort from the White House），對此，拜登有“絕對把握”（absolutely convinced）。[4]儘管如此，選戰前夜的美國，處於高度亢奮和撲朔迷離狀態，民主黨雖民調領先，但鹿死誰手，仍屬未定之天。畢竟，2016年大選時民調也一直看好希拉里。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無事也會生非，何況還有新冠疫情這個全新的因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米利10月30日（投票日11月3日）與中國軍方通電，告知中方美國政局“穩定”，不會對中國發動攻擊。
然而事態的發展，尤其是特朗普敗選後為推翻選舉結果無所不用其極，遠遠超出拜登團隊的預想。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闖入國會大廈，在長達數小時的混亂之中，5人死亡，140餘人受傷，一度中斷了國會的唱票程序。此前，特朗普本人一直用極具煽動性的語言推波助瀾，要其支持者“奮勇戰鬥”（fight like hell），“永不認輸”（never concede）。[5]美國政權交替能否和平過渡？困獸猶鬥的特朗普是否會鋌而走險，利用手中的軍權引發國際衝突甚至核戰爭，藉此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驚魂未定的建制派眼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了。
1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外召集了眾多支持者們一同舉行集會，宣稱大選結果存在虛假性。圖自澎湃影像平台
2月8日，參聯會主席米利與中國軍方再次通電後，即刻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各位軍頭聯繫，重申核武器使用權限和程序；伍德沃德書中還説，米利對軍方掌控核程序的官員設立臨時硬性規定：非米利本人同意，不得啓動使用核武器的程序。[6]
如果伍德沃德的描述屬實，米利快刀亂麻，擁核自重，在美國政軍關係史上絕無僅有。然而事出有因：日益惡化的中美關係，在特朗普執政最後時刻，正滑向直接軍事對抗的境地，直接導火索是台灣問題。國會山暴亂次日（2月7日），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宣佈，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將於1月13-15日訪問台灣，再次踐踏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紅線，中方反應激烈。有報道稱，中方通過軍事管線告知美方，克拉夫特訪台損及中國主權無法容忍，在美國專機抵近台灣時，中國戰機也會跟隨進入台灣領空，宣示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台灣軍機若予以阻擋“將不排除發生徑行開火等後果”。
華盛頓時間1月12日下午，克拉夫特赴台專機升空後在空中盤旋數小時後落地，美方宣佈取消國務院一切外訪計劃。[7]上述媒體報道尚未有官方評述。但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從孤注一擲到不了了之的急轉彎表明，特朗普政府與拜登團隊之間顯然在幕後劇烈博弈，而涉台三方均已箭在弦上，米利此時與中國軍方再次溝通，顯然是為風險巨大的台海局勢減壓降温。
美國政軍精英齊心反對特朗普對內對外用兵，不僅在美國歷史上罕見，也對美國的政軍關係甚至民主體制的運作提出了眾多問題和挑戰。然而特朗普與軍方的博弈雖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但如果認為特朗普以前的美軍一向不幹政務、專心習武，不免有失偏頗。雖然美國憲法第一、二兩條明文規範了美國文官政府與美軍的從屬關係，[8]美軍與多元且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門（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分權的聯邦制之間的關係，其“政治中立”的內涵和外延，一直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
冷戰初期，武盛文衰
美國的政軍關係作為一個“問題”的生成是在二戰以後。美軍憑藉強大的技術優勢和投送能力，在全球設點佈局，成為美國霸業的矛與盾，美軍也順勢成為外交、防務政策的制定和操作的重要參與者甚至主導方。美軍職能的全球化，使其與文官政府之間出現了一個“結構性”問題，即美軍操作環境的“不對稱”性：美軍在世界各地通行無阻、無拘無束；而在國內卻受制於文職官員，且必須與其他利益集團“公平競爭”，分享有限資源，這反而使美軍在國內多元環境中頗為“水土不服”。
此間，美國軍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屢見不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年麥克阿瑟將軍坐鎮日本，在朝鮮戰爭初期我行我素，使美軍遭受重大損失，又執意將戰爭擴大到中國，並對杜魯門總統不屑一顧，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勢，迫使杜魯門中途換將。
麥克阿瑟（資料圖）
