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德·戈帕爾：另一種阿富汗婦女

【文/阿南德·戈帕爾 譯/餘烈 劉思雨 常宜】

超過70%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在農村地區，生活在以美國為首的聯盟和它的阿富汗盟友的控制下，是極度危險的一件事；甚至在陽光下的田野裏喝茶，或者開車去參加你妹妹的婚禮，都成了一場潛在的致命賭博。

今年8月的一個下午，夏奇拉聽到有人在敲打她家大門。在阿富汗南部的赫爾曼德省的桑金山谷，婦女不能被非親非故的男人看到，因此她19歲的兒子艾哈邁德前去開門。門外有兩個人肩膀上斜挎着子彈帶，戴着黑頭巾，手中拿着步槍。他們是塔利班成員，為了從阿富汗國民軍手中奪回農村，他們發動了進攻。其中一個人警告説：“如果你不立即離開，所有人都會死。”

40歲出頭的夏奇拉召集了她的家人：她的丈夫，一個鴉片商人，因為屈服於他的商品的誘惑而很快睡着了；還有她的八個孩子，包括她最大的孩子，20歲的尼洛法——她和阿富汗戰爭同齡，夏奇拉稱她為“副手”，因為她幫助照看年幼的孩子。這一家人穿過了橫跨運河的老式人行橋，然後蜿蜒穿過蘆葦地、種着豆子和洋葱的不規則的田地，又經過了黑暗和空置的房屋。他們的鄰居也得到了警告，村子裏空無一人，只剩下流浪的雞和被遺棄的牛。

夏奇拉的家人在烈日下走了幾個小時。她開始聽到遠處砰砰的槍聲，並看到人們從河邊的村莊湧來：在塞滿了不忍丟棄的所有東西的包袱下，男人低着頭彎着腰，女人則在她們的罩袍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儘快行走。

空氣中滿是大炮的轟鳴聲，宣告着塔利班開始對阿富汗軍隊的一個前哨進行了攻擊。夏奇拉把她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她那個兩歲的女兒，放在她的臀部上，因為天空閃着亮光，響着雷鳴般的聲音。

夜幕降臨時，他們來到了山谷的中心市場。在戰爭期間，波紋鐵板的店面基本被毀壞了。夏奇拉找到了一家屋頂完好的只有一個屋子的商店，她的家人在那裏過夜。她為孩子們做了一套布娃娃，這是她在逃離戰火的歲月裏想出來的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東西。當她用火柴點燃這些布娃娃時，大地突然震動起來。

美軍無人機在8月29日“誤判”炸死10個阿富汗平民

大約在黎明時分，夏奇拉走到外面，看到幾十個家庭已經在廢棄的市場中避難。這裏曾經是赫爾曼德省北部最繁榮的集市，店主們用天平稱着藏紅花和小茴香，車上裝滿了婦女的長袍，還有專門賣鴉片的店面。現在，到處都是流浪者，空氣中瀰漫着腐爛的動物殘骸的臭味和燃燒的塑料的味道。

在遠處，大地突然爆出噴泉般的灰塵。阿富汗軍隊的直升機在頭頂上轟轟作響，家人們躲在商店後面，考慮着他們的下一步行動。北邊的石頭城牆和西邊的河岸都有戰鬥發生。東邊是夏奇拉能夠看到的紅沙沙漠。唯一的選擇是向南走，前往仍在阿富汗政府控制下的綠樹成蔭的城市拉什卡加。

這條路線需要穿過一片荒蕪的平原，那裏有被遺棄的美國和英國的軍事基地，狙擊手們在那裏紮營，還要穿過可能塞滿炸藥的暗渠。有幾個家庭開始出發了。即使他們到達拉什卡加，他們也不能確定在那裏會發現什麼。自從塔利班的閃電戰開始以來，阿富汗軍隊的士兵成羣結隊地投降，乞求能夠安全回家。很明顯，塔利班很快就會到達喀布爾，為打敗他們而投入的20年時間和數萬億美元都是白費的。

夏奇拉的家人站在沙漠中，討論着局勢。槍聲越來越近。夏奇拉發現塔利班的車輛正向集市駛來，她決定留在原地。她已經疲憊到了極點，她的精神已經崩潰了。她將面對接下來的一切，像接受判決一樣接受它。“我們的一生全都在逃亡，”她告訴我，“我不想再去其他任何地方了。”

這場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於8月15日結束，當時塔利班不費一槍一彈就佔領了喀布爾。留着大鬍子、戴着黑色頭巾的人控制了總統府，在首都周圍，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樸素的白色旗幟升起。恐慌隨之而來。一些婦女燒燬了她們的學校記錄並躲藏起來，擔心回到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那時塔利班禁止她們單獨外出，並禁止女孩接受教育。

對美國人來説，過去20年獲取的成果可能被抹去，這種非常現實的可能性似乎構成了一個可怕的選擇：重新投入到這場似乎永無止境的戰爭中，或者放棄阿富汗婦女。

今年夏天，我前往阿富汗農村，與已經生活在塔利班統治下的婦女會面，傾聽她們對這種迫在眉睫的困境的看法。超過百分之七十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裏，在過去的十年裏，叛亂組織佔領了大片的農村。

與相對自由的喀布爾不同，訪問這些腹地的婦女並不容易：即使沒有塔利班的統治，婦女在傳統上也不與沒有關係的男人説話。公共生活和私人世界被截然分開，當一個女人走出家門時，她會通過罩袍來保持一個隱秘的繭，這比塔利班的出現早了幾個世紀。女人從年輕時就會隱匿在家中，如果有一天當上祖母才能露面。

我正是通過祖母們——通過她們的介紹來找到人，並在看不到她們臉的情況下，與各種年齡的女人交流。許多人像夏奇拉一樣，住在沙漠中的帳篷或被掏空的店面裏；當塔利班發現她的家人躲在市場裏時，戰士們建議她們和其他人不要回家，直到有人掃出地雷。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赫爾曼德省的一個安全屋。“我以前從未見過一個外國人，”她羞澀地説，“嗯，一個沒有槍的外國人。”

夏奇拉有一種在悲傷中尋找幽默的本領，她生活在男人的純粹的荒謬之中，而她從中尋找幽默：在90年代，塔利班曾提出為村莊供電，而當地的老人們最初拒絕了，他們擔心這是邪惡的魔法。她笑着説：“當然，我們女人知道電是好東西。”當她笑起來，她就把自己的披肩拉起來蓋住臉，只留下她的眼睛露出來。我告訴她，她與一位世界知名的流行歌星同名，她的眼睛睜大了。“這是真的嗎？”她問一個陪同她去安全屋的朋友，“真的會是這樣嗎？”

夏奇拉和我遇到的其他婦女一樣，在桑金山谷長大，那裏是陡峭的山峯之間的一道綠色裂縫。該山谷由赫爾曼德河和美國人在1950年修建的一條運河提供水源。你可以在一個小時內走完山谷的寬度，這要經過幾十個小村莊、吱吱作響的人行橋和泥磚牆。

作為一個女孩，夏奇拉從她母親那裏聽到了她所在的潘基萊村(Pan Killay)的往日情景，那裏有大約80個家庭：孩子們在温暖的陽光下在運河裏游泳，婦女們在石臼裏搗鼓穀物。冬天，粘土爐子裏飄出炊煙；春天，連綿的田野上鋪滿了罌粟花。

