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想讓官商不“勾結”，要講信念，也要看現實
【採訪/觀察者網 李泠】
·“不少公務員入不敷出”
觀察者網：當下提出構建“新型政商關係”，有新肯定就有舊，您能否總結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政商關係經歷了哪幾個階段的發展？
**房寧：**我們現在所説的政商關係，所謂“政”，是指黨政機關及官員幹部；所謂“商”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進一步講，中國當下的政商關係可以分兩個層面看，一層關係是政府與民營經濟的關係，另一層是幹部官員與民營企業家的關係。在民間關於政商關係更多是關注官商關係，即幹部官員與老闆的關係。今天我們討論的也主要是在這個層面。
改革開放前中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1956年搞了社會主義改造，“文革”進一步割了“資本主義尾巴”。那時國民經濟基本上實行公有制及計劃體制，應該説沒有官商關係問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轉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政府-市場關係，相應地也就產生了政商關係、官商關係。因此説，官商關係是在改革開放後出現的。
官商關係的出現和發展演變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進程同步的。如何認識官商關係，應該從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歷程，特別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的歷程中來了解和認識。
我的工作重要內容之一是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發展，官商關係是其中不可迴避、必然涉及的課題。換言之，瞭解官商關係也是認識理解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政治進程的一個側面。這些年我在大量地方與基層調研中，尤其是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地區的調研涉及了不少相關問題。
説到官商關係，首先要知道我們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怎麼搞起來的，中國的民營企業又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在公眾的一般印象裏，民營企業的崛起是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好政策。比如，義烏“撥浪鼓搖出新天地”，政府實行了自由開放政策，搞了“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農民進城、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多渠道競爭），使得當地廣大貧苦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噴薄而出，十萬農民闖市場。的確，改革開放的自由開放政策調動了中國億萬人民的積極性，進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運動。這些都是大家公認的。
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跨越式發展乃至其中的生力軍民營企業崛起的奧秘遠遠不止於此。我在大量基層調研中有一個發現，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在每一個成功的企業和企業家背後都有我們的幹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西方不同，它是在政府的組織和支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它才會有這麼高效率，才會在短時間內形成這麼大的規模。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道路具有“時空壓縮”的特性，用短短三、四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當年中國真是一窮二白。中國內地第一座五星級賓館廣州白天鵝賓館，是1978年香港的霍英東先生來內地投資建設的。霍英東在回憶錄裏講，他建白天鵝賓館，所有的配件，包括燈具、傢俱、衞浴設備甚至浴缸裏的軟木塞子，在中國內地統統找不到，都必須進口。那時候我們真是萬事不如人呀！所以大家都很自卑，這也是為什麼西方文化能在國內大水漫灌的原因。
霍英東在白天鵝賓館工地上
1983年2月6日白天鵝賓館開幕。楊尚昆、廖承志等領導參觀白天鵝賓館的客房。霍英東坐在衞生間浴缸邊，介紹賓館的服務設施。（資料圖）