朝戰以後，美國軍方的開支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又與政界和商界打造盤根錯節、無孔不入的軍工集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空軍為了擴充戰略空軍的實力，把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來以減少軍費為主旨的大規模報復戰略，變成空軍的搖錢樹。為此，空軍不惜謊報軍情、肆意誇大蘇軍事實力。五十年代初，美國戰略空軍挑選了前蘇聯境內的70個目標作為其打擊對象；到1956年，戰略空軍的打擊目標已多達2997個，1957年達3261個，1959年戰略空軍估計，美國的核打擊目標在1963和1970年將分別達到8400和10400個。此間，美軍的核彈頭儲備已從1953年的1169枚增加到1960年的18638枚。原本是為了節約軍費而制定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在軍方的肆意篡改中已面目全非，美國為之付出巨大的戰略資源。[9]
面對“武盛文衰”的大勢，美國政治學泰斗亨廷頓在其成名作《士兵與國家》中，提出所謂“客觀控制”概念（objective control），即美國文官政府應允許軍界在專業化領域擁有相當自主權，以換取軍方對國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認可和服從；文官政府則不必時時處處插手軍務。[10]
然而這種文官掌權、武將聽命；軍人習武、不幹其政的理想模式，在艾森豪威爾離任時已告破產。這位行伍出身的二戰英雄在1961年1月17日的卸任演説中，刻意提醒美國各界，要警惕軍工集團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無孔不入的影響力。[11]60年之後，軍工集團已不僅侷限於軍界和軍火集團，而是繁衍成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軍界-軍工-石油-政界-好萊塢-學術-媒體組成的龐大聯合體（complex），深度嵌入美國政治、社會的日常運作。[12]
肯尼迪：從軍工寵兒到槍下冤魂？
肯尼迪政府給人以朝氣蓬勃、“出類拔萃”的形象。[13]然而在肯尼迪政府光鮮的表象背後，是美國軍工集團揮之不去的陰影。事實上，在1960年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肯尼迪和約翰遜就在軍工集團縱容下（保羅·尼茨是背後主謀），攻擊共和黨擴軍、“尚武”不力，使美國的戰略導彈數量大大低於蘇聯，編造了所謂“導彈差距”問題。[14]
肯尼迪雖然以“擁軍”之舉入主白宮，但軍界對肯尼迪內閣中的“書生們”不屑一顧。他們中包括國安助理、前哈佛大學教務長邦迪（Bundy），被認為是“數學神童”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參聯會置文官的指令於不顧，堅持以軍方的“標準行動條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攔截蘇聯船隻，即以艦炮對甲板上載有彈道導彈的蘇聯貨船上空發炮警告，而這在麥克納馬拉看來無疑是在拿核戰當兒戲。事實上，美國軍方一直在伺機擴大事態，以實現其軍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終目的，這與肯尼迪儘量控制、最終化解危機的設想南轅北轍。
其實，軍方在肯尼迪就職前就醖釀入侵古巴，而此時中情局也在秘密訓練古巴流亡分子，並在肯尼迪上任後不久即呈報入侵方案。美官方解密檔案表明，肯尼迪對中情局的方案猶豫不決，[15]請參聯會主席萊姆尼澤將軍對該方案加以評估。而萊姆尼澤明知中情局的計劃漏洞百出，風險極大，卻予以放行，從而導致1961年“豬灣事件”的慘敗，令就職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尷尬萬分。
而軍方的真正目的則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動失敗，軍方即可“名正言順”地大舉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後大有上當受騙之感，然而悔之晚矣。[16]此後肯尼迪本人對中情局和軍方均不信任，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啓用其任司法部長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通過克格勃在紐約的線人，直接與蘇方高層單線聯繫，最終化解危機。[17]
古巴導彈危機一年後肯尼迪遇刺身亡，而人們推測的肯氏被刺的真正原因，不僅是由於其在導彈危機中對蘇、古“妥協”、危機後提出與蘇聯共建世界和平的倡議[18]影響了軍工集團的生意，更在於肯尼迪於1963年10月簽署了《第263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NSAM-263），計劃美軍於1963年底開始從越南撤軍，兩年內全部撤離（美軍當時在南越有19,000名“軍事顧問”）。人們至今仍在爭論誰是刺殺肯尼迪的兇手，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把矛頭指向軍工集團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副總統約翰遜。[19]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2017年初指出，“肯尼迪1963年的和平動議也許是結束冷戰的最佳機遇，由此雙方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有人認為，右翼勢力視肯尼迪的和平動議為大逆不道，肯氏被刺在所難免。現在看來這確實言之有理”。[20]肯尼迪下葬次日，新任總統約翰遜即簽署《第273號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恢復向越南增兵。[21]