1979年，當夏奇拉還是個嬰兒的時候，共產黨人奪取了喀布爾的政權，並試圖在赫爾曼德省啓動一項女性掃盲計劃——該省的面積相當於西弗吉尼亞州，卻很少有女子學校。部落長老和地主們拒絕了。在村民們的敍述中，桑金的傳統生活方式在一夜之間被打破了，因為外人堅持要給山谷中的婦女以權利。

“我們的文化不能接受將他們的女孩送到外面去上學，”夏奇拉回憶説，“在我父親的時代，在我祖父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噹噹局開始強迫女孩在槍口下上課時，爆發了一場叛亂，由自稱為聖戰者的武裝人員領導。在第一次行動中，他們綁架了山谷中所有的學校教師，其中許多教師支持女孩的教育，這些武裝人員割斷了教師的喉嚨。第二天，政府逮捕了部落長老和地主，懷疑他們在為聖戰者組織提供資金。而這些社區領袖再也沒有出現過。

蘇聯的坦克越過邊境，支援共產黨政府，並解放婦女。很快，阿富汗基本上被一分為二。在農村，年輕男人們願意獻出生命，來反抗強加給他們的新生活方式——包括女子學校和土地改革，年輕的婦女卻仍然不見蹤影。在城市，在蘇聯支持下，政府禁止童婚，並給予婦女選擇伴侶的權利。女孩進入學校和大學的人數創下新高，到80年代初，婦女在議會中佔有席位，甚至擔任副總統職務。

蘇聯在阿富汗推行世俗化運動，提高女子地位

農村的暴力行為繼續蔓延到其他地方。夏奇拉5歲時的一個清晨，她的姨媽急匆匆地叫醒了她。孩子們被村裏的大人領到一個山洞裏，他們在那裏蜷縮了幾個小時。晚上，夏奇拉看着炮火在天空中劃過。

當一家人回到潘基萊村時，麥田被燒焦了，上面縱橫交錯着蘇聯坦克的碾壓痕跡。奶牛被機槍掃射過。她所看到的每一個地方，都有鄰居——她習慣喊“叔叔”的人——躺在血泊中。她的祖父沒有和她一起藏起來，她在村裏也找不到他。當她長大後，她得知他去了另一個山洞，被蘇聯人抓住並處決了。

夜間疏散成為經常發生的事情，對夏奇拉來説，這也是興奮情緒的來源：山洞的黑暗角落，喧鬧的孩子們。她説：“我們會尋找俄羅斯的直升機，這就像發現了奇怪的鳥。”有時，那些鳥兒低空俯衝，隨後大地爆炸，孩子們衝到現場去收集鐵片，這可以賣個好價錢。偶爾，她也會收集金屬碎片，這樣她就可以建造一個娃娃屋。有一次，她給母親看了一張雜誌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塑料娃娃展示了女性的體態；她的母親把照片搶走了，説這是不合適的。於是夏奇拉學會了用布和棍子做娃娃。

11歲時，她不再外出。她的世界縮小到她家的三個房間和院子裏，在那裏她學會了縫紉，在大泥爐裏烤麪包，以及給奶牛擠奶。有一天，路過的噴氣式飛機把房子震壞了，她在衣櫃裏躲了起來。在一堆衣服下面，她發現了一本屬於她祖父的兒童字母書，這是家族中最後一個上學的人。下午，當她的父母在睡覺時，她開始將普什圖語單詞與圖片配對。她回憶説：“我有一個計劃，每天教自己一點。”

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撤軍

1989年，蘇聯人敗退，但夏奇拉繼續聽到房子的泥牆外傳來迫擊炮的轟鳴聲。互相競爭的聖戰者派別現在正試圖瓜分這個國家。像潘基萊村這樣的村莊是有利可圖的目標：有農民可以徵税，有生鏽的蘇聯坦克可以維修了繼續使用，有鴉片可以出口。附近村莊的婦女帕扎羅回憶説：“我們沒有一個晚上是和平的。我們經受的恐怖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阿米爾·達多。”

夏奇拉第一次看到達多時，是通過她父母的前門看到他坐在一輛皮卡車裏，後面跟着十幾個武裝人員，在村裏遊行，“好像他是總統一樣”。

達多是一個富有的水果銷售商，後來變成了聖戰者組織的指揮官，他留着黑色的鬍鬚，有一個驚人的大肚子，甚至在蘇聯戰敗之前就已經開始攻擊跟他敵對的地方強人。他來自桑金河谷上游，他的部落阿里科扎斯（Alikozais）在那裏擁有龐大的封建種植園，已有數百年曆史。

下游山谷是伊沙克賽人（Ishaqzais）的家園，夏奇拉所屬的是一個貧窮的部落。夏奇拉看着達多的人挨家挨户地要求徵“税”並搜查房屋。幾周後，這些槍手又回來了，他們洗劫了她家的客廳，而她則蜷縮在角落裏。此前，還從沒有人陌生人侵犯過她神聖的家，她覺得自己好像被剝光了衣服扔到大街上。

到90年代初，之前受益於蘇聯支持的阿富汗共產黨政府，彼時正處在瓦解中。1992年，拉什卡加落入聖戰者組織的一個派別手中。夏奇拉有一個叔叔住在那裏，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很少有時間去清真寺，對普什圖人的曲子很有興趣。他最近娶了一個年輕的女人薩娜，她逃離了與一個比她大四倍的男人的強制訂婚。這對夫婦在“小莫斯科”開始了新的生活，那裏是一個拉什卡加社區，被薩娜稱為“婦女擁有自由的土地”。但是，當聖戰者組織接管後，他們被迫逃往潘基萊。

一天晚上，夏奇拉正在放牛，達多的手下拿着槍圍住了她。“你叔叔在哪裏？”其中一個人喊道。鬥士們衝進屋裏，他們後面跟着那個被薩娜拋棄的未婚夫。他説：“就是她！”槍手們把薩娜拖走了。當夏奇拉的其他叔叔試圖進行干預時，他們就被逮捕。第二天，薩娜的丈夫向達多的部隊自首，請求代替她被帶走。兩人都被送到達多的宗教法庭上去，最終都被判處死刑。

不久之後，聖戰者組織打敗了喀布爾的共產黨，也帶來了他們的鄉村習俗。在首都，他們的領導人——他們得到了美國的慷慨資助——頒佈了一項法令，宣佈“婦女根本不能離開家，除非絕對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必須完全遮蓋住自己”。同樣，婦女也被禁止“優雅地或自豪地行走”。宗教警察開始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邏，逮捕婦女並在火堆上焚燒錄音機和錄像帶。

然而，新的聖戰者政府很快就瓦解了，國家又陷入了內戰。在潘基萊村的夜晚，夏奇拉總是聽到槍聲，有時還聽到男人的喊叫聲。早晨，在照料奶牛時，她會看到鄰居們抬着包裹好的屍體。她的家人聚集在院子裏，低聲討論他們如何逃跑。

但道路上佈滿了屬於不同聖戰者組織的檢查站。在村子南部的格列什克鎮（Gereshk），一支名為“第93師”的民兵組織在一座橋上設置了一個特別臭名昭著的檢查站，傳出了那裏有男人被搶或被殺，婦女和小男孩被強姦的故事。夏奇拉的父親有時會過橋去格列什克市場出售產品，她的母親開始懇求他留在家裏。

這個家庭被困在北邊的阿米爾·達多和南邊的“第93師”之間，越來越感到絕望。然後在一個下午，那是夏奇拉16歲那年，她聽到街上的喊聲：“塔利班來了！”她看到一個由白色豐田海拉克斯皮卡組成的車隊，車上坐滿了手持白旗的黑鬍子戰士。