當年就那麼個起點，後來中國怎麼就在短時間內發生天翻地覆巨大變化呢？這其中民營企業功不可沒。這個大家都承認。但是，你想過嗎，如果單靠民營企業家從個體户到萬元户、再到工商企業逐漸發展，這個過程會有多漫長？!這其中的奧秘就是有政府以及廣大黨政幹部的支持和幫助。
多年前我在浙江台州調研時曾遇到這樣一個事例。1984年的時候，台州玉環一位鄉長聽到貴州某地有個商機，他告訴了一個熟識的個體户老闆，建議他去試一試，但老闆有些猶豫。這位鄉長居然陪着這個小老闆一起去了貴州。他們先乘長途汽車顛簸一天趕到杭州，那時從黃岩到杭州的路可難走了。到了杭州沒買到火車票，他倆買站台票上車，愣是一路站到了貴州。這就是改革開放之初的“官商”關係呀！
再舉知名企業家南存輝的例子。1984年他和胡成中、胡成虎等人創辦了一家小廠“求精開關廠”，也就是如今聞名遐邇的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電氣的前身。1990年代初，為扶持民營企業發展，原温州交通局辦公室主任吳炎來到了正泰做黨總支書記。吳炎對正泰的企業管理、制度建設、文化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吳炎對南存輝本人更是父親般關愛，指點、培養南存輝成長。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資料圖/新華網）
後來吳炎不幸病逝，南存輝無比悲痛，執孝子禮為吳炎送葬。我印象裏南存輝沒有寫過什麼書，但他親自主編了《真情人生：正泰首任黨委書記吳炎紀事》以紀念吳炎。我看過這本書，真情訴説，挺感人的。現在這本書還在我書架上擱着呢。
如今正泰已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了。回顧以正泰為代表的民企興起歷程，固然有政策扶持，也有以南存輝為代表的一批卓越企業家的努力，但當地黨政組織和像吳炎那樣的黨政幹部的支持和提攜也是必不可少的。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黨政軍民學全民齊努力，才有今天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
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商關係的第一階段，其中有好多正能量滿滿的中國故事。
但是，事物都有兩方面。隨着民營企業的壯大，隨着整個社會的經濟條件、生活條件的不斷變化，政企關係、官商關係中出現了另外一方面問題，發生了某種轉變。
1990年代開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政策上的限制與約束，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一方面，企業需要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肯定要對企業進行監管，這是一對永遠存在的矛盾。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主要的政策傾向、改革措施就是去監管。這就是所謂的“制度紅利”。這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主要意思就是政府放松管制，企業更容易發展。日本當年明治維新提出的“五條誓文”和義烏改革提出的“四個允許”，就是這個“原理”，政策開放，擴大自由，經濟社會活力就釋放出來了。
資料圖：浙江新聞
但政府不能永遠不管，不可能只是放任自流，那樣市場和社會就會亂象叢生。市場經濟會帶來貧富差距，政府也有責任進行調節。政府要監管，政府要進行社會建設，怎麼做？資源從哪兒來？這就要規範管理，約束企業行為，通過收税來獲取資源。於是，政商關係、官商關係就出現了另一面，出現了監管與企業活力間的矛盾，出現約束與自由之間的矛盾。
社會適應性反應是社會的普遍現象。所謂“社會適應性反應”意思是任何一項法律、政策或社會管制措施出台，就會隨之出現針對管制的規避與反制，對法律、政策的規避和反制會推高社會管理成本。
在我們討論的話題中，所謂社會適應性反應，就是很多企業、企業家對政府監管的規避甚至反制。企業家怎麼避開監管？其中重要手段就是老百姓常説的“腐敗”，通過個人關係，我給你好處，你幫我辦事。
其實這情況不單在中國發生，在別的國家也一樣。腐敗與法律、與社會制度以及意識形態是弱關聯，腐敗和工業化是強關聯。世界各國在工業化高成長期都經歷了腐敗的高發期，全世界無一例外。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這是工業化進程中必然要經歷的階段。
過去是幹部幫企業成長，現在這些企業反過來“幫”幹部，其中既有需要，又有機制。
於是，官商關係就變樣了。剛才説“成功民營企業家背後都有幹部”，現在就要加上另一句：黨政幹部背後常常有民營企業家。中國的官商關係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中形成的，關係複雜多樣，剪不斷、理還亂。
進一步講，從世界普遍經驗看，公務員的腐敗與待遇水平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公務員待遇好的國家腐敗低發，公務員待遇差的國家腐敗高發。這也是全世界無一例外。