遇刺前的肯尼迪（資料圖）
越戰：文官好戰的拐點
肯尼迪遇刺後，美國政軍關係開始由“軍人尚武”，逐步向“文官好戰”轉化，其拐點是越戰。
1964年，約翰遜政府一手策劃了北部灣事件，開啓了長達11年的“有限戰爭”（limited war）。此間美軍投入了除原子彈以外幾乎所有的現代化武器，仍無法挽回頹勢。儘管如此，美國高層文官一開始就大事化小，把本來就是一場殘酷的戰爭説成是“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官方和媒體一道報喜不報憂，美國民眾當然無從知曉真相，也逐步習慣了這一遙遠的戰事。直到1968年的“春季攻勢”（美方稱之為Ted Offensive），越方在南越100多處同時發起大規模攻擊，對美方震動極大，美國內反戰示威迭起，麥氏引咎辭職，約翰遜也放棄競選連任，越戰敗局已定。[22]
由此可見，肯尼迪-約翰遜時期開始扭曲的政軍關係，最大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軍人不服文官的問題。由於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和冷戰體系的形成，美國國內政治生態日漸意識形態化和軍事化。到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的文官羣體不僅難以獨善其身，更有身不由己或與軍工集團同流合污的傾向。越戰決策過程和最終失敗表明，文官比之軍方更熱衷於窮兵黷武；一個由於各種原因無法自制的文官政府，比之舞槍弄炮的軍人，對美國政體和國際安全的危害更大。
美軍在越戰中以巨大代價和最後失敗換來的教訓，構成了1984年發表的“温伯格主義”的核心[23]，並在冷戰結束後由“鮑威爾主義”（Powell Doctrine）進一步加以肯定。[24]“温伯格-鮑威爾主義”[25]的意義有二：首先，它對美國未來使用武力制定了嚴格的先決條件，即必須涉及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必須具有明確的政治和戰略目標，必須事先得到公眾和國會支持，以及必須作為最後手段。第二，一旦文官政府決定動武，軍方應有權決定如何操作。[26]可以説，温伯格-鮑威爾主義的制定是汲取了越戰教訓，事實上是代表軍方，將亨廷頓的“客觀控制”藍本反向操作，重新界定美國的政軍關係。
文官尚武，一發不可收
海灣戰爭美軍大獲全勝，冷戰戛然而止，處於“單極瞬間”的美國[27]已無敵手，美國則順勢將美國戰略重點轉向以人道干涉為目標的所謂“克林頓主義”。雖然參聯會主席鮑威爾力主審慎用兵，但克林頓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卻積極“請戰”，《時代週刊》因此稱波黑戰爭為“奧爾布賴特的戰爭”（“Albright’s War”）。[28]在信奉“自由-干涉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文職高官的敦促下，美軍在索馬里、海地、波黑以及其他“麻煩地區”頻頻用兵，樂此不疲。
2000年大選中，以人道主義為由到處用武的“克林頓主義”開始遇到強烈的反對。賴斯在2000年8月1日的共和黨大會上宣稱，美軍“不是國際警察，不是世界的911”。[29]布什對前任的“自由-干涉主義”不感興趣，意在將美國的戰略資源用於應對中俄兩個大國的挑戰。然而9·11恐襲發生，布什政府被迫改弦更張，步入以“反恐”為名的對外用兵的不歸之路。
在軍事戰略層面，阿富汗戰事未了，布什即令美軍進兵伊拉克，塔利班殘部得以喘息，最終捲土重來，軍方至今對此耿耿於懷。伊拉克方面，美軍高層主張以數十萬大軍對伊構成數量和質量上的絕對優勢；但副國防部長、新保守主義干將沃夫威茨卻認為如此重兵“過於離譜”（wildly off the mark）。[30]此後，美軍雖速戰速決，卻由於政策失誤和兵員匱乏難以對伊進行有效佔領和管制。布什政府與軍界矛盾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以新保守主義為干將的布什外交-軍事政策團隊，對軍隊的專業技術領域和操作層面，成功地進行直接控制和干預，這在越戰以後尚屬首次。
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鷹派，支持、參與或主導了後冷戰期間美國所有的對外用兵
美國軍方在布什執政期間忍氣吞聲，併為此付出相當代價。2009年奧巴馬上任，白宮的新人新政，又將政軍關係帶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境地。一方面，奧巴馬本人奢談無核世界、與穆斯林世界和解、多邊合作等高大上的主義，入主白宮9個月即出人意外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在政策層面，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卻放縱“自由-干涉主義”，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包括北非在內的“大中東”地區推行顏色革命、政權更迭，造就了大批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間接直接地成就了極端的伊斯蘭國，由此產生的海量難民，直接引發西方反移民、反有色人種的民粹主義的崛起。甚至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在2016年大選期間也發文稱，希拉里是位不折不扣的鷹派；從第一夫人、參議員、到國務卿，有志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統的希拉里，支持、參與或主導了後冷戰期間美國所有的對外用兵。[31]