夏奇拉從未聽説過塔利班，但她的父親解釋説，塔利班成員很像她生活中常見的乞討施捨的貧窮宗教學生。許多人曾在聖戰者組織的旗幟下作戰，但在蘇聯撤軍後退出後，他們説，現在他們正在重整旗鼓，以結束這場動亂。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就攻克了格列什克橋，瓦解了“第93師”，當他們來到桑金山谷時，志願者們蜂擁而至加入他們。

她的哥哥回家報告説，塔利班也攻克了達多的陣地。這位軍閥已經拋棄了他的手下，逃到了巴基斯坦。“他走了，”夏奇拉的哥哥不斷地説，“他真的走了。”塔利班很快就解散了達多的宗教法庭，釋放了等待處決的薩娜和她的丈夫，並取消了檢查站。15年後，桑金山谷終於迎來了和平。

當我要求夏奇拉和山谷裏的其他婦女對塔利班的統治進行反思時，她們不願意用某種普遍的標準來評判這場運動，只願意用以前的標準來評判。住在鄰村的婦女帕扎羅説：“他們比較温和。他們以尊重的態度對待我們。”這些婦女認為在塔利班統治下的生活與在達多和聖戰者統治下的沒什麼太大不同，只是塔利班時期沒有陌生人在夜間闖入門內，沒有致命的檢查站。

夏奇拉向我講述了一種新發現的寧靜：在安靜的早晨能喝着熱氣騰騰的綠茶，吃着饢餅；夏天的夜晚可以在屋頂上休息。母親、姑姑和祖母們開始謹慎地詢問她結婚的資格；在村裏，婚姻是連接兩個家庭的紐帶。

她很快就被許配給了一個遠房親戚，他的父親已經消失了，估計是蘇聯人乾的。她第一次看到她的未婚夫是在他們的婚禮上：他怯生生地坐在那裏，周圍都是村裏的婦女，她們正在嘲笑他對新婚之夜的計劃。“哦，他是個傻瓜！”夏奇拉回憶了一下，笑着説，“他非常尷尬，想逃跑。人們不得不抓住他，把他帶回來。”

像山谷中許多有進取心的年輕人一樣，他的工作是販運鴉片，夏奇拉喜歡他眼中閃爍着的決心。然而，她開始擔心，光有勇氣可能還不夠。隨着塔利班統治的確立，一場徵兵運動開始了。年輕人被帶到阿富汗北部，幫助對抗一幫被稱為北方聯盟的聖戰者軍閥。有一天，夏奇拉看到一架直升機在一片田野上降落，並卸下陣亡士兵的屍體。山谷裏的人開始躲在朋友的房子裏，從一個村子搬到另一個村子，害怕被徵召。

貧窮的佃農面臨的風險最大——富人可以花錢讓他們去服役。“這是塔利班的真正不公正。”夏奇拉告訴我。她逐漸厭惡看到塔利班的巡邏隊。

2000年，赫爾曼德省經歷了嚴重乾旱。西瓜田被毀，道路上到處都是食草牲畜的臃腫屍體。塔利班的最高領導人毛拉·奧馬爾選擇了在這樣一個殘酷的時間點禁止鴉片種植。山谷的經濟崩潰了。

帕扎羅回憶説：“我們沒有東西吃，土地沒有給我們任何東西，我們無法養活自己的孩子。孩子們在哭，他們在尖叫，我們覺得我們完了。”懷孕的夏奇拉將幾塊陳舊的饢蘸上綠茶，餵給她的侄子和侄女。她的丈夫去了巴基斯坦，想在那裏的田地裏試試運氣。夏奇拉想到她的孩子將失去生命，她的丈夫將永遠不會回來，她將孤身一人，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早上，她都祈禱下雨，祈禱解救。

有一天，收音機裏的播音員説，美國發生了一次襲擊。突然間，有人説，來自地球上最富有國家的士兵要來推翻塔利班。多年來，夏奇拉的心裏第一次燃起了希望。

2003年的一個晚上，夏奇拉被陌生男人的聲音驚醒了。她急忙把自己套在罩袍裏。當她跑到客廳時，她驚恐地看到步槍的槍口正對準她。這些人比她所見過的男人體型要更大，而且他們穿着制服。她驚恐地意識到，這些是美國人。一些阿富汗人和他們在一起，這些人身材瘦小，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槍，戴着格子圍巾。一個留着大鬍子的人正在發號施令——那是阿米爾·達多。

美國在入侵後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在喀布爾建立了哈米德·卡爾扎伊政府。曾與美國特種部隊交好的達多，成為赫爾曼德省的情報主管。他的一個兄弟是桑金縣的縣長，另一個兄弟成為桑金的警察局長。在赫爾曼德省，美國佔領的第一年是和平的，田地裏再次鋪滿罌粟花。

夏奇拉有了兩個小孩，尼洛法和艾哈邁德。她的丈夫從巴基斯坦回來，找到了運送袋裝鴉片劑到桑金市場的工作。但現在，隨着達多重新掌權（美國人把他從被流放的狀態中解救出來），他們的生活倒退到了內戰時期。

幾乎每個夏奇拉認識的人都知道點達多的故事。有一次，達多的戰士們要求兩個年輕人要麼交税，要麼加入他的私人民兵隊伍。儘管達多有官職，但他還是維持着這支民兵隊伍。這兩個年輕人拒絕了他的無禮要求，他的戰士們就把二人打死，把他們的屍體吊在樹上。一位村民回憶説：“我們去把繩子砍斷，放他們下來，他們被開膛破肚了，內臟都流出來了。”在另一個村莊，達多的部隊挨家挨户地掃蕩，並處決疑似塔利班的人；一位從未參加過塔利班的老年宗教學者被射殺。

夏奇拉對美國人的盟友選擇感到迷惑不解。“這是他們的計劃嗎？”她問我：“他們是要來帶來和平，還是有其他目的？”

她堅決要求她的丈夫停止向桑金市場運送鴉片，於是他把貿易方向轉移到南方的格列斯克。但有一天下午，他丈夫回來時得到的消息是，把貿易方向轉向南方也已經不可能了。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已經恢復了“第93師”的地位，並使其成為與赫爾曼德省聯繫最密切的合作伙伴。

該組織的槍手們又開始在橋上攔截旅行者，並把他們能搶走的東西都搶走。然而，現在這些槍手們最有利可圖的工作是收取美國提供的賞金；據撰寫赫爾曼德省歷史的前英國軍官邁克·馬丁（Mike Martin）説，他們每抓獲一名塔利班指揮官就能賺到兩千美元。

不過，這構成了一個挑戰，因為幾乎沒有什麼還在活動的塔利班人員可以供他們來抓了。“我們知道誰是我們村裏的塔利班，”夏奇拉説，而且這些人沒有參與游擊戰，“他們都坐在家裏，什麼都不做。”

當時部署在該地區的美國特種部隊的一名陸軍中尉斯圖爾特·法里斯告訴一位美國陸軍歷史學家：“在這次權力更替中幾乎沒有抵抗行為。”因此，像“第93師”這樣的民兵開始指控完全無辜的人蔘與塔利班活動。2003年2月，他們將哈吉·比斯米拉——卡爾扎伊政府在傑雷什克的交通主管，負責在該市收取通行費——打成了恐怖分子，然後促使美國人將他送往關塔那摩監獄。隨着比斯米拉被搞掉，“第93師”壟斷了這筆收入。

