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一國兩制”進入下半場，國家精神教育可以用這三部電視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2021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發佈，幾多“驚豔”，有亮點、有魄力，同時以更長的“附篇”對過去四年“施政”總體情況進行檢討和評估，試圖向香港社會解釋清楚這幾年香港變亂和變制的來龍去脈，對“一國兩制”新路向予以政策説明。這是特首林鄭月娥任內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具有政治總結和框架規劃的雙重意義。
10月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新聞發佈會上。圖自新華社
林鄭月娥自稱擔任特首是“人生最大挑戰”，並引述社會意見認為“一國兩制”轉入了下半場，需要有新的認知和作為。這份“施政報告”相對淡化了“民主發展”議題，凸顯了國安法制的體系化、民生議題的中心化與融合發展的戰略化。
無論是以“愛國者治港”重構香港民主，還是聚焦民生回應社會長期痛點，乃至嘗試戰略性思考跟上國家發展步伐，特首及其團隊一定都感受到了來自“一國”範疇的政治精神、政治倫理和政治方法的強大理性和影響力。
香港“一國兩制”正在經歷“下半場”關鍵性的內在結構轉型，“一國”凸顯，“民生”凸顯，“融合”凸顯。這些轉變得以順利完成的關鍵點，正是香港社會對真正的“國家精神”的理解與認同。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及進一步加強憲法與基本法教育，以及國民教育和價值觀教育，厚植“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和文化土壤。她甚至提及今年9月對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觀課經驗，計劃親自給“有興趣”的香港教師講解一堂有關“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中行政長官憲制地位和角色的示範課程。
“特首講課”，這在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屬於首次，折射了特首在思考和承擔《基本法》實施責任方面的新思考。
認真檢討回歸以來特首在基本法上的“全面責任”，尤其與以特首為核心的特區政治體制的規範預期相比較，既往作為過於自我節制以及受困於“四座大山”（立法會拉布、公務員抵制、司法複核壓制和社會運動夾擊）的制度性圍困，難有主動、自覺和突破性的政治承擔。
如今，制度性梗阻已然消除，社會民心轉型在即，轉型發展責任壓實，特首積極能動發揮關鍵治理領域的角色，正當其時。《施政報告》多次提及在國安、民生、融合發展中的特首責任及特首督導角色，更加凸顯真正的“行政主導”憲制自覺及其作為。這不只是林鄭個人的見解和責任，應當理解為“一國兩制”下半場的新制度條件下，特區政府形成的新的“施政倫理”。
推動“一國兩制”結構性轉型發展，並始終承擔對香港的最終保護和促進責任的，正是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多次提及的“中央”，即“一國兩制”中的“一國”。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因其屬於新事物，經歷了複雜轉型的探索過程，逐步從“井水不犯河水”式的放任治理變為“全面管治權”下的積極治理，以及在制度體系上尋求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
“兩權”正向有機結合並突出中央管治權的主導性和監督性，而不是“國防、外交”之外中央完全無權，放任香港以接近“完全自治”的方式自我治理，這是2012年以來中央治港方略的關鍵轉變。
這一結構性調整的法理準備現於2014年的治港白皮書，融合政策展現於2019年初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而制度體系的應急式立法和中央管治權的決定性進場則肇始於2019年年底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框架構想並迅速轉化為2020年的香港《國安法》和2021年的《新選舉法》，中央治港的體系化和組合拳思維正式形成。
新制度的引入，不再是基本法“釋法”形式的小修小補，也不是簡單寄希望於香港高度自治的放任治理，而是由中央新時代國家體制改革、戰略調整與香港角色再定位而展開的自上而下的自主性垂直立法，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結構性擴展。
這一擴展是新時代整體國家精神與民族復興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實際超出了香港社會的既有理解和習慣認知，超出了有關工作部門的固化政策思維和工作習慣，造成一種重新理解和適應的強大壓力。