特朗普與軍頭：非一日之寒
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美國第一”競選綱領的矛頭所向，直指希拉里在世界各地孜孜不倦推行的“自由-干涉主義”。[32]然而這位誓誓旦旦要與二戰以來美國的全球主義徹底切割的政治素人，直接挑戰了主導美國外交戰略的建制派。即便沒有弗洛伊德之死和特朗普在疫情和種族問題上的懶政和爛政，軍方在敍利亞撤軍、庫爾德問題、與歐洲和亞洲盟友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上，對我行我素、不計後果的總統已經忍無可忍。2019年底，軍中人脈深厚、德高望重的前防長馬蒂斯因敍利亞問題憤而辭職。至此，特朗普與軍方關係已亮紅燈。[33]
平心而論，以反體制為己任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對軍方相當寬厚，不僅在選戰中誓言增加軍費、重建美軍，還延攬多位將領入閣，組建了美國歷史上最為“軍事化”總統班底。不僅如此，特朗普時期美國軍事預算節節拔高，基本扭轉了奧巴馬時期軍費連年下降的走勢。而2020年的國防開支比2019年又增加200億美元。[34]
Sources：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473/us-military-spending-from-2000-to-2012/
然而，軍頭們與特朗普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蜜月”。2019年底防長馬蒂斯辭職之前，國安助理、陸軍中將麥克馬斯特（McMaster）和白宮辦公廳主任、退役陸戰隊上將凱利（John Kelly）先後去職。特朗普不僅與將軍們不和，內閣其他官員也頻繁輪換，不論是温和的國務卿蒂勒森（Tillerson），還是極右鷹派的國安助理博爾頓（Bolton），似乎都難以適應特朗普反覆無常、桀驁不馴的秉性。在政策層面，特朗普對美國精英經營多年的全球體制有意無意的破壞，已使建制派寢食不安。米利等軍界高層在美國憲政危機時刻對特朗普採取的預防性舉措，也許在預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結束語：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60年前，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爾離任前警告美國軍工集團坐大。如今，這一集團的觸角和影響深入美國各界，其利益代言人也遍佈政府各階層各部門。在軍工集團撒下的“大網”中，幾乎沒有哪個政客可以“漏網”，且不分左右，民主共和兩黨通吃。
更為重要的是，如今的政軍關係，已遠非艾森豪威爾時期相對簡單的“軍方好戰”、“文官求和”的模式可以套用的了。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文人好戰甚於軍人的例子比比皆是，信奉自由干涉主義的女性高官（奧爾布萊特和希拉里）更不讓鬚眉；波黑、伊戰、利比亞、敍利亞問題上都是如此。而特朗普極為任性和高度個人化的政策取向，更使政軍關係充滿變數。相比之下，不少軍方人士倒是相對現實。
然而近期政軍關係的最大變數，卻是美軍在美國政治轉型中日益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不僅表現在特朗普在競選、執政和危難期間對軍方的倚重（儘管有時不能如願），也表現在特朗普的反對派對軍方日益提升的期望。早在特朗普當選前，民主黨就放言，如果特朗普當選有違憲行為，或做出有損美國的荒唐決定，軍人有責任抗命造反，以政變方式一了百了地解決“特朗普問題”。[35]
甚至在疫情之前，民主黨就在談論2021年如果處置敗選但拒絕離任的特朗普，指望美軍為白宮的改朝換代有所作為。[36]正是如此，也就有了本文開始提到的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拜登所稱，他“絕對相信軍方會將拒絕離任的特朗普趕出白宮”（“I am absolutely convinced they will escort him from the White House with great dispatch”）。[37]