達多在這條路上走得很遠。2003年3月，美國士兵去訪問了桑金省長——達多的兄弟，和他討論翻修一所學校和一個衞生所。離開時，他們的車隊遭到了槍擊，雅各布·弗雷澤上士和奧蘭多·莫拉萊斯中士成為赫爾曼德省第一批陣亡的美國人。美國人員懷疑罪魁禍首不是塔利班，而是達多——這一懷疑也得到了達多的一位前指揮官的證實，他説他的頭兒策劃了這次襲擊，以維持美國人對他的依賴性。

儘管如此，當達多的部隊聲稱抓到了真正的刺客——一個名叫毛拉·賈利勒的前塔利班士兵時，美國人還是將賈利勒送去了關塔那摩監獄。令人費解的是，儘管根據賈利勒的關塔那摩機密檔案，美國官員知道賈利勒被指認為刺客只是為了“掩蓋”達多的部隊“參與了伏擊”的事實，但他們還是把賈利勒送進了監獄。

這一事件並沒有影響達多與美國特種部隊的關係，美國特種部隊認為他在收拾“恐怖分子”方面有很大的價值。達多的部隊現在和美國部隊一起巡邏，襲擊發生後不久，這兩支部隊就聯合行動了，就在夏奇拉的村子裏搜查了可疑的恐怖分子。士兵們沒有在她家停留太久，但她無法忘記面對步槍槍口的景象。第二天早上，她收起了地毯，擦去了上面靴子的痕跡。

夏奇拉的朋友和鄰居們都被嚇得不敢説話，但聯合國開始呼籲要搞掉達多。美國方面一再阻撓聯合國這樣的做法，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份指南有這樣的觀點：“儘管達多遠非傑斐遜式的民主人士”，但他這樣粗暴的司法形式是“長期以來鎮壓反叛的普什圖人的好方法”。

他們用荒唐的理由持續帶走了很多赫爾曼德省人，於是，夏奇拉的丈夫不敢再離開家。附近村莊的一個農民，穆罕默德·納西姆被美軍逮捕並被送往關塔那摩監獄，因為根據一項機密調查顯示，他的名字與一名塔利班指揮官的名字相似。一位名叫埃赫薩努拉的卡爾扎伊政府官員前往美國基地舉報兩名塔利班成員；沒有翻譯在場，在混亂中，他自己被逮捕並被送往關塔那摩監獄。納斯魯拉是一名政府收税員，在美國特種部隊和當地部落成員發生小規模衝突後，完全隨機地，納斯魯拉被拉下一輛巴士，然後被送往關塔那摩監獄。“我們當時跟美國人相處得特別好，”他後來在一個軍事法庭上説，“我不知道最終我會到古巴來。”

納斯魯拉最終還回家了，但一些被抓走的人再也沒有回來。格雷什克的阿卜杜勒·瓦希德被“第93師”逮捕，並遭到毒打；他被送到美軍拘留所，被關在籠子裏，並在那裏死去。

美軍人員注意到他的胸部和腹部有燒傷的痕跡，臀部和腹股溝有瘀傷。根據一項已經被解密的機密調查，特種部隊士兵報告説，瓦希德的傷口與“第93師”的“正常問話/審訊方法”有關。一名中士説，他“可以提供以前有類似傷痕的被拘留者的照片”。然而，美國仍然繼續支持“第93師”——這違反了《萊希法》，該法禁止美國人員在知情的情況下支持那些公然侵犯人權的組織。

2004年，聯合國啓動了一項解除支持政府的民兵武裝的計劃。“第93師”的一名指揮官得知這一計劃後，將該組織的一部分民兵改名為與美國人簽訂合同的“私人保安公司”，這使該組織大約三分之一的士兵得以保留武裝。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則通過與一家位於得克薩斯州的公司簽訂合同來保留武器，用這些武器來保衞該公司從事鋪路工作的員工。(當卡爾扎伊政府用警察取代這些私人警衞時，“第93師”的領導人策劃了一次襲擊，殺死了15名警察，然後收回了僱傭警察的合同）而該組織剩下的三分之一成員受到了前同事的勒索威脅，於是攜帶武器潛逃，加入了塔利班。

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透露出的消息傾向於將日益增長的叛亂描述為極端分子與自由作鬥爭的問題，但我手中的北約文件承認，伊沙蓋茲人“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聯軍，因為他們曾在“慈父穆罕默德·汗（即阿米爾·達多）的統治下受到壓迫”。在潘基萊村，老人們鼓勵兒子們拿起武器保衞村莊，一些人還向前塔利班成員伸出了援手。

夏奇拉也希望她的丈夫能做些什麼，比如幫助保衞村莊，或幫村民轉移到巴基斯坦，但他不同意。

在附近的一個村莊，美國軍隊襲擊了一位受人愛戴的部落長老的家，殺死了他，並導致他的兒子截癱，於是，婦女們對她們的丈夫們喊道：“你們這些人頭上戴着大頭巾，但你們做了什麼？你們甚至不能保護我們。你們還能自稱是男人嗎？”

那時是2005年，美國入侵的四年後，夏奇拉的第三個孩子即將出生。家務勞動耗盡了她的精力——“從早到晚，我都在工作，汗流浹背”——但當她從生爐子或修剪桃樹的工作中暫時停下來時，她意識到，她已經失去了曾經的那種希望感。幾乎每個星期，她都會聽到某個年輕人被美國人或民兵抓走的消息。她的丈夫沒有工作，而且最近他開始吸食鴉片。他們的婚姻變質了。家裏瀰漫着不信任的氣氛，與村子裏的陰暗氣氛相匹配。

因此，當一個塔利班車隊駛入潘基萊村時，那些穿黑色長袍的人舉着高高的白旗，她饒有興趣地掂量着這些來訪者，甚至帶着一些寬容。她想，這一次，事情可能會有所不同。

2006年，英國加入了美國特種作戰部隊的隊伍，這個隊伍人數逐漸增長，致力於平息桑金的叛亂。夏奇拉回憶説，很快，“可怕的事情開始了”。塔利班襲擊了巡邏隊，對戰鬥前哨發起突襲，並設置了路障。在潘基雷的一個山頂上，美國人徵用了一個毒梟的房子，將其改造成一個由沙袋、瞭望塔和蛇腹形鐵絲網堆成的大院。在大多數戰鬥之前，年輕的塔利班成員都會去拜訪村民的家，提醒居民立即離開。然後，塔利班就會發起攻擊，聯軍也會作出反擊，而大地也會顫抖起來。

有時，即使逃走也不能保證人身安全。在一次戰鬥中，夏奇拉丈夫的叔叔阿卜杜勒·薩拉姆在一個朋友家裏避難。戰鬥結束後，他去清真寺做祈禱。當時也有幾個塔利班成員在那裏。而聯軍的一次空襲幾乎殺死了清真寺裏的所有人。第二天，哀悼者們聚集在一起舉行葬禮；第二次襲擊又殺死了十幾個人。在運回潘基萊的屍體中，有阿卜杜勒·薩拉姆、他的表弟和他的三個侄子，這些孩子的年齡在6至15歲之間。

阿富汗人抗議美國無人機轟炸

從小到大，夏奇拉認識的人沒有過死於空襲的。她那時已經27歲了，睡得很不安穩，彷彿隨時都要跑去避難。一天晚上，她被一陣刺耳的噪音驚醒，她懷疑是不是有人在拆房子。她的丈夫還在打呼嚕，她暗自咒罵他。她躡手躡腳地走到前院。聯軍的軍車經過，軍車在散落在地面上的廢金屬碎片上拖行。她叫醒了家人。但疏散已經太晚了，夏奇拉祈禱塔利班不要發動攻擊。她把孩子們塞進凹陷的窗户裏（這是為了保護他們），以防襲擊導致屋頂坍塌砸到他們，並給他們蓋上厚厚的毯子。