事實上，這正是“一國兩制”下半場或2.0版的本質所在，是國家崛起、香港融入以及“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機統一的合理化進程。
無論是香港本地，還是有關工作部門，留戀“過去”並在熟悉和習慣的政策思路和工作方法中“周旋”是一種極其舒適的行為模式，甚至是政治經濟利益思考的慣常依賴，但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必須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國家安全、選舉安全、融合發展以及國家角色的主導性，並只有在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效制度保障的條件下，香港才能獲得國家持續性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以及在應對內外挑戰，尤其是本土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破壞時有足夠的制度力量自我保護。
走出既往的“舒適區”，香港再出發不是原地打轉，而是脱胎換骨，力爭在21世紀新全球化的大洗牌過程中不掉隊、有角色、有前途。
《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是大手筆，深港融合的政策導向是大戰略，深港聯合打造中國“技術主權”體系和先進生產力、先進制度文明的結構取向是大智慧，特首對此已有敏感領悟。但香港社會的精神轉型，包括產業思維轉型與青年價值觀轉型，仍有待時日。
《施政報告》展現了特首歷經“人生最大挑戰”之後的完整思考和表達，有團隊智慧，有中央政策啓發，也有個性化的發揮。政治人格與風格從來都是制度與個體複雜互動的產物，既需要作為制度人格的規範與專業化，也需要作為個體人格的血肉感和同情心。
特首在“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中起着溝通連接香港民眾和國家的關鍵樞紐作用。這不是林鄭的孤立角色，而是真正立足“一國兩制”完整架構和發展需求的香港公務員尤其是問責官員的共通角色。
夏寶龍主任多次提出的“堅定的愛國者”，其本質內涵不僅僅是要求“忠誠”上的堅定，更是要求服務人民上的“賢能”。《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管治團隊的建設原則是“能者居之”，屬於理解和領會了“賢能政治”的要義。
宏圖既展，行勝於言，現任特首任期有限，下一任花落誰家仍在競爭博弈之中，需按照制度規範和民主程序產出，需中央信任和香港社會認受。《施政報告》展現的“宏圖”不限於特首個人，而應當成為香港特區政府與全社會的共識與目標，這是香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一種正確理解和展開，也是中央制度與政策改革的合理指向與期待。
香港社會能否真正理解和適應這一“宏圖”並致力其中？抑或繼續從本土主義邏輯抵制這一轉型過程而蹉跎歲月，誤己誤人？這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大問題。
為這一問題尋求解法，是香港管治的真正難題。而理解和適應這一結構變化的關鍵正在於完整準確理解國家精神。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麼是“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大問題”或前提性問題在《基本法》範疇內無法充分求解，基本法也不具有所謂的“自足性”。
求解的路徑必須深入《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之中，甚至需要深入新中國史、黨史和中國文明史脈絡中。
香港要想從“漂浮”和左右為難的西式全球化城市轉變為立足中國文明和體制的、真正可持續的國際化大都市，其文明和政治的根脈就必須深植於中國自身，其從中國自身汲取文明和制度的養分越合理，其面向西方世界的底氣和優勢就會越大。
這是香港全球化角色的辯證法，智慧地依憑“一國”的基礎，不只是市場，還有文明和體制，香港的發展前景將是星辰大海。
《施政報告》中涉及“中央”和“國家”的頻率與篇幅明顯增多，對國家角色的有關表述也不再是簡單“恭維”和客套辭令，而是透出一種由衷的理解、感激、信任和嚮往。這或許只是香港“高層官員”在風險鬥爭與政治考驗過程中的覺醒成果，未必可以樂觀地代表香港整體社會的意見轉型。
《施政報告》並不樂觀假定香港社會已適應了新制度和新戰略，而是提出了在國安法制、民生政策、融入發展、青年支持以及教育、社會、文化領域的諸多具體制度議題和政策構想。
這些不是特首個人的“任務”，而是特首向全社會甚至下一任特首提出的積極倡議。社會的精神轉型與適應，關鍵在於理解真正的“國家精神”。而就國家精神的理解方式而言，既有的本地教育體系和文化體系顯然需要進行持續性的改革和調整。