至此，亂局中的各派勢力對軍人干政均樂見其成。對於打遍世界的美國職業軍人來説，美國本土成為美軍必須打理的最後一塊是非之地，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更為匪夷所思的是，伍德沃德書中所描述的美軍高官在憲政危機中的“義舉”，也並非空穴來風。早在冷戰剛剛結束、美國國力軍力如日中天之時，就有人斗膽預測美軍有朝一日會接管政府。1992年，美國空軍軍官小查爾斯∙鄧萊普（Charles Dunlap，Jr.）就讀華府的美國戰爭學院時，撰寫了一篇題為《2012年美國軍事政變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的作文，登載於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學術雜誌《參數》（Parameters）。鄧萊普的想定是，九十年代初，美國一口氣打贏兩場戰爭，即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冷戰。此後，美國政壇日益腐敗、官吏無能、毒品氾濫、犯罪猖獗、民不聊生，美國上下唯一尚能有所作為的就剩下軍隊了。從此，世間已無敵手的美軍一步步接管了美國政府的各種職能：治安、醫療、教育、環保、民航、甚至各類土木工程。美軍深深介入民事的同時，也蔑視以至敵視貧苦潦倒的民眾和無為無能的官員。終於在2012年的某一天美國總統“病逝”之際，軍方順水推舟地“接管”了白宮。[38]
鄧萊普本人希望其大膽的想定永遠停留在紙面上。然而對於21世紀的美國來説，重要的不是鄧萊普預測的對錯；在純粹技術層面，鄧萊普已經錯了。2012年的美國歌舞昇平，奧巴馬連任成功，美國歷史性的“顏色革命”（黑人入主白宮）又得以延續4年。剛剛走出2008年大蕭條陰影的美國，在鷹派女性國務卿的引導下，正自信滿滿地致力於世界各地新一輪的顏色革命。
然而因果循環，禍福相依。擺脱了兩級體制制約的自由-干涉主義任意折騰世界的同時，美國內政與外交也日益右傾化、意識形態化和軍事化。美軍在世界範圍的征戰，不僅造就了大批失敗國家，也損耗了美國的鉅額經濟、軍事和外交資源，忽略了國內的民生和軟硬件建設。鄧萊普筆下的美國社會亂象和積怨，最終匯成反體制、反精英、反智反理性、反多元化的民粹狂潮，將特不靠譜的“巨嬰”式人物推入白宮。此公不僅對突發的疫情束手無策，又在積怨深重的族裔問題火上澆油；而軍方護憲不護主的立場，又使特朗普更為倚重遍佈美國、裝備精良的白人民兵組織為其連任保駕護航。[39]美國成為一個“失敗國家”，[40]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可能，而是一個程度問題（matter of degree）。
至此，美國的政軍關係經歷了從冷戰初期軍人政治化、到後冷戰以來的文官軍事化之後，社會問題以及危機處理的軍事化，已初見端倪。至於鄧萊普的“2012狂想曲”是否會應驗，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如果美軍真能排難解紛，除惡平亂，實現從“擾外”到“安內”功能性轉變，對美國和世界，也許是一個不壞的選項。
2024，美國會墮入至暗時刻，還是有幸涅槃重生？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
[1]Robert Kagan, “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3/robert-kagan-constitutional-crisis/.
[2]Libby Cathey, “Contradicting Trump, Barr says he went to White House bunker for security not ‘inspection’,” ABC News, June 9, 2020,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contradicting-trump-barr-presidents-time-white-house-bunker/story?id=71152260.
[3]Scott R. Anderson and Michel Paradis, “Can Trump Use the Insurrection Act to Deploy Troops to American Streets?”, Lawfare, June 3, 2020, https：//www.lawfareblog.com/can-trump-use-insurrection-act-deploy-troops-american-streets.
[4]Justin Wise, “Biden says military will escort Trump from White House if he loses and refuses to leave,” The Hill, June 11, 2020,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502213-biden-says-trump-will-have-an-escort-from-the-white-house-if-he-refuses-to.
[5]NBR, “Read Trump’s Jan. 6 Speech, A Key Part Of Impeachment Trial,”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2/10/966396848/read-trumps-jan-6-speech-a-key-part-of-impeachment-trial.
[6]Jamie Gangel, Jeremy Herb and Elizabeth Stuart, “Woodward/Costa book： Worried Trump could ‘go rogue,’ Milley took secret action to protect nuclear weapons,” CNN, September 14, 2021, https：//www.cnn.com/2021/09/14/politics/woodward-book-trump-nuclear/index.html.