回到前院時，夏奇拉發現外國人的一輛車一動不動地停在那裏。一對天線向天空投射着什麼。他們這是要殺了我們，她想。她爬上車頂，看到這輛車是空的：士兵們把車停好後步行離開。她看着他們走過天橋，消失在蘆葦叢中。

在幾片田地之外，塔利班和外國人開始互相射擊。一家人幾個小時都蜷縮在室內。牆壁搖晃着，孩子們哭了起來。夏奇拉拿出她的布娃娃，把艾哈邁德放在她的胸前搖晃，低聲講故事。當槍聲沉寂下來時，已經大約在黎明時分，夏奇拉又出去看了看。那輛車仍然在那裏，無人看管。她氣得渾身發抖。整整一年，大約每月都要承受一次這種恐怖。是塔利班發動了襲擊，但她的大部分憤怒都是針對那些闖入者的。為什麼她和她的孩子要受這種苦？

一個瘋狂的想法閃過她的腦海。她衝進屋裏，和她的婆婆説話。士兵們仍然在運河的遠處。夏奇拉找到了一些火柴，她的婆婆拿了一罐柴油。在街上，一個鄰居瞥了一眼罐子，明白了夏奇拉要幹什麼，趕緊拿了第二罐柴油回來。夏奇拉的婆婆給一個輪胎澆了柴油，然後打開引擎蓋，浸濕了發動機。夏奇拉划着了一根火柴，把它丟在輪胎上。

在家裏，他們看着天空因大火而變得灰暗。沒過多久，他們就聽到一架直升機的呼嘯聲從南方傳來。“它是衝我們來的！“她的婆婆喊道。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夏奇拉的姐夫瘋狂地想要把孩子們叫到一起，但夏奇拉知道這已經太晚了。她想，如果我們會死，那就死在家裏吧。

他們跳進後院的一條淺溝裏，大人壓在孩子身上。大地劇烈搖晃，然後直升機飛走了。當他們從溝裏爬上來時，夏奇拉看到，那些外國人以燃燒的車輛作為目標進行轟炸，這樣車的任何部件都不會落入敵人手中。

潘基萊村的婦女們都來為夏奇拉慶功；正如一位婦女所説，她是“一個英雄“。但她很難因此產生什麼自豪感，她只感到解脱。“我在想，他們不會再來這裏了，”她説，“而我們將獲得和平。”

2008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部署到了桑金，來增援美國特種部隊和英國士兵。英國的部隊陷入困境——其在阿富汗的傷亡人數的三分之一都發生在桑金，這導致一些士兵將該任務稱為“桑金格勒”。那時8歲的尼洛法能夠感覺到戰爭的節奏。她會問夏奇拉：“我們什麼時候去法扎納阿姨家？”法爾扎納住在沙漠裏。

美軍為無人機安裝彈藥

但是，混亂並不總是能預料到的：一天下午，在人們有時間逃離前，外國人再次出現，一家人衝進後院的戰壕。在幾個門外，已故的阿卜杜勒·薩拉姆的妻子和孩子也跳進了戰壕，但一發迫擊炮彈炸死了他15歲的女兒博爾·賈納。

戰爭雙方的確都在努力避免平民死亡。除了發出疏散警告外，塔利班還讓村民瞭解哪些地區埋有簡易爆炸裝置，並在伏擊車隊時關閉道路，禁止平民通行。聯軍則部署了激光制導炸彈，在發生戰鬥前使用擴音器警告村民，並在戰鬥前派遣直升機。“他們會投下傳單，傳單上寫：‘想活命就呆在家裏！’”夏奇拉回憶説。

然而，在這場泥牆中進行的性命攸關的戰役之中，哪兒都不安全，有大量的平民死亡。有時候，這種大規模的平民傷亡會引發廣泛的譴責，例如2010年，一枚北約火箭彈擊中了桑金的一羣村民，造成52人死亡。但絕大多數事件僅涉及一兩個人的死亡——這些無名的生命從未被報道過，從未被官方組織記錄過，因此也從未被算作戰爭中平民傷亡的一部分。

就這樣，夏奇拉親人的悲劇不斷髮生。15歲的表弟穆罕默德：他在和朋友騎着摩托車穿過村莊時，被一架嗡嗡鳴叫的無人機殺死。夏奇拉回憶説：“那聲音到處都有。我們一聽到它時，孩子們就會開始哭，而我無法安慰他們，讓他們停止哭泣。”

穆罕默德·瓦利，是夏奇拉的一個已經成年的表弟。聯軍指示村民在開展行動時在室內呆三天，但在第二天之後，瓦利家的飲用水已經用光了，瓦利只好冒險出門。於是，他被槍殺了。

汗·穆罕默德，是夏奇拉一個七歲的表弟：他的家人在駕車逃離武裝衝突現場時，誤入了聯軍陣地；他們乘坐的汽車遭到掃射，他被炸死了。

12歲的表弟博爾·阿加：他在傍晚散步時，被阿富汗國家警察基地的炮火擊中，因此身亡。第二天早上，他的父親在震驚和疑問中到訪了這個基地，他們告知他，他們之前已經警告過這個男孩不要在該設施附近徘徊。他的父親回憶説：“他們的指揮官下令打死他。”

阿馬努拉，是夏奇拉一個16歲的表弟：當他被一名阿富汗軍隊的狙擊手瞄準射殺時，他正在地裏幹活。沒有人給他的家人一個説法，家人也不敢去陸軍基地詢問。

艾哈邁德，夏奇拉的一個成年表弟。在田地裏忙碌了一天後，他端着一個爐子往家走，結果被聯軍擊倒。家人認為，外國人把爐子誤認為是個簡易爆炸裝置。

尼亞馬圖拉，艾哈邁德的兄弟。當他附近發生交火事件時，他正在收割鴉片；在他逃跑的過程中，他被一架嗡嗡叫的無人機打死了。

夏奇拉丈夫的叔叔古爾·艾哈邁德：他想做點兒什麼開啓新的一天，所以他讓兒子們把他的早餐帶到田裏。兒子們到達時，他們發現了古爾的屍體。目擊者説，他遇到了一支聯軍巡邏隊。士兵們“把他扔在這裏，像扔掉一隻動物一樣”，夏奇拉説。

夏奇拉家族的所有分支成員——有曾經給她講故事的叔叔，也有在山洞裏和她一起玩耍的表兄弟——都消失了。她總共失去了16個家庭成員。

我想知道潘基萊村的其他家族是否也是一樣的遭遇。我在村子裏隨機抽取了十幾户人家進行調查，並且也在其他村子裏做了類似的調查，得出的結果顯示，潘基萊的情況並非特殊狀況。我記錄了每個家庭中死者的名字，並與死亡證明、目擊者的證詞進行了核對。我發現，平均而言，每個家庭在當地人所説的“美國戰爭”中失去了10至12個平民親戚。

在像喀布爾這樣的繁華大都市，這種巨大的痛苦是不為人知的，繁華都市的居民們享有相對的安全。但在桑金這樣的鄉村飛地，聯軍對平民無休止的殺戮導致許多阿富汗人傾向於塔利班。到2010年，伊沙克扎伊村的許多家庭都有兒子加入塔利班，其中大多數人加入塔利班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或對聯軍進行報復；塔利班運動比90年代更徹底地融入了桑金的生活。現在，當夏奇拉和她的朋友們討論塔利班時，他們也是在討論自己的朋友、鄰居和親人。