就國家精神的文化產品載體而言，近些年製作的有關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可圈可點。今年是建黨百年，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成為香港社會一大熱點，但未必透徹、深入和入腦入心。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社會確實正在經歷“脱敏化”和“社會化”過程，這是理解國家精神的最重要的前提，2018年修憲之後，憲法第1條明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黨的領導成了國家憲法上國體構成的法權元素。
但香港社會理解國家精神還需要更加具體生動的文藝作品和溝通形式，需要適度的歷史化、事件化、故事化、偶像化和人格化，需要激活香港社會人心的歷史記憶和重新理解，需要打動青年人心的底層硬核而促其轉變。
我曾在多次涉港座談會和講座的過程中提出“國家精神”教育上最適合的三部電視劇，與內地社會的政治文化認同相比，香港社會的實際需求更為迫切：
**其一，《覺醒年代》。**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青春史，是科學民主精神的青年詮釋，是愛國進步的政治基因展現，也是中國現代性文化與政治品格形成的歷史裏程碑。
《覺醒年代》。資料圖
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主義，中華民族復興的集體責任，青年羣體的時代參與，以及美德與犧牲的規範品格，在其中豐沛、充盈及具有線條流動感。
1919年的中國，是巴黎和會上“最虛弱”的戰勝國，是列強俱樂部“秘密交易”的犧牲對象，是“弱國無外交”的典型例證。
但“覺醒年代”的鬥爭使得中國人民就此覺醒，先鋒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開啓了“新文化”啓蒙和民主運動的歷史進程，並尋求與工農羣眾的權利和解放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黨的理想性與紮根中國大地及服務中國人民的責任倫理做了有效的歷史奠基。由此，新文化擴展開來，青年羣體行動起來，人民“覺醒”了。
**其二，《跨過鴨綠江》。**這是新中國的國家精神奠基史。面對來自外部“第一強權”的主權和安全威脅，面對新中國政權的生死考驗，“跨過”的戰略決斷與戰爭經歷顯示了一種為了國家民族的整體生存和發展利益而勇於承擔及奮鬥犧牲的政治精神。
《跨過鴨綠江》。資料圖
這是立國精神，也是新中國堅定打破美國的“東亞大空間”，在二戰後國際體系間尋求最佳國家利益與安全保障的超強集體意志和堅定實踐行為。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尊嚴、人民信心和發展機遇期由此獲得。
而在象徵意義上，2020年的香港國安法也是一次“跨過”行為，民族復興就是在一次次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的“跨過”行為中穩健前行並光亮日顯的。
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1950年在《大地的法》中曾悲嘆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法秩序的崩塌和美帝國式的自由國際法秩序的霸權降臨。施米特是代表德國的悲嘆，而新中國則選擇了正義鬥爭。
1950年的美國霸權登峯造極，聯合國體制初生無力，被美國操控，國際正義無從維持。“抗美援朝，保家衞國”展現了新中國為民族復興長期利益計以及為區域和平長期利益計而進行的國際法鬥爭。
《板門店停戰協定》既是志願軍戰鬥犧牲的直接成果，也是這一斗爭的國際法成果，但更關鍵的是新中國由此奠定國際地位和政治正當性，贏得人民更深切的支持，造成內外敵人的戰略恐懼，為後續的長期和平與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地緣和國際政治條件。
由此，畏懼西方列強的“長期自卑感”消失了，新中國“立住”了，真正站起來了。
**其三，《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是新中國“前後三十年”的轉型史，也是改革開放和融入國際主流體系的建設史。這是國家從“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的政治結構轉型，是國家精神重心的內在調整，但不屬於“另起爐灶”的斷裂式革命。
對“前三十年”而言，內部反覆闢和外部反干預是新生政權的生死命題，是無法迴避的極端挑戰，在體制和鬥爭方法上有諸多的應變思維和特殊管理機制，但也兼顧了國家常態制度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資料圖
“前三十年”打下的國家制度基礎、外部和平環境以及內部工業條件，成為改革開放的關鍵前提。1970年代初，中國開始考慮戰略性地重構與美國及西方的關係，並爭取更加獨立自主的政策立場和有利於我國的國際政治環境。