[7]荏苒：《台媒曝光美國大使1月訪台取消內幕 中國解放軍出手破局》, 多維新聞, 2021年3月14日，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233050/%E5%8F%B0%E5%AA%92%E6%9B%9D%E5%85%89%E7%BE%8E%E5%9B%BD%E5%A4%A7%E4%BD%BF1%E6%9C%88%E8%AE%BF%E5%8F%B0%E5%8F%96%E6%B6%88%E5%86%85%E5%B9%95%E4%B8%AD%E5%9B%BD%E8%A7%A3%E6%94%BE%E5%86%9B%E5%87%BA%E6%89%8B%E7%A0%B4%E5%B1%80
[8]見美國憲法第1條第8節和第2條第2節，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constitutionus.com/.
[9]Andrew Bacevich, “Elusive Bargain： The Pattern of U.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in Andrew Bacevich, ed., The Long War： A New History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8.
[10]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1]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10th ed. （McGraw-Hill, 2008）, 202-4.
[12]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13]見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The Random House, 1969）。該書中文版標題為《出類拔萃之輩》。
[14]LaFeber, America, Russia, 202-203.
[15]Aleksande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84-5.
[16]Peter Kornbluh, ed.,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17]Robert Kennedy,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 W. Norton, 1969）.
[18]John F. Kennedy,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une 10, 1963,
[19]William Pepper, An Act of State： The Execu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New York： Verso, 2003）, 127.
[20]Jeffrey Sachs, “Donald Trump’s dangerous China illusions,” Boston Globe, February 5, 2017,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7/02/05/trump-dangerous-china-illusions/51H7yrI9vTE3PSmXDJDl3M/story.html.
[21]Pepper, An Act of State, 126-7; Kevin Ruane, War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UCL Press, 1998）, 60; Sergei Blagov, “A tale of two assassinations： Vietnam’s JFK,”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22, 2003, https：//deeppoliticsforum.com/fora/printthread.php?tid=14617.
[22]Bacevich, 2007, 235-37.
[23]“温伯格主義”於1984年11月發佈。見 Walter LaFeber, “The Rise and Fall of Colin Powell and the Powell Doctri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4, no. 1 （March 2009）： 71–93。
[24]Colin Powell, “U.S. Forces：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2/93）： 38.
[25]Kenneth Campbell, “Once Burned, Twice Cautious： Explaining the 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4, no. 3 （Spring 1998）： 357-374.
[26]“Caspar W. Weinberger： Excerpts From Address of Weinberg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1994, A5, https：//www.nytimes.com/1984/11/29/world/excerpts-from-address-of-weinberger.html.
[27]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
[28]Walter Isaacson, “Madeleine’s War,” Time, May 9, 1999,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4446,00.html.
[29]911是美國緊急電話號碼。見Condoleezza Rice, speech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August 1, 2000, http：//www.famousquotes.me.uk/speeches/Condoleezza-Rice/index.htm.
[30]Bob Woodward, The War Within A Secret White House History, 2006-2008 （Simon & Schuster, 2008）.
[31]Marl Landler, “How Hillary Clinton Became a Hawk,”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4/24/magazine/how-hillary-clinton-became-a-hawk.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
[32]Full transcript： Donald Trump NYC speech on stakes of the election,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6,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6/06/transcript-trump-speech-on-the-stakes-of-the-election-224654.
[33]Max Boot, “A Few Good Men： Trump, the Generals, and the Corrosion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99, no. 3 （May/June 2020）： 172-178.
[34]Joe Gould, “Pentagon finally gets its 2020 budget from Congress,” Defense News,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9/12/19/pentagon-finally-gets-its-2020-budget-from-congress/.
[35]James, Kirchick, “If Trump wins, a coup isn’t impossible here in the U.S.,” LA Times, July 19, 2016,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kirchick-trump-coup-20160719-snap-story.html; John Feffer, “The Surprising Popularity of Military Coups,” FPIF, July 20, 2016, https：//fpif.org/bring-in-the-military/.
[36]Joshua Geltzer, “What if Trump refuses to accept defeat in 2020?” CNN, February 23, 2019, https：//www.cnn.com/2019/02/23/opinions/trump-contest-2020-election-loss-geltzer/index.html.
[37]Justin Wise, op ed.
[38]Charles Dunlap, Jr,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Coup of 2012,” Parameters 22, no. 4 （winter 1992-93）： 2-22.
[39]“From Debate Stage, Trump Declines To Denounce White Supremacy,” September 30, 2020, NPR, https：//www.npr.org/2020/09/30/918483794/from-debate-stage-trump-declines-to-denounce-white-supremacy.
[40]Derek Thompson, “America Is Acting Like a Failed State,” The Atlantic, March 14,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america-isnt-failing-its-pandemic-testwashington-is/60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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