當地的一些英國軍官越來越擔心，擔心美國殺戮了太多的平民，這些英國軍官想要説服美國特種部隊撤出該地區，但沒有成功。與撤出正相反，來自世界各地的部隊湧入了赫爾曼德，包括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和丹麥人。

但村民們無法分辨不同國籍的人，對村民們來説，佔領者都是“美國人”。附近村莊的婦女帕扎羅回憶説：“有兩種人，一種是黑臉，一種是粉臉。當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害怕。”聯軍將當地人的狀態描述成：渴望聯軍把他們從塔利班手中解救出來，但2011年的一份機密情報報告這樣敍述：當地社羣對聯軍的看法是“不利的”，村民們發出這樣的警告：如果聯軍“不離開該地區，當地居民將被迫逃離本地”。

作為回應，聯軍轉而採取反對叛亂的爭取“人心”戰略。但是，外國人致力於植根在民眾中的努力可能是粗暴的：他們經常霸佔民眾的房屋，這只是進一步將村民暴露在雙方的交火中。另一個桑金村的婦女帕什塔娜告訴我：“他們是強行來佔屋子的，並沒有得到我們的許可。他們有時會直接闖入我們的房子，打破所有的窗户，在我們房子裏呆上一整夜。我們不得不逃出家裏，以防塔利班向屋裏開火。”來自潘基萊村的婦女瑪西亞回憶説：“塔利班可能會開幾槍，但美國人會用迫擊炮反擊。”一枚迫擊炮擊中了她婆婆的房子。瑪西亞説，她婆婆活了下來，但在此事之後“無法控制自己”——總是“對着我們看不見的東西，對着鬼魂大喊”。

聯軍爭取“人心”的手段陷入了困境，一些北約官員試圖説服塔利班指揮官投誠。2010年，一批桑金的塔利班指揮官與英國人聯絡，承諾投誠，條件是聯軍要對當地社區進行援助。但是，當塔利班領導人正在開會確定協議時，獨立行動的美國特種作戰部隊轟炸了這次集會，殺死了具有和平傾向的塔利班高層人物。

海軍陸戰隊最終於2014年退出桑金；阿富汗軍隊堅守了三年，直到塔利班控制了桑金所在的山谷大部分地區。美國將阿富汗陸軍部隊通過飛機空運出去，還夷平了許多政府大院——正如一份北約聲明所讚許的那樣，他們只留下了“瓦礫和泥土”。桑金市場就是這樣被抹去的。當夏奇拉第一次看到這些被毀壞的商店時，她告訴她的丈夫：“他們什麼都沒給我們留下。”

儘管如此，隨着戰爭結束，一種樂觀主義的情緒還是在潘基萊村佔據了上風。夏奇拉的丈夫宰了一隻羊來慶祝停戰，一家人討論着翻新花園的計劃。她的婆婆談到了在俄國人和美國人到來之前的日子，那時一家人在運河邊野餐，男人在桃樹的樹蔭下伸懶腰，女人在星空下的屋頂上打瞌睡。

但在2019年，當美國在卡塔爾的多哈與塔利班領導人舉行會談時，阿富汗政府和美國軍隊又最後一次對桑金採取了聯合行動。那年1月，他們目睹了整個戰爭中最具破壞性的一次襲擊。夏奇拉和其他村民逃向沙漠，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逃脱。

艾哈邁德·努爾·穆罕默德經營着打付費電話的小店，他決定等待疏散，因為他的雙胞胎兒子生病了。他的家人聽着遠處的炮火聲入睡。當晚，一顆美國炸彈轟進雙胞胎男孩睡覺的房間，將他們炸死。第二枚炸彈擊中了鄰近的一個房間，炸死了穆罕默德的父親和許多其他的人，其中有8名兒童。

第二天在葬禮上，又一次空襲造成6名弔唁者死亡。在附近的一個村莊，一架武裝直升機擊中了三名兒童。第二天，又有四名兒童被槍殺。在桑金的其他地區，一次空襲擊中了一所伊斯蘭學校，造成一名兒童死亡。一週後，參加婚禮的十二位賓客在一次空襲中喪生。

爆炸發生後，穆罕默德的兄弟前往坎大哈，向聯合國和阿富汗政府報告了這次大屠殺。當正義得不到伸張時，他選擇加入了塔利班。

在源源不斷的新兵補充進軍隊的情況下，塔利班很容易就打敗了聯軍。然而，儘管這場叛亂最終給阿富汗農村帶來了和平，但這是一種荒涼的和平：許多村莊已成廢墟。重建將是一個挑戰，但更大的考驗在於要抹去過去20年的悲慘記憶。帕扎羅説：“我女兒醒來時尖叫着説美國人要來了。我們必須一直輕聲細語地跟她説話，告訴她‘不，不，他們不會回來了。’”

塔利班稱他們的領土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並聲稱，一旦外國人走了，他們將帶來一個和平穩定的時代。隨着阿富汗政府在今年夏天垮台，我走訪了赫爾曼德省——酋長國事實上的首都——去看看後美國時代的阿富汗會是什麼樣子。

我離開了仍在政府控制下的拉什卡加。在郊外，矗立着一座帶有阿富汗政府旗幟的水泥建築——越過這個檢查站，喀布爾的權威就消失了。一輛卡車停在附近，車廂裏擠着6個桑金人，這是一個可怕的民兵組織，得到了中情局（CIA）的支持。其中兩名士兵的年齡似乎不超過12歲。

我和兩個當地人開着一輛破舊的豐田卡羅拉，偷偷地溜過了檢查站。很快，我們就到了一片被太陽烘烤着的荒蕪的土地。我們經過了美國人和英國人修建的阿富汗軍隊和警察的廢棄哨所。哨所後面是一系列圓形的土製防禦工事，一個孤獨的塔利班狙擊手趴在上面。他身後的白旗飄揚着，宣告着伊斯蘭酋長國的大門就在眼前。

塔利班國家和我們身後的世界之間最顯著的區別就是缺少槍手。在阿富汗，我已經習慣看到穿着寬鬆長褲、有着圓溜溜眼睛的警察，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民兵，以及檢查汽車的情報人員。然而，我們很少穿過塔利班的檢查站，當我們過關的時候，武裝分子只是草草地對汽車進行了檢查。“每個人都害怕塔利班，”我的司機笑着説，“關卡就在我們心裏。”

如果説人們害怕他們的新統治者，他們也在試着與後者友好相處。隨處可見一羣羣的村民坐在路邊的棚架下，和塔利班一起喝茶。當我們沿着桑金農村的一條土路顛簸前行時，這個國家的面貌展現在了我們眼前。在運河裏，男孩們正在進行遊泳比賽，村民和塔利班人把腳浸入綠松石色的水中。我們經過綠油油的農田和果樹的樹冠，看到一羣女人走在市場的路上，兩個女孩穿着皺巴巴的連衣裙蹦蹦跳跳。

我們找到了格里什克，一個當時還是由政府控制的城鎮。這個城鎮是該地區最賺錢的收費站，據説誰擁有它，誰就控制了整個赫爾曼德。塔利班發動了一次進攻，大炮的轟鳴聲響徹整個平原。一個個的家庭帶着他們負重前行的驢，正在逃離空襲。路邊，一個穿着淺藍色罩袍的女人站在一輛獨輪車前；車裏是一具裹着的屍體。一些塔利班成員聚集在一個山頂上，將一名倒下的戰友埋入墳墓。