我國公務員待遇總體上偏低。很多低級別公務員每月拿到手的工資還不如住家保姆。比如在北京，一個住家保姆的月工資怎麼着也得拿七、八千元，還管吃管住。而很多幹滿10年的公務員，到手的工資都未必有這麼多。他們要買房子吧？孩子要上學吧？要贍養父母吧？家人生病要看病吧？就那點錢，肯定不夠，其結果可想而知。
當然，我相信很多同志有堅守，這沒問題。但問題是真正能安貧樂道的公務員能有多少呢？關於公務員的收入問題，我做過許多調研。根據我的調查，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公務員家庭入不敷出的問題。我瞭解到，不説灰色收入，只看正常收入，至少有30%的公務員每月收支是赤字。他們的支出不是奢侈性的，而是剛需，或者説維持體面生活。
有人可能會質疑“體面生活”這個概念。根據我的調查研究，大多數公務員的價值觀並非是什麼“慾壑難填”。其實基層公務員很現實，他們的所謂“體面生活”概念就是要與自己經歷、身份、社會地位差不多的人有大致相當的待遇和生活水平。
根據我在多國調查，國外公務員待遇大多是與企業管理階層作對比和參照的，中級公務員與企業中管比，高級公務員與企業高管比。而在我國普遍的情況是，公務員與國企、大中型民企的管理層收入待遇有着明顯差距。
觀察者網：根據您調研部分公務員每月的正常支出多於正常收入，這個赤字他們是怎麼彌補的？
**房寧：**有三個辦法。
第一，經營活動。比如他們會炒股，搞投資理財，或者開個小店鋪之類。關於這一點似乎證實了一些民間傳聞，就是在一般縣城裏街道兩旁的鋪面門店，大多是公務員家開的。
第二，一家兩制。就是兩口子不能都是公務員，必須有一個在體制外。在體制外多掙一些補貼家用。關於這一點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朝裏有人好經商”。
第三，家族支持。關於這一點我在調研中遇到過許多案例。和你分享一個我2006年在浙江調研時瞭解到的事兒。
當時有一個鄉領導班子被一鍋端了，一個縣裏的幹部臨危受命，被派到那裏任鄉長。來之前，他父親主持召開一個家庭會議，讓他過去後一定把工作做好。為了解除他的後顧之憂，家族決定出錢幫助他。他父親和姐姐每年給他20萬元，10萬用於補貼自家生活，10萬支持他開展工作。他告訴我，來到鄉里後，他經常訪貧問苦，聯繫羣眾；看望老黨員、老幹部、困難羣眾時，他經常手握三、五百元，一握手“温暖”就送出去了。
觀察者網：這20萬最後要還給他爸和他姐嗎？
**房寧：**他父親原來也是一個大隊書記，後來家裏經商發財了。這每年20萬當然不用還，就當贊助黨的事業了。
其實，在基層這種“私款公用”的現象很多。一些公務員開着私家車辦公事，平常那點工資根本不夠用。現在有不少年輕公務員因待遇低、生活困難，辭去公職。這些人往往是普遍百姓家庭出身的。
為什麼很多公務員靠工資收入實際上很難維持生活，卻依舊穩穩當當地當他的公務員？重要原因是有家族在背後支持。一個家族裏頭總得有人在黨政機關裏，按他們的説法，建個人脈，混個臉熟兒，説話辦事有面子。
基層公務員的這類依靠經營活動、一家兩制、家族支持等方式維持體面生活的情況，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當下的官商關係。
·幹部對老闆有四點需求
觀察者網：看來在現實中，“親”與“清”之間這個度如何把握，不是易事。除了您提到的這幾種情況，還有一種是有的幹部以前“亂作為”，後來乾脆就“不作為”，比如不再頻繁與企業家聯繫、一些業務也都刻意放緩，等等。換言之，“清”但不“親”，可能想着少做事少惹事，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一問題如何解決？
**房寧：**如果從官員問責角度看，古今中外有個規律，就是“多幹多錯，少幹少錯，不幹不錯”。一次我在美國調研時，一個美國市長跟我講起了這個，我一聽就樂了，説“你這話，中國也有。”這是當前治國理政中的一個大問題。
既然提出要構建“新型”政商關係，那我們得先看看改革開放40多年後的今天基層政商關係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實際情況。剛才我主要從民營企業家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當年他們得到了許多幹部的支持幫助，為此他們心存感激，也很感謝黨的好政策。但如果從幹部角度的看這個問題，情況就複雜多了。
當前，我們的幹部特別是地方、基層幹部面臨着雙重壓力。一方面是工資待遇差帶來的生活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工作上的壓力。“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上面千把錘，底下一根釘”，説的就是工作壓力。如今上面壓下來的工作特別多，要求特別嚴。
更具體地講，問責制和評價機制這兩項制度給幹部階層造成了巨大壓力，尤其是“一票否決”，如果其中任何一項搞不好，那一年辛苦就很可能白費了。10年前我就做過一個調查，當時瞭解到一個縣級政府全年各項工作中的“一票否決”事項竟有28項之多。