粉碎“四人幫”之後，國家政治路線和經濟戰略面臨結構性檢討和調整，鄧小平以其對新中國國家精神的透徹理解以及民族復興的方法路徑的獨立思考，推動國家轉向了改革開放的新格局和新秩序。改革開放也為香港問題的和平解決及“一國兩制”的制度實現提供了最有利的政治條件。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運動式治理弊端叢生，民主法治需要規範建立，人的權利和發展需要制度保護，因而需要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這是“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精神及其路線的基本歷史背景和理性邏輯，它與“前三十年”在黨的領導、社會主義與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層面並無差異，但在如何實現具體路徑和方法上存在重要的調整甚至創新，並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以“前三十年”為歷史基礎和政治基礎的，又構成2012年以來，新時代一切改革及民族復興全盤事業的關鍵前提和基礎，前後相續，始終保持政治體制的穩健性和制度改革、經濟發展的創新性的有機結合，堅決拒斥了蘇聯式的“顏色革命”崩潰之路，也遏制了回到之前體制的“老路”，真正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民族復興的時代要求向前探索。
香港“一國兩制”的戰略謀劃來自“前三十年”，但其具體成形和結出碩果是鄧小平時代的獨特政治成果，並對中國整體的現代化與國際化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
改革開放有學習西方先進經驗的一面，有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規範發展的一面，但這一切改革元素都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範疇內有序、理性展開的。
對鄧小平路線的理解必須結合“前後三十年”的連續性邏輯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化發展進行，任何簡單向左或向右的片面化解讀和扭曲都是有悖於改革開放精神及其民族復興完整邏輯的，也不能在當代事業中取得共識。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有助於香港社會完整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原則和限度，以及背後的國家精神的完整譜系與核心元素。經由改革開放，中國穩住了，中國發展了，中國具備了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真正自信和實力。
香港特區政府因應國家精神理解的強烈需求，已將《覺醒年代》和《跨過鴨綠江》引入香港電台及公共文化空間，實際上《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也可做相應引入。但僅僅引入傳播是不夠的，還需要組織一系列的社會討論、觀影分享、課堂教學、課題研究以及學術評析，使之成為香港公共文化的有機的新元素，將國家精神和國家角色深刻植入香港文化生態之中，以彌補“一國兩制”在香港長期以來的“國家”角色缺失。
新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重新劃分了學習板塊和內容，確定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以及“互聯互依的當代世界”，更新調整了課程指引，提供了示範性教學課件，並規定了內地考察教育環節，其與上述經典歷史劇及新時代精神切合攸關之處極為繁密，正可轉化運用。
在此長時段歷史敍事與社會教育的基礎上，“一國兩制”的話語權和社會認同才能穩固建立，而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制度精神和發展邏輯才不是“突兀”的，而是其來有自，是中國文明與現代歷史合邏輯的當代發展。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而對“序章”的準確理解和運用，是中國文化與歷史的“擅長”所在，也是智慧所在，“一國兩制”的轉型發展不可能脱離這一“大邏輯”。
總之，香港“一國兩制”合乎時代和理性要求地轉向了下半場，面對鉅變時刻的一切鄉愁、幽怨或喜悦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呈現，但“一國兩制”朝向“國家”、“民生”、“融合發展”方向的決定性轉型不可逆轉，而民主發展所需要的制度和社會條件也將因為上述轉型的有效完成而更加完備。
2021年的《施政報告》可以是香港“一國兩制”的一份歷史性文件，因為它承載了中央的政策啓發、特區政府的轉型思考和香港社會的再出發構想，雖在一時之間未必構成香港全社會心悦誠服的整體共識，但其強大的歷史敍事、政治判斷、政策自覺和國家精神理解，以及對民生與發展的透徹思考，卻是香港迴歸以來前所未有的。
香港“一國兩制”正在深化轉型，國家精神的完整理解和轉化仍需深入，並構成“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和實踐新路向的基本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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