我遇見了瓦基勒，一個戴眼鏡的塔利班指揮官。和我遇到的許多戰士一樣，他出身於農民家庭，在神學院學習了幾年，有十幾個親戚分別在阿米爾·達多、“第93師”和美國人手下失去了生命。他談起他家遭受的災難，毫無怨恨，彷彿美國戰爭是天命的結果。30歲時，他在一位年長的兄弟——一位塔利班指揮官——戰死之後獲得了軍銜。

他幾乎從未離開過赫爾曼德，一想到要佔領格里什克，他的臉上就露出了驚訝之色。這個小鎮離他只有幾英里，但他已經有二十年沒去過了。“別記了，”我潦草地記着筆記時，他笑了，“來看我佔領這座城市吧！”我看着一架直升機飛過地平線，婉言謝絕了。他飛奔而去。一小時後，我的手機上彈出了一張照片，上面是瓦基勒扯下與“第93師”有關的政府人物海報。格里什克淪陷了。

在塔利班地區領導人的家裏，一羣塔利班成員坐在一起吃秋葵和饢，這些都是村裏捐贈的。我問他們戰爭結束後的計劃。大多數人説，他們會回到農村，繼續完成宗教教育。我從伊拉克飛往阿富汗的事讓年輕的指揮官哈米德印象深刻。他説他夢到了巴比倫遺址，問道：“你覺得這一切結束後，他們會給我簽證嗎？”

很明顯，塔利班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有分歧。在我訪問期間，來自阿富汗不同地區的數十名成員為他們的酋長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對未來的設想。一位在國外生活過並在多哈或巴基斯坦擁有住房的、有政治頭腦的塔利班成員告訴我——也許是經過考慮的——他們的世界觀比以前更加開放了。

一位在過去二十年中穿梭於赫爾曼德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學者説，“我們在九十年代犯了許多錯誤。那時候，我們不懂人權、教育、政治——我們只是用權力來掌控一切。但現在我們明白了。”在這位學者樂觀的設想中，塔利班將與以前的敵人共享政府部門，女孩可以上學，女性將與男性“肩並肩”工作。

然而在赫爾曼德很難找到這樣的塔利班。更普遍的是像哈姆杜拉這樣的，他是一個窄臉的指揮官，在美國戰爭中失去了十幾個家庭成員，他用婚禮、葬禮和戰鬥來衡量自己的人生。他説，他的部隊遭受了太嚴重的苦難，從來沒有分享過權力，而過去20年的戰亂只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就是保持原狀。他驕傲地告訴我，他計劃加入塔利班向喀布爾進軍的行列，這是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城市。他猜大概會在八月中旬到達那裏。

在農村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婦女權利——上，他並沒有讓步。在赫爾曼德省的許多農村地區，婦女被禁止進入市場。當一名桑金婦女最近在集市上為她的孩子買餅乾時，塔利班毆打了她、她的丈夫和店主。塔利班成員告訴我，他們可以允許女孩讀伊斯蘭學校，但只能讀到青春期之前。同以前一樣，除做助產師外，禁止婦女就業。帕扎羅沮喪地説：“他們一點都沒變。”

在赫爾曼德省，我幾乎看不到塔利班作為一個國家的任何跡象。與其他反叛運動不同，塔利班除了其嚴酷的法庭之外，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重建措施和社會服務。它容不得反對者：在潘基萊村這個阿富汗村莊，塔利班在得知一個名叫沙伊達古爾的村民向阿富汗軍隊成員提供麪包後，便處決了他。

然而，許多赫爾曼德人似乎更喜歡塔利班的統治——包括我採訪的婦女。這場運動之所以勝利，似乎是因為其反對者慘烈地失敗了。對當地人來説，在聯軍及其阿富汗盟友的統治下，生活完全是一場冒險；甚至在陽光普照的田野上喝茶，或者開車去參加姐姐的婚禮，都是潛在的致命賭博。塔利班提供的只是一個簡單的交易：聽我們的話，就不會殺你。

我和村民們的每一次談話都充滿了這種冷酷的算計。在葉查爾村，我來到了一片阿富汗軍隊前哨的廢墟，那裏最近被塔利班佔領了。剩下的只有成堆的廢金屬、電線、發熱的石板和碎石。第二天早上，村民們來到哨所，尋找可以拿去賣的東西。一個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農民正在和他的小兒子在垃圾堆裏翻找，這時一架阿富汗武裝直升機出現在地平線上。他回憶説，飛機飛得很低，“甚至卡拉什尼科夫步槍都能朝它開火”。但是周圍沒有塔利班，只有平民。武裝直升機開火了，村民們開始左右倒下。然後它又繞回來，繼續攻擊。另一名目擊者説：“地上有很多屍體，還有人在流血呻吟。”“還有很多是小孩子。”據村民説，至少有50個平民被打死。

阿富汗人為無人機轟炸遇難者舉行葬禮，這種葬禮也經常成為轟炸目標

後來，我和一名阿富汗陸軍直升機飛行員通了電話，他剛剛解除了襲擊哨所的人的職務。他告訴我，“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他們説，‘我們知道他們是平民，但舒拉巴克營（一個被移交給阿富汗人的前英國基地）下令將他們全部殺死’。”

就在我們通話的時候，阿富汗軍隊的直升機向格里什克擁擠的中央市場開火，打死了幾十個平民。赫爾曼德省一個國際組織的官員説，“當政府軍的一塊地區失守時，他們就會報復平民。”這名直升機飛行員承認了這一點，並補充説：“我們是奉薩米·薩達特的命令乾的。”

薩米·薩達特將軍領導着阿富汗陸軍的七個軍之一。阿米爾·達多那一代的強人大多是外省的文盲，薩米·薩達特完全不一樣。他在英國的一所學校獲得了戰略管理和領導學碩士學位，並在慕尼黑的北約軍事學院學習。他在擔任軍事職務的同時，還擔任了總部位於喀布爾的藍海物流公司（Blue Sea Logistics）的首席執行官。這家公司為反塔利班武裝提供從直升機部件到裝甲戰術車輛等各種物資。

在我訪問赫爾曼德期間，他指揮下的黑鷹直升機幾乎每天都在進行大屠殺：12個阿富汗人在桑金郊外的一個前基地清除廢鐵時被殺；類似的事件還有40人在陸軍廢棄的瓦利德營地被殺；還有20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他們在格里什克集市被空襲炸死；被塔利班關押在一個發電站的阿富汗士兵在空襲中被自己的同志當作目標殺害。（薩達特拒絕了記者的多次置評請求。）

在葉查爾哨所大屠殺的前一天，CNN播出了對薩達特將軍的採訪。“赫爾曼德省很美——如果沒有戰爭，可以發展旅遊業”。他説。他解釋道，他的士兵士氣高昂，有信心擊敗塔利班。主持人似乎鬆了一口氣。“你看起來很樂觀，”她説，“聽你這麼説我很放心。”

我把採訪給穆罕默德·瓦利看，他是拉什卡加附近一個村莊的推車小販。葉查爾屠殺幾天後，他所在地區的政府民兵向塔利班投降。薩達特將軍的黑鷹開始隨機攻擊房屋。他們朝瓦利的房子開槍，他的女兒被彈片擊中頭部而死。他的哥哥衝進院子，對着直升機抱起女孩癱軟的身體，大喊：“我們是平民！”直升機殺了他和瓦利的兒子。他的妻子失去了一條腿，另一個女兒陷入昏迷。當瓦利觀看CNN的視頻時，他泣不成聲。“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問，“他們在嘲笑我們嗎？”