對於基層而言，上面更多是監督與懲罰。而如今基層工作，坦白説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後，基層的資源是不夠的。後來為什麼炒房地產，搞土地財政？都和這有關。幹部個人收入待遇不高，而工作上又面臨巨大的監督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他要怎樣才能做出成績？他能依靠誰？説實在的，很大程度上就要靠老闆。
我研究過幹部對老闆的需求，第一個就是招商引資，尋求他們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支持。南存輝是樂清市柳市鎮的人，但是正泰到樂清北白象鎮辦廠，這可是對北白象鎮的巨大支持；再比如李書福將吉利汽車的一些項目落户湖南長沙，那長沙政府是非常歡迎的。
第二，幹部還需要企業幫助維持一些日常工作。我們的政府要管的事很多，現在河有河長，街有街長。燈壞了、下水堵了等各種問題每天都是層出不窮，這種公共設施的日常維護都是由當地基層政府負責的。然而，政府的錢根本就不夠。政府的錢主要用於三塊——養人、辦公、辦事。現在很多基層政府的錢養人、辦公都不夠，更別提辦事了。路燈壞了要修，下水道堵了要通，這都要錢。所以現在很多市長、區長、鎮長、鄉長都是四腳朝天、焦頭爛額的。
我2017年國慶節長假期間曾跟蹤觀察過一個鎮長，跟他一起待了七天，觀察他怎麼生活工作。那七天裏，他仍舊忙得要命。一天我倆走過一座橋，他忽然扒着橋欄杆往下看，然後打電話。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説河裏有垃圾，而他正好是這段河道的河長。他馬上安排人打撈。問題是誰撈呢？那不還得花錢請人。
這個鎮每年基本支出至少需要8000萬，而收支缺口非常大。他那裏是鄉財縣管，鄉的收入構成是：市財政“切塊”3600萬，城建配套900萬，上繳税收按比例返還1900萬，這三塊主要收入相加不過6000多萬。還有一兩千萬的大口子要靠鎮裏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解決，否則公務員工資、辦公經費都無法保障。
我大發感慨：“你真有本事，我也是幹部，也是單位負責人，可你本事比我大多了！這麼大資金缺口，別説找了，嚇也把我嚇死了！”
這資金缺口怎麼補？能跟老百姓一家一家去要嗎？根本不可能！其中重要的解決之道就得靠聯繫企業！説白了，要靠老闆襄助。
第三個需求，如果説前兩個需求可以概括為“投資”和“贊助”，那麼第三個就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需要民企救急，比如，一些財政狀況特別不好的市縣到年底要求企業以提前交付税款的方式幫助政府彌補資金缺口。
第四個，就是補貼家用，這個我就不贅述了。
説漂亮話，説空話，大家都會。但在基層治理實踐中行不通。只要做事就要有錢，做什麼都要有成本，沒錢辦不了事兒。錢從哪兒來？相當一部分要靠商人。可以説，我們的政商關係、官商關係正在從原來的個人化的、有感恩意味的私人關係逐步向“體制化”演變。
·解決基層問題，不能光靠個人理想信念
觀察者網：要構建新型政商關係，必然是在當下的基礎上改進完善。您指出了當下存在的不少問題，能否再談談我們後續要如何改進？
**房寧：**第一，要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待遇，特別是基層公務員待遇。
你不能讓很多公務員當入不敷出的“自幹五”。我們黨很關心幹部，也想了不少辦法，但還不夠，要讓絕大部分公務員能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
我們在國際調研中研究過這個問題。新加坡對公務員待遇的處理就很科學。它拿公務員跟大企業相比，並乘以0.8的係數，比如大企業中層月收入10萬，相應級別的公務員就拿8萬——因為在新加坡相對而言，公務員工作穩定，承擔風險也要小些。
在我國公務員是個高風險職業，要承擔很多的責任，比如出了安全事故，就可能面臨被撤職的風險。既然是高風險職業，就要有相應的風險補償收入。月嫂工資為什麼那麼高？除了辛苦，也因為要擔負新生兒的安全責任。在我們的幹部待遇中肯定沒有這一塊。
有些幹部跟我私下聊過，他們最大的意見就是幹部在黨政機關和國企之間交流出現的巨大待遇差別。現在黨政領導幹部調任國企是常有的事，比如省級幹部被調到大國企當董事長，級別差不多，為什麼收入差距那麼大？！那麼中國要不要考慮把公務員待遇提高到和國有企業管理層相當的水平？
第二，財政要多向基層轉移下沉。
現在我們很多幹部想做事，想發展經濟，但時不時還得看老闆臉色。要想讓風氣好轉，除了提高公務員待遇，財政資金還要更多地下沉到基層，特別是縣這一級。這樣才更有利於構建新型政商關係、官商關係。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要不斷提醒、教育我們的幹部，要讓他們心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兩個一百年”的大目標。這些當然很重要，但光靠這個真的不夠。我們應當清楚地意識到，每天要面對這麼多現實的生活、工作難題，光靠個人理想信念是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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