2006年的時候，塔利班在幾小時內殺害了阿米爾·達多的32名親友，其中包括他的兒子。三年後，他們在一次路邊爆炸中殺死了當時已經加入議會的軍閥本人。暗殺事件的策劃者來自潘基萊村。從一個角度看，這次襲擊是原教旨主義叛亂分子與國際公認的政府對抗的標誌；從另一個方面看，這是貧困村民對曾經摺磨他們的人的報復行動；或者是長期醖釀的部落戰爭中的一次齊射；或者是一個販毒集團對競爭對手的打擊。所有這些解讀可能同時都是真的。

很明顯，美國並沒有試圖解決這種分歧，並建立持久、包容的制度；相反，它介入了一場內戰，支持一方去反對另一方。結果，就像蘇聯一樣，美國人實際上創造了兩種阿富汗人：一種陷入到了無休止的衝突中，另一種則繁榮而充滿希望。

就像哈姆杜拉預測的那樣，在8月中旬塔利班武裝分子進軍喀布爾之後，“充滿希望”的阿富汗現在正面臨着威脅。在過去的幾周裏，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絕望地想要逃到喀布爾機場，他們感覺到美國人的瘋狂撤離可能是他們過上更好生活的最後機會。“兄弟，你得幫我”，之前和我交談過的直升機飛行員在電話裏懇求我。當時，他正在擠過人山人海，試圖找到機場的大門；當最後一架美國飛機的輪子衝出跑道時，他被拋在了後面。據報道，他的老闆薩米·薩達特逃往了英國。

直到不久前，薩達特逃離的喀布爾還常常讓人覺得與桑金是兩個不同的國家，甚至是不同的世紀。首都擠滿了歡快的女人們，山坡上到處都是燈光，還有閃閃發光的婚禮大廳和霓虹燈廣告牌：媽媽們逛市場，女孩們成雙成對地從學校走出來，戴着頭巾的警察在巡邏，上班族們拿着名牌手袋。

這些婦女在美國戰爭期間取得的成就——現在已經失去了——是驚人的，如果與赫爾曼德省的艱苦村莊相比較，就很難理解：阿富汗議會中女性的比例與美國國會中的比例相似，大約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是女性。

可以理解的是，喀布爾成千上萬的婦女害怕塔利班會帶來倒退。8月底，我打電話給一位皮膚科醫生，她被困在家裏。她曾在多個國家學習，並經營着一家僱傭了十幾名女性的大型診所。她告訴我：“我費了很大的勁才走到這一步。”“我學了太久，自己創業，自己開診所。這是我一生的夢想。”她已經兩個星期沒出門了。

塔利班接管政權之後，就恢復了保守的鄉村秩序，同時使喀布爾相對自由的街道陷入了恐懼和絕望之中。這種命運的逆轉揭示了過去20年裏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假設：如果美軍繼續在農村與塔利班作戰，那麼城市的生活就會蓬勃發展。這也許站得住腳——畢竟塔利班在美國的空軍力量面前是無法佔領城市的。但這是正義的嗎？一個羣體的權利能否長期地建立在另一個羣體權利被剝奪的基礎上？

在桑金，每當我提到性別問題，農村婦女的反應都是嗤笑。“他們在喀布爾給婦女權利，但是在這裏他們殺害婦女，”帕扎羅説，“這是正義嗎？”來自潘基萊村的瑪奇亞告訴我，“你殺害我們，殺害我們的兄弟，殺害我的父親，這不是‘女權’。”來自附近村莊的卡莉達説，“美國人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權利。他們來了，打了，殺了，就走了。”

在美軍無人機轟炸喀布爾時被炸死的兒童

赫爾曼德的婦女在她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問題上意見不一。有些人希望舊的村莊秩序崩潰——他們希望能逛街或在運河邊野餐，而不會引起他人的微詞。其他人的觀念則更傳統。“女人和男人是不平等的，”夏奇拉告訴我，“他們每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有而別人沒有的力量。”當她的丈夫不止一次抽鴉片抽到昏迷時，她想過要離開他。然而，尼洛法已經成年了，離婚可能會使她的家庭蒙羞，損害她的前途。夏奇拉從朋友那裏聽到了放蕩的城市充滿了許多婚姻破裂和賣淫的故事。“太自由了會有危險，因為人們不知道限度在哪裏。”她説。

不過，我在桑金見到的所有婦女似乎都同意，她們的權利，無論會帶來什麼，都不能來自槍桿子——以及阿富汗社區必須改善婦女的條件。一些村民認為他們有強大的文化資源來進行這場鬥爭：伊斯蘭教。

“塔利班説婦女不能外出，但實際上伊斯蘭教沒有這樣的規定。只要我們穿了袍子，就可以外出。”我問了一個赫爾曼德省的塔利班研究專家，伊斯蘭教哪裏規定了婦女不能去集市或上學。他有點懊惱地承認，這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伊斯蘭禁令。“這是村裏的文化，不是伊斯蘭教的，”他説，“那裏的人對女性有這樣的約束，我們也跟着這麼做。”伊斯蘭教在結婚、離婚和繼承方面的規則比其他許多部落和村莊都更加公平，所以這些婦女希望能維持她們的信仰——用跨越國家眾多分歧的共同的語言——來爭取更大的自由。

儘管夏奇拉很少提及，但她自己也懷有這樣的夢想。在數十年的戰爭中，她一直自學閲讀，現在她正在努力翻譯普什圖語版的《古蘭經》，一次一個“蘇拉”（sura在《古蘭經》裏是“章節”的意思——譯者注）。“這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她説。她正在教她最小的女兒學字母，她有一個大膽的抱負：召集她的朋友，要求男人們建立一所女子學校。

儘管夏奇拉打算推動潘基萊村繼續前進，她仍決心要記住它的過去。她告訴我，村子裏有一個遍佈幾個山頭的墓地。沒有牌匾，沒有旗幟，只有一堆堆的石頭，在傍晚的陽光下閃着紅色與粉色的光芒。每個墓穴都豎立着一對空白的石板，一個在頭部，一個在尾部。

夏奇拉的家人每週都會來看望她，她會給他們指哪裏是祖父長眠的土堆，哪裏是她的堂兄弟姐妹們的長眠之處，因為她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忘記。他們把圍巾系在樹枝上，以獲得祝福，並對那些死去的人祈禱。他們在這塊神聖的石頭、灌木和溪流的包圍中待了幾個小時，夏奇拉感覺又恢復了力量。

在美國人離開前不久，他們炸燬了她的房子，顯然是對塔利班在附近扔手榴彈的報復。兩個房間沒有倒塌，房子一半是可以住的，一半被炸燬了，就像阿富汗一樣。她告訴我，她不介意廚房沒了，也不介意食品儲藏室被炸出了一個洞。相反，她看到的是一個村莊的重生。

夏奇拉確信，房子旁邊很快就會鋪新的路，碎石在夏天會熱得滋滋響。天空中會飛的只有長着羽毛的鳥。尼洛法會結婚，她的孩子們可以沿着運河步行上學。女孩們會有塑料娃娃，她們可以給她梳頭。夏奇拉會擁有一台洗衣機。她的丈夫會潔身自好，他會承認自己的失敗，會告訴家人他愛他們勝過一切。他們還會去喀布爾玩，然後站在巨大的玻璃建築的陰影下面乘涼。“我必須相信，”她説，“不然，這一切是為了什麼？”

阿南德·戈帕爾是報道中東問題的記者，最近出版阿富汗問題的報道專著《好人已死——美國、塔利班和阿富汗人眼中的戰爭》(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

（本文發表於2021年9月6日《紐約客》網站，譯者是餘烈 劉思雨 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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